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倩:反哲学的维特根斯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6 次 更新时间:2015-08-06 19: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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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倩  

   一个关于剧场的隐喻,根植于人们对哲学的理解之中。在古希腊,参加公共活动,是常有的事,剧场只是其中之一。而到剧场之中的人,大致有这样几种:一种是演员或参赛者,他们投身于竞争性的活动之中,追逐荣誉展现卓越;一种是看台上的观众,他们不参与竞争,是整个活动的旁观者;还有一种是生意人,趁着人多好做买卖。在这三种人之中,生意人的地位最低,因为他们的行为,只为着欲望的满足,既不展现卓越,也显示不出高贵。演员或参赛者稍好,他们的行为如果表现良好,能展示出某种卓越的品质,这是古希腊人所看重的。而地位最高的,无疑是看台上的观众,他们静静地端坐在那里,以旁观者的心态打量着这一切,犹如恒星般高贵。

   后世所谓的哲学家所扮演的,正是旁观者的角色。他们所从事的理论工作,也并不以直接介入现实为要务,因为在根本的意义上,他们所追求的乃是认知意义上的真。但这样一种对哲学和哲学家的正统理解,从古希腊开始,即屡遭挑战。在这样一种背景中,当法国当代哲学家阿兰·巴丢(Alain Badiou)提出"反哲学家"这一概念时,就一点都不令人奇怪了。在反哲学家的谱系中,巴丢列出了一个不短的名单,其中包括赫拉克利特、圣保罗、帕斯卡、卢梭、克尔凯郭尔、尼采和拉康,而他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考察,正是将其放置在这样一个谱系之中进行的。

   在《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一书中,巴丢主要以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为解读对象,阐发了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意义。而对于《哲学研究》一书,巴丢则持一种极端反感的态度,不仅是因为此书对数学的蔑视,更在于它在20世纪英美经院主义哲学(即分析哲学)中的正统地位。巴丢针对《哲学研究》的态度,并不难理解,但正如刘云卿在《阿兰·巴丢的维特根斯坦》一文中所指出的,这一态度并不正确。其误解之处在于,巴丢混淆了维特根斯坦本人的思想和对维特根斯坦的巨量阐释,而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因为即使以巴丢的标准看,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哲学研究》对当代西方哲学而言,都是极具挑战性的。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运用现代逻辑的方法,讨论了世界、事实、事态和对象等形而上学问题。但他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是在对以往哲学的批评中展开的,更确切地说,有一个反形而上学的维度。维特根斯坦在此书中,做出著名的可说/不可说之分,并指明真正可说的东西,是与可观察的经验相关的,即自然科学的命题。而那些超验的东西,诸如上帝、伦理、美学等,则是不可说的。巴丢指出,"哲学的荒谬性在于它相信自己能够迫使不可言说之意义(即上帝,如果人们愿意这么说的话)在命题意义的形式下言说自身。"以我们的语言表述,即维特根斯坦认为,传统哲学因为误解了语言的用法,将形而上学当成了科学,自以为是在追求真的东西,但哪里知道,这样一些东西在根本上是无意义的。

   哲学不是理论,而是一种行动,这是维特根斯坦关于哲学的著名主张之一。以我们在本文开篇即谈及的那个隐喻看,这一说法的颠覆性在于,它将哲学与科学剥离了开来,即不再认为哲学追求认知意义上的真,而更多的是一种行动。如此一来,哲学家亦即不再是那个静静的旁观者,而更多扮演政治家、演员或参赛者的角色。行动显示价值。"上帝"一词的意义,即不存在于命题之中,而是在行动中显现。

   巴丢指出,"数学是横亘在通向行动的伦理至高点之路上的主要障碍。"因为,"如果数学能思考,那么柏拉图主义就有意义。"而如果柏拉图主义有意义,那么正如传统哲学所坚持的,沉思才是高贵和第一位的,而行动永远是次等的。事实上,在传统形而上学之中,数学处于极为核心的地带。数学关系的永恒性,昭示着这样的真理,即人们只有将自身的毕生精力投入到形而上学的研究之中,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不朽。而在现实的世界之中,一切都是变动不居、转瞬即逝的,因此,针对具体事务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只有相对的价值和意义,而在根本上不具备任何永恒性。维特根斯坦深知这一点,但正如巴丢指出的,他认为"自柏拉图以来,数学是一种主要欺骗,即形而上学欺骗的决定性支撑。"

   在上述的意义上,为确立行动的优先性地位,对柏拉图主义数学观的批判,就在所难免。巴丢指出,"在晚期维特根斯坦向着智者学派转变之时,根本性的措施在于将数学相对化、悬置以及人类学化,归根结底是将数学打造成一种传统游戏,其最终的依托是我们的语言习惯。"这样一来,一切必然为真的东西都不存在了,有的只是相对的东西。这就在根本的意义上,为确立行动的优先性扫清了障碍。

   从巴丢立场看,他对维特根斯坦思想中行动之优先性的确立,持一种肯定态度。而且,他还相当激进地认为,维特根斯坦在其个人生活之中,对这一思想贯彻得不够彻底。因为维特根斯坦在做过各种各样的行当之后,最后当上了剑桥的哲学教授,而这"在行动的照耀下显得荒谬,甚至令人恶心。"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们亦可清楚地看到,维特根斯坦对行动的强调,一旦推至极端,正如20世纪所有激进的政治运动一样,其实是十分危险的。当有人告诉维特根斯坦斯大林主义的反自由状况时,他曾这样回答:"专制并不让我感到愤慨。"他甚至还说,"在我内心深处,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维特根斯坦在面对现实政治时的幼稚状况,表明人们对行动之优先性的积极强调,是多么容易走向一条危险的歧路。

   ([法]阿兰·巴丢(Alain Badiou):《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严和来译,沙明校,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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