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文第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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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  

现存的中国最早的文,是商代的卜辞。这只算是些句子,很少有一章一节的。后来《周易》卦爻辞和《鲁春秋》也是如此,不过经卜官和史官接着卦爻与年月的顺序编纂起来,比卜辞显得整齐些罢了。便是这样,王安石还说《鲁春秋》是“断料朝报”①。所谓“断”,正是不成片段、不成章节的意思。卜辞的简略大概是工具的缘故,在脆而狭的甲骨上用刀笔刻字,自然不得不如此。卦爻辞和《鲁春秋》似乎没有能够跳出卜辞的氛围去,虽然写在竹木简上,自由比较多,却依然只跟着卜辞走。《尚书》就不同了。《虞书》、《夏书》大概是后人追记,而且大部分是战国末年的追记,可以不论;但那几篇《商书》,即使有些是追记,也总在商、周之间。那不但有章节,并且成了篇,足以代表当时史的发展,就是叙述文的发展。而议论文也在这里面见了源头。卜辞是"辞",《尚书》里大部分也是“辞”。这些都是官文书。

记言、记事的辞之外,还有讼辞。打官司的时候,原被告的口供都做“辞”;辞原是“讼”的意思②,是辩解的言语。这种辞关系两造的利害很大,两造都得用心陈说;审判官也得用心听,他得公平的听两面儿的。这种辞也兼有叙述和议论;两造自己办不了,可以请教讼师。这至少是周代的情形。春秋时候,列国交际频繁,外交的言语关系国体和国家的利害更大,不用说更需慎重了。这也称为“辞”,又称为“命”,又合称为“辞命”或“辞令”。郑子产便是个善于辞命的人。郑是个小国,他办外交,却能教大国折服,便靠他的辞命,他的辞引古为证,宛转而有理,他的态度却坚强不屈。孔子赞美他的辞,更赞美他的“慎辞”③孔子说当时郑国的辞命,子产先教裨谌创意起草,交给世叔审查,再教行人子羽修改,末了儿他再加润色④。他的确很慎重的。辞命得“顺”,就是宛转而有理;还得“文”,就是引古为证。孔子很注意辞命,他觉得这不是件易事,所以自己谦虚的说是办不了。但教学生却有这一科;他称赞宰我、子贡,擅长言语⑤,“言语”就是“辞命”。那时候言文似乎是合一的。辞多指说出的言语,命多指写出的言语;但也可以兼指。各国派使臣,有进只口头批示策略,有时预备下稿子让他带着走。这都是命。使臣受了命,到时候总还得随机应变,自己想说话;因为许多情形是没法预料的。--当时言语,方言之外有“雅言”。“雅言”就是“夏言”,是当时的京话或官话。孔子讲学似乎就用雅言,不用鲁语⑥。卜、《尚书》和辞命,大概都是历代的雅言。讼辞也许不同些。雅言用的既多,所以每字都能写出,而写出的和说出的雅言,大体上是一致的。孔子说“辞”只要“达”就成⑦。辞是辞命,“达”是明白,辞多了像背书,少了说不明白,多少要恰如其分⑧。辞命的重要,代表议论文的发展。

战国时代,游说之风大盛。游士立谈可以聚卿相,所以最重说辞。他们的说辞却不像春秋的辞命那样从容宛转了。他们铺张局势,滔滔不绝,真像背书似的;他们的话,像天花乱坠,有时夸饰,有时诡曲,不问是非,只图激动人主的心。那时最重辩。墨子是第一个注意辩论方法的人,他主张“言必有三表”。“三表”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⑨;便是三个标准。不地他究竟是个注重功利的人,不大喜欢文饰,“恐人怀其文,忘其‘用’”,所以楚王说他“言多不辩”⑩。--后来有了专以辩论为事的“辩者”,墨家这才更发展了他们的辩论方法,所谓《墨经》便成于那班墨家的手里。--儒家的孟、荀也重辩,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⑾荀子也说:“君子必辩。”⑿这些都是游士的影响。但道家的老、庄,法家的韩非,却不重辩。《老子》里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⒀,“老学”所重的是自然。《庄子》里说“大辩不言”⒁,“庄学”所要的是神秘。韩非也注重功利,主张以法禁辩,说辩“生于上之不明”⒂。后来儒家作《易•文言传》,也道:“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这不但是在暗暗的批评着游士好辩的风气,恐怕还在暗暗地批评着后来称为名家的“辩者”呢。《文言传》旧传是孔子所作,不足信;但这几句话和“辞达”论倒是合拍的。

孔子开了私人讲学的风气,从此也便有了私家的著作。第一种私家著作是《论语》,却不是孔子自作而他的弟子们记的他的说话。诸子书大概多是弟子们及后学者所记,自作的极少。《论语》以记言为主,所记的多是很简单的。孔子主张“慎言”,痛恨“巧言”和“利口”;他向弟子们说话,大概是很质直的,弟子们体念他的意思,也只简单的记出,到了墨子和孟子,可就铺排得多。《墨子》大约也是弟子们所记。《孟子》据说是孟子晚年和他的弟子公孙丑,万章等编定的,可也是弟子们记言的体制,那时是个"好辩"的时代。墨子虽不好辩,却也脱不了时代影响。孟子本是个好辩的人。记言体制的恢张,也是自然的趋势。这种记言是直接的对话。由对话而发展为独白,便是“论”。初期的论,言意浑括,《老子》可为代表;后来的《墨经》,《韩非子•储说》的经,《管子》的《经言》,都是这体制。再进一步,便是恢张的论,《庄子•齐物论》等篇以及《荀子》、《韩非子》、《管子》的一部分,都是的。--群经诸子书里常常夹着一些韵句,大概是为了强调。后世的文也偶尔有这种例子。中国的有韵文和无韵文的界限,是并不怎样严格的。

还有一种“寓言”,藉着神话或历史故事来抒论。《庄子》多用神族,《韩非子》多用历史故事,《庄子》有些神仙家言《韩非子》是继承《庄子》的寓言而加以变化。战国游士的说辞也好用譬喻。譬喻成了风气,这开了后来辞赋的路,论是进步的体制,但还只以篇为单位,“书”的观念还没有。直到《吕氏春秋》,才成了第一部有系统的书⒃。这部书成于吕不韦的门客之手,有十二纪、八览、六论,共有三十多万字。十二代表十二月,八是卦数,六是秦代的圣数,这些数目是本书的间架,是外在的系统,并非逻辑的秩序,汉代刘安主编《淮南子》,才按照逻辑的秩序,结构就严密多了。自从有了私家著作,学术日渐平民化。著作越过越多,流传也越过越广。“雅言”便成了凝定的文体了。后世大体采用,言文渐渐分离。战国末,“雅言”之外,原还有齐语、楚语两种有势力的方言⒄。但是齐语只在《春秋公羊传》里留下一些,楚语只在屈原“辞”里留下几个助词如“羌”、“些”等,这些都让“雅言”压倒了。

伴随着议论文的发展,记事文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这里《春秋左氏传》是一座里程碑。在前有分国记言的《国语》,《左传》从它里面取材很多。那是铺排的记言,一面以《尚书》为范本,一面让当时记言体的、恢张的趋势推动着,成了这部书。其中自然免不了记事的文字;《左传》便从这里出发,将那恢张的趋势表现在记事文里。那时游士的说辞也有人分国记载,也是铺排的记言,后来成为《战国策》那部书。《左传》是说明《春秋》的,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它最长于战争的记载,它能够将千头万绪的战事叙得层次分明,它的描写理旬栩栩如生。它的记言也异曲同工,不过不算独创罢了。它可还算不得一部有自己系统的书;它的顺序是依着《春秋》的。《春秋》的编年并不是自觉的系统,而且“断如复断”,也不成一部“书”。

汉代司马迁的《史记》才是第一部有自己的系统的史书。他创造了“纪传”的体制。他的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五十多万字。十二是十二月,是地支,十是天干,八是卦数,三十取《老子》“三十辐共一毂”的意思,表示那些“辅弼股肱之臣”,“忠信行道以奉主上”⒅;七十表示人寿之大齐,因为列传是记载人物的。这也是用数目哲学作系统,并非逻辑的秩序,和《吕氏春秋》一样。这部书“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以剪裁与组织见长。但是它的文字最大的贡献,还在描写人物。左氏只是描写事,司马迁进一步描写人;定人更需要精细的观察和选择,比较的更难些。班彪论《史记》“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⒆,这是说司马迁行文委曲自然。他写人也是如此。他又往往即事寓情,低徊不尽,他的悲愤的襟怀,常流露在字里行间。明代茅坤称他“出《风》入《骚》”⒇是不错的。

汉武帝时候,盛行辞赋;后世说“楚辞汉赋”,真的,汉代简直可以说是赋的时代,所有的作家几乎都是赋的作家。赋既有这样压倒的势力,一切的文体,自然都受它的影响。赋的特色是铺张、排偶、用典故。西汉记事记言,都还用散行的文字,语意大抵简明;东汉就在散行里夹排偶,汉、魏之际,排偶更甚。西汉的赋,虽用排偶,却还重自然,并不力求工整,东汉到魏,越来越工整,典故也越用越多。西汉普通文字,句子很短,最短有两个字的。东汉的句子,便长起来了,最短的是四个字;魏代更长,往往用上四下六或上六下四的两句以完一意。所谓“骈文”或“骈体”,便这样开始发展。骈体出于辞赋,夹带着不少的抒情的成分;而句读整齐,对偶工丽,可以悦目,声调和谐,又可悦耳,也都助人情韵。困皮能够投人所好,成功了不废体制。

梁昭明太子在《文选》里第一次提出“文”的标准,可以说是骈体发展的指路牌。他不选经、子、史,也不选“辞”。经太尊,不可选,史“褒贬是非,纪别异同”,不算“文”;子“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辞”是子史的支流,也都不算“文”。他所选的只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之作。“事”是“事类”,就是典故;“翰藻”兼指典故和譬喻。典故用得好的,譬喻用得好的,他才选在他的书里。这种作品好像各种乐器,“并为入耳之娱”;好像各种绣衣,“俱为悦目之玩”。这是“文”,和经、子、史及"辞"的作用不同,性质自异。后来梁元帝又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21)这就说,用典入,有对偶、谐声调的抒情作品才叫作“文”呢。这种“文”大体上专指诗赋和骈体而言;但应用的骈体如章奏等,却不算里在里头。汉代本已称诗赋为“文”,而以“文辞”或“文章”称记言、记事之作。骈体原也是些记言、记事之作,这时候却被提出一部分来,与诗赋并列在“文”的尊称之下,真是“附庸蔚为大国”了。

这时有两种新文体的发展。一是佛典的翻译,一是群经义疏。佛典翻译从前不是太直,便是太华;太直的不好懂,太华的简直是魏、晋人讲老、庄之学的文字,不见新义。这些译笔都不能作到“达”的地步。东晋时候,后秦主姚兴聘龟滋僧鸠摩罗什为国师,主持译事。他兼通华语及西域语,所译诸书,一面曲从华语,一面不失本旨。他的译笔可也不完全华化,往往有“天然西域之语趣”(22);他介绍的的“西域之语趣”是华语所能容纳的,所以觉得“天然”。新文体这样成立在他的手里。但他的翻译虽能“达”,却还不能尽“信”;他对原文是不太忠实的。到了唐代的玄奘,更求精确,才能“信”、“达”兼尽,集佛典翻译的大成。这种新文体一面增扩了国语的词汇,也增扩了国语的句式。词汇的增扩,影响最大而易见,如现在口语里还用着的“因果”、“忏悔”、“刹那”等词,便都是佛典的译语。句式的增扩,直接的影响比较小些,但像文言里常用的“所以者何”、“何以故”等也都是佛典的译语。另一面,这种文体是“组织的,解剖的”(23)。这直接影响了佛教徒的注疏和“科分”之学(24)。间接影响了一般解经和讲学的人。

演释古人的话的有“故”、“解”、“传”、“注”等。用故事来说明或补充原文,叫作“故”。演释原来辞意,叫作“解”。但后来解释字句,也叫做“故”或“解”的各种意义。如《春秋左氏传》补充故事,兼阐明《春秋》辞意。《公羊传》、《穀梁传》只阐明《春秋》辞意--用的是问答式的记言。《易传》推演卦爻辞的意旨,也是铺排的记言。《诗毛氏传》解释字句,并给每篇诗作小序,阐明辞意。“注”原只解释字句,但后来也有推演辞意、补充故事的。用故事来说明或补充原文,以及一般的解释辞意、大抵明白易晓。《春秋》三传和《诗毛氏传》阐明辞意,地是断章取义,甚至断句取义,所以支离破碎,无中生有。注字句的本不该有大出入,但因对于辞意的见解不同,却取字义,也有各别的标准。注辞意的出入更大。像王弼注《周易》,实在是发挥老、庄的哲学象注《庄子》,更是藉了《庄子》发挥他自己的哲学。南北朝人作群经“义疏”,一面便是王弼等人的影响,一面也是翻译文体的间接影响。这称为“义疏”之学。

汉、晋人作群经的注,注文简括,时代久了,有些便不容易通晓。南北朝人给这些注作解释,也是补充材料,或推演辞意。“义疏”便是这个。无论补充或推演,都得先解剖文义;这种解剖必然的比注文解剖经文更精细一层。这种精细的克制不算是破坏的解剖,似乎是佛典翻译的影响。就中推演辞意的有些也只发挥老、庄之学,虽然也是无中生有,却能自成片段,便比汉人的支离破碎进步。这是王弼等人的衣钵,也是魏、晋以来哲学发展的表现。这是又一种新文体的分化。到了唐修《五经正义》,削去玄谈,力求切实,只以疏明注义为重。解剖字句的工夫,至此而极详。宋人所谓“注疏”的文体,便成立在这时代。后来清代的精详的考证文,就是从这里变化出来的。

不过佛典只是佛典,义疏只是义疏,当时没有人将这些当作“文”的。“文”只用来称“沈思翰藻”的作品。但“觉思翰藻”的“文”渐渐有人嫌“浮”“艳”了。“浮”是不直说,不简截说的意思。“艳”正是隋代李谔《上文帝书》中所指斥的:“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那时北周的苏绰是首先提倡复古的人,李谔等纷纷响应。但是他们都没有找到路子,死板的模仿古人到底是行不通的。唐初,陈子昂提倡改革文体,和者尚少。到了中叶,才有一班人“宪章六艺,能探古人述作之旨”(25)。而元结,独孤及、梁肃最著。他们作文,主于教化,力避排偶,辞取朴拙。但教化的观念,广科学家难以动众,而关于文体,他们不曾积极宣扬,因此未成宗派。开宗派的是韩愈。

韩愈,邓州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唐宪宗时,他作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被贬;后来官至吏部侍郎,所以称为韩吏部。他很称赞陈子昂、元结复古的功劳,又曾请教过梁肃,独孤及。他的脾气很坏。但提携后进,最是热肠。当时人不愿为师,以避标榜之名;他却不在乎,大收其弟子。他可不愿作章句师,他说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26)。他实是以文辞为教的创始者。他所谓“传道”,便是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所谓“解惑”,便是排斥佛、老。他是以继承孟子自命的;他排佛、老,正和孔子距杨墨一样。当时佛、老的势力极大,人孔子公然排斥,而且因此触犯了皇帝(27)。这自然足以惊动一世。他并没有传了什么新的道,却指示了道统,给宋儒开了先路。他的重要贡献,还在他所提倡的“古文”上。

他说他作文取法《尚书》、《春秋》、《左传》、《周易》、《诗经》以及《庄子》、《楚辞》、《史记》、扬雄、司马相如等。《文先》所不收的经、子、史,他都排进“文”里去。这是一个大改革、大解放。他这样建立起文统来。但他并不死板的复古,而以变古为复古。他说:“惟古于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28),又说:“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29);人阳在创造新语。他力求以散行的句子换去排偶的句子。句逗总弄得参参差差的。但他有他的标准,那就是“气”。他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30);“气”就是然的语气,也就是自然的音节。他还不能跳出那定体“雅言”的圈子而采用当时的白话;但有意的将白话的自然音节引到言语时去,他是第一个人。在这一点上,所谓“古文”也是不“古”的;不过他提出“语气流畅”(气盛)这个标准,却给后进指点了一条明路。他的弟子本就不少,再加上私塾的,都往这条路上走,文体于是乎大变。这实在是新体的“古文”,宋代又称为“散文”--算成立在他的手里。

柳宗元与韩愈,宋代并称,他们是好朋友。柳作文取法《书》、《诗》、《礼》、《春秋》、《易》,以及《穀梁》、《孟》、《荀》、《庄》、《老》、《国语》、《离骚》、《史记》,也将经、子史排在“文”里,和韩的文统大同小异。但他不敢为师,“摧陷廓清”的劳绩,比韩差得多。他的学问见解,却在韩之上,并不墨守儒言。他的文深幽精洁,最工游记:他创造了描写景物的新语。韩愈的门下有难、易两派。爱易派主张新而不失自然,李翱是代表;受难派主张新就不妨奇怪,皇甫湜是代表。当是爱难派的流传盛些。他们矫枉过正,语艰意奥,扭曲了自然的语气,自然的音节,僻涩诡异,不易读诵。所以唐末宋初,骈体文又回光反照了一下。雕琢的骈体文和僻涩的古文先后盘踞着宋初的文坛。直到欧阳修出来,才又回到韩愈与李翱,走上平正通达的古文路。

韩愈抗颜为人师而提倡古文,形势比较难;欧阳修居高位而提倡古文,形势比较容易,明代所称唐宋八大家(31),韩、柳之外,六家都是宋人。欧阳修为首,以下是曾巩、王安石、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曾巩、苏轼是欧阳修的门生,别的三个也都是他提拔的。他真是当时文坛的盟主。韩愈虽然开了宗派,却不曾有意立宗派,欧、苏是有意的立宗派。他们虽也提倡道,但只促进了并且扩大了古文的发展。欧文主自然。他所作纡徐曲折,而能条达疏畅,无艰难劳苦之态;最以言情见长,评者说是从《史记》脱化而出。曾学问有根柢,他的文确实而谨严;王是政治家,所作以精悍胜人。三苏长于议论,得力于《战国策》、《孟子》;而苏轼才气纵横,并得力于《庄子》他说他的文“随物赋形”,“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32);又说他意到笔随,无不尽之处(33)。这真是自然的极致了。他的文、学的人最多。南宋有“苏文熟,秀才足”的俗谚(34),可见影响之大。

欧、苏以后,古文成了正宗。辞赋虽还算在古文里头,可是从辞赋出来的骈体却只拿来作应用文了。骈体声调铿锵,便于宣读,又可铺陈词藻不着边际,便于酬酢,作应用文是很相宜的。所以流传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死去。但中间却经过了散文化。自从唐代中叶的陆贽开始。他的奏议切实恳挚,绝不浮夸,而且明白晓畅,用笔如舌。唐末骈体的应用文专称“四六”,却更趋雕琢;宋初还是如此。转移风气的也是欧阳修。他多用虚字和长句,命名骈体稍稍近于语气之自然。嗣后群起仿效,散文化的骈文竟成了定体了。这也是古文运动的大收获。

唐代又有两种新文体发展。一是语录,一是“传奇”,都是佛家的影响。语录起于禅宗。禅宗是革命的宗派,他们只说法而不著书。他们大胆的将师父们的话参用当时的口语记下来。后来称这种体制为语录。他们不但用这种体制纪录演讲,还用来通信和讨论。这是新的记言的体制,里面夹杂着“雅言”的译语。宋儒讲学,也采用这种记言的体制,不过不大夹杂译语。宋儒的影响究竟比禅宗大得多,语录体从此便成立了,盛行了。传奇是有结构的小说。从前只有杂录或琐记的小说。有结构的从传奇起头。传奇记述艳情,也记述神,但将神怪人情化。这里面描写的人生,并非全是设想,大抵还是以亲切的观察作底子。这开了后来佳人才子和鬼狐仙侠等小说的先路。它的来源一方面是俳谐辞赋,一方面是翻译的佛典故事;佛典里长短的寓言所给予的暗示最多。当时文士作传奇。原来只是向科举的主考官介绍自己的一种门路。当时应举的人在考试之前,得请达官将自己姓名介绍给主考官;自己再将文章呈给主考官看。先呈正经文章,过些时再呈杂文如传奇等,传奇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人又爱看,是科举的很好媒介。这样的作者便日见其多了。

到了宋代,又有“话本”。这是白话小说的老祖宗。话本是“说话”的底本;“说话”略同后来的“说书”,也是佛家的影响。唐代佛家向民众宣讲佛典故事,连说带唱,本子夹杂“雅言”和口语,叫作“变文”;“变文”后来也有说唱历史故事及社会故事的。“变文”便是“说话”的源头;“说话”里也还有演说佛典这派。“说话”是平民的艺术;宋仁宗很爱听,以后便成为专业,大流行起来了。这里面有说历史故事的,有说神怪故事的,有说社会故事的。“说话”渐渐发展,本来由一个或几个同类而不相关联的短故事,引出一个同类而不相关联的长故事的,后来却能将许多关联的故事组织起来,分为“章回”了,这是体制上一年大进步。

话本留存到现在的已经很少,但还足以见出后世的几部小说名著,如元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明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都是从话本演化出来的;不过这些已是文人的作品,而不是话本了。就中《三国志演义》还夹杂着“雅言”,《水浒传》和《西游记》便都是白话了。这里除《西游记》以设想为主外,别的都可以说是写实的。这种写实的作风在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里得着充分的发展。《三国志演义》等书里的故事虽然是关联的,却不是联贯的。到了《红楼梦》,组织才更严密了;全书只是一个家庭的故事。虽然包罗万有,而能“一以贯之”。这不但是章回小说,而且是近代所谓“长篇小说”了,白话小说到此大成。

明代用八股文取士,一般文人都镂心刻骨的去简炼揣摩,所以极一代之盛,“股”是排偶的意思;这种体制,中间有八排文字互为对偶,所以有此称--自然也有变化,不过“八股”可以说是一般的标准。--又称为“四书文”,因为考试里最重要的文字,题目都同在四书里。又称为“制”,因为这是朝廷法定的体制。又称为“时文”,是对古文而言。八股文也是推演经典辞意的;它的来源,往远处说,可以说是南北朝义疏之学,往近处说,便是宋、元两代的经义。但它的格律,却是从“四六”演化的。宋代经义为考试科目,是王安石的创制;当时限用他的群经“新义”,用别说的不录,元代考试,限于四书,规定用朱子的章句和集注。明代制度,主要的部分也是如此。

经义的格式,宋末似乎已有规定的标准,元、明两代大体上递相承袭。但明代有两种大变化:一是排偶,一是代古人语气。因为排偶,所以讲究声调。因为代古人语气,便要描写口吻,圣贤要像圣贤口吻,小人要像小人的。这是八股文的仅有的本领,大概是小说和戏曲的不自觉的影响。八股文格律定得那样严,所以得简炼揣摩,一心用在技巧上。除了口吻、技巧和声调之外,八股文里是空洞无物的。而因为那样难,一般作者大都只能套套滥调,那真是“每下愈况”了。这原是君主牢笼士人的玩艺儿,但它的影响极大;明、清两代的古文大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八股文出身的。

清代中叶,古文有桐城派,便是八股文的影响。诗人作家自己标榜宗派,在前只有江西诗派,在后只有桐城文派。桐城派的势力,绵延了二百多年,直到民国初期还残留着;这是江西派比不上的。桐城派的开山祖师方苞,而姚鼐集其大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当时有“天下文章在桐城”的话(35),所以称为桐城派。方苞是八股文大家。他提倡归有光的文章,归也是明代八股文兼古文大家。方是第一个提倡“义法”的人。他论古文以为六经和《论语》、《孟子》是根源,得其枝流而义法最精的是《左传》、《史记》,其次是《公羊传》、《縠梁传》、《国语》、《国策》,两汉的书和疏,唐宋八家文(36)--再下怕就要数到归有光了。这是他的,也是桐城派的文统论。“义”是用意,是层次;“法”是求雅、求洁的条目。雅是纯正不杂,如不可用语录中语、骈文中丽事、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俊语,《南史》《北史》中佻巧语以及佛家语。后来姚鼐又加注疏语和尺牍语,洁是简省字句。这些"法"其实都是从八股文的格律引伸出来的。方苞论文,也讲“阐道”(37);他是信程、朱之学的,不过所入深罢了。

方苞受八股文的束缚太甚,他学得的只是《史记》、欧、曾、归的一部分,只是严整而不雄浑,又缺乏情韵。姚鼐所取法的还是这几家,虽然也雄浑,却能“迂回荡漾,余味曲包”(38),这是他的新境界。《史记》本多含情不尽之处,所谓远神的。欧文颇得此味,归更向这方面发展--最善述哀、姚简直用全力揣摩。他的老师刘大櫆指出作文当讲究音节,音节是神气的迹象,可以从字句下手(39)。姚鼐得了这点启示,便从音节上用力,去求得那绵邈的情韵。他的文真是所谓“阴与柔之美”(40)。他最主张诵读,又最讲究虚助字,都是为此,但这分明是八股讲究声调的转变。刘是雍正的副榜,姚是乾隆进士,都是用功八股文的。当时汉学家提倡考据,不免繁琐的毛病。姚鼐因此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端相济,偏废的就是“陋”儒(41)。但他的义理不深,考据多误,所有的还只是词章本领。他选了《古文辞类纂》;序里虽提到“道”,书却只成为古文的典范。书中也不选经、子、史;经也因为太尊,子、史却因为太多。书中也选辞赋。这部选本是桐城派的经典,学文必由于此,也只须由于此。方苞评归有光的文庶几“有序”,但“有物之言”太少(42)。曾国藩评姚鼐也说一样的话,其实桐城派都是如此。攻击桐城派的人说他们空疏浮浅,说他们范围太窄,全不错;但他们组织的技巧,言情的技巧,也是不可抹杀的。

姚鼐以后,桐城派因为路太窄,渐有中衰之势。这时候仪征阮元提倡骈文正统论。他以《文选序》和南北朝“文”“笔”的分别为根据,又扯上传为孔子作的《易•文言传》。他说用韵用偶的才是文,散行的只是笔,或是“直言”的“言”,“论难”的“语”(43)。古文以立意、记事为宗,是子、史正流,终究与文章有别。《文言传》多韵语,偶语,所以孔子才题为“文”言。阮元所谓韵,兼指句末的韵与句中的“和”而言(44)。原来南北朝所谓“文”、“笔”,本有两义:“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是当时的常言(45)--韵只是句末韵。阮元根据此语,却将“和”也算是韵,这是曲解一。梁元帝说有对偶、谐声调的抒情作品是文,骈体的章奏与散体的著述都是笔(46)。阮元却只以散体为笔,这是曲解二。至于《文言传》,固然称“文”,却也称“言”,况且也非孔子所作--也更是附会了。他的主张,虽然也有一些响应的人,但是不成宗派。

曾国藩出来,中兴了桐城派。那时候一般士人,只知作八股文;另一面汉学、宋学的门户之争,却越来越多利害,各走偏锋。曾国藩为补偏救弊起见,便就姚鼐义理、考据、词章三端相济之说加以发扬光大。他反对当时一般考证文的芜杂琐碎,也反对当时崇道贬文的议论,以为要明先王之道,非精研文字不可,各家著述的见道多寡,也当以他们的文为衡量的标准。桐城文的病在弱在窄,他却能以深博的学问、弘通的见识、雄直的气势,使它起死回生,他才真回到韩愈,而且胜过韩愈。他选了《经史百家杂钞》,将经、史、子也收入选本里,让学者知道古文的源流,文经的一贯,眼光便比姚鼐远大得多。他的幕僚和弟子极众,真是登高一呼,群山四应。这样延长了桐城派的寿命几十年。

但“古文不宜说理”(47),从韩愈就如此。曾国藩的力量究竟也没有能够补救这个缺陷于一千年之后。而海通以来,世变日亟,事理的繁复,有些决非古文所能表现。因此聪明才智之士渐渐打破古文的格律,放手作去。到了清末,梁启超先生的“新文体”可算登峰造极。他的“文”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学者竞效之。“而”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48)但这种“魔力”也不能持久,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快,这种“新文体”又不够用了。胡适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这才起来提倡白话文,经过五四运动,白话文是畅行了。这似乎又回古代言文合一的路。然而不然。这时代是第二回翻译的大时代。白话文不但不全跟着国语的口语走,也不全跟着传统的白话走,却有意的跟着翻译的白话走。这是白话文的现代化,也就是国语的现代化,中国一切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语言的现代化也是自然的趋势,并不足怪的。

注释:

①宋周麟之跋孙觉《春秋经解》引王语。“朝报”相当于现在政府公报。

②《说文》辛部。

②均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④《论语•宪问》。

⑤《论语•先进》。

⑥《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这里用刘宝楠《论语正义》的解释。

⑦《论语•卫灵公》:“子曰:‘辞达而已矣。’”

⑧《仪礼•聘礼》:“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

⑨《非命》上。

⑩《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⑾《滕文公》下。

⑿《非相篇》。

⒀八十一章。

⒁《齐物论》。

⒂《问辩》。

⒃上节及本节参用傅傅年《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研究所集刊》第一本条二分)说。

⒄《孟子•滕文公》:“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楚人要学齐语,可见齐语流行很广。又《韩诗外传》四:“然则楚之狂者楚言,齐之狂者齐言,习使然也。”“楚言”和“齐言”并举,可见楚言也是很有势力的。

⒅《史记自序》。

⒆《后汉书•班彪传》。

⒇《史记评林》总评。

(21)《金楼子•立言篇》。

(22)宋赞宁论罗什所译《法华经》。语,见《宋高僧传》卷三。

(23)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六之二。

(24)佛教徒注释经典,分析经文的章段,称为"科分"。

(25)李舟《独孤常州集序》。

(26)《师说》。

(27)《谏佛骨表》触怒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

(28)樊绍述《墓志铭》。

(29)(30)《答李翊书》。

(31)茅坤有《唐宋八大家文钞》,从此“唐宋八大家”成为定论。

(32)《文说》。

(33)何薳《春渚纪闻》中东坡事实。

(34)陆游《老学庵笔记》。

(35)周书昌语,见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

(36)《古文约选•序例》。

(37)见雷?《卜书》。

(38)吕璜纂《吴德旋初月档古文绪论》。

(39)刘大櫆《论文偶记》。

(40)姚鼐《复鲁絜非书》。

(41)《述庵文钞序》,又《复秦小岘书》。

(42)《书震川文集后》。

(43)根据《说文》言部。

(44)阮元《文言说》及《与友人论古文书》。

(45)《文心雕龙•总术》。

(46)《金楼子•立言篇》。

(47)曾国藩《复吴南屏书》:“仆尝谓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耳。”

(4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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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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