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启镛:钱锺书短篇小说创作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0 次 更新时间:2015-09-07 22:3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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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启镛  

   学者、作家钱锺书先生创作于40年代中期的《人•兽•鬼》,距今已近半个世纪。五十年来,这本短篇小说集在“兵火仓黄”中得以保存下来并重新出版,这使读者感到极大的快慰和满足。它穿过骤雨和狂风,拂去历史的尘埃,至今依然光彩夺目。它让我们看到了“文化昆仑”钱锺书先生对世态人情深微的洞察力和锐利的穿透力,从而去探求文艺作品具有历久不衰的艺术魅力的原因所在。

     一

   《人•兽•鬼》收有《上帝的梦》、《猫》、《灵感》和《纪念》等四个短篇。在这本集子里,作者描画了那个时代的人、兽、鬼、神。所写之“神”——上帝,乃归入“魔鬼”一类,因为“上帝只是发善心时的魔鬼”,“魔鬼也就是使坏心时的上帝”,他们不过“是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两种名称”而已(引自《上帝的梦》。以下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小说集)。这些“幻想虚构”的书中角色:兽也罢,鬼也罢,实际上又都是“人”的化身,作者并“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1]

   小说主要描写了两类人物:一类是统治者,所谓“上等人物”;一类是中国知识分子,一个特殊的阶层。

   《上帝的梦》化用《圣经》中所记的上帝创世的故事,描写了一个骄纵、狂妄、自私、虚荣、孤独、唯我独尊、滥使权力、残忍狠毒的上帝形象。当他被天演的力量创化出来以后,只是从自身出发,感到周围空虚而又寂静。当他认为这寂静和恐惧是黑暗孵庇时,他便从此憎恨黑暗,索性要把黑暗全部驱除。果然一会儿出了太阳,他便觉得这是听命于他的吩咐。但接着他的眼睛给日光射花,便又心想不要它,于是闭上了眼睛,“去掉光明”;当他张天眼睛,又瞧见了太阳和山水时,他便认为:“这光明准是自己眼睛里产生的”,于是自鸣得意,哈哈大笑。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和私欲,减少自己的孤独和空虚,他忽然想到需要一个伴侣,他考虑了这个伴侣应该具有的三个条件:要对自己了解;无休止地、不分皂白地颂赞自己;要对自己忠实而又虔诚。一切以“自己”为中心,于是想入非非,沉入梦境。在梦中,他造出了一个男人,又造出了一个女人。一方面他沾沾自喜于自己造人的权力和本领,“佩服自己艺术的精妙”,另一方面又诧异女人对他是敬而远之,反和那男人亲密,于是心上“老是不自在”,“愈想愈气”,随后便想出了“妙法”来治一治这对男女:先是运用“恐怖政策”,继而采用“消耗策略”,结果,男女两人一同病死,上帝自己也只好孤独地度着那难以消遣的光阴。上帝虽然不可一世,妄图主宰一切,来统治这个世界,然而总是事与愿违,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事物的发展不以上帝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必须指出,作品中描写的一对男女,他们是一对在独裁者统治下的牺牲品。他们曾用锐利的目光,一下子看破了上帝的真相:只是“万恶的魔鬼”,但他们为了满足私欲,也曾对上帝贿赂、媚笑、求情讨好,女人要求上帝再造一个男人,男人要求上帝再造一个女人,作品剖析了这种“无毛两足动物”的劣根性,揭示了这种人性的弱点。

   小说集中描写的另一类人物形象是知识分子形象,作家擅长描写这类形象,且特别擅长描写高层次的知识分子形象,刻划他们丰富、复杂、细腻的心态,表现他们自身存在的缺点和弱点。

   《猫》中作者描绘了一组在国难当头、乱离之际的中国知识分子群象。作品通过一次知识分子的“聚会”,让他作品中的人物一个个登场:这里有每天在《正论报》上发表社评的“政论家”马用中;有提倡清客作风的袁友春;有象向日葵那样亲日的陆伯麟;有抱有知识上的帝国主义的科学家郑须溪;有宣称“发见一个误字的价值并不亚于哥伦布的发见新大陆”的什么学术机关的主任赵玉山;有“什么事都干过”,现在是名气颇大的曹世昌;有对人生傲睨、议论高不可攀的傅聚卿;还有家有遗产、不务正业的公子哥儿,在法国学过画的陈侠君,以及雇佣私人秘书为自己著书立说,用以立身扬名的李建侯和受过美国式教育,能象变戏法那样操纵许多男人的李太太……这些人物,性格各别,而又相互补充,共同组成了一组40年代中国某些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他们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吞并中国,国破家亡的动荡年代,聚集在李太太的“家庭俱乐部”中,喝着新鲜的牛奶,品着香喷喷的茶,吃着精美可口的点心,高谈阔论,谈战争,谈女人、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自然,也不乏某些识见,也多少表现了他们对紧张时局的关心,有的慷慨陈词,甚至主张“干脆跟日本拼个你死我活”,但如果要他们上前线去打仗,他们却只得承认自己是“儒夫”:“我不肯”、“我不能”、“我不敢”。这是一群具有“猫”的心理,主张打仗而又不能打仗的知识分子,他们只能远离实际的斗争生活,躲在雅静的沙龙里,高谈清议,别无作为。诚如鲁迅先生曾经批评过的那样: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都是容易办到的,但是一接触到实际,那就要撞碎了。坐在客厅里谈谈,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他们并不想到实行的[2]。他们正是这样一群清谈于沙龙,荀安于乱世的清客, 一群在激流岸边的观潮者。在作品中,作者不仅批评了他们这种在国难当头时的清客作风,或沉湎于知识分子这个“文化圈子”中的精神空虚,对绅士、贵族化生活的追求,同时揭示出他们这种思想性格、精神状况形成的根源:他们在经济上都还比较优裕,都还没有到无米下锅的发愁地步,所以他们才能在客厅里那么雅致、从容不迫和文质彬彬;他们大都是留学生,是留日、留美、留德、留英、留法的科学家、文学家、政治家、画家,论资历,学业高深,论地位,名满文坛,是受过欧美文化熏陶的高层次的知识分子,是在中西文化交融、撞击下形成他们独特性格的一群人。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所决定,他们与那些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劳苦大众,下层知识分子不同,因而缺乏坚决、彻底的革命性;由于他们的文化教养和远离实际斗争生活,所以他们只能在口头上高谈阔论,最后一事无成。他们不是在动荡年代里与劳苦大众一起战斗、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生力军,而是旁观者、观潮派。钱先生以其睿智的眼光,和深邃的笔力,刻划了这一群,它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学史的人物画廊,因此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个特殊重要的地位。

   《纪念》着力塑造了一个精神空虚、爱好虚荣的知识女性形象。作品中的主人公曼睛,作为女性,具有中国普通妇女的一些共性:节俭吃苦、料理家务、体谅丈夫、毫无怨尤。她渴望战争快点停歇,能过安定的生活,她渴求在男人面前撒娇,使性子,有着温柔、丰富的女人情感,她不仅把爱献给人,也要人爱,寻人爱,在丈夫面前,她充当了“能干姐姐”和“保护的母亲”的角色。

   但她又是一个知识女性。在大学里接受过新教育,因而在她身上有着比一般体力劳动妇女更丰富、更复杂、更细腻、更隐微的感情和个性。她是一个体面人家的小姐,有着大家闺秀雍容文静、风韵淡远、落落自赏的风度,她不顾父母的反对,而争取到与才叔的自由婚姻。结婚后,她不愿象一般女人那样,在家庭以外便丧失地位,她想在社会上活动,能做一点事;并且怕孩子会成为障碍,所以,快三十岁了,还没有孩子。战争发生后,她跟随丈夫来到了抗战后方的山城。生活在这里,整天感到空虚、寂寞和无聊,过着缺乏爱情的平庸的家庭生活。这种无爱的婚姻,不幸福的家庭生活,促使她把丈夫当作那堵墙,做自己的保障,同丈夫的表弟天健做成了一次“最有趣的”、也是“最安全的”感情消遣和爱的游戏。她“希望跟天健有一种细腻、隐约、柔弱的情感关系,点缀满了曲折,充满了猜测;不落言筌,不着痕迹,只用触须轻迅地拂探彼此的灵魂。”一句话,曼晴所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感情上的慰藉,而非肉体上的快感。可是天健给予她的却是“结实、平凡的肉体恋爱”,这使她“感到超出希望的失望”。作品显示了曼晴婚恋中的精神危机。自己争来的“自由”婚姻,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她企图在维持现存家庭关系下去获取精神上的满足,到头来并没有得到,反而陷入了深深的内疚、惭愤和失意之中,出乎她的意料,她同天健的恋爱游戏,竟使她怀孕了,给她留下了难堪的“纪念”。作者通过这个婚外恋的故事,展示了在中国文化熏陶下一代知识女性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生活。

   《纪念》中的曼晴,又是一个虚荣心很强的知识女性。对这一个性,作品通篇作了精雕细刻:当丈夫告诉她,天健夸赞她是美人,又是才女时,这位平素不吵不怨、十分平静的女子,立刻发了一通牢骚:“我又老又丑,只算你的管家婆子!给他见到,不怕丢尽了脸!”他丈夫并没有把这当个问题来研究,其实,恰恰是表现了她对目前生活地位和状况的不满,她自认为又老又丑,无脸面见人,“面子问题”这个虚浮的荣耀是不能丢的。当天健突然来到,她在灶下,觉得自己蓬头黄脸,满身油味,不愿丢脸,自惭形秽,所以避而不见。当天健在她身上发生兴趣,证明她还丰韵犹存、依然可爱,又有了“自信心”。当她心坎里的“秘密”已在天健面前泄漏时,她又悔恨太给天健占了上风,决意对天健冷淡,想用这种“反刺激”,来引得天健最后向她“恳切卑逮地求爱”,以“挣回面子”。后来,八天里未见面,使她“宛如害过一场重病,精神上衰老了十年”,好几次要给天健写信,但结果“骄傲”使她不肯写……作者运用宛细的笔触,将这样一个知识女性的虚荣心层层袒露出来,达到了活灵活现的地步。

   《灵感》刻划了一个自命不凡、追名逐利、在权势面前卑躬屈膝、灵魂肮脏的作家形象。这位“天才作家”,作品颇丰,书中人物甚多,“总计起来,可以满满地向一个荒岛上去殖民”,但这些人物,写得“又呆又死,生气全无;一言一动,都象傀儡,算不得活泼泼的人物”,“没有可能的性格,留不下清晰的相貌”,但他却用这样的“多产”来捞取钱财、捞取资本。他深知那些中学生是他的好主顾,所以把他们的程度和见识作为作品的标准,从而使他得到了“成功秘诀”,致使他成了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候选人。但他却未能获得此奖,于是气得一命呜呼。作品从奖金人选发表前后,作家的言动、心态,入木三分地刻划了他的灵魂。当他得知落选的消息后,“气得卧床生病”。想赶快口述一篇采访自己的谈话记,送去发表,有意在记录中点缀些事实错误,一来表示出于旁人手笔,二来可以再来个更正,这样,可使他的大名“两次见报”,为了自己的扬名,可谓费尽心机。作品还入微地描写了这位天才作家死后的心态:他想体会一下死后的境界,觉得象自己这样对社会和文化大有贡献的人,应入天堂,而且天堂早该派代表来欢迎招待才对,这个天堂要象摩罕默德安排下的天堂,那里可以占有七十二位随时随意恢复处女状态的美人,空中成群飞着脆皮的烤鹅和烤鸭,扑到嘴边来挨吃,这才有点意思,否则,“老住在天堂也怪乏味的”。这种想入非非,真正地写出了这位作家的灵魂浸透了腐朽的享乐主义的污泥浊水。然而,作家并未升入天堂,而是因著作太重,身体在乱书罅缝里直往下陷,于是他又想到会陷到地球那一面的美国,它“是一切旧大陆作家的金银岛”,因此,顿时觉得那是“第一妙事”,真可谓是“一交跌在青云里”。其利欲熏心之态可掬。作品还进一步刻划了他在阴曹地府的丑恶表演,使这一形象呼之欲出。当他一看那个大胡子的“司长”的“官僚气派”,开始是“惶恐”、“害怕”;当“司长”恭维他“一字千金”时,立刻“胆壮”、“傲然”起来,当他以为大胡子是阎王时,连忙站起,深深地“肛开臀裂地弯腰鞠躬”;当他得知大胡子是“中国地产公司”的“司长”时,又“后悔”自己的大礼行得冤枉,并对“地产”“发生兴趣”,想着“我有天才,他弄地产,这倒是天造地设的妙对”;当他进一步得知这个所谓“地产公司”原来是专管中国地界里生产小孩子的机关,一切中国地面上生育的人和动物都归其分派时,便又打主意,想逃之夭夭……这一系列描写,充分披露了作家趋炎善变、投机取巧的市侩习气和卑污人格。此外,作家在不法资本家五十岁生辰时,为他出版“庆祝专号”,写了几千字的颂词,对其“大捧特捧”;将大宗的版税和稿费拿来合股做买卖,等等,都深刻地揭示了作家谄媚取宠和投机商人的嘴脸。

《灵感》描写的“这一个”我们竟不知道他的姓名叫什么的“作家”形象,其实是40年代文坛上同类作家的代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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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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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扬州师院学报:社科版》1995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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