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特·莱斯利（Esther Leslie）撰写的本雅明传记里，记录了本雅明一生中最后时刻所携带的物件：“他随身带了70美元和500法郎，一只黑色皮箱，里面装着六张护照照片；一张X光片和健康证明；一只琥珀杆烟斗；一只破碎的眼镜盒里装着眼镜；一只磨损的镍链金怀表；巴黎颁发的身份证；带有西班牙签证的护照和信件、杂志和纸张，有些手稿，其内容不详。”（伊斯特·莱斯利著，陈永国译，《本雅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这些物件陪伴着本雅明最后的颠沛流离，从1932年开始，本雅明就不断地迁徙，却无法在欧洲大陆寻找到任何一块让他安心栖居之地。他最后的希望是从法国前往西班牙，从那里他有机会坐船前往美国。已经在纽约的阿多诺帮助本雅明得到了签证，他唯一要做的便是翻越比利牛斯山，再从西班牙前往美国。

好运总是同本雅明无缘。“驼背小人”一辈子都没有把视线从他身上移开。“驼背小人”的形象出现在《1900年前后柏林的童年》——本雅明的一部晚期作品里，它是德国的童话人物，凡是被他盯上的人，就一定会心神不宁犯下错误。“驼背小人”视线所到之处，倒霉的事也就随之而至：“他出现在哪里，我在哪里就会变得两手空空”。“驼背小人”隐藏在比利牛斯山脉中注视着本雅明最后一次冒险。他的前景的确渺茫，身后的法国已经建立了傀儡政府，他前行的目的地西班牙也有弗朗哥政权在等着他。本雅明从小就习惯了走背运，但这次的预感更加强烈，死亡正在滴答滴答地倒计时。

9月26日，经历了12个小时的攀爬，本雅明原本就虚弱的身体变得更加糟糕，由于不认识路，有时候本雅明一行只能四肢着地爬行。在西班牙边境，对方告诉本雅明，由于他没有国籍，即便携带有效证件也不能入境。同时，西班牙方面表示，他必须被押送回法国，去一个随时能让他丧失自由的沦陷区。此时，本雅明的绝望到达了顶点，他拒绝回法国，却没有前行的道路。晚上10点，本雅明的流亡生涯划上了句号：在比利牛斯山脉的边境小镇，他吞下了大量的吗啡。本雅明很快便晕厥了过去，医生拒绝将这位垂死的人送往医院，他唯一做的只是在第二天为本雅明开具了死亡证明。

本雅明的一生自始至终遭受着绝望情绪的侵袭，特别是1932年之后本雅明不断地在欧洲大陆颠沛流离的时候，他经常觉得“空气紧张得令人无法呼吸”。据肖勒姆的说法，本雅明的自杀并非意外的冲动行为，而是他心里早就准备好了的。他料定自己可能会自尽，随身带着足以致死的吗啡，为自杀做好了准备。阿伦特写给《启迪》的导言《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中说，“驼背小人”是本雅明的自我隐喻，他仿佛受到了惊人的诅咒，不断地走背运，就像一个准确无误的梦游者，笨拙的选择一再把他推向险情四伏的境地。阿伦特还补充了本雅明本人都不清楚的倒霉：如果他能早一天到达边境，他可以轻松通过，因为西班牙当局还承认法国领事馆的紧急签证；如果他再晚到一天，马赛的美国官员会在得知难民无法通过西班牙时施以援手，总之“灾难不巧偏偏在那一天才可能发生”。不过，对于处于绝望顶点的本雅明来说，这些细节都不再重要，对于旧世界的全面崩溃以及对新世界的毫无信心，或许才是他吞下吗啡的最终原因，那些巧合无非只是选定1940年为本雅明的死刻下了历史的脚注。

本雅明生前的挚友、剧作家布莱希特为他的死写下悼念诗：“先于屠夫行凶之前，你自我了断/经历八年流亡，无奈注视着恶势力崛起/最终面临不可通过的边界/人们说，你通过的边界是那个可通过的。”边界是诗中刺眼的反讽。生死相隔的界限是生离死别的单行道，每个未死的人都清楚越过边界是绝绝然的彻底告别。本雅明面前的国境线比生死界限更加难以跨越，也更加残酷，它逼迫流亡者做出自裁的选择。

今年是本雅明逝世75周年，也恰好是今年，人们更加注意到本雅明流亡者的身份。眼下欧洲谈论最多的话题是难民危机，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北非以及巴尔干地区的难民正在欧洲大陆迁徙，他们经过希腊、意大利，再中转到德国、法国、瑞典等国。无论是出于政治原因，还是出于经济原因，难民们终究是一个“去国者”，他们必须远离自己的故土家园，前往陌生的远方去安置自己无处安放的肉身。在本雅明看来，流亡中最大的困难是无处不在的沮丧感，难民们总要一次次地面临计划受挫，担惊受怕，并逐渐演变为对未来的绝望情绪。1932年本雅明开始流亡，一开始看上去只是一次寻常的走动，却最终由于时局的逐步恶劣沦为彻底的逃亡。他从德国出发，花了11天到达巴塞罗那，再又前往伊维萨岛，并在那里写下了《柏林纪事》与《1900年前后柏林的童年》。当1933年，本雅明短暂回到柏林之后，纳粹成立德意志第三帝国，本雅明的犹太人身份面临空前的麻烦，他躲去巴黎，开展“拱廊街计划”的写作。法西斯的阴影依然如影随形，犹太人逃避迫害的传统让他像诺亚一样，早早地在心灵深处建造了方舟计划，他必须不断地流亡，再流亡，直到以死亡告终流亡岁月。

要理解本雅明的流亡者形象，有两个彼此相关的角度：知识分子与帝国主义。班达在20世纪20年代强烈批评过知识分子依附于权威而丧失了独立性，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对自身的民族性与民族主义情绪都加以排斥，成为一个自由的存在，道德的存在。班达式的具有自由人格的知识分子，如果套用解释本雅明会造成误解。这不仅因为本雅明对犹太复国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关注（他实际也拒绝了直接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更是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反对一切意识形态的行为，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班达的知识分子论所标榜的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本雅明充满政治意识的作品在表明，知识分子在新的政治形势中无处逃避的命运。这种命运来自帝国主义对世界的全方位掌控，在《拱廊街计划》的研究中，本雅明注意到，帝国主义通过全球性的贸易与商品交换，全景性地控制了世界，这不仅包括经济层面的，也有社会组织与文化上层建筑的控制。

于是，知识分子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严峻状态。此时的问题并非知识分子如何在道德上坚持自身的独立性，而在于如何创造出独立人格的条件。例如困扰本雅明一生的财政问题，源头之一是货币贬值导致中产阶级的破产，这几乎影响到一代犹太人知识分子。又例如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里论证的，法西斯主义是如何把美学引入政治领域，它给大众表现自己的机会的同时，悄悄地利用了他们并加以政治组织。资本主义的全面渗透制造了总体性的话语，知识分子寻求独立精神王国的想法，根本就是一场妄想。资本主义世界不仅坚决切断了传统与现代的联系，也让一切拒绝统治者生活方式的个体无处规避。20世纪30年代的知识分子，踏上了精神的奥德修斯之旅，远离家乡前往未知的世界，其实是无从选择的被迫决定。本雅明用生命将这场被迫害的流亡定义为彻底的悲剧。

本雅明逝世数月之后，阿伦特寻找他的坟墓，结果是“找不到，哪里也没有他的名字”。四年之后，在阿伦特去过的某个公墓里树立起本雅明的坟，木头上刻着他的名字。肖勒姆说，这个坟是后人为了骗取寻古者的小费而伪造的。本雅明真正成为了无名之徒，生前他在世界中无处安身，身后又在世界上无迹无踪。某种程度上说，本雅明是今天欧洲难民的精神先驱，他与这批正在流亡的人分享着类似的命运，活着的时候费力寻找和平的栖居之地，死亡之后世界上就不再有他们的痕迹，仿佛他们从未存在过一样。世界一直在以隐匿的形式重复着过去的故事，悲剧亦复如是。本雅明就持有一种“轮回”的世界观，他坚决拒斥进步的神话，不相信存在所谓的“进步”，一旦我们回顾历史，世俗政治宣扬的进步就会被事实所证伪。“我们所称之为进步的东西只不过囚禁于每个行星上，并且随着此行星而消失了。所有地方经常上演同样的戏剧，同样的舞台装置……在别的恒星上上演着同样的单调、同样的墨守成规。宇宙不厌其烦地重复自己，按部就班地运作。在无限的演出中，永恒泰然镇静地表演着。”

今天正在欧洲大陆上行走的难民中，或许也有一位严肃的思考者，他的处境像75年前的本雅明一样，正在为生计和身份焦虑，也敏感而悲观地感受到未来依然是轮回与重复。我们缺乏机会去认识他，一旦这个机会降临，他或许早已离我们而去，留下一个我们无处寻找的无名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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