湛中乐 韩春晖:论大陆公立大学自治权的内在结构

——结合北京大学的历史变迁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39 次 更新时间:2006-04-26 23: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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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中乐   韩春晖  

  

  「内容提要」要真正解决司法介入大学自治权的限度问题,必须深入研究大学自治权的内部关系,即大学自治权的内在结构。大学自治权的内在结构中包含了学术自由权(利)和行政管理权(力)两种基本要素,两者有很大的差异性,也有很强的关联性;两者既可以是协调一致的关系,也可以是冲突紧张的关系。当两者冲突紧张时,大学自治权就难以真正保障学术自由。北京大学的历史变迁表明,大学自治权的内在结构经历了一个从均衡——失衡——均衡——新的失衡——新的均衡——新的失衡的过程。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说,大学自治权的内在结构的未来发展应当走向均衡化,而教育法治是确立博弈规则、保障公平博弈、使大学自治权内在结构走向均衡化的推动力。

  「关键词」高等教育管理/大学自治权/学术自由权/行政管理权/教育法治/均衡化

  

  一、问题及其分析路径

  

  1999年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又一次使北京大学这一经历了百年沧桑的名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注:1996年1月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会议对包括刘燕文在内的29名博士学位申请者的学位论文等进行全面审核。对刘燕文博士学位论文的审核,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最终以无记名方式投票,由于6票赞成,7票反对,3票弃权,赞成票未过全体成员半数,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据此作出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定。北京大学也就据此不予颁发刘燕文博士生毕业证书,而只发给博士结业证书。1999年9月,刘燕文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北京大学及其学位评定委员会,要求北京大学为其颁发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要求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在合理的时间内对其申请重新评议并作出决定。一审法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判决被告北京大学在判决生效后两个月内向刘燕文颁发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责令被告北京大学在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对是否批准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议审查后重新作出决定。此案上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后,二审法院以原审法院未能查清诉讼时效问题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海淀区法院在重申中以原告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原告再次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维持原裁定。详情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1999)海行初字第103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00)一中行终字第43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00)海行初字第157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01)一中行终字第50号。)该案件的意义早已超越案件本身,不仅引发对整个教育体制的反思,而且对整个教育法治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该案所引发的广泛讨论中,司法审查与大学自治的关系问题成为了其中的焦点之一。一审法院判决北京大学应在两个月内颁发给刘燕文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并在三个月内对是否授予他博士学位予以重新审查。(注: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1999)海行初字第103号。)这其中就涉及到两种大学自治权:其一是北京大学颁发博士毕业证的权力;其二是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颁发博士学位的权力。关于第一种权力是否可以接受司法审查的问题,并未出现太多不同意见。但关于第二种权力是否可以接受司法审查的问题,却激发了广泛讨论。刘燕文在起诉状中,曾请求法院直接判决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颁发给他博士学位证书,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经代理人提议,改为请求判决撤销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关于不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对他的申请重新进行审议并作出决定。一篇论文是否达到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这种问题当然属于学术认定和学术裁量问题。假如前一个诉讼请求成立,就必然会导致司法权干预学校教育自主权的问题,所以遭到一些学者的明确反对。(注:如1999年12月21日北京大学法学院的一次学术沙龙中,贺卫方教授明确指出:“对于这起诉讼,我曾经有一点顾忌,那就是,担心外部权力借此机会,以司法的名义干涉大学的独立,对学术自由与独立是否会产生某种不良的影响。”(参见湛中乐。高等教育与行政诉讼[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61)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利明教授认为,在刘燕文诉北大一案中,“法院在做它力所不能及的事情,通过司法救济来维护公民的权利是很重要的,但对学术论断,司法最好不要介入。学术评价应该是高校自主决定的。法院判决要更改学术委员会得出的学术判断,不仅妨碍了高校自主权,也是对学术自由的不尊重。”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胡锦光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劳凯声教授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这次司法介入是有限的”,“只是对授予学位的程序是否合法进行了判断,并未对学术水平进行判断,应该说没有侵犯到学术自由。”参见郑琳:“刘燕文诉北大一案判决,引起专家学者展开激烈探讨”,载于《中国青年报》2000年1月9日;徐建波、胡世涛:“学位之争能够启动司法程序”,载于《检察日报》2000年1月10日。)但是,“高校自主管理权的合法性,不等于其具体管理行为的合法性。高校自主管理权能否得到公正、合理的行使,还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正当程序来保障。”(注:秦惠民。高校管理法治化趋向中的观念碰撞和权利冲突。中国教育法制评论(第1辑)[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64.)可以说,法院介入高校的自主权是无可非议,而应该更多考虑的问题恰恰是——法院可以介入到何种程度?以及如何把握介入的“度”?这正是我们之前的讨论和研究中比较欠缺的方面。

  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理清两种关系。其一是大学自治权的外部关系。也就是要理清大学和政府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界线所在,明确大学自治的空间和大学自治权的范围。其二是大学自治权的内部关系。也就是要理清大学自治空间的不同事项的差异,确定哪些事项会影响到学术自由,哪些事项不会直接影响到学术自由,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两种关系中,外部关系决定了内部关系并对后者产生一种联动影响,进而能够调整和改变与之不适应的内部关系。而后者在努力适应外部关系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并对前者产生一种有限的反向作用。在我国,第一种关系基本上由法律来明确,而且现有法律也已经相对明确,对其进行调整和改变主要依赖于立法活动和司法解释,相关研究已经比较深入。而第二种关系基本上不能通过法律来明确,而且现有法律和学校内部规章都没有明确,对其进行调整主要依赖于学校自身的活动,相关研究还非常欠缺。在刘燕文诉北大一案中,上述两种权力都是属于大学自治权的范围,却引发不同的反应,法院也给予了不同的回应,也昭示着两者之间存在差异性,其关系属于第二种关系。所以,着眼于彻底解决司法审查的界线问题,本文将关注的重点放在第二种关系,并把它理解为大学自治权的内在结构。

  所谓“结构”,是指“物质系统内各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注:夏征农。辞海(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1317.)在自然辩证法中,它同“功能”相对,组成一对范畴。“物质结构多种多样,可以分为空间结构和时间结构。任何具体事物的系统结构都是空间结构和时间结构的统一。”(注:夏征农。辞海(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1317.)可见,任何事物的内在结构都有两种维度:其一是空间维度。体现为事物内部各要素是可分的,既有独立性,也有关联性,能够呈现一定比例而相互共存,是一种平面的相对稳定性。其二是时间维度。体现为事物内部各要素存在关联性,能够互相作用、调整和改变,从而使事物的整体结构在时空中呈现一种变化,是一种纵向的相对不稳定性。本文正是以北京大学为例,从空间和时间这两种维度来考察大陆公立高等学校自治权的内在结构,进而提出了自治权内在结构均衡化的时代命题,并在这一命题之中,来论证并凸显教育法治对于大学自治的时代意义。即它是确立博弈规则、保障公平博弈、使大学自治权内在结构走向均衡化的推动力。

  

  二、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关系

  

  (一)大学自治权与大学自主权

  大学自治是大学最悠久的传统之一,它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传统的大学,无论它的经费来自私人捐赠还是国家补助,也不管它的正式批准是靠教皇训令、皇家特许状还是国家和省的立法条文,学者行会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其必要性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同。但是,对于大学自治内涵的界定,学界并不完全一致。有的认为,“其实是指内部事项。譬如,大学的组织、大学的课程、大学的人事、大学内部经费的运用、大学的发展方向等,应由大学自行订立规范,自行运作,在法律范围内,国家不得加以干预。”(注:贺德芬。学术自由与学术伦理间的疏离和依附。大学法研讨会论文集[C].台北:东吴大学法学院,1998:91.)有的认为,大学自治权指大学内部人员自主性治理校务之权利,由大学内之校长、教师、学生与职员共同‘治理校务’“(注:林世宗。落实宪法保障大学学术自由与自治权。大学法研讨会论文集[C].台北:东吴大学法学院,1998:17.)有的认为,大学自治一般是指大学应当独立地决定自身的发展目标和计划,并将其付诸实施,不受政府、教会或其他任何社会法人机构的控制和干预。还有的认为,大学自治是指大学可以自由地治理学校,自主地处理学校的内部事务,最小限度地接受来自外界的干预和支配。

  尽管表述各不相同,但综合来看,大学自治应当满足以下三个基本要求:一是大学治理的主体应当是大学自身内部的力量,可以是校长、教师和学生,但不是国家、社会或学校以外的其他组织;二是大学治理的内容是高校内部的事项,主要包括学术上的自由和管理上的自主;三是治理的目标是保障学术活动只服从真理的标准,而不服从任何学术伦理之外的约束。需要指出的是,“大学自治”不完全等同于“大学自治权”。前者主要强调一种理念和制度,而后者是这一理念和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它的集中体现,是它的核心要素。两者之间具有一种逻辑的关联性和一致性。当然,在成熟的法治社会,大学自治一般都会直接地反映在一国的法制建设中,体现为一种法律上的大学自治权。此时,“大学自治”和“大学自治权”可以说是同一事物的“一体两面”。

  在我国大陆的教育法制中,没有采用“大学自治权”的概念,而是采用“自主权”的概念。必须承认,我国大陆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不等同于西方传统的大学自治权,它的提出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特定的内涵。但是,两者在功能和精神上存在着一种内在的一致性。两者的演化过程呈现相向而行的态势,目的都是寻求一个合理的“度”,从而使得政府与高校及社会的关系协调与平衡。可见,两者都是力图保持大学的适当自治空间,进而在制度上来保障和实现“学术自由”的根本理念。正是基于此,本文秉承求同存异的精神,将两者暂且统于“自治权”这一概念之中进行阐述和分析,避免语义变幻造成的思维之混乱。因此,从功能意义上来说,我国大陆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实际上是法律所赋予的一种大学自治权。

  我国大陆公立大学的自主权主要体现在《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中。根据这两个法律的有关规定,(注: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2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33-38条,第41条、第42条。)我国大陆公立大学自治权的内容大致包括以下七类:

  1.招生:制定招生方案,调节招生比例。

  2.教育教学:设置学科、专业,制定教学计划、选编教材、实施教学。

  3.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社会服务,科技交流合作,决定授予学位。

  4.机构设置,配备人员。

  5.教师管理:聘任教师,评聘职务,调整工资津贴,实施奖励或处分。

  6.学生管理: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颁发证书。

  7.经费使用:管理、使用各种财产和经费。

  这些规定表明,我国大陆公立大学的自治权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自治的主体中没有教授,也没有学生;(注:关于大学办学自主权主体的表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是“大学及其他教育机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有关条文中是“高等学校”和“学校校长”。可见,这些自主权并没有赋予给教授和学生。)二是自治的范围也不仅仅限于学术自由事项,还包括许多内部行政管理事项;三是学术自由的事项和内部行政管理的事项界线不清,统一于自主权之中,法律上没有对两者区别对待,更没有对前者着重对待。这种状况导致自治权的内在结构不清楚,主体不明确,司法审查的范围自然也就难以确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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