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闵辉 郑昭红:汪曾祺研究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1 次 更新时间:2015-10-15 21:4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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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闵辉   郑昭红  

   汪曾祺是个衔接现、当代的作家,早在四十年代就已有小说《邂逅集》问世,解放后从事戏曲工作,也写过京剧剧本,六十年代出过一薄薄的小说集《羊舍的夜晚》。进入新时期,年逾花甲的他,重新提笔,一发不可收,《受戒》、《大淖记事》、《跑警报》、《泡茶馆》……几乎篇篇都是精品,以后陆续出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等几个小说集,散文结有《蒲桥集》、《旅食小品》和《汪曾祺小品》等集子,另有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94年,四卷本《汪曾祺文集》出版,至今仍笔耕不辍,确是晚翠花香。

   汪曾祺终于被发现了,一篇《受戒》令人耳目一新,人们开始注意汪曾祺,研究汪曾祺。以1980年唐挚《赞〈受戒〉》、张同吾的《写吧,为了心灵》〔1〕为发端,新时期汪曾祺研究已走过了17个年头, 发表于全国各种报刊杂志上的评论文章达近百篇,掀起了一股“汪曾祺热”。1988年9月, 《北京文学》编辑部在京召开“汪曾祺作品研讨会”,《当代作家评论》93年第1期专门出了“汪曾祺评论小辑”; 江苏电视台还录制了一部反映汪曾祺文学生涯和文学成就的MTV 专题片《梦故乡》,汪曾祺的确“行情看涨”。如果把这十几年来汪曾祺作一个回顾的话,那么1980——1989年可以是汪研的初期阶段,这一时期着重于对汪曾祺小说从单篇赏析到对作品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意识、小说的题材主旨及创作风格进行较为全面评析,并开始运用比较方法探究其艺术渊源;90年至今则可看作是汪研深入发展阶段,研究面扩大,散文研究开始起步,作家本人的研究也受到重视,众多研究者力图运用全新的价值观和史的观念,从宏观的文化角度并通过微观作品分析,结合创作的内部规律,对汪曾祺创作所具有的文化意蕴及艺术品格作更深入细致的综合考察,并联系当前文学状况、文化走向,对“汪曾祺热”现象作多方面解析,力图对其创作在当代文学史的地位给予中肯的评定。本文仅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结合本人研究中的一些体会,对这些研究成果作一点较为全面的评述。

     一

   新时期以来,小说研究一直是汪研的重点。这也符合汪曾祺的创作实际。研究者们大多把汪曾祺小说当作美文多视角、多层次地进行考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这样几个研究热点:小说的传统文化底蕴、艺术渊源及小说的文体风格。

   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濡染的作家。汪曾祺小说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意识一直是评论家们的热点话题。儒道佛相互渗透是对汪曾祺小说的哲学意识较为一致的看法。早期研究者大多从小说人物形象分析入手,刘锡诚认为汪曾祺赋予他笔下人物以传统美德,在这些人物相互关系中,突出赞美他们扶危济困,相濡以沫的人道主义精神;〔2 〕季红真进一步分析他笔下的旧知识分子,一方面积极入世、注重实践、有所作为的儒家道德理想,一方面则是消极出世无为清静的道家精神,二者相辅相承,形成他们的人生哲学,因而她认为,汪曾祺受古典哲学意识相互渗透互为因果的整体影响,其中儒道影响很大,而佛家则很小,儒道中又以儒家影响最直接,在一定程度上对老庄又有所批判;儒家的有所为与道家无所为在独立的人格理想这一点统一起来,形成他基本的审美理想和道德尺度。〔3〕是早期这方面研究的力作。 杨剑龙也认为“从总体上看,汪曾祺从儒家精神中汲取的主要是贯注其中的原始人道主义精神,从庄禅意识中寻觅的主要是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思想。”〔4 〕随着研究的深化,讨论更为具体深入,有人专门剖析汪曾祺小说的禅宗底蕴,〔5〕有人甚至提出他还受墨家的“赖力仗义”的影响, 特别是在表现小劳动者类型人物时,呈现为道墨相合的精神结构。〔6〕

   汪曾祺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7 〕儒道佛思想共同构成汪曾祺小说中的和谐,这差不多已成了共识。杨剑龙着力分析了汪曾祺追求的熔铸了中和主义审美观的审美境界,认为“我们可以在汪曾祺笔下,从古朴敦厚的乡镇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平和宽裕的境界里,寻到儒家个体与社会和谐的人生理想,从清新明丽的江南风光里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意境中,觅出庄禅的个人与自然和谐的审美追求。 ”〔8〕石杰的《和谐——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生命》〔9 〕则进一步从“入世的和谐”和“出世的和谐”两方面作深入剖析。他与林江合写的《汪曾祺小说中的儒道佛》一文,〔10〕可算是对汪曾祺所受儒道影响研究的一个小结。文章从儒道佛在汪曾祺小说中的具体体现;儒道佛思想共同构成小说中的和谐之美,并从创作主体与儒道佛各自的特质加以成因分析;汪曾祺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创作思想都受到儒道佛思想的深刻影响三方面进行分析总结,体现了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

   众多研究者对汪曾祺小说中的传统思想文化意识的挖掘可谓全面而深刻,这固然与汪曾祺本人的文化素养有关,同时,与当前的传统文化热,对传统伦理道德重新审视,以及对人文精神的提倡不无关系,与此联系,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理解“汪曾祺热”另一层面的缘由了;传统文化意识能如此茁壮地在当代文学中开花结果,并不只是传统的问题了,肯定还有其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合理内涵,如古典人文精神等,可否由此考察这种传统的现代性,这样才可更准确理解现代的汪曾祺,小说研究中这方面还是个薄弱环节。〔补注1〕

   对汪曾祺小说的艺术渊源,研究者较为一致认为,汪曾祺吸收我国古代散文、笔记小说的优良传统,是“我国古典小说中文人小说一家继承和发展”;〔11〕同时,还注意到其他传统艺术门类如绘画、戏曲和说唱文学对作家小说创作的影响。李振鹏对汪曾祺小说的民族性作分析,先从结构、表现手法、人物刻划等方面探讨汪曾祺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的承传关系;接下从语言风格上分析“唐宋派”与“桐城派”古文的影响;并从传统戏曲的“写意性”和“没有背景”性来剖析汪曾祺小说又一特色:“气氛即人物”。〔12〕柳易江则认为,汪曾祺小说中渗入一种“清高绝俗”的文人画风格,而文人画又是以意境的创造为审美核心的,因此,汪曾祺小说的最大特点便是意境的构造。文中专门对汪曾祺小说中巧妙运用了中国画中“空白”理论来虚实相生的效果进行独到的阐释。〔13〕对于艺术渊源的探讨,从评论文章来看,着力于开掘其传统渊源,还应值得注意的是汪曾祺学贯而西,“我也曾接受过外国文学影响,包括“意识流”作品的影响,就是现在的某些作品也有外国文学影响的蛛丝马迹”。〔14〕这类话,汪曾祺曾多次提及,他要的民族传统是“要能对外来文化的精华兼收并蓄的”,〔15〕很明显,这一渊源影响研究却鲜有人涉及,几乎是个空白。只有解志熙《汪曾祺与存在主义》,杨鼎川《汪曾祺与外国现代主义文学》(《佛山大学学报》1996.2)

   汪曾祺小说的文体风格也是评论界感兴趣的话题。对汪曾祺小说的创作风格,大多数人用“淡中有味,飘而不散”,平淡、和谐来概括。其实,汪曾祺同沈从文一样,注重语言文体建设,“我大概是个文体家”,因而用文体批评接近汪曾祺可能更方便、更准确。较系统地着手这一工作的李国涛。他在《文学评论》87年第4 期上发表《汪曾祺小说文体描述》一文,从“小说是回忆”、近似随笔、“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三方面结合具体作品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三个支点:回忆、结构、语言进行透彻、精遂的解析。杨志勇则从叙述方式(包括视角、语言等)的突破、着力于气氛的创造、虚实相生以激发读者的主体创造意识三方面来阐释汪曾祺小说的文体意识,并指出在这几方面汪曾祺的文艺观与西方现代文学(形式学派、接受美学)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共振〔16〕。许多研究者都提到汪曾祺小说“散文化”这一特点,“散中有凝”,追求内在的神韵,认为这是对传统小说观念的消解,这是较一致的看法。许宗华专门对汪曾祺小说“非情节化”作了论述,他是以氛围背景为小说结构中心〔17〕;张洪德则进一步从“对人物作个体凸现或群体描绘”,“运用‘写意’手法展示人物风貌”,“选取独特细节对人物作传神描绘”三方面分析了汪曾祺小说中人物描写的散文化技巧〔18〕。谈到小说散文化,汪曾祺小说中“气氛即人物”,注重氛围感渲染和酿造,得到了评论界一致认同〔19〕。邓嗣明撰文从氛围气这点来探讨汪曾祺小说的艺术品格,认为汪曾祺小说氛围气的出现,关健在于用气氛酿造人物,构成一种情调。而情调的形成又取决于作家审美理想与相应物象撞击所产生的意绪和情思,所以氛围气的创构就在于他对这种意绪和情思的捕捉和组建;接下他从这一转化的两种形态:一、气氛即人物:审美感受的物质外化;二、小说“散文化”:理想人格美的塑造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抒情审美品格作了深层的剖析,很有创见。〔20〕

   从资料上看,文体研究日益成为汪研的重心。文体作为一个由一定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必然折射出作家个人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及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目前汪曾祺小说文体研究大多停留在表层,即作品的语言秩序和体式上〔补注2〕, 对文体负载着的社会的文化精神和作家的人格内涵的深层结构分析,虽有人开始涉及(如夏逸陶),但显然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完全可以由此来考察汪曾祺小说文体形成的诸多因素,包括创作内部规律(如小说是回忆等),从而把文体的表层及深层功能结合起来,更全面准确地认识这位道德文化艺术修养极高的文体家。汪曾祺自己也说:“小说作者的语言是他的人格的一部分,语言体现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态度”。〔21〕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李同涛《当代小说同艺术世界的联系——汪曾祺的小说观念》一文〔21〕,就《晚翠文谈》并结合创作,阐释汪曾祺关于戏曲与小说、诗文与小说之间、中外小说之间、以及古代文论和当代小说创作之间的“打通说”,特别是对其关于小说文体的“文气论”和“意境说”作了全面概括分析。汪曾祺是作家又兼评论家,他的文艺观是较庞杂的,对其小说观作全面梳理,这无疑对我们更好地理解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是有补益的。

     二

   汪曾祺小说的文体美得益于他的散文,以至其散文反被小说的盛名所掩。新时期以来,汪曾祺的散文创作与小说几近同步,然而散文研究却起步甚晚,一直到《蒲桥集》89年出版后,始有人撰文专论。韩毓海读后撰文〔23〕指出:“这种对新文化运动进行反思的传统,沈从文将它传给了汪曾祺,汪先生把它传给谁呢?这是一个被冷落的传统。”接着从“克服历史与接近存在”、“‘闲话’与‘意识形态’“两角度联系现实,古今中外对这一被冷落的传统进行反思,令人于无声处听雷声,作者思路异常活跃开阔,但“琐记”毕竟是琐记。

   倒是周荷初对汪曾祺的散文创作作了较为详细的“管窥”:汪曾祺散文的小品性质首先便在于自由,题材不拘,挥洒自如,采用一种近无结构的“随笔体”;一般写得较为平淡,只就眼前景写心中情,并且认为这种小品风与作者淡泊、宁静,具有道家风范的超脱性情相对应;其次,作者还从绘画的线条色彩,观察景物的视角对汪曾祺散文文画渗透的艺术特征进行分析;最后,他将汪曾祺与晚明小品诸家作了比较,认为在散文体系知识情趣这点上,他们之间的精神共鸣是明显的,然而,毕竟分属不同的时代与文化背景,其思维个性与人生态度、趣味也并不完全相同,汪曾祺感情上或许留恋儒道,理智上则倾向现代意识。〔24〕

从上面分析来看,研究者已开始涉及汪曾祺散文的传统文化意识和艺术渊源〔25〕。几乎每个评论新时期散文现象的人也都要提及这一点,汪曾祺逐渐为散文界所关注。晓华汪政《略论新时期散文的家园意识》认为汪曾祺散文回到了家、返回日常,这种对传统闲适复归的阶段风格较完美地呈现了家园的作为日常诗性,已与古时隐逸文化接通了血脉;楼肇明则明确指出“在当代散文与现代散文乃至古典散文的文化艺术接轨上,不得不首推汪曾祺雅韵的独步”〔26〕。关于这一点,范培松在《钟山》94年第6期发表《京派散文的再度辉煌》一文, 把汪曾祺与沈从文的散文作全面比较,将他纳入京派散文创作流程进行考察,是近几年来汪曾祺散文研究的扛鼎之作。文章首先指出,汪沈散文都属水性,但又各具特色,有很大差异,鲜明地表现对现实的态度上,与沈从文“避”的态度相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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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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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龙岩师专学报:社科版》1997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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