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主席将于今年9月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就在两国官方紧锣密鼓筹备此次访问的同时，中美围绕南海、网络等问题仍在激烈博弈。自今年春季以来，美国战略界更是隐然出现了一场对华战略的辩论，一些学者呼吁美国政府从根本上反思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八任总统的对华战略传统。
回头看，不独今年，最近五、六年来中美关系不仅波动频繁、竞争面明显上升，而且更重要的，两国对对方的战略意图、战略方向的判断都在向消极方向移动。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一态势，一个根本原因是过去三十多年间中美之间的“大共识”已趋于瓦解。重新寻找并确立“大共识”，是稳定未来中美关系的关键。
过去35年中美的“大共识”
这里所谓“大共识”，是指两国在最根本的战略问题上的一种契合。这些最根本的战略问题包括，希望本国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准备使用何种方式实现国家目标，希望对方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准备用何种方式对待对方等等。
从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到预定实现第二个“一百年梦想”的节点也就是2049年，是整整70年时间。2013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恰好将这70年分成了两个35年。第一个35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现在正面临着在第二个35年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任务。
中美关系的发展始终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相伴随。从1979年1月1日建交算起，中美关系在其后的35年时间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摆在中美两国战略界面前的问题是：未来35年中美关系怎么搞?
在过去35年里，美国对华战略的核心是“接触”。即通过与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诸领域的密切交往，将中国拉入其主导的国际体系，一方面实现美国自身的战略与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则希望塑造中国的发展方向：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政治上向西方民主制度靠拢，在国际事务上成为美国“领导地位”的支持者与配合者。换句话说，希望中国变得更像美国，更亲美国。
在这一阶段中，中国的对美战略则可以用“融入”一词来概括：通过融入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来实现现代化。中国加入了主要的国际机制，接受了主要的国际规则，经济、社会与外部世界高度融合。不过在“融入”的同时，中国政府坚持“以我为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于对外开放可能造成的各种安全风险问题高度警惕。
简言之，1978年底之后，中美一个要“融进去”，另一个要“拉进来”，围绕中国融入国际体系问题，两国形成了一个“大共识”。虽然“融进去”、“拉进来”不是两国最终的战略目标，美国要塑造中国，中国要坚持特色，在这一点上两国存在深刻分歧，但在中国完成加入国际体系这一任务之前，中美最终目标的分歧并不紧迫。“大共识”的存在，帮助中美度过了台海危机、炸馆、撞机等困难时刻。尽管这些危机有时烈度很强，但是由于有“大共识”的存在，中美基本可以“就危机论危机”，不至于对对方的根本战略意图、战略走向发生怀疑。中国不会因为某场危机就感觉自己不该“融”了，或者美国不再“拉”了;美国也不会因为某场危机就认定中国不想“融”了，或者自己不该“拉”了。
“大共识”的松动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融入”体系的历史任务已基本完成。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在保持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前提下实现了快速崛起。与此相伴随，中美既有的“大共识”开始松动，最终目标(即美国要塑造中国、中国要坚持特色)上的矛盾开始突出出来。
2005年美国时任副国务卿佐利克发表“负责任的利害攸关方”演讲时，已经提出美国对华战略需要超越“接触”。最近十年，美国国内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接触”战略的前提假设是错的：中国不会随着美国的“接触”而改变自己。美国人抱怨中国在政治制度上没有变化，经济上政府角色依然突出，外交上则越来越强硬。很多美国人觉得自己“拉”中国好像拉“亏”了。从这个过程看，今年春季以来的对华战略辩论只不过是这一过程的继续和加强而已。
战略共识的松动并非单方面的。过去十几年，在中国思想界的光谱整体向左移动的大背景下，在台海危机、炸馆、撞机、奥运火炬受阻等事件的刺激下，中国社会各阶层对美国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知识界和民众“说不”、“不高兴”的情绪明显增强;“货币战争”、“能源战争”、“粮食战争”成为畅销书，中国社会对于在现有国际体系内继续和平发展的前景的忧患意识变强。在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和国际新闻报道的知识群体当中，“脱美国化”的说法和意识被反复讨论并广泛接受，显示美国从被追随、被模仿的中心地位，逐渐向更为平等和“普通”的位置移动。
经贸关系经常被称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笔者认为，一个中美两国领导人和民众都能接受、都真心相信的“大共识”才是中美关系真正的“压舱石”。由于“大共识”松动，中美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与矛盾很容易上升为对对方整体战略意图的疑虑。因此，即便近十年来中美之间并没有发生类似“撞机”、“炸馆”这样高烈度危机，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对抗性却明显提高。
当代国际关系的性质决定了中美很难发生真正的军事冲突或者冷战式的全面对抗，但如果近几年的趋势持续下去，两国发生“新冷战”的可能性无法完全排除。就像今天的美俄关系，两大国在战略上严重对抗、对立，但在经贸、社会等领域大致维持正常关系。一旦如此，美国对华战略可能从过去35年“以接触为主，防范为辅”，转变为“以制衡为主，合作为辅”。随之中国对美战略也将从“以融入为主，以防范为辅”转变为“以反制为主，以合作为辅”。这就是一些美国学者说中美关系已达“临界点”或正处“战略十字路口”的原因。笔者认为，现在就下这种断言或许还为时过早，过于悲观，但无法否认的是，近两三年中美关系确实正朝着这一消极方向移动。
面向下一个35年 “大共识”?
客观地看，中美关系的时空背景与35年前相比确已是天壤之别。中国经济规模从十五年前美国的12%变成了今天的将近60%，并很可能在未来十年左右超越。中国不但已融入国际体系，而且近两年提出“亚洲安全观”等新理念，“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新构想，从国际体系中的追随者变成了积极主动的引领者之一。
在这样的新时空环境下，“融进去-拉进来”的“大共识”确实已经不足以解释现实、指导未来。事实上，过去十几年里中方提出的“和平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美方提出的“负责任的利害攸关方”、“战略再保证”，都是在旧的“大共识”相关性下降的背景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提出的中美关系新论述。因此，不仅美国有辩论是难以避免的，我们中国内部实际上也应对未来的国家的发展路径及中美关系进行严肃而深入的讨论。
在第一个35年，中美的“大共识”是围绕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建立的;近年的松动则是因为中国完成融入之后迅速崛起产生的。笔者认为，新的“大共识”理应建立在既有共识的基础上，这就是围绕在“同一国际体系内共同发展”(two countries, one system)形成新的“大共识”。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共识，是因为笔者相信，对中国而言，在国际体系内实现和平发展是唯一可行的发展道路;对美国来说，由于中国巨大的体量以及中美相互依存，中国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离开这个体系，对美国来说代价也都过大。如果两国都认为我们只能在体系内共同生存和发展，那么以此为“大共识”就是可能的。
要形成共识，中美两国首先各自需要就一些重大问题作出战略判断。
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判断是：除了在现有国际体系内发展，中国是否还有其他可行的发展路径?中国需要对现存国际体系的性质作出判断：这一体系是否是一个能够容纳中国和平崛起乃至“和平超越”的体系?中国过去35年在这一体系内实现了巨大的发展，未来35年是可以继续发展下去，还是终将遭遇某种“玻璃天花板”?苏联解体、1990年代后日本经济停滞，究竟主要源于苏、日两国自己的内部问题，还是源自国际体系的性质及体系中的霸权国的阴谋?这些判断将最终决定我们对现存国际体系及对美国的基本战略取向。
如果“体系内崛起”仍然是中国的最佳选择，那么尽管中国并未参与这一体系中很多部分的构建，尽管这一体系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但中国仍需在体系内按规则行动，充分运用规则，以体系赋予的权利来改革体系，并接受普遍规则对自己具体利益可能造成的损害。
对美国而言，最重要的战略判断则是：对中国这一意识形态不同、体量上可能会超越自己的崛起国家究竟应采取什么姿态?是继续采取开放性的姿态接纳中国在体系内崛起，还是采取排斥性的、竞争性的姿态?遏制或者制衡中国是否可行?是否真的符合美国利益?如果美国真心实意相信其他国家可以在体系内和平地、合法地超越自己，那么美国恐怕在心态上就需要摆脱对“绝不做老二”的痴迷，接受被别国“和平超越”的可能;在安全上需要放弃对绝对安全的追求，接受一种相对安全;在意识形态上需要约束对自己价值观与制度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自信，而同意其或许只适用于美国，其他国家最好自己寻找的适合本国的发展路径与模式。
在各自廓清观念并得到共识后，中美需要通过一系列具体政策证明本方确实接受“大共识”，使对方“安心”。当前最重要的莫过于美方如何让中方相信其并无破坏中国政治安全的图谋，也没有破坏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阴谋，愿意在国际机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给与中国合理空间并欢迎中国加入美国牵头的新机制(如TPP)。中方则需要让美方相信，中国愿意按照国际规则实现发展、解决与外部的矛盾，无意把美国逼出亚洲，愿意让美国加入中方倡导推动的国际机制。
在“同一国际体系共同发展”，意味着两国可以在体系内有限竞争，但竞争是局部的，须有底线，不以“吃掉”对方为目标。中美两国需要帮助对方建立信心，两国都不用担心对方成为本方失败的理由。这也意味着中美要有效合作，不仅实现两国互利，而且需要为体系的维持及改革共同发挥领导作用。
2016年底美国大选结束前，美国对华战略的辩论不会结束。甚至在2017年新政府上台后，中美仍需一定的磨合时间。实际上，辩论的结果未必一定是消极的。况且就算没有这场辩论，中美关系的问题也还在那里，需要解决。中美关系这艘船已经往前走了，我们不能“刻舟求剑”满足于过去的“大共识”。不仅美国人可以辩论，实际上中国战略界也需要讨论，并且需要与美国同行积极对话。如此，中美重建“大共识”并实现关系的中长期稳定仍是可能的。（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