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晓音:孟郊五古的比兴及其联想思路的奇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8 次 更新时间:2020-03-29 00: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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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晓音  

   内容提要:孟郊五言古诗创作的数量之多和使用比兴的密度之高,在中唐诗坛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他自觉继承李、杜以来的风雅比兴传统,将比兴咏怀体拓展到五古的各类题材,同时对传统的比兴思理加以更新,既善于在日常事物中发现新鲜的比兴意象,又将新旧意象或典故演化为合乎逻辑的生活场景,从中抽绎出更复杂深刻的思考。其联想思路已经发掘到表现印象和强调感觉等更深的心理层面,萌生了不少现代诗歌中的表现因素。这就促使五言古诗在中唐发生了比兴艺术的大变。

   关键词:孟郊;五言古诗;风雅传统;比兴意象;联想思路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比兴是汉魏以来乐府古诗的艺术表现要素,也是衡量诗歌是否合乎风雅传统的一个重要标准。大历、贞元年间,倾力创作古诗乐府的代表作家只有元结、韦应物、顾况、孟郊等少数人,而其中运用比兴密度最高的则是孟郊,这成为孟郊诗“复古”的一个显著特征。但是古今研究者注意力多集中于孟郊的造语工新、好尚奇险、风格酸寒等方面,论及其比兴特点的很少[1]。其实孟郊的很多奇思和新创多与其比兴及联想思路的变异有关。倘能从这一角度着眼,或许对于孟郊的“复古”在精神实质和艺术表现方面的革新意义看得更清楚。

  

   一 孟郊的风雅观和传统比兴的思理更新

   由于《诗经》《楚辞》开创了在诗歌中大量运用比兴的传统,《毛诗序》又将“赋、比、兴”列入“六义”,比兴在先秦到初盛唐的诗歌中不仅是两种艺术表现手法,更与风雅传统的继承密切相关。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指出:“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2]其依据即为郑玄注《周礼·春官·太师》中所说:“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誉,取善事以喻劝之”[3],说明比兴与美刺相结合的观念从汉代一直沿续到南朝。在唐代复古革新的诗歌理论中,比兴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突显。初唐王勃《上拜南郊颂表》曾批评“比兴衰于前代”[4],骆宾王《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启》也说“诗人五际,比兴存乎国风。故体物成章,必寓情于小雅”[5]。陈子昂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书》则明确地将汉魏风骨和兴寄之作归入风雅传统:“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仆尝遐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6]到盛唐开天年间,提倡风雅比兴的诗歌观念更为普遍。如唐玄宗《答张九龄谢赐尺诗批》说:“因之比兴,以喻乃心。”[7]殷璠在《河岳英灵集》序里以“兴象”作为评论盛唐诸家的一个重要标准[8]。盛唐诗人无不以“风雅激颓波”[9]“比兴起孤绝”[10]自励或赞美他人。王维、高适、孟浩然、储光羲等除了结合咏物运用比兴言志以外,还将比兴融入山水送别诗等其他题材。李白以《古风》五十九首为代表的大量比兴体咏怀诗、感遇诗和拟古诗,实践了他在多首诗里提倡风雅的主张[11]。杜甫提出“别裁伪体亲风雅”[12],并赞美元结《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为“比兴体制”,已将比兴的含意指向的“忧黎庶”的“危苦词”[13]。大历年间,一些作者又从理论上将比兴与古风联系起来。如唐代宗《授刘晏吏部尚书平章事制》称刘晏“词蔚古风,义存于比兴”[14],独孤及《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赞皇甫冉“其诗大略以古之比兴,就今之声律,涵咏《风》、《骚》,宪章颜谢”[15]。当然,唐人诗文中所说“比兴”,在某些语境中只是指诗歌,将“比兴”当做诗歌的代名词,提倡比兴的内涵也并不完全一致。从陈子昂到独孤及所说的比兴内涵,并不局限于美刺。但大历以后,一些诗人对比兴内涵的规范逐渐趋向美刺讽喻,如杜确《岑嘉州集序》批评梁中叶后,“讽谏比兴,由是废缺”[16]。李益曾作《诗有六义赋(以“风雅比兴,自家成国”为韵)》,认为“诗之为称,言以全兴,诗之为志,赋以明类。亦有感于鬼神,岂止明夫礼义。王泽竭而诗不作,周道微而兴以刺”[17]。柳冕《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更强调比兴关乎治乱兴亡:“古之作者,因治乱而感哀乐,因哀乐而为咏歌,因咏歌而成比兴。”[18]到中唐时,这种理念更加明确。如柳宗元《大理评事杨君文集后序》说:“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19]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称赞张籍“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20]联系张籍多用古乐府诗反映时事的创作实践来看,白居易所说的“风雅比兴”更侧重于对时事的美刺,所以他在《与元九书》里甚至批评 “李之作之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21],连善用比兴的李白都未达到他的标准。

   由以上回顾可以看出:在古风或乐府中“义存于比兴”的观念,到元和时期已逐渐成为诗歌革新理念中的共识。孟郊出生于天宝末,主要创作活动在大历到元和中,他大量创作古诗和古乐府,并使用比兴,正是在这种趋势中形成的自觉意识。他在《送魏端公入朝》中说:“何当补风教,为荐三百篇。”[22]说明他也认为诗的基本功能是“视风俗,知得失”[23],有益于教化。他还和李白一样提倡“古风”和“大雅”“正声”[24],《送卢虔端公守复州》说:“正声逢知音,愿出大朴中。知音不韵俗,独立占古风。”[25]孟郊认为正声应当是不合世俗的大朴之音,主要体现在古风之中。所以他在《答姚怤见寄》中感叹“大雅难具陈,正声易漂沦”[26],《赠苏州韦郎中使君》又赞扬韦应物“尘埃徐庾词,金玉曹刘名。章句作雅正,江山益鲜明”[27]。韦应物以古诗著称,孟郊认为其诗推崇建安曹刘,可见建安古诗及其代表的风骨,正是孟郊心目中的雅正之音[28]。总之,继承《诗经》到李白、韦应物的风雅传统,恢复诗歌的古风,这正是孟郊大力创作古诗和乐府的基本动因。

   但是孟郊和李白所说“大雅正声”的内涵尚有区别。李白生当盛世,虽然在天宝年间所作的大量比兴体咏怀诗以怨刺为主,而他所说的大雅正声却在理论上更偏重于赞扬盛唐太平之治的颂声[29],这本是以润饰王化为最高理想的儒家诗学观的反映。然而一旦王泽衰竭,诗便应以怨刺为主,这是到韩愈和白居易的诗文理论中才明确的观念[30]。孟郊作为元和诗坛的前辈人物,他的理想固然是以“补风教”为根本,也希望李白所说的大雅颂声能再现于世,但他的创作极少颂声,更多的是愁怨之声和刺世之作。除了部分同情民生疾苦和反映时局动乱的内容以外,针对的主要是人心险恶、道德沦丧、风俗浇薄的世道。这种内容最适宜采用“兴而刺”的比兴体,也是他大量运用比兴的重要原因。

   尽管唐诗从陈子昂到李、杜再到孟郊,比兴的内涵有所发展变化,但其精神实质是一脉相承的。所以韩愈《荐士》诗论述建安以来诗歌发展时,认为自从“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之后,在“后来相继生”的诗人中以“有穷者孟郊”最为杰出[31]。前人往往对韩愈如此称道孟郊很不理解,但仅仅从孟郊大力恢复比兴和古风这一点来看,韩愈的评价也不为过誉。可见孟郊的风雅比兴观实际上在继承陈子昂、李白的同时,又发展了大历以后逐渐出现的“周道微而兴以刺”的倾向,对于韩、白等元和诗人纠正开元时期片面强调颂声的理念起了先导作用。

   在孟郊之前,元结、韦应物、顾况也有数量不等的古诗和乐府继承了汉魏的比兴传统。但是孟郊使用比兴的数量之多,远远超出前人。研究者早已指出现存孟郊诗500余首,绝大部分是五言古诗[32]。据笔者统计,其502首各体诗歌中(不计联句),基本不用比兴的有176首,则其运用比兴的诗歌占比65%。按宋本的分类,其中运用比兴占比例最高的是“感兴”(83%)、“咏怀”(84.6%)、“纪赠”(85%)、“酬答”(83.4%)、“咏物”(78.6%)这5类。这些都是魏晋诗歌最常见的题材,尤其“感兴”和“咏怀”,共104首,与阮籍、陈子昂、李白用以言志述怀的“咏怀”“感遇”“古风”是同类的五古比兴体,最能体现诗人复古革新的风雅观。“纪赠”、“酬答”和“咏物”共59首,包括向官员的干谒以及与友人的酬答,其中固不免有称颂在上者的比喻,但也有不少咏怀以及借物喻志的成分。其余运用比兴占比例较高的是“乐府”(68.7%)、“居处”(65.5%)、“怀寄”(61.1%)、“送别”(60.7%)4类,“乐府”67首中以古乐府为主,少数是自立的新题,多言志述怀之作。“居处”“怀寄”“送别”共113首,也多在独处或怀人、送人的情景中用比兴自抒怀抱。此外,运用比兴相对占比较低的是“游适”(55%)、“行役”(44%)、“杂题”(30.3%)、“哀伤”(52.7%)4类,这些题材运用比兴的频率虽不如前9类高,但已远高于大历到元和时期其他诗人的同类诗作。由于这几类题材本身并无大量运用比兴的创作传统,所以反过来也可以看出孟郊诗中比兴的表现方式已经涵盖了各类题材。

   由孟郊的风雅观及其运用比兴的题材比例,可以看出孟郊不但具有继承汉魏至李白风雅传统的明确意识,而且为复兴这一传统而极大地发挥了乐府古诗尤其是五古比兴体的创作潜力。他的《感怀八首》探究天道人事的变化,联系连年动乱和饥荒的现实,以阴气凝结、芳草衰败的景象比喻时局的黑暗,从内容到表现都明显是效仿阮籍《咏怀》和陶渊明《拟古》之作,可见他认真地揣摩过魏晋以来五古咏怀组诗以比兴为主的创作传统[33]。这种自觉意识也体现在他对传统比兴意象的承传上。孟郊所使用的比兴大部分是常见意象,多数来自传统的五古咏怀类诗。例如以直木喻品格正直,以静水喻不屑奔竞,以兰桂、松竹、良玉喻君子,蒿草、鸱鸮、魑魅喻小人,以风波险恶、道途不平喻人生道路艰难,以清波、浊水喻世道人心之清明污浊,以金兰、胶漆喻交情,以春荣、秋叶喻盛衰,以硕鼠、黄雀刺贪官,等等,加上他好用汉代谣谚的排比句式将各种美丑对立的比兴意象组合在一起,强化是非、曲直、正邪、黑白、清浊等道德伦理价值的鲜明对比,这就使他的五古在内容和形式上更接近汉魏古诗。如《审交》:“种树须择地,恶土变木根。结交若失人,中道生谤言。君子芳桂性,春荣冬更繁。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莫蹑冬冰坚,中有潜浪翻。惟当金石交,可以贤达论。”[34]先以择地为喻,说明结交择人的重要;再以芳桂树和木槿花相对照,比喻君子之不易其操和小人的心志不坚,说明应交君子而不交小人的原因;再以小心冬天坚冰之下暗浪涌动,比喻结交还要警惕暗藏的险恶人心。分3层说透结交必须审慎的道理,全篇类似谚语。此外如《劝学》:“击石乃有火,不击元无烟。人学始知道,不学非自然。万事须己运,他得非我贤。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35]也是劝世的格言。这种内容和体式在汉魏以后仅见于李白的乐府和杜甫的少数短篇五古,而在孟郊诗里,不但常见,而且类似的意象还多次重复使用,这就使汉魏以来五古咏怀诗中的传统比兴方式在他诗里得到了集中的展现。

但是孟郊大量使用传统比兴的常见意象,却并非简单的承袭,而是常常通过意象的重组,更新联想的思理,在常见比兴中出奇创变。在孟郊的比兴中,比喻的指向大多是比较清晰的,罕见阮籍那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36]的现象,变化主要在比象和喻指之间的思理联系。在相当一部分比象和寓意固定的传统比兴中,他处理比象和寓意的方式不但多种多样,而且思路往往跳出前人窠臼。有的是反用常见寓意,或强化正反寓意的对比。例如《隐士》后半首:“宝玉忌出璞,出璞先为尘。松柏忌出山,出山先为薪。”[37]玉求出璞,松求出山,是常用寓意,此诗却以此为忌,寄寓了君子当避祸自保、以全其真性的道理。《湘弦怨》中“昧者理芳草,蒿兰同一锄。狂飙怒秋林,曲直同一枯。”“我愿分众泉,清浊各异渠。我愿分众巢,枭鸾相远居”[38]两节,以芳兰鸾凤喻君子,恶禽蒿草喻小人,泉水清浊喻人心正邪,都是《楚辞》以来最常见的比喻,此诗设为不明事理者将兰蒿一同锄掉,秋天的狂风将曲枝直木一起摧败,使所有这些比兴形象组成两种愚昧粗暴的现象,便将矛头指向不分贤愚、不按公道行事的在上位者。而诗人想要令众泉分出清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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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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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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