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凤林:霸道政治的历史终结与王道政治的扬帆启航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7 次 更新时间:2021-01-04 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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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凤林  

摘要:近代西方的霸道政治是以帝国逻辑为支撑点逐步延展开来的,而帝国逻辑主要表现为资本全球扩张、阶层冲突外溢和民族沙文主义三大基本类型。21世纪以来,伴随主权国家间利益图谱的复杂化,上述帝国逻辑正在面临快速崩解的危险。其中,全球产业链的快速生成和科技信息化的广泛应用,使得资本扩张的性质发生重大转型;世界各国社会阶层冲突外溢路径的变迁,使得国际社会的阶级矛盾性质发生根本转变;新型大国国际格局的缓慢生成,使得传统民族沙文主义遭遇重大挑战。这些因素极大地促成了当今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态势,它要求主权国家必须摆脱霸道政治的羁绊,通过树立多极共治的政治伦理观、互利共赢的经济伦理观、多元共存的文化伦理观、风险共担的责任伦理观,逐步迈向王道政治的坦途。

关键词:命运共同体;霸道政治;王道政治

作者简介:靳凤林(1963-),男,河北新乐人,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金融危机的蔓延、恐怖主义的流行、国际难民的增多、网络攻击的频发、生态环境的恶化,特别是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已充分证明各种重大风险的全球化进程正不断提速。而近现代以来形成的以个人权利为出发点、以民族国家为机构建制的西方霸道性政治体系,在求解上述问题的过程中暴露出诸多弊端。这种霸道政治的本质特征以对人性罪与恶的深刻洞悉为前提条件,采用效率和功用最大化的手段与方法,最终获取个人、集团或国家的至尊权力。与之相反,王道政治则以人性的可塑性为前提条件,主张通过和平共处,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在人类全球化进程跌宕起伏的今天,如何打破西方霸道政治的铁律,在大力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真正实现王道政治的价值追求,已成为国际社会各个主权国家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一、支撑近代西方霸道政治的帝国逻辑


“帝国”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它在古今人类历史上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就西方历史而言,从古代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到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再到近现代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法、德等帝国,以及二战后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当代西方学界对“帝国”和“帝国主义”概念的认识却歧义纷呈。迈克·伊尔认为:“帝国是一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个国家控制着另一个政治社会的有效政治主权。它可以通过武力,通过政治合作,通过经济、社会或文化的依附性来实现。帝国主义无非是建立或维持一个帝国的过程或政策。”[1]简·伯班克认为:“民族国家倾向于同化那些其境内的民众而排斥境外者,而帝国则向外延展并吸纳(通常是强迫式的)在帝国统治下的差异被人为地明确化的民族。帝国这一概念假定对于该国内的不同民众将会按照不同的方式加以统治。”[2]史蒂芬·豪认为:“帝国是一个庞大的、复合的、多族群或多民族的政治单位,通常通过征服而建立,被划分为统治中心和从属外围。”[3]不难看出,由于帝国形态各不相同,西方学界对帝国或帝国主义概念的解读也就千差万别,撇开对帝国概念的歧义性理解,就其本质特征而言,人们普遍认为帝国具有三个基本要素:合法的统治权威;由多民族构成的广大领土;以“责任”和“使命”相标榜的价值追求。特别是欧洲近代新兴的各个帝国深受罗马帝国理念的影响,均将本民族的帝国建构过程与基督教普世主义的文明传播结合起来,成为其统治其他“落后”民族合法性的理论依据[4]。搞清了帝国或帝国主义的本质内涵,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着近代以来各种帝国的潮起潮落?综观近代以来各个帝国兴衰成败的历史,英、美帝国的崛起以资本全球扩张为主;法兰西帝国的勃兴是阶层冲突外溢的直接结果;德意志帝国的出现则与欧洲大陆民族沙文主义密不可分。当然,这三种帝国逻辑并非互不兼容,而是彼此呼应,它们对不同帝国的建构过程都产生过深远影响,只是每种因素发挥的作用呈现出“远近高低各不等”的特点。

(一)资本全球扩张型帝国逻辑

如果说西方古代和中世纪各类帝国的生成,主要是封建贵族、宗教僧侣、军事将领等社会权力阶层获取荣誉的巨大野心发挥着根本作用,那么人类进入近现代以来,伴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资本的不断扩张对各类帝国的生成则发挥出无与伦比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资本的逐利本性力求把整个地球变成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又竭尽全力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借助发展和改善通讯、交通、信用等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把整个地球压缩成资本流通时间为“零”的无限大的世界市场,从而把整个世界都置于资本帝国的统治之下。从这种意义上讲,资本是这样一种机制,若不能持续越过疆界,接受外在环境的滋养,便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来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5]而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考察了资本主义垄断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并以此为基础给帝国主义下了科学的定义: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世界全部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因此,他的结论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和最后阶段,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

二战之后,新型帝国主义呈现出不断演变的复杂景观,但其本质特征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机制为中心,不断打破内部发展空间的束缚与禁锢,在一次次经济危机的爆发与拯救中来回穿梭,形成盘活自身的巨大回旋力量。但如马克思和列宁所指出的那样,从本质上讲,帝国主义仍然是在空间扩张中逐步完成资本积累的过程。美国著名思想家大卫·哈维认为,现代性帝国只不过是形成了一种高度压缩后的新型时空机制,以其特有的空间域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捕捉有价值的掠夺要素,诸如:用土地资本化、固定资本投资、金融信贷等特有的非生产性逻辑对落后的民族国家进行掠夺,特别是在世界各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借助新型的资本积累的时空动力学,让资本附着于城市空间开发的各个阶段和层面,从中填充资本榨取和吸吮利润的贪婪无度的欲壑[6]。反观近代资本扩张生成的各个帝国,如果说英国是通过在世界各地开发殖民地、兴办企业、扩大贸易等方式来彰显荣耀,那么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帝国所采取的策略则是通过民族自决来瓦解旧的殖民体系,设法打破欧洲英、法、德等创制的现有帝国政治结构,重建战后新的国际秩序。它不再依赖固定的疆界和界限,而是通过科技、金融、互联网等崭新的富有弹性的现代资本扩张手段,在一个开放的、扩展的边界当中,不断加强美帝国统治机器对全球各个领域的统和能力,以此确保自己坐稳新型帝国的宝座。

(二)阶层冲突外溢型帝国逻辑

在近代欧洲帝国发展史上,与资本无限扩张型帝国逻辑密切相连的是资本阶层与封建贵族阶层、资本阶层与劳动阶层的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的不断扩展导致帝国逻辑的进一步延伸,乃至引发帝国之间的激烈战争,我们把这类现象称之为阶层冲突外溢型帝国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对一国内部阶级冲突同国际冲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处于不断斗争中:最初反对贵族;后来反对同工业进步有利害冲突的那部分资产阶级;经常反对一切外国资产阶级。在这一切斗争中,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无产阶级援助,这样就把无产阶级卷进了政治运动。于是,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7]又指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失,民族对民族的剥削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8]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欧洲各国资产阶级反对本国封建贵族的斗争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是从历史大纵深和国际宽视域来予以深入考察的。

马克思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创立的法兰西帝国的分析,充分证明了阶层冲突外溢型帝国逻辑的根本特质。拿破仑是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伟大历史人物,他上台伊始就大刀阔斧地执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资产阶级做大做强的国家政策,如:采取各种措施刺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建立法兰西银行进行币制改革,严厉打击贪污和破坏国家财富的封建贵族,致力于国家财政的集中管理,制订反映法国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法典》等。上述各项措施在破坏欧洲封建制度和促进欧洲资本主义发展上起到了巨大的示范作用,从而引发了欧洲英、奥、普、俄等封建势力的强烈反对,整个欧洲封建贵族阶层联合起来对拿破仑领导的资产阶级法国进行了七次大围剿。而集大善与大恶于一身的拿破仑,率领由广大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组成的法国军队,克服千难万险,冲破重重阻力,获得了一次又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建立起庞大的法兰西帝国,既给法国带来了无比的辉煌,也给法国造成了惨重的灾难,把19世纪早期的整个欧洲闹得天翻地覆,直到滑铁卢战败后被囚而亡。

(三)民族沙文主义型帝国逻辑

如果说资本的全球扩张是近现代帝国生成的根源性力量,国内社会阶层矛盾的外溢是导致帝国之间相互冲突的重要诱因,那么近代国家借助民族沙文主义思想来富国强兵则是帝国发动战争的直接触点。因此,要研究帝国生成逻辑就必须对民族主义现象予以认真剖析。“民族”的出现由来已久,但民族主义则是伴随欧洲中世纪封建等级制度的崩溃和民族国家的出现而逐步生成的一种独特历史现象,它特指各种族裔的民族群体坚持斗争以保持其独特认同和自治自强要求的持久性思想潮流。民族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7世纪欧洲30年战争之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民族国家的诞生;18-19世纪欧洲的英、法、德、意等强势民族迅猛扩张;20世纪一战结束后欧洲各强势民族之间的战争日趋激烈;二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反抗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浪潮不断高涨。在民族主义生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它呈现出如下特质:高度热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十分认可本民族的性格特点;大力维护本民族的无上尊严;不懈追求本民族的自励自强[9]。

民族主义现象一旦超出政治伦理范围,走向民族沙文主义就会与帝国主义发生密切关联。所谓民族沙文主义就是以嫉妒、怨恨、野心等现代情感谱系为根基,极力抬高本民族的道德优越感,贬低其他民族的道德优点抑或捏造和夸大其缺点,呈现出极度膨胀的民族自大狂。阿伦特认为,现代帝国主义的生成过程不同于古代罗马帝国的建立方式,而是民族国家和工业资本结合的产物,其内在本质是通过强权政治来争夺落后民族国家的统治权,以此来扩张资本和积聚财富。她曾对二战前在德国流行的日耳曼民族沙文主义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其特点是消灭民族国家内部的阶级冲突,剥夺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将国家的一切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制度,转变成民族扩张的有效工具。“国家在人民意志的名义下被迫承认,只有‘民族的成员’才能成为公民,完全的民权与政治权利只给予那些凭种族渊源和出生事实而属于本民族群体的人,这意味着国家从法律的执行者变成了民族的工具。”[10]可见,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德意志帝国带有典型的民族沙文主义性质。


二、帝国逻辑的终结与世界发展多极化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似乎都包含着它的反面因素,自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主权国家间利益图谱的复杂化,促成帝国生成的上述三重逻辑正在面临快速崩解的危险,因为世界多极化正在成为不可逆转的人类发展大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紧相连。”[11]

(一)资本全球扩张性质的重大转变对传统帝国逻辑的瓦解

以经济全球化为例,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际贸易中有70%是成品贸易,世界各国主要是在贸易层面的相互需求。但到了最近20多年,国际贸易中有70%以上转化为中间品贸易,各国之间呈现出生产环节上的环环相扣和相互需求。其中,欧美的科技创新业和金融服务业占据着高端地位,覆盖在各种类型的实体经济之上,但在其下面又生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由众多发展中国家构成的中低端制造业积聚区。对西方国家来说,制造业向东亚、南亚的转移过程也就是他们越来越去工业化的过程,在这种特定的经济结构嬗变过程中,尽管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还会是欧美国家,特别是美国,但问题是任何发动机都需要传动轴才能使整部车子运转起来。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传动轴,这个传动轴不仅自己在高速运转,也以中间品供应链的方式外溢到整个东南亚地区,使得全球贸易格局不再以国家为单位,而是逐步形成以全球为单位的产业分工格局,世界各国之间在工序层面的分工越来越细,也使得中国成为连接欧美高端产业和各国低端产业的“枢纽”。特别是近年来伴随中国经济结构向高端产业的转型升级不断加速,使得整个国际经贸秩序和各国内部的产业秩序日渐失去平衡,而现在以WTO、IMF、世界银行等机构为核心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都是在中国发展起来之前制定的。这种旧有治理秩序和新时代治理对象之间的严重不匹配,必然引发各种各样的贸易摩擦,进而带来全球范围的政治挑战,逼使世界格局向多极化方向运演[12]。

再以对人类影响最为深远的社会信息化为例,二战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计算机网络的出现,使得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类脑计算等技术,通过对世界万物的数字化,让人类社会变成了一个碎片化的扁平世界,传统帝国追求的统一有序的技术世界逐步被消解,后现代主义力求解构一切的目标,正在由遥不可及的理想变为历历在目的现实。特别是大数据和云计算通过海量的数字信息,来寻找事物之间的内在规律性,正在改变着人们习惯性的探究因果关系的思维模式,使得帝国时代追求的理性主义的全球性宏大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设想被缓慢消解。因为大数据、云计算是通过对数字整体性、多样性的分析,实现个性化、精准化的追求,借助数据的快速流通完成平等化、网络化的目标要求,实现了后现代主义瓦解高度系统化、中心化、威权化的世界构想,强调通过多中心之间的“重叠共识”和“公共理性”来实现彼此的和平共处与和谐共存。可见,新型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也在破坏着传统帝国思维所希冀建构的旧有世界秩序,重新塑造着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多极共治的崭新世界秩序。

(二)社会阶层冲突外溢路径的重大变迁使传统帝国逻辑难以为继

在二战之后的新型全球化过程中,无论是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还是社会福利占据世界首位的欧洲,都在21世纪初的国际金融危机中,遭遇到了国内社会阶层矛盾激化的重大冲击。以美国为例,一方面美国的大公司和金融、保险巨头们在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中赚得盆满钵满,好像不再依靠美国国内的消费者了,但富豪们的财富增长必须依赖世界市场的稳定和开放,一旦经济危机的巨大风暴突然降临,他们只能乞求本国政府的庇护。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为了拯救本国经济,被迫注入巨量流动资金来拯救市场,从而让金融精英们受益良多。同时伴随美国金融、科技行业经济占比的提高,迫使大量制造业向中国、东南亚等成本低廉的国家转移,致使美国国内形成了一个非常广阔的铁锈地带,匹兹堡、芝加哥、辛辛那提等工业城市,都曾经一度繁荣发达,但伴随与汽车制造业相关的钢铁、矿业、铁路等工业企业向海外转移,这些城市逐步变为铁锈地带,底层民众和中产阶层成为最大的利益受损者。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得到之后再失去更让人沮丧了,于是激发了他们对华尔街金融大亨和美国政府的巨大怨恨情绪,使得美国社会的阶层裂痕不断扩大,致使打着“保护底层民众利益”和“美国利益至上”旗号的民粹主义者特朗普上台执政。这出乎所有美国精英阶层的预料。而欧盟内部的各个发达国家,一方面,面临着通过减免企业税赋来激发市场活力的压力,另一方面,在财政赤字持续走高的背景下,又要尽可能减少政府开支和降低福利预算。此时,在经济状态持续向好时期享受过各种福利的底层民众立刻强烈反弹,引发罢工罢市、上街游行活动此起彼伏。与此同时,再去俯瞰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南北差距,南部非洲国家的极端贫困和北部欧美国家的绝对富有,更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极端不平等有了更加深刻认知。无论是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还是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现象,都在逼使人类对近代以来发端于欧美的各种帝国主义政策产生怀疑,激发人们对发达国家资本阶层主导的全球化过程及其严重失衡后果予以深度反思,并深切渴望对今天的全球治理体系予以彻底更新。

为此,各国学界提出了大量合理化建议,如英国经济学家安东尼·阿特金森主张:国家经济发展必须摆脱企业股东至上观念的影响,全面考虑整个社会利益相关者的权利诉求,成立社会经济委员会参与企业和国家财富的分配;政府要明确技术变革的方向,努力提升职工就业能力的创新,为预防和减少失业设立明确目标;政府应当通过国民储蓄债券来提供有保证的真实储蓄利率,并设定人均最大持有量······[13]而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通过对过去300年来欧美国家财富收入的丰富数据进行详细剖析,证明自二战以来,欧美各国的顶级资本收益率远远超过国家经济增长率,今天一个人财富的多寡不仅由劳动所得决定,更由继承的财富决定,因而出身要比后天的努力更加重要,从而导致各国阶层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他提出应该通过有效的社会政治制度和资本民主监管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实行累进资本税,来抑制贫富分化和收入不平等。面对世界范围内南北差距的不断拉大,他建议世界上的富裕国家必须有效减免贫穷国家的公共债务,至少应将官方发展援助目标提高到国民总收入的1%以上,才能真正使贫穷落后国家的面貌得以改观[14]。所有上述建议都在指向一个共同目标,即必须对资本扩张型帝国制度造成的国内外阶层不平等现象予以彻底改变。不难看出,今天通过阶层冲突外溢来维持生存扩张态势的帝国逻辑已难以为继,必须将资本绑架国家侵蚀劳动阶层利益转向国家驾驭资本为劳动阶层服务。资本全球化发展至今天,已经到了对世界范围内的劳资关系进行再平衡的伦理抉择时刻。

(三)国际格局的重大转变使民族沙文主义帝国逻辑遭遇重大挑战

伴随上述全球经济格局和社会阶层冲突状况的快速嬗变,近代以来欧美文化主导下的人类现代化道路,也正在被多极共进、多元一体的新型现代化范式所取代。我们知道,自从近代西方各个帝国崛起以来,每一次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每一次现代化道路的艰难抉择都是在欧美各帝国同一体制内完成的,无论是早期依靠殖民掠夺的葡萄牙、西班牙帝国的崛起,还是依靠商业而兴的荷兰以及之后兴起的英、法、德、美等帝国,皆属于西方体制内的国家,他们对内主权和对外主权的价值理念、行为方式具有同质性,上演的各个剧目没有实质性差别。而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范式的出现,不仅给人类带来一束迷人的曙光,而且也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运转的总体格局,但由于斯大林高度专制化的国家治理模式和斯拉夫民族沙文主义思维方式窒息了传统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最终以苏共倒台、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而告终。

随后,开启了美帝国一极独大和多强并存的国际格局。然而,最近十几年来,伴随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大国地位的不断上升,世界经济和政治重心已经由连接欧美的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全球权力分布格局的变化逐步呈现出东升西降的趋势,而且从发展态势看,太平洋地区的内在潜力远远大于大西洋地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二战以来各种国际合作组织的涌现及其制定的行为准则,也在不断强化着人类利益的休戚相关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各个民族国家向传统帝国的转换。诸如:联合国、欧洲联盟、非洲联盟、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上海合作组织、伊斯兰会议组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组织等。总之,冷战结束后欧美占明显优势的“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翻转,一个“多极共存”的全球权力分布格局正在变得日益明朗。

但令人吊诡的是,作为经济全球化首倡者的欧美发达国家,由于在过去几十年的全球贸易体系中,逐步丧失领先优势,诸多利益相对受损,随之产生大量的愤懑怨恨情绪,纷纷掀起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浪潮,民粹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暗流涌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以单边主义代替多边主义,以贸易保护主义代替贸易自由原则,不断威胁退出各类国际组织,甚至威胁瘫痪和退出WTO,乃至解散二战之后建立的联合国。欧洲各国的民粹主义政党在议会斗争和街头运动中风头日盛,且在英国、德国、法国、奥地利、荷兰、丹麦政坛稳扎稳打,为欧洲政治的分裂埋下重大隐患,致使国际关系孤立化、紧张化、极端化的态势日渐蔓延,特别是英国脱欧成为反全球化的标志性历史事件。不难看出,当今世界地缘政治更趋复杂,大国之间竞争日渐加剧,国际协调难度不断加大,但必须指出的是,伴随二战后摆脱欧美枷锁的各个殖民地国家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迅猛崛起,任何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传统帝国思维模式和帝国国际政策终将退出历史舞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类的全球化进程主要是受到经济利益和科技发展所驱动,它是历史发展的内在的固有的客观力量在发挥作用,不是由哪一个民族国家或某位政治、经济、军事强人,依据本国或本人意愿人为设计出来的结果,任何民族和国家最终都无法抗拒或阻止这些基础性力量发挥作用。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也许会促使某些国家的供应链更加多样化,甚至可能出现资本被迫回流国内,但这只是一时一地的暂时现象,因为在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做到把所有产业链限制在一国之内,将自己完全置身于世界之外而“遗世独存”。

当然,要真正顺应新型全球化浪潮并不断克服民族沙文主义帝国逻辑所暴露的各种问题,还需要世界各国特别是后发国家长期性的共同努力才能得以实现。以我国为例,我们必须学会化危机为机遇,既不急躁冒进,也不瞻前顾后,而是积极采取各种战略措施,大力推动世界政治向多极化发展,包括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快“一带一路”建设、实施自由贸易区等。我们只有把改革开放不断引向深入,科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深度开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才能实现与世界各国在多边框架下的互利合作,逐步建构起更高层次、更高规格、更高目标的经济开放体系,推动全球经济向着更加开放与包容、更加普惠与共赢、更加平衡与规范的方向发展,从而为全球治理体系多极化的不断生成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中国40多年来的跨越式大发展已经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动力之源,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因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我们唯有在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过程中,才能在世界旧有格局中找到破局之法,在当今乱世格局中谋求解局之道,在变局中开新局。


三、多极化世界中主权国家的王道政治


众所周知,生物多样性既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也是保护水源和土壤、调节气候变化的充分和必要条件。生物的种类和数量越多越复杂,越能促进生物自身的进化与繁衍,越能保证生态系统的稳定运行和缓慢演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与生物世界的演化规律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人类文明也只有在多元共存中才能不断前行。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15]那么,在全球化和多极化的当代世界,如何摆脱欧美国家的帝国逻辑,实现不同国家之间的和谐相处和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尊重,进而推动主权国家逐步摆脱霸道政治的羁绊,迈向王道政治的坦途,笔者认为,下述四种国际伦理理念为当代王道政治所亟须。

(一)逐步生成多极共治的政治伦理观

虽然当今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权力失衡,存在着霸权要求和单边主义思维形式不断回潮的现象,但伴随全球化状态下各个民族国家相互依存度的增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批评、抵制和克服狭隘民族主义和单边霸权主义的行为方式,要求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寻求跨越民族国家的协商、互信、互惠和互动的多极共治的全球治理模式,反对通过武力和战争来解决民族国家间的纠纷。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提出了建构“主体间性”和“世界公民社会”的设想,主张具有语言和行动能力的主体只有自觉放弃权力和暴力的使用,遵循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三大话语伦理规则,通过自由平等的话语论证,来建立起真正的话语共识,进而强调通过对民族国家主权的行动空间做出规范、限制或跨越,来确保和落实作为世界公民的个人的自由权、平等权等。与哈贝马斯不谋而合,罗尔斯在其《政治自由主义》中提出了著名的“公共理性”“重叠共识”理论,主张各国公民应当在丰富多样的个人合理性观念之间求同存异,在程序正义的基础上,通过由浅入深、自下而上的复杂性公共讨论过程,实现理性多元基础上的统一和凝聚,讨论的越是充分越是具体,围绕核心政治观念达成共识的深度和广度就越是可信可靠[16]。世界主义倡导者乌尔里希·贝克同样主张,必须承认民族国家间的巨大差异,但不能将其绝对化,而是要通过交流和融合对差异进行限制和调节,以实现全球事务治理过程中结构上的宽容、决策上的民主和程序上的公平[17]。在全球化和多极化的21世纪,必须建立跨国家的社会保障机制,通过各种国际规则制度来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世界难题。实际上从二战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到今天国际刑事法院的出现,从欧洲国际联盟、世界贸易组织再到联合国各类机构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就在逐步证明全球多极共治政治伦理观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二)持续建构互利共赢的经济伦理观

18世纪英法的崛起,19世纪德日的强大,20世纪美国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暴力掠夺和不公平贸易而实现的,但在二战之后,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赤裸裸的战争掠夺已不再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企业盈利要支付成本、借钱必须还钱、投资会有风险等,这些常识性市场经济原则已经成为全球企业的伦理共识。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多极化趋势不断增强,更是让各个民族国家的经济生活日益融为一体,一个国家只有不断从外部吸收各种资源和能量,优化自身的经济结构,才能增强其经济实力。这就要求各个民族国家必须以开放的姿态对待迅速变化的世界,通过国内和国外的深度融合,牢固树立全球互利共赢的经济伦理观。在此,我们仅以跨国公司的经营为例予以说明。当今时代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不再仅仅从公司总部所在国利益出发配置资源,而是越来越多地从全球经营利益出发,在全球范围内融资、收购和兼并,将制造组装业务和研发营销业务全部外包,并纷纷加入联合国倡议的全球契约,自愿接纳这个契约所倡导的保护公司所在国的人权、劳工、环境和反腐败等10项原则。这就充分证明在全球化和多极化的21世纪,只有确立全球互利共赢的经济伦理观,各个民族国家的跨国企业才能立足于世界经济之林。

(三)不断达致多元共存的文化伦理观

在全球化和多极化的21世纪,各民族国家逐步认识到,多元异质型文化的存在有利于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和思考问题,有利于各种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和相互理解,有利于反对和抵制不同民族文化霸权主义思想的扩张。因为一个社会的文化同质性太强,其适应外部变化的能力必然降低,反之,一个多元异质型文化并存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不同文化群落各领风骚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思想创造活力的社会。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必须彼此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特性、宗教信仰和生活价值观,承认每一群体都享有选择和保留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倡导不同文化间开展对话和交流,通过相互理解来增进彼此间的信任。

但需要指出的是,多元共存的文化主张往往隐藏着某种特殊的文化价值诉求。一方面,某些强势国家可以打着全人类普遍主义文化主张来同化和打压弱小国家的特殊主义文化诉求,乃至通过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进步主义等手段来毁坏弱小国家的文化,为其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霸权行径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弱小国家既可以通过文化多元主义诉求去抨击强势国家,迫使其接受开放的、多元的、新型的、多民族的、多国家的文化现实;但也有可能因为害怕这种新的开放瓦解自己的传统文化而极力排斥外来文化,陷进民粹主义的泥潭而无法自拔。可见,多元共存的文化主张在政治层面具有极大的含混性,它既可以被自由主义者用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文化观,也可以被后者用来捍卫弱小国家独特乃至保守的文化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多元共存的文化主张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一个民族只有对自己的文化充满坚定的自信,才能在世界舞台上获得坚持坚守的从容,鼓舞起奋发进取的勇气,焕发出创新创造的活力。又要结合新的时代要求,对本民族文化的优缺点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而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优缺点只有在比较的过程中才能得以鉴别。因此,只有通过对不同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对其历史谱系进行探赜索隐,对其良莠杂陈的各类要素进行剥茧抽丝,在深刻洞察彼此精神内核异同的基础上,寻找到建构各自民族文化主体意识的理想路径,并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再造本民族文化的辉煌,最终如费孝通先生所主张的那样,达至不同文化之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

(四)加速确立风险共担的责任伦理观

在全球化和多极化的21世纪,人类面临的技术风险、环境风险、能源风险、疾病风险、安全风险、金融风险等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呈现出局部问题与全球问题相互转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彼此交织的局面,它超越了地域、民族、国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日益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风险。这就要求各个民族国家必须将本民族的利益置于人类整体利益的大环境下予以重新审视和定位,乃至牺牲本民族利益来保全整个人类的“超民族”利益,如果各个民族国家不去树立自我约束的责任伦理观,人类只能在层出不穷的各种重大风险面前束手待毙。为避免这种危险后果的出现,就需要各个民族国家在发展理念和行动措施两个层面做出调整。就发展理念而言,需要各民族国家对近代以来强调人类力量的持续扩张和对自然资源的无限攫取的所谓现代化发展观进行深入反思,因为这种发展观已经带来了整个人类生存条件的严重恶化,危及地球上所有民族国家的全部生命。这就要求各个民族国家必须完成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就行动措施而言,各个民族国家必须建构一种在全球责任伦理思想指导下的世界各国共同参与的协商机制,成立各种全球治理机构,制定出对各国都具有较强约束力的方案,使世界各国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步骤。

总之,在不可逆转的全球化和多极化时代,一个国家在地球村中的价值、地位和作用,将取决于这个国家对全球化和多极化时代国际争端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多少合理化建议,这个国家面对人类遇到的共同难题提供了多少有价值的国际倡议,这个国家在人类遇到的各种突发灾难面前贡献了多少应尽的力量。要完成上述霸道逻辑向王道逻辑的根本性转变,就必须改变看待各种复杂性世界问题的视角与方法,真正终结“文明冲突论”“利益脱钩论”“赢者通吃论”“唯我独尊论”“潜在敌人论”“修昔底德陷阱论”等各种帝国思维的陈旧执念,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论”“利益交集论”“优势互补论”“合作共赢论”“相互尊重论”“共创未来论”等现代人类应有的全球性价值理念。唯有完成上述人类世界观的彻底转变,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才能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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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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