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岚:孟郊与贾岛:寒士诗人两种迥然不同的范式

——试论闻一多的中唐诗坛研究及其学术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48 次 更新时间:2015-11-23 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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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岚  

在闻一多所有的唐诗专题研究中,属于中晚唐作家的只有三篇,大历十才子与盛唐接壤,孟郊属中唐,贾岛则与晚唐相交。与闻一多对初盛唐诗歌的研究工程相比,他的中晚唐研究规模似乎太小,而就在这有限的篇幅中,著名的两大流派领袖韩愈和白届易几乎未占席位,而向来并称的“郊寒岛瘦”却各有专论,自有辨析,从其文学史家的角度而言,是颇有深意的。

欧阳修《六一诗话》认为:.“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喜为穷苦之句。”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甚至将孟郊贬之为“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而闻一多却指出孟郊诗歌的主要特点在于两方面:一是“写实”,二是“敢骂”(1),对孟郊之穷愁,他揆之以“真”而颇多肯定。一般的文学史论著,都多奉“现实主义”之说,而以白居易接武杜甫,闻一多却敏锐地指出杜、白之异,从而也发现了孟郊作为继承者、师法者的特有取向。他认为孟郊的写实颇同于杜甫而异于白居易。闻一多在谈到《箧中集》作者时曾经指出:

他们首先调整了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认定了诗人的责任,这种精神在中国诗坛是空前绝后的。……中唐承继这派诗风的有孟郊和白居易两人。但白居易仅喊喊口号而已,《新乐府>之外,其他作品跟人生关系无多大联系,他的成功是杂体诗(如《长恨歌》和《琵琶行》)和闲适诗而不是社会持。只有孟郊是始终走着文学与人生合一的大路。(2)

白居易亦有大量反映现实,表现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由于讽喻诗的创作是旨在“为君、为臣、为事而作”,其“干政”的理性意义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故而闻一多认为它们只是“在朝居官任内写的一些宣扬政教的政治文献而已”,是有意的创作而非感情的自然流露,虽不乏尖锐深刻,却毕竟隔靴搔痒,总缺乏一种有血有肉的感人的力量。而“孟郊并没有做过成套的‘新乐府’,他如果哭,还是为他自身的穷愁而哭的次数多,然而他的态度,沉着而有锋棱,却最合于一个伟大的理想的条件”(3)如用白居易本人所拟的“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定义,其讽喻诗固以义见长,却终乏感同身受之情;而孟郊一生穷愁潦倒,历尽酸辛,他的诗歌却是穷愁生活的实录。如《答友人赠炭:“青山白屋有仁人,赠炭价重双乌银。驱却坐上千重寒,烧出炉中一片春。吹霞弄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欧阳修评之曰:“非其身备尝之,不能道此句也。”(《六一诗话》)极确。又如《秋怀》其二;“秋月颜色冰,老客志气单。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席上印病文,肠中转愁盘。疑虑无所凭,虚听多无端。梧桐枯峥嵘,声响如哀蝉。”写自己毕生奔波仕途的失意遭遇和晚境的穷愁困苦,极为凄凉哀怨。其他如“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借车》),“秋至老更贫,破屋无门扉。一片月落床,四壁风人衣”(《秋怀》)等等,皆为“身备尝之”之语。即使是代百姓立言的诗也因有亲身体验而写得格外动人,如他的《寒地百姓吟》写寒地百姓在冻馁难熬之际的反常心理:“寒者愿为蛾,烧死彼华膏。华膏隔仙罗,虚绕千万遭。到头落地死,踏地为游遨。游遨者谁子,君子为郁陶。”为取片刻温暖居然愿意变为扑火飞蛾,可见生不如死之惨痛!然更惨痛者是求死竟不能!将贫苦百姓生死两难的可悲命运写得如此人木三分,悱侧动人,试将之与韩愈《苦寒行》中对鸟雀受冻心理的描写作一比较:“啾啾窗间雀,所愿晷刻淹。不如弹射死,却得亲炮燖。”构思亦可谓新颖奇僻,却不如孟诗表现得那么悲愤,那么能引起人们共鸣,原因即在于寒地百姓的感受,孟郊亦曾身备尝之,就象杜甫那些出于颠沛流离的生活感受和自然流露的真实感情的诗歌一样,孟郊的诗也不是有计划地“做”出来的。曾讥笑孟郊为“寒虫号”的苏轼倒是说了几句实在话:“我憎孟郊诗,复作孟郊语。饥肠自鸣唤,空壁转饥鼠。诗从肺腑出,出则愁肺腑。”(《读孟郊诗二首》)正因为如此,闻一多对于唐代写实诗的发展提出他的看法:

孟郊是以毕生精力和亲身感受用诗向封建社会提出的血泪控诉,他动人的力量当然要超过那些代人哭丧式的纯客观描写,它是那么紧紧扣人心弦,即使让人读了感到不快,但谁也不能否认它展开的是一个充满不平而又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真实世界,使人读了想到自己该怎么办。所以,从中国诗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我认为最能结合自己生活实践继承发扬杜甫写实精神,为写实诗歌继续向前发展开出一条新路的,似乎应该是终生苦吟的孟东野,而不是知足保和的白乐天。

闻一多对白居易的评价或许偏低,但却强调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感情是诗歌创作的命脉,并以此作为判断诗人创作成就的标准,肯定了感情抒发之“真”要高于理性制约之“善”,也坚持了文学的本原在于情,而非“干政”之偏于“理”,正是他“求真”原则的体现。

然而孟郊的写实又不同于杜甫,因为他“敢骂”:

孟郊一变前人温柔敦厚的作风,以破口大骂为工,句多凄苦,使人读了不快,但他的快意处也在这里,颇有点象现代人读俄国杜斯妥也夫斯基的那种味道。

孟郊的敢骂仍源于他生活的穷苦,“惟其生计艰难,故入世最深,深情进发,形成他愤世骂俗的突出风格”。他咒骂世道不古:“因冻死得食,杀风仍不休。以兵为仁义,仁义生刀头。刀头仁义腥,君子不可求。波澜抽剑冰,相劈如仇雠。”(《寒溪九首》其六)他骂人心险恶:“今人表似人,兽心安可测。虽笑未必和,虽哭未必泣。面结口头交,肚里生荆棘。”(《择友》)或怨天尤人:“古若不置兵,天下无战争。古若不置名,道路无蹊欹倾。太行耸巍峨,是天产不平。黄河奔浊浪,是天生不清。”(《自叹》)或怒斥今古:“古詈舌不死,至今书云云。今人咏古书,善恶自宜分。秦火不爇舌,秦火空爇文。所以詈更生,至今横氤氲。”(《秋怀》)皆能对人情世态作大胆揭露和激烈抨击。“韩昌黎称他这种骂风叫‘不平则鸣',可见他在继承杜甫的写实精神外,还加上了敢骂的特色,它不仅显示了时代的阴影,更加强了写实艺术的批判力量,这和后来苏轼鼓吹的‘每饭不忘君父'的杜甫精神显然是对立的”。

闻一多论证了孟郊诗敢骂的原因、特点和作用,它既不同于白居易出于改良社会之目的而作的理性分析,也不同于杜甫出于致君尧舜之目的而发的感叹劝告,而颇类于十八、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由愤懑不平而发泄、批判。闻一多对这种批判力量给予很高评价,他曾在鲁迅先生追悼会上说:“唐朝的韩愈跟现代的鲁迅都是除了文章以外还要顾及到国家民族永久的前途,他们不劝人作好事,而是骂人叫人不敢做坏事。”(4)这种战斗反抗的态度正是批判现实主义的精华,也是孟郊始终坚持“文学与人生合一”,并“沉着而有锋棱”地“为写实诗歌继续向前发展开出”的“一条新路”。一般论述韩孟诗派多从其奇险寒涩处着眼,闻一多却看到了奇险寒涩的深层原因,并肯定了以“敢骂”的冷峻笔调揭示社会丑恶的力量:

谈到孟郊,我于是想起所谓好诗的问题。孟郊的诗,自从苏轼以来,是不曾被人真诚的认为上品好诗的。站在苏轼立场上看孟郊,当然不顺眼。……苏轼可以拿他的标准抹杀孟郊,我们何尝不可以拿孟郊的标准否定苏轼呢?即令苏轼和苏轼的传统有先权占用“诗”字,好了,让苏轼去他的,带着他的诗去!我们不要诗了。我们只要生活,生活磨出来的力,象孟郊所给我们的。是“空螯”也好,是“蛰吻涩齿”或“如嚼木瓜,齿缺舌敝,不知味之所在”也好,我们还是要吃,因为那才可以磨练我们的力。

此乃1933年7月为减克家新诗集《烙印》所作序中一段,并非古典文学专论,对苏轼的评价也非学术定评,自然有其特定时代和环境的要求、认识和意义,但仍可反映出闻一多对生活与诗的关系的一贯主张,如果说,强调真生活、真感情是其“求真”原则的体现的话,那么,强调对现实批判力,生活磨练出来的力,未尝不可看作其“求善”原则的运用了。

除了“写实”与“敢骂”的主要特点之外,闻一多还注意到了孟郊诗中显示出来的宋诗的先兆,他从唐音和宋调转接的角度,论述了孟郊诗的创新之处。

一是写实炼意的诗境。闻一多指出:“古今中外诗境当不脱唐宋人所造的两种境界,前者是浪漫的,后者是写实的;唐人贵融情而宋人重炼意,所谓炼意,即诗人多谈哲理的作风。”他举孟诗《听蓝溪僧为元居士说维摩经》:“……空景忽开霁,雪化犹在衣。洗然水溪昼,寒物生光辉”云:“此写雪景,亦反映孟郊的心境,东坡等喜学此格。”又《访嵩阳道士不遇》句“日下鹤过时,人间空落影”云:“是双关语,宋诗格调发源于此,”又《桐庐山中赠李明府》句“千山不隐响,一叶动亦闻”云:“写极静境界妙极。”皆已具宋诗融理于境的特色。

一是上一下四的句法。杜甫已有“以文为诗”之举,韩、孟继之,其表现之一就是改变诗的组合结构和节奏而汲取散文句式,上一下四的句法即为代表。孟诗《怀南岳隐士》颔联云:“藏千寻瀑布,出十八高僧。”‘闻一多指出:“在句法上创上一下四格,打破前例,使晚唐和宋人享用无穷。黄山谷(庭坚)赞东坡有句云:‘公如大江楚,吞五湖三江。,即用此格。”这又是在寻求江西诗派最重视的句法源头了。为造成瘦硬拗峭之美,江西诗派亦常打破诗的自然节奏,而孟郊这种“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韩愈《荐士》)的硬语之力,正好成为这种语言取向之先导。黄庭坚即喜用此格,除上引诗外,《题竹石牧牛》中“石吾甚爱之”亦是。

一是丑中求美的手法。闻一多指出孟郊《怀南岳隐士》第二首颈联“枫梩榰酒瓮,鹤虱落琴床”云:“这又是向丑中求美的表现,后来成为宋诗的一种重要特色。”

这种丑中求美的手法乃中国艺术的最大特点之一,其实在《庄子》中即已存在。庄子认为美丑具有相对性,《齐物论》说:“厉与西施,恢恑忄矞怪,道通为一。”《山木》中则有“逆旅小子”以丑妾为贵,美妾为贱的寓言。由美的相对性进而发展为“臭腐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知北游》)的相互转化论。他也确实创造了一系列化丑为美的形象,如《人间世》中的支离疏,形体支离不全,却与丑木一样得“终其天年”;《德充符》中有鲁国的兀者(被刖足)王骀及另一兀者叔山无趾、卫国的哀骀它,都属“才全而德不形者”。哀骀它“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曰:‘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者,十数而未止也。”原因在于“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这种丑中求美的手法发展到中唐韩、孟等人,常将一些丑陋可憎不宜入诗的事物写得想落天外,生动有趣,如韩愈的《陆浑山火》、《苦寒》、《嘲鼾睡》等等,给人以极强烈的印象。孟郊亦早在建中元年所作的《往河阳宿峡陵寄李侍御》诗中即已表现出以丑怪求美的倾向,他的写景状物皆不以圆融为美,而颇见怪怪奇奇。但相对于韩愈的狠重怒张、神奇鬼怪、匪夷所思而言,孟郊的丑中求美更具枯好槁瘦劲、阴僻冷峭的特色,也更贴近日常生活。如《秋怀》之五:“病骨可剸物,酸呻亦成文。瘦攒如此枯,壮落随西曛”、之九:“冷露多瘁索,枯风晓吹嘘。秋深月清苦,虫老声粗疏”、之十三:“日中视餘疮,暗隙闻绳蝇。彼嗅一何酷,此味半点凝”、《吊卢殷》之九“久病床席尸,护丧童仆孱。故书穷鼠啮,狼藉一室间”《偷诗》“饿犬酢枯骨,自吃馋饥涎”、《戏赠无本》之一“瘦僧卧冰凌,嘲咏含金痍……有时踉跄行,人惊鹤阿师”、《京山行》“众虻聚病马,流血不得行”等等,日常生活中琐屑不雅的情事在他笔下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这自然与孟郊坚持以真生活真感受为诗,多抒其穷愁困苦有密切关系。恰恰是孟郊这种贴近日常生活的丑中求美的手法在宋人诗中得到更广泛的运用。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等人将这块唐人还未及充分开拓的领域大大扩展,尤以梅尧臣为突出。钱钟书曾指出:“他要矫正华而不实、大而无当的习气,就每每一本正经的用些笨重干燥不很像诗的词句来写琐碎丑恶不大入诗的事物。”(5)诸如破庙、丑妓、虱子、跳蚤,甚至乌鸦啄食厕中蛆等等,宋诗好为新奇,力避陈熟的风气恰恰在韩孟诗派的丑中求美中找到了一条可供发展的途径。

孟郊已如上述,对与之并称的贾岛,闻一多从另一新的角度给予评价。

贾岛并非大诗人,对后代影响却颇大,正如闻一多所指出的:贾岛“是唐以后各时代共同的贾岛”(6),因此对他的研究便极具代表性。那么,贾岛的诗歌究竞有何特征?他为什么会在那个时代出现?他何以在文学史上有如此影响?闻一多通过层层剖析,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

他首先生动地描述了贾岛诗产生的诗坛背景及其诗歌特征:

这像是元和长庆间诗坛动态中的三个较有力的新趋势。这边老年的孟郊,正哼着他那沙涩而带芒刺感的五古,恶毒的咒骂世道人心,夹在咒骂声中的,是卢仝刘叉的“插科打诨”和韩愈的宏亮的嗓音,向佛老挑衅。那边元稹、张籍、王建等,在白居易的改良社会的大纛下,用律动的乐府调子,对社会泣诉着他们那各阶层中病态的小悲剧。同时远运的,在古老的禅房或一个小县的廨署里,贾岛、姚合领着一群青年人做诗,为各人自己的出路,也为着癣好,做一种阴黯情调的五言律诗。

这里且不说对中唐诗坛三派概括的独到性(下文对此将有论及),光看其对贾岛诗歌特征的归纳,就是极为精要的:作者——青年人;环境——古老禅房或小县廨署;目的——自己的出路和癖好;题材——远离社会的个人世界;体裁——五律;情调——阴黯。

接着,闻一多提出了三个问题:“贾岛和他的徒众,为什么在别人忙着救世时,自己只顾做诗”?“为什么单做五律”?“为什么老是那一套阴霾、凛冽、峭硬的情调”?《贾岛》全文就是对这三个问题的解答,而在这剥茧抽丝的解答过程中,闻一多不仅向我们展示了“整个的贾岛”,也为我们总结出文学史发展的重要规律。

对第一个问题,闻一多归结为“旧中国传统社会制度下的正常状态”,只有像韩愈、白居易那样或已成名或已通籍,才在权位上有说话做事的机会和责任;而像贾岛这样没功名没宦籍的青年人,是不可以越俎代庖去肩负对国家社会的崇高责任的。要想取得这种资格,只有拼命做诗以混得及第得官。虽说从整个唐代社会而言,仕进是士人的唯一出路,且科举又是步入仕途的最好阶梯,但盛唐时代科举并不限于以诗赋取士,有设非常之科以待非常之举的制科,有征辟、荐举等选拔人才之法,故盛唐士人普遍具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自负自信,他们不必都去挤科举那座独木桥,而怀着像李白那样羞与群鸡争食,希冀以布衣直取卿相的宏伟抱负。然而安史之乱后,随着唐王朝官僚机构的日益庞大腐败,以门第勋位得官者日益增多,寒士的进身之阶却越来越险仄,他们的出路几乎只有科举一途,在这座越来越窄的独木桥上,他们不拼命做诗以求一搏,还能有什么出路?即使已成名的白居易,在回忆自己入仕途中的艰难情状时也不无感慨:“二十年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席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瞥瞥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也,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所致,又自悲矣。”(《与元九书》)又何况“时运不济”的贾岛们呢?“只好做一辈子诗”了。“为责任做诗以自课,为情绪做诗以自遣。贾岛便是在这古怪制度之下被牺牲,也被玉成了的一个”。“老年人中年人忙着挽救人心,改良社会,青年人反不闻不问,只顾躲在幽静的角落里做诗”,从这个今天看来“新奇”,在封建社会却是“正常”的社会现象中,闻一多挖掘出了产生贾岛们的社会制度的根源。

第二个问题其实与第一个相关,还是一个士人出路的问题。“做五律即等于做功课”,这真是对贾岛诗歌体裁运用目的的最中肯的说明。当然,除了“做功课”这个最主要的目的之外,体裁本身所具特征也是贾岛为何多写五律的原因。与五古的便于议论,乐府的便于叙事相比,五律更便于写景、寓情,或者说更便于营造一种氛围,表达一种感官的感受,而这与贾岛的诗歌创作目的和诗歌风格情调也是密不可分的。

闻一多提出并回答的这两个问题,初看来似乎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进身与科举之关系,但他却非泛泛而谈,而是就中晚唐这个特殊阶段寒士的人生之路与诗歌创作的关系,从创作背景到创作目的到选用体裁之间的前因后果都作了严谨的分析论证。

对第三个问题的解答应是本文的重点,贾岛“做诗为什么老是那一套阴霾、凛冽、峭硬的情调呢?”闻一多宗教文化、审美意识和世纪末心态等方面对此展开了他独有的历史文化研究,并得出了迥异于前人而又令人信服的结论。他将贾岛诗中这种阴冷峭硬的情调归结为“人生的半面”,是一种“属于人生背面的,消极的,与常情背道而驰的趣味”,是对“那荒凉得几乎狞恶的‘时代相”'的写真,总之,是对人生消极面、黑暗面、丑陋面的探索,它的特征是题材的狭小精致和情调的阴暗僻苦,举凡哀蝉行蛇、湿苔树瘿、孤鸿怪禽、寒夜黄昏都是他人诗的好材料,而孤独冷寂、恐怖悲泣则是其诗境常有的氛围。当然,对于上述特征,宋代苏轼即已用“郊寒岛瘦”予以概括,但闻一多却从更广泛的角度对其形成原因及其价值作了探索和肯定。

先从宗教文化的角度,说明贾岛诗风与其早年禅房教育的渊源关系。禅宗在大历间已得到士人青睐,到元和间更是盛行于世。它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是对士人生活和诗歌题材的影响,在《王绩》一文中,闻一多即指出:“中唐以后,士风大变,大部分读书人为了生活出家为僧,便产生了歌颂僧侣生活的诗歌,贾岛应运而生,不是很自然的事吗?”(7)一是对士人心态和诗歌风格的影响,尤其对于曾经是僧无本的贾岛来说,“一个人前半辈子的蒲团生涯,不能因一旦返俗,便与他后半辈子完全无关,则现在的贾岛,形貌上虽是个儒生,骨子里恐怕还有个释子在”。佛家苦海无边、四大皆空的世界观使得他对于目前这个”走上末路的,荒凉、寂寞、空虚,一切罩在一层铅灰色调中的时代”感到调和一致”禅宗的不执着、随缘旷放又使得“他对于时代不至于如孟郊那样愤很,或白居易那样悲伤,反之,他却能立于一种超然地位”。因为不愤恨,所以他没有孟郊那般恶毒的咒骂;因为不悲伤,所以他也没有白居易那种悲剧的泣诉;因为能保持超然心态,所以他对“一切属于人生背面的,消极的,与常情背道而驰的趣味”感到“亲切融洽,“觉得与它们臭味相投”,无怪乎他的诗歌总是笼罩着一层虽阴黯却和谐的氛围,绝不象孟郊那般“沙涩而带芒刺感”。

闻一多在研究佛禅文化与贾岛诗风关系的同时,实际上又涉及到中晚唐审美意识的发展变化,这就是以丑为美。如前所述,以丑为美的手法从先秦庄子到中唐韩孟诗派更有发展,但相对于韩愈的狠重怒张,孟郊的阴僻冷峭和李贺的畸异诡激,贾岛的以丑为美又有他的独特之处,那就是虽僻涩而平淡,虽然表面看来,似乎“他爱静、爱瘦、爱冷,也爱这些情调的象征——鹤、石、冰雪”,“他爱深夜过于黄昏,爱冬过于秋,他甚至爱贫,病,丑和恐怖”,但实际上,“他只觉得与它们臭味相投罢了。更谈不上好奇。他实在因为那些东西太不奇,太平易近人,才觉得他们可人,而喜欢常常注视它们”。虽然一方面他也受中唐诗坛好奇尚怪之风影响,“避千门万户之广衢,走羊肠鸟道之仄径,志在独开生面,遂成僻涩一体”(8);但另一方面在佛禅浸染的超然心态中,他将韩孟诗派的狂恣纵肆易之以凡近平淡,将他们那些主观想象中不可逼视的骇人之景写得历历目前,可以“端详它,摩挲它,仿佛一件失而复得的心爱的什物样”,所谓“奸穷变怪得,往往造平淡”(韩愈《送无本师归范阳》),这些迹近凡俗的生活中的丑就获得了艺术上不俗的美。贾岛这种以丑为美或化丑为美的审美意识既是对庄子以来尤其是韩孟诗派审美观的集中体现和发展,又是对韩孟诗派审美模式的突破。闻一多敏锐地把握住这一审美时尚的发展趋势和意义:

真的,这整个人生的半面,犹如一日之中有夜,四时中有秋冬——为什么老被保留着不许窥探?

闻一多之所以充分肯定贾岛对于“人生的半面”探索的价值,是与他自己的审美观察密切相关的。他特别强调艺术创造的美,反对过于写实的美,他认为:

绝对的写实主义便是艺术的破产。‘自然的终点便是艺术的起点,,王尔德说法得很对。自然并不尽是美的。自然中有美的时候,是自然类似艺术的时候。(9)

如果照搬自然便会失去美,也就不能称为真。真正的美应该是从实际生活中选择美的材料艺术加工,再将它与诗人自已的理想情操相结合并附之于美的形式。基于这样的认识,闻一多对以丑为美或化丑为美是肯定的,并在自己的创作中一以贯之。如他的新诗《死水》,是一首对黑暗社会充满怨毒诅咒的诗,但闻一多并不是将象征丑陋事物的臭水沟赤裸裸地呈现出来以致使人感觉不舒服,而是将其经过修饰搬进文学作品,全诗写得那么典丽繁缛,使之既真实反映了生活的丑,同时又具有艺术的美。我们不能据此批评闻一多是唯美主义者,因为对人生半面窥探的目的,化丑为美的最终目的,正如他在新诗《奇迹》里所宣称的那样:

我要的是整个的,正面的美。(10)

这与闻一多一贯坚持的以真、善、美的标准来评价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原则是一致的。

我们还可注意到,在论析贾岛的诗风特征和审美趣味时,闻一多对整个中唐诗坛创作趋向作了宏观的描述,某些方面或有可商榷之处,如卢仝、刘叉是否属“插科打诨”之类,但将贾岛从韩孟、元白两大诗派中划出来,特别是将一贯并称的“郊寒岛瘦”划归两个集团,却是颇具识见的。“郊寒岛瘦”的确是寒士诗人的范式,但却是两个迥然不同的范式。

首先是两人的生活时代不同,孟郊大贾岛28岁,前者主要生活在贞元至元和初的儒学复兴时代,后者主要活动于元和之后的社会衰落期。其次两人的主导思想也不同,孟郊奉行儒家用世哲学,虽也因命运偃蹇而亲近过庄禅,却始终未彻底离开儒家思想而转向;贾岛虽也有过强烈的用世之心,但骨子里却是释家人生观。由此造成两人创作倾向的根本区别。再从创作主张看,孟郊对诗歌功能、意义的看法基本上是功利主义的,他主张“文高追古昔”(《游韦七洞庭别业》),“下笔证兴亡,陈词备风骨”(《读张碧集》),这些与韩愈的崇儒复古,白居易的匡时济世的文学主张一拍即合,他有强烈的使命感,关注社会和现实,是属于“为责任做诗以自课”的一类;贾岛生活在唐王朝三大痼疾: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更加激剧的年代,任何济世的努力已成徒劳,在政治恐怖症和政治冷淡症的时代氛围中,士人普遍从对社会的关心退缩为对个人命运的关怀,因此贾岛为着出路和癖好全力以赴而做诗,是属于为功课、为情绪做诗的一类。这些都明显表现在两人诗歌题材、情调、体裁、风格诸方面。如孟郊多写人事、社会;贾岛则倾心于庄禅的自然境界。对于世态炎凉,孟郊的情感是怨愤的,面对黑暗现实,他愤世嫉俗,采取的是骂世的态度;贾岛的情调则是微微的酸涩,面对不可挽回的衰世,他顾影自怜,采取的是玩世的态度。孟郊为发议论而多用古体,重在炼意却不重音律,因此虽显得“格致高古,词意精确”(11)却免不了“沙涩而带芒刺感”的狠峭尖利;贾岛为做功课、写情调而“单做五律”,重在炼句却缺乏立意,因此虽显得精致深婉,“诚有警句。然视其全篇,意思殊馁”(12)。总之,孟、贾二人诗歌虽都有悲愁寒苦的思想内容,也呈现出清苦瘦硬的艺术风格,但其“寒”、其“瘦”却具有不同的内涵,呈现出不同风貌。如同闻一多对“王、杨、卢、骆”之间“同点恐怕还不如异点多”(13)的敏锐观察一样,他对“郊寒岛瘦”亦提出了迥异于传统而又令人信服的看法。同时,也如同闻一多将“四杰”分属两个集团而使唐诗在初唐阶段的演进轨迹更加明晰一样,他将孟、贾分为两派,也更有利于我们了解中晚唐诗人的创作心态尤其是“世纪末心态”的形成轨迹及其影响,这也许正是闻一多分论郊、岛的深意。

如前所述,贾岛与韩孟、元白的创作倾向根本不同,简言之,韩孟、元白是儒家的创作思想,是前进的、抗争的态度;贾岛是庄禅的创作思想,是退缩的、休息的态度。而在贾岛的时代,后者的创作方法无疑更受欢迎。因为“初唐的华贵,盛唐的壮丽,以及最近十才子的秀媚,都已腻味了,而且容易引起一种幻灭感”,韩孟诗派的恶毒咒骂与元白诗派的悲伤泣诉似乎给他们指出了新的途径,但前者过于乖张激烈而后者过于哀怨冗长,都是让人耗费热情而“声嘶力竭”的,“在多年的热情与感伤中,他们的感情也疲乏了”,于是,在情趣的腻味之中,贾岛的清凉酸涩给了他们以“酣畅的满足”;在感情的疲乏之后,贾岛的恬淡自安又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休息场所,无须理性的思考和感情的损耗:

让感情和思想都睡去,只感官张着眼睛往有清凉色调的地带涉猎去,“叩齿坐明月,颐望白云”,休息又体息。对了,惟有休息可以驱除疲惫,恢复气力,以便应付下一场的紧张。休息,这政治思想中的老方案,在文艺态度上可说是第一次被贾岛发现的。

正如闻一多所指出的,贾岛之前,人们即使在政治上采取退隐休息的态度之后,也往往在文艺创作中或以愤世嫉俗来宣泄,或以幻想幻境来转移,或以理想王国来寄托,希冀从文艺创作中得到有效的补偿。以隐逸著称的山水田园诗人陶渊明、孟浩然、王维无不如是,更遑论其他积极入世的诗人了。而贾岛作为生当末世,空负文才屡试不第的寒士典型,几经人世坎坷,所谓“古境重经几度磨”(《黎阳寄姚合》)后,他已然是“世界此心疏”(《孟融逸人》),对世事由萦系于怀到漠然视之到彻底抛却,而将全身心投入到诗歌创作之中,从其“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可见其认真做诗的程度。然而他的写诗既非为社会的匡时济世,也非为个人的言志抒情,而是在狭窄的题材和阴黯的情调中“摩挲”着这“人生的半面”带给他的酣畅的满足感,哪怕是“春意留恋在严冬的边缘上”,“温馨与凄清揉和在一起”,这清凉而酸涩的口味是那样的亲切可人,他是真正把他的诗歌创作当作心灵休憩的宁静港湾了,既然是休息,就不必“向大自然追求真理,以出汗的态度,积极的精神作诗”,而是“享受自然,随意欣赏,写成诗句,娱己娱人”(14)。五言律诗也最适合“拈拾景物来烘托情调”,只要看看晚唐五律三千八百多首,占四期中最多,就可知道贾岛们又是如何样在精致的形式中来玩味着“竞驱名场,殚工韵律”⒂的创作快感。在这个理想的休息场所里,士人们既可以从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求得解脱,又可以在凡俗的尘世里保持节操,还可以在情趣的腻味之后得到调剂,一句话,可以在人生的挣扎与感情的疲乏之后得到释放和休息,它实在为那些既不愿沉沦堕落又无法精忠报国,既远离政治中心又想体现自己人生价值却又才力平平的“大众的诗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模式,这个模式真是垂范久远,尤其是在末世,无怪乎闻一多要感叹道:

为什么几乎每个朝代的末叶都有回向贾岛的趋势?宋末的四灵,明末的钟谭,以至清末的同光派,都是如此。不宁唯是,即宋代江西诗派在中国诗史上所代表的新阶段,大部分不也是从贾岛那分遗产中得来的赢余吗?可见每个在动乱中毁灭的前夕都需要休息,也都要全部的接受贾岛,而在平时,也未尝不可以部分的接受他,作为一种调剂,贾岛毕竟不单是晚唐五代的贾岛,而是唐以后各时代共同的贾岛。

这种末世心态在贾岛诗中蔚为大观,“诚然过去的诗人也偶尔触及到,却没有如今这样大量的,彻底的被发掘过,花样层次也没有这样丰富”,所以贾岛才比孟郊得到后世更多的崇拜。

闻一多深刻地认识到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现象变化的直接原因是作者的心态变化,而心态变化又受制于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艺思潮。因此,他将作家作品放入时代大背景中来探讨所归纳出来的末世回归贾岛现象及其原因,无疑是文学史上一条重要的发展规律。如果说,贾岛是第一个在文艺态度上发现了“休息”方案的人,那么闻一多则是第一个末世贾岛现象的发现者和论述者。

尽管闻一多将“郊寒岛瘦”分属两个集团并从不同角度分述其诗歌创作,但我们仍可看出其异中之同,即都与对待现实的态度有关,不过孟是从紧贴现实的角度而贾是从远离现实的角度,这除了与作为学者的闻一多独有的历史文化研究的视角有关之外,也许与作为斗士的闻一多在抗战时期对于现实的关注更有关系吧!

注释:

(1)《孟郊》,见郑临川:《闻一多论古典文学》,重庆出版社,1984年,第153—156页。以下引论孟郊之语未注出处者皆出此文。

(2)(14)《盛唐诗),同上书,第111—123页。

(3)《〈烙印〉序》,《闻一多全集》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下简称《全集》),第175—176页。

(4)(10)分见《全集》2卷第350页、1卷第261页。

(5)《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6页。

(6)《贾岛》,《全集)6卷,第56—62页。以下引论贾岛之语未注出处者,皆出此文。

(7)《闻一多论古典文学》,第88页。

(8)清•许印芳:《诗法萃编》卷六。

(9)《诗的格律》,《全集》2卷,第138页。

(11)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

(12)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

(13)《四杰》,《全集》6卷,第11页。

(15)胡震亨:《唐音癸签》卷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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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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