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飞:汉代公羊家对“政治善”的哲学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2 次 更新时间:2015-08-14 12: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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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飞  

   哲学作为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不同的表现。在中国古代,经学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独特的哲学思考,其以“原道、征圣、宗经”为表征,颇具特色。汉代公羊家充分运用这种思维方式来进行政治论证:“王”化孔子,托孔为王;“文”化实史,托鲁为王;“经”化文史,托经为王。这种“假托”的主旨是对现实生活中的政治行为进行道德诊断,借以阐发政治的应然之理。孔子素王之“素”,《春秋》当新王之“新”,托王于鲁之“托”,无不渗透着公羊家对“政治的善”与“善的政治”的独特思考。

   一、以“原道、征圣、宗经”为表征的经学思维方式

   梁朝刘勰作《文心雕龙》,前三篇取名“原道、征圣、宗经”,这三个词实可用来概括传统的经学思维方式。刘勰在《原道》中论道:“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这段论“文”的本质的话指明了“圣”“文”“道”三者的关系,即“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自然之道并不能言,需要圣人去把握,并形成文字供后人研习,而圣人通过作文揭示自然道理。这种把握世界的方式就是一种经学思维方式,即认为人的思维离不开经,而经得以文为载体,文实以道为心,因此要知道就必须宗经。由于“玄圣创典,素王述训”,“宗经”还须“征圣”与“征王”。

   在原道、征圣、宗经三者之中,宗经、征圣归根到底是为了原道。所谓原道,既是“求真”,如原道心(探究规律的本原)、研神理(研究精深的道理)、观天文(观测天象万物的运行规律)、察人文(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要求);又是“求善”,如设教(组织教育活动)、成化(化育民性万物);还是“求用”,如敷章(写作文章)、极变(精通变理),以及经纬区宇(治理国家),弥纶彝宪(制定良法),发挥事业(建立功业),彪炳辞义(光耀文化)。文以载道,辞以载道,真正研究文辞,应该“求真”“求善”“求用”,把握天人规律与美德以经世致用。不明“道之文”,不求“文之道”,不可与论道。中国古代哲人大谈有道、无道,大论天道、地道、人道、王道、霸道、周道、汉道、君道、臣道,大讲知道、闻道、谋道、行道、原道等,体现的就是一种形而上的思考。经学思维从本质是立足于此的。

   虽然“道可道,非常道”,但要“原道”,还需“道”。尽管人人都可以言道论道,但凡人实在很难真正明道载道,更难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因此,这就需要仰仗“圣人”。刘勰在《征圣》中说:“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陶铸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则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先王圣化,布在方册;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是以远称唐世,则焕乎为盛;近褒周代,则郁哉可从。此政化贵文之征也。郑伯入陈,以文辞为功;宋置折俎,以多文举礼。此事迹贵文之征也。褒美子产,则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论君子,则云:‘情欲信,辞欲巧。’此修身贵文之征也。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圣人立文辞,不在文辞本身,而在文以载道。文如其人,文见其德,文藏其道,征引圣人经典文辞当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要求。更何况如果贵文,一来有助实行“政化”,推行政治教化;二来有助掌握“事迹”,展示文化功能;三来有助个体“修身”,不断“陶铸性情”。

   事实上,只有极少数人可以直接“征圣”,大多数人只能通过“宗经”来间接“征圣”。刘勰在《宗经》篇中对“经”的内涵与作用进行了论述:“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按照这个理解,“经书”所载的“经”本质是反映天地人“三极”常道“彝训”的,所以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包括相当于今日所言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透过“经书”来看“经”,其实也就是透过“经文”来看“道”,透过“有字之书”来看“无字之书”,结果也就能求天地物序之真与天地万物之善,取象天地并效法天地;也就能求人文纲纪之真与人文道德之善,制定伦理政治法则;也就能洞察人心性灵之真与人心本性之善,体现人文化成的本真精神。

   如此看来,经学思维方式实际上就是古代中国的哲学思维方式。儒家其他经典对“经”字的阐释进一步将此证实。《周礼·天官·太宰》言:“以经邦国。”汉郑玄注曰:“经,法也;王谓之礼经,常所秉以治天下也;邦国官府谓之礼法,常所以守为法式也。常者,其上下通名。”《左传·昭公十五年》云:“王之大经也”。唐孔颖达疏:“经者,纲纪之言也。”《释名·释典艺》载:“经,径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孝经正义》疏引皇侃曰:“经者,常也,法也。”又引桓谭《新论》曰:“经者,常行之典。”宋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一引郑玄《孝经注》:“经者,不易之称。”唐柳宗元《断刑论》说:“经也者,常也;权也者,达经者也”。上述对经的解释归结起来,有四层含义:一是常、不易,这是从常与变的对比而言;二是无所不通、可常用,这是从普遍有效性而言;三是法、至道,这是从普遍原则和永恒精神而言;四是礼经、纲纪之言、王之大经,这是从国家治理的具体典章制度而言。合起来说,“经”系指蕴涵“不易”、“恒久”的特点,具有“无所不通”“经纶天下”的功能,可以具体化为“治国安邦”的礼法,又能成为“常法”或“至道”的精神原则和根本理念。如果从纯粹学术层面讲,经学思维的目标是探求宇宙人生的本原、道理、规律,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析万物之理、明治化之正、考历史之真、立生命之本,涉及儒家学者所理解的元问题,体现了中国古代学者对真、善、美的汲汲追求。按照经学思维,就要原道、征圣、宗经,就要求真、求善、求用。不管是原道、征圣、宗经,还是求真、求善、求用,三者是一个复合体,不可分割的。可以说,求真以探求规律、求善以寻求价值、求用以解决问题,是经学思维的基本价值取向。

   二、以“王化、文化、经化”为表征的政治哲学思考

   以原道、征圣、宗经为表征的经学思维方式,在本质上是中国形态的哲学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表现在对政治的哲学思考上,自然要和古代政治最重要的主题词“王”结合在一起。就征圣而言,公羊家不仅继续“圣”化孔子,而且还“王”化孔子,托孔为王,以孔子为素王;就宗经而言,公羊家以为孔子借史作经,“经”化文史,托经为王,以《春秋》当新王;就原道而言,公羊家为了探求历史应然之道,“文”化实史,托鲁为王。托圣人为王、托经书为王、托诸侯为王,三者既有区别,又本质一致,目的是要追寻王道大一统政治秩序。托圣人为王的微言大义就是把孔子当做“王者”的化身,托经书为王的微言大义就是把《春秋》当做“王制”的化身,托鲁公为王的微言大义就是把鲁国当做“王国”的化身。这样,王者在王国立王制行王道就是再也自然不过的事了。孔子关于政治的哲学运思就这样在公羊家的解释中不断呈现出来:

   1.“王”化孔子,托孔为王

   众所周知,历史上的真孔子周游列国,不为所用,惶惶如“丧家狗”,更谈不上当过王。孔子一生好德崇德,修成了一个有德者,当时有人称其为圣人,但孔子谦虚,并不以圣人自许,并自道身份鄙贱。按《中庸》所载,孔子曾说:“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在孔子心目中,历史是公平的,“大德必得其位”者除了舜之外,尧、禹、汤、文、武等是代表。可是,在历史上,也有另外,周公有大德却没有王位,但周公是幸运的,摄过政,辅佐武王文王,制礼作乐,“成文武之德”,做了王者该做的事。周公即便不是“实”王,也是“文”王,即作为“王文化”代表的王。

   孔子有德,可是不但没有尧舜幸运,而且连周公那样幸运也没有,不能真正长久地名正言顺地辅助王者成天子之事。因为春秋时代根本就没有了王,有的顶多是还打着“王牌”的王,其实是霸。按照孔子的主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安分守己才是正道。孔子毕生守礼,视听言动都非礼不为,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可是,孔子却非常担心王道礼乐文明从此失落,不时地发出无比忧患的感慨,尤其在自己身处困境时表现得更为强烈。《论语·子罕》载:“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种文化历史担当精神总要体现出来,生命才能充实舒畅。虽然孔子在鲁国做过宰相,但还是未能彻底推行心中的王道,所以他周游列国,就是希望“在位”以推行王道。

   历史是复杂的,历史不会遵照思想的逻辑运行,而思想总想逼历史就范。有德却没有位,无位又不能谋政,那怎么办呢?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孔子只好做一回千古罪人,这个罪人要宣扬礼乐文明,实施王化理想。做罪人又是通过什么途径做的呢?作《春秋》。

   在春秋时代,历史不是谁都可以写的,由专门的史官负责。可孔子竟然私自撰写了一部历史,开私撰历史之先河。孟子最早对此作了明确的描述,其中还引用了孔子的原话:“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作《春秋》,本是“天子之事”即王者之事,但孔子为了宣扬自己的王道理想不得已而“带罪”替王做事,因为这是僭越非礼,僭越非礼是孔子一生都反对的事情,所以孔子自觉有罪,说“罪我者其唯《春秋》”。如果后人知道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件事,而且这是一件可以与除自然灾害(禹抑洪水而天下平)与社会危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相提并论的除思想毒害(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大事,那么孔子觉得非常欣慰,深感价值无比,因而说“知我者其唯《春秋》”。

   有德的孔子虽然没有位,不是王者,但却做了王者该做的事情,作了《春秋》。不仅孟子这样说,公羊寿在传中也这样写。《公羊传》庄公七年:“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公羊传》昭公十二年:“《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词,则丘有罪焉耳。”公羊寿在以上两段传文中进一步确认了孟子的说法。所谓“不修春秋”就是国史《鲁春秋》。当时,一般史官所记录的春秋,各国都有,虽然也可起到借鉴的作用,但其本身不是为了专门褒贬现实,宣扬王化而作的。《公羊传》在解释哀公十四年经文“春,西狩获麟”时说:“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在这里,“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表明,公羊寿等已经把孔子当做王在看待,因为只有王者才能够“拨乱世,反诸正”,才能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

当然,这个王不是“实有其位”的王,而是“空有其名”的王,公羊家董仲舒称之为“素王”。沿着征圣的路径,征圣转而变成征王,而要征王必须把王者的王心弄清。在董仲舒看来,孔子作为王者,一要“见素王之文”(《汉书·董仲舒传·对策二》)、“立新王之道”(《春秋繁露·玉杯》)、“通百王之道”(《春秋繁露·符瑞》)、“反王道之本”(《春秋繁露·王道》)、“加吾王心”(《春秋繁露·俞序》)、“行天子之事”;二要根据王道批判现实政治,“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史记·太史公自序》引)、“讥天王以致太平,刺恶讥微,不遗小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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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网》2015年8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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