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十一世纪西方汉学界的简帛研究在宏观人文学术背景中呈现出独特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取向。本文基于对726篇文献的统计，发现其研究路径主要体现在释读与阐释方法论的建构、文本生成与作者问题的反思、修辞与叙事分析的兴起以及多元性史料研究的转向等四个方面。当前趋势预示，西方学界未来的研究可能在此基础上拓展至文本经典化、人物研究、物质文化及身体研究等四个主题。
【关键词】简帛；西方汉学；文学批评；新历史主义；文献学
【作者简介】冯驰，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博士研究生。
本文刊载于《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中国思想与比较文化研究》栏目。
1900年，英国人斯坦因（Aurel Stein）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发掘出一批古代简牍，早期中国出土文献的研究自此在中西互动中展开。随着1973年马王堆帛书和1993年郭店楚简相继面世，西方学界的先秦两汉简帛研究也逐渐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西方学界研究的趋势几经演变，关注的问题也日趋多元。因此，有必要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二十余年西方简帛学的发展，以期在放眼世界的同时，反观自身的研究路径。
过往已有不少学者探讨过中西学界在视角和方法上的差异。邢文的《近年海外简帛研究述评》（2009）和《战国简的古文字、历史和思想史方法》（2010—2011）为较早的由中国学者撰写的综述，其时海外学界正处于马王堆帛书和郭店楚简研究的高峰。较早的系统性英文综述可见于纪安诺（Enno Giele）的文章《出土写本：语境与方法》（2010），该文向英语读者介绍了当时中国出土文献及研究方法的整体概况。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报》对艾兰（Sarah Allan）的专访则聚焦了一位美国汉学家视角下的美国简帛学研究热点。赵平安的短文《国际汉学中的出土文献研究》（2013）也简述了二十世纪以来的海外相关研究。
对西方简帛学的一个重要议题分析较为深入的是张万民的《〈诗经〉早期书写与口头传播——近期欧美汉学界的论争及其背景》（2017），该文详细评述了以柯马丁（Martin Kern）和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为代表的关于《诗经》口传或书写的两派论争，本文后续亦将对此展开论述。另外，近年来相关的综论尚有夏含夷的《西方汉学家中国古文字研究概要》（2018）、张显成与李真真的《中西方简帛文献释读方法论比较研究》（2019、风仪诚（Oliver Venture）和马克（Marc Kalinowski）的《西方语言的秦代简牍研究综述》（2020，以及陈嘉礼的《读出土〈老子〉：西方学术镜鉴》（2020）等，它们均从不同侧面概述了西方简帛研究的某些重要议题。
近年来，夏含夷的《西观汉记：西方汉学出土文献研究概要》（2018）已成为西方青年学者学术训练的必读书目。该书第四章按文献出土时间顺序系统梳理了1970年至2015年西方学界关于各批简帛的研究文献及其主要观点。此外，学者们常参考的文献目录还有金鹏程（Paul R. Goldin）在Academia.edu网站个人主页上定期更新的PDF文献目录，该目录按作者姓氏字母排列，收录迄今所见的简帛研究论著，最新版本截至2024年10月；然其仅止于罗列，未附分析。尽管如此，该目录因其收录全面、更新及时，仍是目前西方学界检索简帛研究成果时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尤其对追踪近5年新发表文献具有独特价值。
以上的综述类成果与文献目录虽各有侧重与长处，但仍存在若干不足。其一，时效滞后。除了金鹏程的文献目录以外，以上综述所收的材料都截至2015年前后，距今已有十年。其二，整体性较弱。以往面向中文读者的综述往往受篇幅所限，仅列举与撰者自身领域相关的近期论题，缺乏从宏观视角出发的深入论点，亦未系统剖析该领域的发展脉络与内在机制。其三，前瞻视野有限。由于未能深入把握当前研究方法的内在理路，自然难以对未来的发展趋势作出有效预判。
因此，本文的目的不仅仅是梳理近期的文献，向中国简帛学界介绍西方近年来各方面的发展情况，更旨在将西方的最新进展置于宏观人文学科背景中加以考察，以揭示其内在逻辑，指出当前新兴领域，并展望近期发展趋势。基于对2000—2024年西方学界726篇（部）出版物的量化分析，本文将大体上依时序探讨西方学界在四个方面的进展：释读与阐释方法论的建构、文本生成与作者问题的反思、修辞与叙事分析的兴起以及多元性史料研究的转向。最后，本文提出未来西方学界可能进一步聚焦于文本经典化、人物研究、物质文化及身体研究四大主题。
一、西方学界出版物的量化分析
2000年以来，西方学界的中国简帛研究出版物数量持续增长。本节借助图表，直观呈现出版物数量以及研究对象的历时变化，以便后续分析其研究方法及相关趋势。本文采用量化方法，对专著、论文集（edited volume）、论文集章节（book chapter）和期刊论文等四类出版物进行检索与统计，共计入726项成果，并逐一分析其研究内容所涉及的历史时期。本节选取分析成果基于以下标准：第一，研究对象为1900年以后出土或收集，断代不晚于东汉末年（最晚为走马楼简牍），书写于简、帛、木牍的文本，不包括青铜器铭文、甲骨文、石刻等；第二，出版于2000年至2024年11月之间，包括以英、意、法、德、俄语书写的同行评议期刊论文、论文集章节、专著和论文集，不包括书评、学位论文、会议论文、演讲稿、网页、百科全书条目等其他类型；第三，与金鹏程的文献目录不同的是，本文所收文献或是明确以简帛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或是将其作为研究早期中国政治、思想、法律、医学等领域的主要论据，不包括仅仅引用简帛资料作为旁证的研究。
经检索和筛选，笔者建立了一个数据表，包含以下字段：（1）作者和标题；（2）发表年份；（3）成果类型；（4）研究对象所属时代；（5）语言；（6）是否包含一手文献的外文校勘或完整翻译。表1和图1汇总了2000—2024年不同类型出版物的数量分布。
表1 2000—2024年相关出版物类型分布表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绘制
图1 2000—2024年相关出版物类型分布图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绘制
表2统计了以上出版物所研究的一手文献的朝代，图2总结了不同朝代所占比例在这些年中的变化。本文将出版物研究对象的时代分为春秋晚期、战国、秦、西汉（包括新莽时期）、东汉和无特定时期六类。温县盟书和侯马盟书统计为春秋晚期，武威、悬泉和玉门关简牍统计为西汉，敦煌、居延简牍统计为东汉。主要研究对象跨越两个时代或多个时代的，例如综合了郭店简和马王堆帛书的诸多《老子》研究，依论述篇幅侧重归类；篇幅大致相当或广泛涉及多个时期的，归入“无特定时期”。
表2 2000—2024年相关出版物时代分布表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绘制
图2 2000—2024年相关出版物时代分布图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绘制
可见，2000年以来西方学界的简帛研究出版物数量总体呈逐年上升态势，随后逐渐趋于稳定。二十一世纪初期，学界焦点集中于以马王堆《老子》为代表的西汉文献，以及以郭店简、上博简为核心的战国文献。2010年以后，秦汉文献的研究逐渐增加，同时西汉文献研究也在马王堆帛书之外涌现出诸多新议题。尽管战国文献始终在研究中占有较高比重，但近年学界所关注的战国文本范围进一步拓展，研究问题也日益多元化。
二、二十一世纪的开端、发展与当前研究热点
2000年以来，西方学界的简帛研究在理论方法、研究视角与议题广度等方面经历了显著的发展与转向。上述出版物数量和结构的变化，与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研究问题及研究方法的转向紧密相连。本节将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大致依时间顺序与学理脉络，对当前西方学界的几个关键研究热点进行梳理与评述。这些热点既包括二十一世纪初奠定的方法论基础，也涵盖近年来在文本生成、修辞叙事及多元史料运用等领域涌现的新趋势，对其的梳理旨在系统呈现西方简帛研究的整体格局与演进脉络。
（一）释读与阐释：新世纪初的宏观基础
2000年以来的欧美学界简帛文献研究很大程度上奠基于1998年达慕思学院（Dartmouth College）举办的郭店《老子》国际研讨会。该会议的论文集于2000年出版，收录了当时多项重要研究及讨论实录。郭店《老子》的出土不仅激发了中国学者对版本学和古文字学的兴趣，对当时的西方学界而言，更是预示了一幅充满希望的图景——通过出土文献的样态，可以推测早期书籍的编纂过程，进而探索早期知识的组织与国家文献机构的功能，为思想史和制度史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
该论文集的突出特点是收录了专门讨论研究方法的三篇论文，分别是鲍则岳（William Boltz）的《古代文献整理的若干基本原则》、罗浩（Harold Roth）的《郭店〈老子〉对文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以及谭朴森（P. M. Thompson）的《论文献证据的形式处理》。这表明当时的研究已经不满足于早期对马王堆、敦煌等文献的个案分析，而是试图建立系统性的方法，反思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关系。郭店《老子》国际研讨会由此奠定了二十一世纪初学界的两个基本共识：第一，简帛文献可以提供前所未见的佚文，填补思想史、哲学史的空白；第二，通过考察简帛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关系，学界应当发展新的文献学方法，思考早期文本编撰、成书的动态过程。
受当时资料和学科发展水平的限制，当时的西方学者并未参与简帛的初步释读、编辑工作，但在这种宏观共识的推动下，他们研究的具体问题往往指向更具理论性的目标。例如，鲍则岳在《郭店〈老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2000）一文中，表面上是以郭店简文为例讨论释读方法，实则旨在从宏观上反思现代阅读习惯与古代书写习惯的差别。柯马丁和李孟涛（Matthias L. Richter）等学者也讨论过释读问题。在分析诸多具体释读案例的同时，柯马丁的长文《早期中国文本异文之分析和写本文献之产生模式》（2002）着眼于简帛文献的社会生产史；李孟涛的短文《关于中国写本文字隶定的建议》（2003）则承载着他2005年前后规模更大的书手（hand）研究课题，而这一课题也意在探讨简帛文献在技术、物质层面的生成历程。
西方学者不仅重视释读方法，也持续关注思想阐释。二十一世纪初的思想史研究集中于《太一生水》《五行》所蕴含的宇宙论和《性自命出》中的性情论，尤其注重它们与传世文献在思想表达上的差异。顾史考（Scott Cook）、艾兰（Sarah Allan）、夏德安（Donald Harper）和庞朴等学者的论文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另外，不少思想史著作即使未将简帛文献作为核心研究对象，也开始逐步引用上述文献作为辅助论据。随着上博简、清华简各卷陆续刊布，学界对思想史的研究重点亦不断积累与转移，拓展至政治哲学、诸子思想等更广泛的领域。
需补充说明的是，这种对宏观问题的关注与西方的学科设置密切相关。欧美国家的中国简帛研究大多数隶属汉学系或东亚研究系。除了《简与帛》（Bamboo and Silk）这一专门性期刊面向简帛文献的专家之外，大多数学术出版物的读者群体实为东亚文学、古代中国文学乃至其他文化传统的历史、哲学、文学与文化史学者。因此，研究生在漫长的学术训练中往往接受宏观的、跨学科的培养。在写作中，唯有将具体问题提升到宏观层面，以深入浅出之道对话更广的人文社科学界，才能吸引更多读者。尽管许多缺憾或也由此而生，但这正是西方汉学研究取向的特征，其中得失亦可见仁见智。
（二）传承与制作：文本生成与“作者”问题
自二十一世纪初起，文本史的宏观视野中一个重要的论争在于早期《诗经》传承本质上是口述还是书写。这一问题在西方古典学领域早已是经典议题。对古希腊罗马史诗和政治文本的口头传统的研究可追溯至十八世纪。二十世纪初，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以更为系统的口头诗学理论为史诗研究构建了新的分析框架，并吸引了不少学者追随。而后，对书写、记忆、印刷等生成与传播方式的讨论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日益兴盛。
随着阜阳汉简《诗经》（1977）和上博《孔子诗论》（2000）进入西方视野，学者开始借助这些文献分别支持中国诗学上的两种立场。两方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柯马丁和夏含夷。柯马丁主张，中国早期诗歌是在口头传统中产生和传播的，诗歌在教学、记忆和口头表演中流传，因此导致写本中出现同音同义的异文。他认为文本的书写形式及其意义取决于写本生成和传播的具体语境，并指出《诗论》中“孔子曰”的使用模式正反映了书面形式对口头传承的记录。相反，夏含夷则认为《诗经》中的诗篇至迟在战国时期就已以书面形式传抄。他在多篇《诗》学研究中都强调书写在早期文本的编纂和流传中的核心作用，在《出土文献与〈诗经〉口述或书写问题》（2016）一文中亦重申了《诗》的书写本质，并同样以《孔子诗论》为论据对柯马丁作出直接回应。此后，海昏侯墓《诗经》（2015）、安大简《诗经》（2015）等《诗》学文献相继出土并得以整理出版，梅林（Maddalena Poli）、亚当（Adam D. Smith）、蒋文、汤浅邦弘（Yuasa Kunihiro）、史亚当（Adam Schwartz）、麦笛（Dirk Meyer）等学者也在西方学界参与了这一讨论。
自2012年起，以张瀚墨的英文博士论文《早期中国作者模式及文献形成》（2012）为代表的“作者研究”逐渐成为早期中国文本研究的重要议题。虽然张瀚墨的论文并非专门探讨简帛文献，因此未被纳入本文的统计范围，但是其问题意识与简帛出土所激发的诸多学术关切紧密相连。“作者研究”的目标并非确定某一文本的实际执笔者，而是探讨一个文本为何被归于特定人物名下。张瀚墨提出了五种作者模式：作为文化英雄（cultural hero）的黄帝、作为学脉领袖（head of a teaching lineage）的孔子、作为赞助人（patron）的刘安、作为独立作者（individual writer）的司马迁和作为译者（translator）的外国僧侣。这些模式展示了“作者”如何成为一种关键概念，并作为概念被用于分类、保存和解释古代知识，参与汉帝国神话性、政治性叙事的建构。简帛学界的“作者研究”既包括从具体文本出发的案例研究，如陶欧力（Ori Tavor）对马王堆帛书和张家山汉简的研究（2016）、武致知（Rens Krijgsman）对郭店简《语丛》的分析（2014），也包括如戴梅可（Michael Nylan）这样，从传世文献入手，进而转向写本文化中的作者与权威性等宏观问题的研究（2014）。随后，胡明晓（Michael Hunter）和柯马丁合编的论文集《再论孔子与〈论语〉：有关写作、断代和作者的新视角》（2018）汇集了十位学者对论语相关问题的讨论。
这种趋势承接着数十年来西方文学界对“作者”观念的反思。这一思潮中最具代表性的早期作品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于1969年发表的演讲稿《作者是什么》。福柯指出，作者形象是历史建构的产物，如今我们之所以需要作者（author），是因为作者正是作品权威性（authority）的来源。“作者的名字是一个可变物，它只是伴随某些文本以排除其他文本”，“作者的作用是表示一个社会中某些话语的存在、传播和运作的过程”。这种立场对我们习以为常的“某人写了某书”的观念构成了挑战，因为在人们虔信经典的时代，这种将经典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视角是很难出现的。二十世纪初中国兴起的古史研究的思路或与此有一些相通之处，并产生了诸多精审的考据成果。然而，西方对中国文本的“作者”研究虽常援引中国考据学的发现，但其整体思路仍深植于西方文学研究中关于作者问题的理论脉络。
（三）修辞与叙事：作为编织物的文本内部
近十年来，简帛研究与文学批评方法日渐融合，学者们更加关注文本自身的特征、修辞和形式。这种趋势承接了上述对作者观念的反思，强调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即关注“复数的文本”之间的关系，视文本为“过去的引文的编织物”。文本并不是脱离当前的语境和传统凭空创造的，而是通过引用、参照、模仿，以及标题、序跋、插图等一系列“副文本”（paratext）获得意义。“副文本”这一概念源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的《广义文本之导论》（1979）。近年，尤坤、武致知（Rens Krijgsman）、肖芸晓、杜恒等青年学者将这一视角引入西方先秦简帛学的视野。
与此同时，以往处于边缘的文本体裁、结构、修辞及审美特征等问题也获得了更多关注。例如，武致知在《承载哲学议题的流动的语录：从〈语丛〉的互文性到早期中国的文化记忆与作者的动态》（2014）中指出，《语丛》的形式主动地承载了它的功能：一些语句在不同的文本中以变体形式重复出现，正是因其对重要哲学问题作出了简洁而优美的表达。这些语句不断地被引用、改写，成为早期中国文化记忆中的共享资源。而其引用与改写方式的差异则折射出早期作者处理文化记忆的不同策略。另一例是柯马丁的《论“诗”：〈孔子诗论〉的模式和议论》（2015），该文探讨孔子的诗学观念如何通过语言模式和议论技术得以传达。柯马丁指出，《孔子诗论》文本中“作者功能”的缺失非但不是缺陷，反而构成其修辞特质，增强了文本的论述力量。他认为，《孔子诗论》的修辞是一种未在传世文本中延续的特殊话语类型。《孔子诗论》不仅展现了诗学阐释的过程本身，还通过其形式成为一种教学工具，这种自反性通过赋予孔子鲜明的个人声音以及文本中的设问与叹词得以体现。
除了文本中自觉使用的修辞以外，对隐喻（metaphor）的研究亦需特别讨论。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更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人类理解世界、与外物建立联系的基础。该领域的早期代表作是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1980），该书提出隐喻是人类语言文化和认知结构的基础。随后，不少文化研究学者亦借助此框架，探索语言形式与思想文化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西方汉学界的隐喻研究以艾兰（Sarah Allan）的《水之道与德之端》（1997）一书为起点，其后多集中于传世文献的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不过，陈慧（Shirley Chan）的新作《早期中国的文本、历史性和隐喻：读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汤处于汤丘〉》（2024）一文将文学批评和艾兰式的隐喻研究的方法应用到出土文献中，并结合她所擅长的哲学概念分析展现出独特的学术视角。
与修辞和体裁研究一体两面的则是叙事研究。当代叙事学认为，叙事并不是完全客观地将实际的事件按照时间顺序转化为文字，而是包含很多主动的选择与建构，例如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暗示、对作者与读者关系的设定等等。叙事学领域的经典著作——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的《叙事分析中的故事与话语》（1981），区分了“故事”（story）（被告知的事件）和“话语”（discourse）（讲述的组织方式）。这一区分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早期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对“素材”（фабула）和“情节”（сюжет）的划分。此后，米克·巴尔（Mieke Bal）的《叙述学》（1985）成为该领域的奠基之作，汇集了大量来自文学和非文学作品的具体案例和细部分析方法。这些观念和方法很快被广泛用于二十世纪末西方的小说和电影研究中。同时，在新历史主义的视域下，历史写作也是一种叙事形式。用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话说，历史叙事“借助于假定的因果律，通过利用真实的历史事件和我们传统的虚构结构之间的隐喻相似性”，为我们提供对“历史”的某种理解，而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把一系列的事件构建成为一个可理解的故事”。如果我们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基于叙事的策略和效果，那么研究历史写作就不再是研究“现实事件”本身，而是研究现实事件如何在叙事中被呈现。因此，新历史主义主张用文学批评的方法来解读历史文本。
近年来，中国简帛研究也开始关注叙事和历史写作的“话语”层面，即历史事件被叙述的方式。例如，尤锐（Yuri Pines）在专著《出土的周代史：竹简写本〈系年〉与早期中国史学》（2020）中讨论了史学文本的叙事，尤其关注近年出土文献的历史写作方式如何为传世文献的史学研究提供新视角。此外，叶波（Paul van Els）和艾兰（Sarah Allan）合编的文集《历史与哲学之间：早期中国的轶事》（2017）也收录了两篇涉及出土文献叙事的研究，其问题意识与分析方法常与传世文献的叙事研究相通。几段叙事相互衔接组合的方式也构成叙事研究的另一维度。例如，武致知与侯昱文（Paul Nicholas Vogt）合作的《众中之一：中国早期历史写本的独立与综合阅读》（2019）指出，上博简《庄王既成》中两段叙事并置能够生成额外意义，又以此延伸至更广泛的议题：分别阅读与整体阅读写本中的文本单元会带来不同的接受体验。
其实，近年来文学批评与叙事研究方法的兴起并非偶然，而是文本史这一宏观目标统摄下的必然发展。例如，上文提到柯马丁在《论“诗”：〈孔子诗论〉的模式和议论》（2015）中所采用的方法，可追溯至其早年在《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国的文本和仪式》（2000）中为中国仪式文本建立的文学批评框架；而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出土为他深入探索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之关系提供了具体支点。同样，艾兰早在1981年的《世袭与禅让：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一书中就已经充分利用叙事理论分析过传世文献中朝代更迭的禅让故事；待郭店简《唐虞之道》和上博简《子羔》《容成氏》相继面世，她又出版了《湮没的思想：出土竹简中的禅让传说与理想政制》（2015）一书，借助新材料反思、巩固已有的方法框架。由此可见，西方学界研究修辞，研究文本遣词造句的特征，最终往往导向叙事学、新史学或文本史的宏观议题，其目的并非单纯是断代或辨伪，而是与前文所论的“释读与阐释”方法一样，致力于在更广阔的视野中理解文本的历史。
（四）文化与社会：新史料、学术共同体与跨文化研究
近年另一个显著的趋势是学界日益关注文学和哲学文本之外的材料，如祭祷文献、术数文献、法律文献、经济文献、遣册、兵书、医书等等。此类秦汉出土文献的丰富，不仅带动了上文统计中秦汉文献比重的提升，也使西汉文献的研究焦点逐渐从马王堆《老子》转向更多元的文本类型。
继二十世纪对这类文献零散的初步研究后，近年相关研究的第一个特征是论文集和专著出版量的显著增多，体现出学术团体的形成和学术交流的深化。例如，齐思敏（Mark Csikszentmihalyi）和戴梅可（Mychael Nylan）合编的论文集《汉代史上的技艺：〈史记〉和〈汉书〉中的表、书与志》（2021），基于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者为代表的学术群体的学术成果编撰而成，其中不少章节将出土秦汉术数文献与传世正史相结合进行研究，促进了汉代技术史学科的发展。同年出版的还有艾丽沙（Elisa Levi Sabattini）和史克礼（Christian Schwermann）合编的论文集《法令和市场之间：早期中国的经济思想与实践》（2021），收录了多位先前主要从事文学、哲学研究的汉学家的论文，其从经济思想史、实践史的角度重读史料，填补了早期经济史研究长期存在的空白，而其中涉及出土文献的是叶山（Robin Yates）和马硕（Maxim Korolkov）研究秦简的两篇论文。近年另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集是《中国的占卜与预言手册》（2022），由郎宓榭（Michael Lackner）和赵璐合编，研究对象从甲骨占卜延伸至当代中国算命实践，在“早期中国”部分引用了不少出土术数文献。作为西方首部全面介绍中国占卜和预言传统的学术著作，该书的出版预示着相关领域即将形成更加系统、成熟的研究方法。
学术期刊中也出现了聚焦此类出土文献的专号。由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持编辑、英国博睿（Brill）出版发行的《简与帛》（Bamboo and Silk）第5卷第1期（2022）即为里耶秦简研究特刊，这无疑标志着一个学术共同体的重要进展。《亚洲医学》（Asian Medicine）第18卷（2023）则以天回老官山汉墓的医简为主题，收录13篇中外学者的专题论文。《简与帛》最近出版的第7卷第2期（2024）则集中刊发了6篇与胡家草场西汉简牍相关的研究。
近年来相关研究的第二个特征是跨学科方法和跨文化研究的兴盛。一方面，书写与口传研究、文学批评等方法也被应用于祭祷、术数文献中；另一方面，西方学者将中国简帛置于全球写本文化的视野中，将中国史料视为全球史料的一部分，并以此编纂论文集和特刊来探讨全球写本文化中共通的话题。例如，2021年创刊的《写本与文本文化》（Manuscript and Text Cultures）定位于跨文化研究，其第二卷（2023）的主题便是探讨写本排版的策略以及视觉特征——中国的“日书”在此方面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案例；傅希明（Christopher J. Foster）在本卷中的《早期中国的日书占卜手册导航》一文为此跨文化问题贡献了中国视角。
与新材料的关注相伴随的是新史学方法的广泛应用。除了前文提及的新历史主义视角之外，总体史观（total history）的思维也逐渐进入西方的中国简帛学界的视野。总体史观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活跃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年鉴学派。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1949）中指出，传统的史学多关注政权更迭、王朝征服等上层大事；年鉴学派则力图突破这种局限，将研究重心转向社会、生活、环境等以往被忽视的维度。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英国的新社会史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进一步发展了总体史观。这些思潮不仅发掘了以往被遮蔽的社会群体的声音，而且拓宽了史料的范畴——传统上认为有价值的史料往往出自精英史学家撰著的“正史”，其所呈现的历史往往只能是精英史、政治史；而从总体史观出发，日常的文件、书信、数据等材料均成为不可忽视的史料来源。
在中国简帛研究中，文学和哲学文本通常和中央政权及社会精英的思想史密不可分，而日书、医书、遣册和行政文书等体裁则更能反映当时地方官吏乃至平民生活的多重面向。夏德安（Donald Harper）和马克（Marc Kalinowski）合编的《早期中国的命运之书和大众文化：战国秦汉的日书写本》（2017）一书从书题上就点明了当时文化史学者对日书产生兴趣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张朝阳的《早期中国民法史：案例、法规、概念及其他》（2022）以及兰德（Brian Lander）、凌文超和文欣合著的《三世纪中国南方的国家与地方社会：湖南走马楼出土行政文书》（2024）等新著都特别关注文学与哲学之外的文本类型，其取向正与上述史学思潮相呼应。
三、西方学界的发展逻辑与未来议题
随着国内出土文献不断丰富，西方学界对同一类型但不同时期的文献进行综合分析的论文和专著也日益增多，这推动了本文统计表中“无特定时期”类别中数量的增长。该趋势表明，西方汉学界不再局限于二十世纪末盛行的对本质主义的批判，而是逐渐转向（或回归）更加综合、大胆的叙述方式。在未来几十年间，专门研究出土文献的出版物数量预计将趋于平稳，除非出现郭店简这样的革命性发现，或者像达慕思学院国际会议这样的标志性事件。不过，类似本文的计量工作在未来可能会愈加困难，因为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正日益融合，共同作为早期中国研究的基础材料。许多专著虽以专章讨论出土文献，或以其辅助论证，却未必被纳入专门统计范围。因此，尽管依本文标准计量的出版物数量未必会大幅增加，但出土文献的使用在西方汉学界必将更加广泛。
西方的中国简帛学发展虽路径多元，但并不驳杂，而是与西方文化史、文学批评史、史学史和社会史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脉络紧密相连，并与欧洲、波斯、古埃及等地的写本研究的趋势相互呼应。西方的中国简帛学的议题热度通常滞后于相应的人文社科理论思潮约二十到四十年，不过近年来这一间隔也有逐步缩短的趋势。因此，若想要预判未来的走向，可以梳理西方人文社科与写本研究中已开展但尚未充分引入简帛领域的课题，观察其中哪些具备拓展空间。本节将聚焦经典化、人物研究、物质文化和身体研究等四个方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西方的中国简帛学在这些话题上的成果会更加丰富。同时，青年学者近几年的成果已显现出引领风气的势头，本节也会举例说明。
（一）经典化：早期知识的历史
弗兰克·克默德（Frank Kermode）在《经典》（1975）中讨论的文本的经典化、体制化问题，在西方文论中影响深远。数十年来，文本经典化（canonization）的过程和接受史（history of reception）逐渐引发了学者的兴趣。这一思潮关注文本从创作之初到被读者解释、挪用、改编、传写、记录乃至遗忘的过程。学者们发现，经典可以依照读者的偏好、观念和需求在不同的时间被重读，这为《圣经》学、古典学、莎士比亚学等研究领域提供了新思路。
最近，中国传世文献的经典化和接受史研究在国内外都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此处暂不赘述。而早期出土文献则呈现了文本在经典化之前或经典化初期的样态，因此笔者认为，写本文化在经典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很可能成为未来西方学界关注的重点。例如，为何部分出土文献在传世文献中不见对应？是出于有选择的遗忘，抑或其他原因？为何某些文本与对应的传世文献差异显著，乃至词句意义发生根本变化？尽管前文所述的书写与口传研究、文本生成与传播研究等趋势都和“经典化”研究脉络相通，但这一领域未来仍有广阔的探索空间。
不过，出土文献经典化研究的主要难点在于不可避免地依赖“负面证据”，即需要通过缺失或不存在的信息来支持某一结论或假设。有关经典化的论证通常并非基于直接观察到的正面事实，而是需借助间接推理。对历史学者来说，“言‘有’易，言‘无’难”，即使我们没有发现某一文本的某一形态，也不能断言该形态在历史上从未存在过。西方古典学、《圣经》文献学及考古学在日益密切的合作中也同样面对这一难题，我们或可从其应对经验中获得启发。尤其值得深入探讨的是，中国文本的经典化在全球文本参照系中具有怎样的独特性，又能为经典的普遍理论带来何种新的贡献。
（二）人物研究：圣人形象的书写
与作者研究和新历史主义思潮相关，但尚未在中国简帛学中充分展开的另一个领域是人物研究（character studies）。人物研究不仅关注被历代读者层层塑造的“作者”形象，也关注文本如何塑造人物，以及文本中的人物与现实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早在二十世纪末，西方文学批评界围绕十八至二十世纪的长篇小说展开的人物研究已经相当成熟，《圣经》学的人物研究也曾经是热点话题。这些研究主张，真实人物和文本中虚构的人物实则相互交织，读者所接触的人物是真实和虚构的混合体，而人物的现实生活也是由其所阅读的文本来操纵的。
近年来海外的中国简帛学界出现了个别涉及文本中的“圣人”“圣王”形象的研究，可视为这一方向的先声，例如前文提到的胡明晓（Michael Hunter）的《论语》和孔子研究（2018）、艾兰（Sarah Allan）对出土文献禅让传说的研究（2015），以及黄冠云的长文《诗、〈金滕〉和周公》（2018）等等。不过，简帛学界迄今尚未出现像田晓菲的《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2005）和戴梅可（Michael Nylan）、魏伟森（Thomas Wilson）合著的《幻化之龙：两千年中国历史变迁中的孔子》这样专注于某一人物的文学形象建构的专著。清华简、上博简、郭店简中有很多关于“圣人”“圣王”的文本，若将其与传世文献一同综合分析，有望产生富有新意的成果。
（三）物质文化：与人互动的书卷
二十一世纪初的欧洲写本研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物质文献学”（material philology）。这一概念由史蒂芬·尼古拉斯（Stephen Nichols）于二十世纪末提出，他强调写本的物质实体属性，而不仅仅是将其看作文字信息的抽象载体。写本的材料、装帧、排版等物质特性都是文化史的见证，其放置保存的位置、交递中磨损的痕迹等皆可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长期以来，西方中国简帛研究主要依赖国内整理出版的文字与图像资料，因此对简帛物质性的关注难以像欧洲写本学界那样保持高度的学术敏感。不过，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化和跨文化研究范式的形成，近年来的西方中国简帛学也出现了对简帛物质性的关注。较早的成果包括史达（Thies Staack）关于竹简背划线（verso lines）以及早期书籍缀合编连的一系列研究，其研究轨迹也同时反映出学界跨文化合作的趋势。前文提到的傅希明（Christopher J. Foster）发表于《写本与文本文化》（Manuscript and Text Cultures）的《早期中国的日书占卜手册导航》（2023）也是跨文化的写本物质性研究的代表成果。此外，青年学者肖芸晓在近年来对竹简形态和收卷、折叠的问题也有不少创见。
然而，简帛的物质性研究目前仍相对零散，尚未发展出欧洲写本研究这样成熟的体系，也暂未出现专著。不过，侯昱文（Paul Nicholas Vogt）的新著《西周的王权、典仪与宗室思想》（2023）已在青铜器和金文研究领域尝试引入物质文化研究和物论（thing theory）的分析框架。笔者认为，西方的中国简帛研究很可能以此书为参照，在未来进一步探索简帛书卷作为物品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状态和意义。
（四）身体：感官体验的再现
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界的身体转向（body turn）和八九十年代的感官转向（sensory turn）以来，对身体与感官的关注已成为不容忽视的学术思潮。其思想渊源可上溯至早期现象学的哲学传统，而当今推动该领域发展的主力则来自社会史和人类学。
就中国材料而言，国内外明清史、近现代史和中国民族志已经充分融入这一思潮，但先秦两汉社会史和出土文献学界的身体与感官研究尚待发展。诚然，简帛文献在规模上难以与明清以降的庞杂史料和当代民族志取之不尽的田野资源相比，但简帛文献也提供了宝贵的素材，供我们管窥当时的听觉、视觉、味觉（如清华简《汤在啻门》），以及食物、服饰（如马王堆遣册）、健身、医疗、情感、梦（如清华简《程寤》）、性（如马王堆医书）、暴力、性别、生育等多重维度。学界已在此方向展开初步探索：除前文提到的听觉方面的韵文研究以及医疗方面的医书研究之外，较早涉及身体的专著是齐思敏（Mark Csikszentmihalyi）的《物化德行：早期中国的伦理与身体》（2004），其指出了古代中国的身心一元观。柯鹤立（Constance A. Cook）和罗新慧合著的《出生于古代中国：先秦的隐喻与文化认同研究》（2017）则运用大量早期文献，探讨了女性身份与生育的问题。此外，柏恪义（Marco Caboara）的《旱灾、征兆与身体政治：从上海博物馆藏竹简〈柬大王泊旱〉看君臣的辩论》（2016）、侯昱文（Paul Nicholas Vogt）的《小臣文献中的消化、知识与身体的极限》（2019）等论文也从不同角度切入了单篇文献中与身体相关的社会文化史问题。
不过，目前简帛学界身体研究的成果相对来说各自独立，多作为文化史中的个案研究，尚未形成中层的理论框架。此外，大量出土医书所蕴含的身体观和情感观颇具潜力，但当前医书研究仍偏重医学技术史，未充分纳入社会文化意义上的“身体研究”脉络。或许未来学者会尝试将叙事性、议论性文本中的个案与出土医书所勾勒的身体观念世界相联系，并与宏观人文学科的身体研究展开对话。
值得注意的是，假如将西方的身体研究和感官研究理论直接移植于简帛文献，无疑会面临很大的问题。第一，身体的意义具有文化特定性；第二，感官经验本身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第三，建立在西方传统的五感分类法上的感官研究在其他社会中的适用性还有待商榷。但是，正如其他人文理论所面临的普遍情境一样，这些困难恰恰可能会成为学术创新的生长点。一些优秀的研究往往能在以西方语言表述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敏锐察觉理论空白，进而揭示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并对全球社会文化理论作出修正与补充。
以上是笔者对西方简帛学界近二十五年的新趋势的梳理以及对未来热点话题的推测。限于篇幅，本文只是选取部分代表性成果进行讨论，实际纳入统计的七百余项文献各有其学术价值，一篇综述难免挂一漏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西方学界的方法和发展趋势，我们既不能盲目追随，也不能完全忽视。他们的视角或许能为我们提供启发，推动简帛研究、中国经典研究乃至全球写本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