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良荣:党报要进行创造性的宣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36 次 更新时间:2015-07-23 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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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良荣 (进入专栏)  


善于把中央制订的基本理论、重大方针政策和本地实际结合起来,通过评论和新闻报道,源源不断地向社会提供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的新思想、新建议、新问题、新经验,从而使党的方针政策在本地开花、结果,从而使党报成为领导机关所倚重的智囊团,广大干部所依靠的好参谋,广大群众所信赖的好指导,这就是本文所说的创造性宣传的基本含义。
党报要进行创造性宣传,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党报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党报——不仅仅是传达机构


党的新闻事业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作为喉舌,党报担负着传达作用一一上情下达,即把党的方针政策准确及时地报告给人民,让中央声音传遍千家万户;下情上达,即把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呼声反映给党和政府,从而沟通党、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
这种传达作用在过去的革命战争年代十分突出。比如说,解放战争时期,在我军主动撤离延安以后,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转战西北,在他们身边是两个单位,一个是总参谋部,一个是新华总社,依靠这两个单位来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指导全国的工作。党中央的许多方针政策、意图、号令通过新华社向全国广播。定期定时收听、抄录新华社的广播成为各解放区、游击区党、政、军所有部门的一件大事。
党的新闻事业这种突出的传达作用是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在革命战争年代,各抗日根据地乃至后来的解放区一直处在相互隔绝的状况下,交通艰难,通讯不便,党内文件的传递,中央指示的传达部极其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党的新闻事业成为传达中央声音的主要渠道,在某些情况下和某些方面成为唯一的渠道,依靠党的新闻事业来统一全党思想、指导全党工作,成为党的工作中特别重要的一环。在这样的条件下,党报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中央的声音,在相当程度上代替中央的文件和各部门的工作指导。直到现在,人民群众还习惯于把党报当作党的化身、党的代表,正是在那个时期开始形成的传统。同时,处在战争环境下的党报,其发行范围基本上在农村,报纸反映的内容基本上是两项:战争和农业生产。而当时的农业生产是简单生产,党的工作比较单纯。这样,党的各项指示,从工作任务到工作方法都规定得比较具体、详尽。党的新闻事业把党的指示传达出去,各级组织立即可以执行。
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总方针的实施,当前党报所面临的历史条件和战争年代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我们已经有相当完善、发达的组织系统、生产指挥系统,相当发达的交通通讯网络。党内文件的传达、开会布置任务、交流经验,各级领导到各单位指导工作等等,都已十分便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国民经济日趋现代化、社会化,各行各业之间以及各行各业的内部都呈现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国的幅员辽阔,在城乡之间、沿海和内地、边远地区之间在经济、文化方面千差万别;生产的发展使社会前进节奏加快,社会变动非常迅速。面对这样新的历史条件,党报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上就得采取和战争年代许多不同的方式。
诚然,党报仍然担负着向广大群众传达、解释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让党的方针政策家喻户晓。但和战争年代相比,这种传达的作用大大地降低了。现在,直接传达党的指示的主要渠道已不再是报纸、广播,而是其它媒介(例如:开大会,发内部文件等等)。
在传达作用减弱的同时,人们对党报进行创造性宣传的要求日益迫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出,非群体化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这种非群体化倾向在我国也日益明显。这就是发挥本地的优势,建立具有各自特点的经济、文化结构。面对不同的经济、文化、地域条件,面对迅速变化的现实,如何从本地特点出发来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如何从宏观出发来搞活本地的微观经济,规划本地经济、文化发展方向,打开本地的新局面,如何来认识、解决本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新矛盾……,人们都在思考、探索。广大读者,尤其广大干部对党报寄予莫大的期望,期望党报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给他们以思想启发。一句话,他们希望党报不仅仅传达中央的方针政策,而且给他们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主意和办法。
今年四月,胡耀邦同志在视察太行山区时要求全国中青干部学会两大本事,“第一个本事是能够创造性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为什么要强调创造性地贯彻呢?胡耀邦同志指出了三个原因。“一是中央的政策是从全国情况出发的,我们这幺大的国家,中央不能把所有文件都规定得那幺具体、详尽,需要各地按照实际情况来办事情。中央特别强调,要改变过去那种统得过死的状况,这个问题各地按照实际情况来办事情。中央特别强调,要改变过去那种统得过死的状况,这个问题还要继续解决。二是新鲜经验只能在实践中产生,中央也是根据下边的实践来制定政策的,下边的同志有责任向中央提供新鲜经验。三是政策好了,可是在实践中不可能不出偏差,这就要靠下边主动向中央反映情况,及时地发出‘信号’。这三种情况,都要求下边的同志创造性地工作。”(《人民日报》1986年4月24日头版)这三点,也就是为什么要求党报进行创造性宣传的基本理由。
什么是创造性宣传
党报必须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无条件地宣传党的基本理论和重大方针政策。这是党的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问题在于怎样宣传。
当前,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有两种指导思想。
一种是,一般化的宣传。这种宣传就是照抄照转中央说过的话,而没有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他们仅仅用自己的材料去印证、图解中央的方针政策,用不同的材料重复地论证早被人们熟悉的结论。在新闻实践工作中,就是把党的方针政策作为新闻报道、评论的现成结论,把现成结论当作框框到现实生活中去套材料。这样的工作方式简单说来就是:党的方针政策+本地的材料=报纸上的新闻、评论。这样的宣传不能说一点作用也没有,它可以强化人们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记忆。但是,这样的宣传必然是呆板的。为什么读者感到我们的报纸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上一般化,缺乏吸引力?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这种一般化的宣传是对“党的喉舌”的误解。胡耀邦同志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谈话中就强调过:“总之,我们说党的新闻事业要作为党的喉舌,并不市说我们的新闻工作只能照抄照转中央已经说过的话。而是说,只要合乎中央的路线和政策,新闻工作者就有自由按照自己对客观事物的正确理解,进行新闻报道和发表意见的广阔天地,就可以而且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而这种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是另一种宣传态度即创造性的宣传。
创造性宣传就是从本地实际出发,提出具体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观点、见解。在新闻工作的实践中表现为:他们深入到实际中去,把党的方针政策作为考察现实问题的方向、立场,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具体地说,它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为本地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指明具体的发展方向,规划具体的发展道路。比如:“对内搞活、对外开放”,这是中央的总方针,但究竟怎样搞活、怎样开放,各地就是根据本地实际来各显神通。从1984年开始,《重庆日报》根据重庆的实际,提出“两改(体制改革、技术改造)出效益、两线(城乡两条线)共发展,两翼(军工、乡镇)齐起飞,两外(市外、国外)齐开放”的宏观发展方向,并且围绕这样发展方向组织报道、评论,使得整个宣传报道生气勃勃。
二、提出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新问题,引起人们的重视,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各种建设。这种新问题,上至国计民生的大事,例如:关于打破“大锅饭”的问题,1984年3月《福建日报》提出了厂长、经理要求“松绑”的建议,不久推向全国,下至涉及到人们日常生活的问题,例如1979年《市场报》上发表的《北京的酱油为什么脱销?》等等。
三、敏锐地指出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过程中所出现的错误倾向,敢为天下先,敢放第一枪。1985年初,湖南省长沙市刮起一股商店“改换门庭”之风,经营家用电器的商店从四十多家一下子增加到一千三百多家,影响最大的是百年老店德茂隆酱园改营家用电器。比较合理的商业网点被打乱,给群众生活平添许多烦恼。商业部门的许多人还认为这是“改革”,是贯彻“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商业方针。而《湖南日报》认为这是对商业改革的曲解。从这股风刚开始刮起就抓主不放,在连续七个月的时间里,发表大量评论、报道,组织讨论,直到这股风刹住。
四、总结、推广适合本地实际的新经验、新方法,为陷于苦闷的广大干部出主意、想办法。在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从事工业、运输业、商业的人员收入高于从事纯农业劳动的收入,使大批劳力流向乡镇企业,出现了农业大幅度衰退的令人担忧现象。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各地都采取过一些措施,但情况依旧,而且越来越严重。《无锡日报》在1985年7月底总结了无锡县两个村的经验,一个是蓉南村的办法,把农田逐步集中到种田大户手中,建立家庭小农场,突破了农业承包的规模,使务农人员的收入至少不低于务工人员。一个是民主村,农业劳力流向工业,工业积累则分流一部分到农业,实现“以工补农”,为农业建立、完善服务体系,创办机械化试点,从而确保务农收入不低于务工人员。这两种方法都使两村的工农业同步发展。这两篇报道都总结了新形势下农业承包责任的新经验,非常具体、实用,在无锡市引起巨大反响,许多干部称《无锡日报》为他们解决了一个大苦恼。许多乡、村都从实际出发推广这两个村的经验。又如怎样打破“大锅饭”,使得职工真正能把自己的利益和企业命运联系起来?《人民日报》在1986年5月11日发表了《破产启示录》,报道沈阳市政府制订《城市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具体反映三家受到破产警戒通告的工厂的命运。这确实给全国的工矿企业一个启示:制订破产规定是打破“大锅饭”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五、抓住群众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疑虑进行针对性宣传,为群众排疑解惑。1985年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刹住有些单位滥发实物、奖金等新的不正之风。那么合理的奖金、福利该不该发?许多单位领导在犹豫、观望。新华社在1985年4月7日发出一条新闻《分清“滥发”与“该发”的界限,上海三钢发给一批科研人员一万八千元奖金》,稿子不长,全国各报几乎都刊登了,不少企事业领导好比拿到“黑头文件”,也照常发放了合理的奖金,稳定了一些职工的情绪。对外开放,大胆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效果究竟如何?这是1985年秋冬社会上的中心话题之一。有些人对此有怀疑、有疑虑。《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以人们议论较多的宝山钢铁总厂为典型事物来说明对外开放,大胆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对于四化建设的重大意义。宣传中不回避人们所提出的尖锐问题,肯定成绩,承认某些失误,这样实事求是的宣传令人口服心服。
这种创造性的宣传使我们党报的宣传充满活力,它像思想工厂一样生产出新的思想,源源不断供应社会。每当打开一份新的报纸,人们就受到新的启发,吸引新的思想。这样的报纸就会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人们。

敢于实事求是


发挥党报的信息和人才优势,进行创造性宣传,需要改变我们的一些陈旧观念和过时的工作方法。“紧跟上头,闻风而动”的工作方式是当前影响党报进行创造性宣传的突出问题。对于上级的意图,不经过调查研究,不从本地实际出发,急急忙忙地用大量的材料去印证、图解,“上面一句话,报上一台戏”,大轰大哄,大造声势。这种工作方式是和创造性宣传相对立的。
“紧跟上头、闻风而动”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功利观有密切关系。而这两者都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一方面,在过去僵化的经济体制下,人们的工作、生产只能照章、照计划、照上头指示办事,无需什么创造性。相反,从实际出发进行创造性工作、创造性宣传往往被认为是“离经叛道”,到了十年内乱,更是“大逆不道”。另方面,在“左”的思潮指导下,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高压下,党报也不得不“紧跟”,不得不“闻风而动”,久而久之,人们以为党报宣传就是“紧跟上头,闻风而动”。
现在,僵化的经济体制已被打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体制在逐步形成;我们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一个宽松的、和谐的好环境正在形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紧跟上头,闻风而动”。的老一套宣传方式不但于实际工作无益,而且已引起读者的厌恶。只有进行创造性的宣传才能适应社会需要。
毫无疑问,“紧跟上头,闻风而动”,上头怎么说,我就怎么干,既省力又少犯错误,即使出了差错,责任也由领导承担。相比之下,进行创造性宣传要经过自己的调查研究,提出独立见解,免不了出差错,出馊主意,既费心又冒风险。这就需要党的新闻工作者有事业心,有敢于独立负责的精神,敢于实事求是的勇气。胡耀邦同志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中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一定要有高度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一定要有独立负责的精神,一定要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充分发挥工作的自主性,只有这样,才能不间断地用大量言论和事实,来强有力地宣传中央的主张。”也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新的历史条件,才能开创党报宣传的新局面。

创造性宣传——党报的优势

进行创造性宣传,不但是党报的必须,而且是党报的优势所在。
进行创造性宣传,必备的条件是信息和人才。
信息是构筑思想的材料,全面的、的、丰富的材料是形成正确思想的前提。作为一张党报,社会上很少有哪个机构能够像它那样,和社会各方面建立如此广泛的联系,能够像它那样全面地及时地了解社会各方面的信息。它既了解国内外的总形势,又熟悉本地的情况;它既能及时了解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本地党政领导机关的部署、意图,又能够及时掌握群众的要求、愿望和情绪;它不但能获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条战线情况,还能掌握工业、农业、财贸、运输等各行各业的动向。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的信息都涌向报社,宏观微观都能把握。处在如此优越的地位上,党报就能多角度、多层次的来考察现实。比如:
党报可以从宏观的角度来鸟瞰本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规划本地的发展方向,提出倾向性的问题。
它可以从微观的角度来考察各行各业、各企事业单位的兴衰,总结它们的经验教训。
它可以从社会各方面的相互联系中来考察问题,党、政机关和企事业的关系,政治和经济、经济和文化(教育、人们的思想)、经济和人们的社会生活,经济内部各行各业的关系以及产、供、销、人、财、物等各环节的相互关系。
在这样多角度、多层次的考察中,新观点、新问题、新经验就会层出不穷。
信息依靠人才来加工。当然,许多报社底人才还不能满足实际需要,记者编辑的知识结构需要充实、更新。但从整个社会来看,报社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社会上很少有哪个机构有当地报社那么高的知识层次。而且,多年的时间磨练,有不少记者编辑成为当地某一方面的专家、行家,常被邀请去参与制订某些政策、某些行动方案。除了报社本身的人才优势,它还能和社外的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建立密切的联系,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依靠他们的学识为报纸上的评论、报道出主意、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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