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凤林:霸道政治的历史终结与王道政治的扬帆启航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1 次 更新时间:2021-01-04 22: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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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凤林  

   摘要:近代西方的霸道政治是以帝国逻辑为支撑点逐步延展开来的,而帝国逻辑主要表现为资本全球扩张、阶层冲突外溢和民族沙文主义三大基本类型。21世纪以来,伴随主权国家间利益图谱的复杂化,上述帝国逻辑正在面临快速崩解的危险。其中,全球产业链的快速生成和科技信息化的广泛应用,使得资本扩张的性质发生重大转型;世界各国社会阶层冲突外溢路径的变迁,使得国际社会的阶级矛盾性质发生根本转变;新型大国国际格局的缓慢生成,使得传统民族沙文主义遭遇重大挑战。这些因素极大地促成了当今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态势,它要求主权国家必须摆脱霸道政治的羁绊,通过树立多极共治的政治伦理观、互利共赢的经济伦理观、多元共存的文化伦理观、风险共担的责任伦理观,逐步迈向王道政治的坦途。

   关键词:命运共同体;霸道政治;王道政治

   作者简介:靳凤林(1963-),男,河北新乐人,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金融危机的蔓延、恐怖主义的流行、国际难民的增多、网络攻击的频发、生态环境的恶化,特别是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已充分证明各种重大风险的全球化进程正不断提速。而近现代以来形成的以个人权利为出发点、以民族国家为机构建制的西方霸道性政治体系,在求解上述问题的过程中暴露出诸多弊端。这种霸道政治的本质特征以对人性罪与恶的深刻洞悉为前提条件,采用效率和功用最大化的手段与方法,最终获取个人、集团或国家的至尊权力。与之相反,王道政治则以人性的可塑性为前提条件,主张通过和平共处,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在人类全球化进程跌宕起伏的今天,如何打破西方霸道政治的铁律,在大力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真正实现王道政治的价值追求,已成为国际社会各个主权国家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一、支撑近代西方霸道政治的帝国逻辑

  

   “帝国”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它在古今人类历史上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就西方历史而言,从古代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到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再到近现代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法、德等帝国,以及二战后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当代西方学界对“帝国”和“帝国主义”概念的认识却歧义纷呈。迈克·伊尔认为:“帝国是一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个国家控制着另一个政治社会的有效政治主权。它可以通过武力,通过政治合作,通过经济、社会或文化的依附性来实现。帝国主义无非是建立或维持一个帝国的过程或政策。”[1]简·伯班克认为:“民族国家倾向于同化那些其境内的民众而排斥境外者,而帝国则向外延展并吸纳(通常是强迫式的)在帝国统治下的差异被人为地明确化的民族。帝国这一概念假定对于该国内的不同民众将会按照不同的方式加以统治。”[2]史蒂芬·豪认为:“帝国是一个庞大的、复合的、多族群或多民族的政治单位,通常通过征服而建立,被划分为统治中心和从属外围。”[3]不难看出,由于帝国形态各不相同,西方学界对帝国或帝国主义概念的解读也就千差万别,撇开对帝国概念的歧义性理解,就其本质特征而言,人们普遍认为帝国具有三个基本要素:合法的统治权威;由多民族构成的广大领土;以“责任”和“使命”相标榜的价值追求。特别是欧洲近代新兴的各个帝国深受罗马帝国理念的影响,均将本民族的帝国建构过程与基督教普世主义的文明传播结合起来,成为其统治其他“落后”民族合法性的理论依据[4]。搞清了帝国或帝国主义的本质内涵,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着近代以来各种帝国的潮起潮落?综观近代以来各个帝国兴衰成败的历史,英、美帝国的崛起以资本全球扩张为主;法兰西帝国的勃兴是阶层冲突外溢的直接结果;德意志帝国的出现则与欧洲大陆民族沙文主义密不可分。当然,这三种帝国逻辑并非互不兼容,而是彼此呼应,它们对不同帝国的建构过程都产生过深远影响,只是每种因素发挥的作用呈现出“远近高低各不等”的特点。

   (一)资本全球扩张型帝国逻辑

   如果说西方古代和中世纪各类帝国的生成,主要是封建贵族、宗教僧侣、军事将领等社会权力阶层获取荣誉的巨大野心发挥着根本作用,那么人类进入近现代以来,伴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资本的不断扩张对各类帝国的生成则发挥出无与伦比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资本的逐利本性力求把整个地球变成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又竭尽全力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借助发展和改善通讯、交通、信用等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把整个地球压缩成资本流通时间为“零”的无限大的世界市场,从而把整个世界都置于资本帝国的统治之下。从这种意义上讲,资本是这样一种机制,若不能持续越过疆界,接受外在环境的滋养,便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来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5]而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考察了资本主义垄断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并以此为基础给帝国主义下了科学的定义: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世界全部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因此,他的结论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和最后阶段,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

   二战之后,新型帝国主义呈现出不断演变的复杂景观,但其本质特征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机制为中心,不断打破内部发展空间的束缚与禁锢,在一次次经济危机的爆发与拯救中来回穿梭,形成盘活自身的巨大回旋力量。但如马克思和列宁所指出的那样,从本质上讲,帝国主义仍然是在空间扩张中逐步完成资本积累的过程。美国著名思想家大卫·哈维认为,现代性帝国只不过是形成了一种高度压缩后的新型时空机制,以其特有的空间域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捕捉有价值的掠夺要素,诸如:用土地资本化、固定资本投资、金融信贷等特有的非生产性逻辑对落后的民族国家进行掠夺,特别是在世界各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借助新型的资本积累的时空动力学,让资本附着于城市空间开发的各个阶段和层面,从中填充资本榨取和吸吮利润的贪婪无度的欲壑[6]。反观近代资本扩张生成的各个帝国,如果说英国是通过在世界各地开发殖民地、兴办企业、扩大贸易等方式来彰显荣耀,那么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帝国所采取的策略则是通过民族自决来瓦解旧的殖民体系,设法打破欧洲英、法、德等创制的现有帝国政治结构,重建战后新的国际秩序。它不再依赖固定的疆界和界限,而是通过科技、金融、互联网等崭新的富有弹性的现代资本扩张手段,在一个开放的、扩展的边界当中,不断加强美帝国统治机器对全球各个领域的统和能力,以此确保自己坐稳新型帝国的宝座。

   (二)阶层冲突外溢型帝国逻辑

   在近代欧洲帝国发展史上,与资本无限扩张型帝国逻辑密切相连的是资本阶层与封建贵族阶层、资本阶层与劳动阶层的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的不断扩展导致帝国逻辑的进一步延伸,乃至引发帝国之间的激烈战争,我们把这类现象称之为阶层冲突外溢型帝国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对一国内部阶级冲突同国际冲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处于不断斗争中:最初反对贵族;后来反对同工业进步有利害冲突的那部分资产阶级;经常反对一切外国资产阶级。在这一切斗争中,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无产阶级援助,这样就把无产阶级卷进了政治运动。于是,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7]又指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失,民族对民族的剥削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8]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欧洲各国资产阶级反对本国封建贵族的斗争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是从历史大纵深和国际宽视域来予以深入考察的。

   马克思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创立的法兰西帝国的分析,充分证明了阶层冲突外溢型帝国逻辑的根本特质。拿破仑是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伟大历史人物,他上台伊始就大刀阔斧地执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资产阶级做大做强的国家政策,如:采取各种措施刺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建立法兰西银行进行币制改革,严厉打击贪污和破坏国家财富的封建贵族,致力于国家财政的集中管理,制订反映法国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法典》等。上述各项措施在破坏欧洲封建制度和促进欧洲资本主义发展上起到了巨大的示范作用,从而引发了欧洲英、奥、普、俄等封建势力的强烈反对,整个欧洲封建贵族阶层联合起来对拿破仑领导的资产阶级法国进行了七次大围剿。而集大善与大恶于一身的拿破仑,率领由广大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组成的法国军队,克服千难万险,冲破重重阻力,获得了一次又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建立起庞大的法兰西帝国,既给法国带来了无比的辉煌,也给法国造成了惨重的灾难,把19世纪早期的整个欧洲闹得天翻地覆,直到滑铁卢战败后被囚而亡。

   (三)民族沙文主义型帝国逻辑

   如果说资本的全球扩张是近现代帝国生成的根源性力量,国内社会阶层矛盾的外溢是导致帝国之间相互冲突的重要诱因,那么近代国家借助民族沙文主义思想来富国强兵则是帝国发动战争的直接触点。因此,要研究帝国生成逻辑就必须对民族主义现象予以认真剖析。“民族”的出现由来已久,但民族主义则是伴随欧洲中世纪封建等级制度的崩溃和民族国家的出现而逐步生成的一种独特历史现象,它特指各种族裔的民族群体坚持斗争以保持其独特认同和自治自强要求的持久性思想潮流。民族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7世纪欧洲30年战争之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民族国家的诞生;18-19世纪欧洲的英、法、德、意等强势民族迅猛扩张;20世纪一战结束后欧洲各强势民族之间的战争日趋激烈;二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反抗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浪潮不断高涨。在民族主义生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它呈现出如下特质:高度热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十分认可本民族的性格特点;大力维护本民族的无上尊严;不懈追求本民族的自励自强[9]。

   民族主义现象一旦超出政治伦理范围,走向民族沙文主义就会与帝国主义发生密切关联。所谓民族沙文主义就是以嫉妒、怨恨、野心等现代情感谱系为根基,极力抬高本民族的道德优越感,贬低其他民族的道德优点抑或捏造和夸大其缺点,呈现出极度膨胀的民族自大狂。阿伦特认为,现代帝国主义的生成过程不同于古代罗马帝国的建立方式,而是民族国家和工业资本结合的产物,其内在本质是通过强权政治来争夺落后民族国家的统治权,以此来扩张资本和积聚财富。她曾对二战前在德国流行的日耳曼民族沙文主义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其特点是消灭民族国家内部的阶级冲突,剥夺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将国家的一切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制度,转变成民族扩张的有效工具。“国家在人民意志的名义下被迫承认,只有‘民族的成员’才能成为公民,完全的民权与政治权利只给予那些凭种族渊源和出生事实而属于本民族群体的人,这意味着国家从法律的执行者变成了民族的工具。”[10]可见,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德意志帝国带有典型的民族沙文主义性质。

  

   二、帝国逻辑的终结与世界发展多极化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似乎都包含着它的反面因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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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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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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