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老的作品我看的不是很多，因为我不是汪迷。但是，断断续续地、零零散散地也看了不少。刚才看了汪老的视频，第一句话就让人很触动，他出生于1920年，比五四运动“小”一岁，比共产党“大”一岁。出生在1920年的文化人的文化态度非常值得琢磨。我刚才就在想，张爱玲也出生于1920年，魏巍出生于1920年。还有一个人，非常重要，就是王元化先生，也是出生于1920年。这些人的作品，都可以看到比较鲜明的态度。作为五四运动的“弟弟”，和作为共产党的“哥哥”，他们的人生道路、文化选择和他们的作品之间有着复杂和微妙的关系，很耐人寻味。

壹

刚才敬泽主席和汪朗先生都提到了，我们后来在各种场合所看得到的汪老的文章，尤其是近年被当成鸡汤文在媒体上发布的那些作品，与真实的汪老，是有着很大差异的。汪老有着不同的面向，可能是个很复杂的人。在看汪老作品的同时，我也断断续续看到过关于汪老的一些评论文章，有些文章很重要，很有意思，比如说李陀先生就写过一篇文章，谈的是“毛文体”和汪老语言之间的关系，见解不凡。其中有一个观点，我觉得可能值得商榷。李陀先生说“文革”语言是毛文体的巅峰。“文革”语言其实并不是毛文体的巅峰，某种意义上恰恰是“毛文体”的反面。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还有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语言学观点，都与“文革”语言是相反的。汪老的语言，我说的是他重新写作之后的语言，你只要看一眼，你只要熟悉新文学史，你就会发现，他的语言是别具一格的。比如，他的语言最大的特征就是口语化，有自己的语气。这是从鲁迅等人开创的现代书面语中解脱出来的语言，也是从后来的毛文体中解脱出来的语言。当代写作，那种带有知识分子情怀的作家，所用的语言，大都可以放在鲁迅这样一个谱系里去看。而汪老的语言，从谱系上说，似乎属于周作人这样的一个谱系。当然，他跟周作人也不一样。周作人总体上还是一个知识分子形象，汪老似乎更接近于士大夫，有着类似于桃花源中人的感受。周作人喝的茶来自苦茶庵，苦啊，汪曾祺喝的是春来茶馆的茶，妙啊。春来冬去，一会儿桃红柳绿，一会儿万木萧瑟。据说汪老晚年最后一句话是，来一杯碧绿透亮的龙井。虽然汪老也有《陈小手》这样的作品，但总体而言，我们的直观印象是，汪老的作品重点似乎不在反思。但我们同时又得承认，他的写作仍然有着革命意义，这说的还是他的语言。放在新文学和新时代文学的传统中，他用口语写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意味着他在给汉语“松绑”。他要回到诚实的个人，回到真切的语气，回到世俗的烟火，回到一个老百姓的位置。

汪曾祺，在口语中找到了自己的家。你在家里，当然要说人话。所以，简单地说，汪曾祺的小说就是在家里说“人话”。在小说中说“人话”，这个意义够大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启蒙，这也是一种反思啊。如何看待汪曾祺小说的说人话，放在新文学史上是个比较关键的问题。我想向在场的汪迷们请教一下，他后来的这种语言，是高邮方言吗？好像不是吧？虽然你觉得，用这种语言写高邮的风土人情，特别契合，词与物高度一致，但我觉得，这不是高邮的方言，甚至与高邮方言的关系不大，至少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我们也可以直观地看到，他的语言有着老北京话的特点。汪曾祺刚才在视频里说的话，我们都可以听出来，他的书面语也特别纯正，完全是知识分子的语言。如果再联想到，他早年在西南联大写的那些翻译体的小说，你可以发现，汪曾祺是可以熟练掌握几种语言的人。他晚年小说使用的这种语言，是他的一种有意地选择。说得直接点吧，他后来的语言，其实也是一种再造的语言，是他经过自觉地选择，然后苦苦追求、经过严格地自我训练，最后再造出来的一种语言，然后达到一种“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的境界。所以，他与新文学传统的关系，可能比较复杂。他的别开生面，是建立在对新文学传统的某种反思基础上的。从这个意义上看，通常被人看成士大夫的汪曾祺，虽然确实有士大夫的一面，但现代知识分子的那一面，我们是不敢轻易忽略的。

贰

谈汪曾祺，人们现在习惯于追溯到晚明的小品作家，比如归有光。从归有光到汪曾祺，当中隔了多少代了？隔代传承，当然与心性有关，与地域文化传统有关，但那也是一种自觉选择的结果。顺便说一下，他跟归有光面对世界的态度，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归有光，一辈子都想当官啊。你看看最能透露归有光志趣的《项脊轩志》，他写祖母，写母亲，写妻子，写家人怎么在这个老房子里生活，写得平白如话，又悲欣交集。这都可以理解，可是接下来，归有光还是要写到，天下英雄刘备、曹操、诸葛亮，人家都是走出了这种偏僻的小地方，然后成就一世英名的，可是我呢？我活得不如意啊，壮志未酬啊。面对权力，归有光是臣服的，是卑微的，是标准的士大夫式的，但你在汪曾祺后来的小说中，哪里会看到这种牢骚？会读到这种幽怨啊？汪曾祺要坦然得多，澹泊得多，要超越得多。我刚才随手翻到他关于《沙家浜》的创作谈，他谈到毛泽东看到《芦荡火种》之后，通过江青传达了几句话，提醒原稿需要修改。汪曾祺接下来写到，毛主席的意见都是有道理的，态度很好。毛主席态度很好，汪曾祺这样写，态度也很好啊。那么，他是如何保持住这种自尊呢？这份底气是谁给他的？因为他是1920年出生的啊。现当代历史上知识分子的种种尴尬，他什么没见过。但是从文体上看，汪曾祺确实是有对归有光等人的继承。当然，我们还可以一直往前延伸，从更远的地方找到他的谱系。我记得前段时期在北京开会时，曹文轩老师提到汪曾祺小说与文章的关系，提到汪曾祺小说中的美，主要是那种风俗美、人情美。汪曾祺为什么要写美，怎么写美？西方现代派以后，写恶成了文学的主潮。写恶当然极有意义，至今仍然极有意义，因为它提供了反面的经验，提供了反省的基础。但是，从另外一面看，滥觞肇迹，容或可观，累屋重架，无乃太甚。这个时候，汪曾祺对风俗美的描写，相当于累屋重架之外，另建了一个小庙。敬泽刚才说到，汪曾祺有力地参与了新时期文学的建构，其实也可以从这方面去理解。这里也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汪曾祺热衷于写风俗。什么是风俗？风俗就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这是高尔基的说法。那么，汪曾祺如此执著地写风俗，在我看来，他其实就是用要小说的形式写抒情诗。

叁

前面说了，我本人不是汪迷，也没有专门去找汪曾祺的小说看。我是遇到了就看。几年前，有一次我带孩子去找数学老师补课，在数学老师的茶几上看到《晚饭花集》。我就歪在沙发上，把那本书从头读了一遍。孩子下课了，我都不知道。最近几年，我在很多场合，听到人们谈到汪曾祺。有一个汪迷，就是今天在场的苏北先生，曾拿着我的《石榴树上结樱桃》，专门跑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书中有个细节，汪曾祺也写过的，但不是这样写的。他还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认真比划了两种写法的不同。他说他是来请教的，我听着却是要我找差距的。新时期以来的作家，很少有像汪曾祺这样的，死后还在生长的。他在汪迷中生长，而汪迷又不断地增加。这么说来，汪曾祺是一个生长性的作家。实际上，随着社会公共空间里的戾气越来越重，汪曾祺的生活态度，他的小说和散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态度，使得他的意义日渐突显，不断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