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丕祥:法治中国进程中的区域法治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9 次 更新时间:2015-06-25 20:5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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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丕祥  

  

[摘 要]:在建设法治中国的时代进程中,推进区域法治发展是探索法治发展的中国道路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也是保障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顺利实施的题中应有之义。区域法治发展是与国家法治发展相对而言的,而国家法治发展与国家发展或国家现代化处于同一个历史进程之中,乃是国家发展或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构成了国家发展及其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区域法治发展是国家法治发展在一定空间区域范围内的具体的历史性展开,是在遵循国家法治发展的总体方向的前提下,适应区域发展的现实需求,建构区域法治秩序、推动区域发展的法治进程,因而是治国理政的区域性依法治理模式。

   [关键词]:法治中国,国家法治,区域法治,话语系统,建设,发展

  

一、问题的重大意义: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与策略选择

   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这是一个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社会主体利益多元、国家治理深刻转型的历史性的过程。影响这一过程的因素是错综复杂的,抑或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不确定状况。如何消解这个变革进程的矛盾冲突及其不确定因素,引导我们这个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使之顺利地度过这个急剧变化的革命性的转型时期,这是摆在国人面前的一项重大议题。面对大变革时代的严峻挑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地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且把“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为实现这个总目标的基本途径之一。[1]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专题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并且通过了相应的《决定》,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而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这一重大战略抉择,给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国家发展与法制现代化的进程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就是要把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纳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之中加以谋划和推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加强和改进法治中国的体制、制度和机制建设,推进法治中国的社会基础再造,形成法治中国建设的强大推动力量,从而为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法治基础。[3]

   坚持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必须高度重视区域法治发展。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结构、历史进程、文化传统和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下,当代中国不同区域间的法治发展形成了历史的差异性,这是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规律在法治建设领域中的集中体现。各具特色、程度不同的区域法治发展的不平衡性,构成了当代中国法治发展进程的区域性的表现型态。这是毋庸置疑的客观的法律发展现象!充分认识到这一基本的法治发展状况,无疑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当代中国的法治国情特点,准确理解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固有逻辑,自觉认知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内在机理,进而科学地揭示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规律,为深入谋划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与策略问题提供可行且可靠的路径选择。

   这就是说:第一,推进区域法治发展,是探索法治发展的中国道路的必然要求。法治发展是一个世界性的进程。尽管这个进程在不同国度的历史命运是不同的,但是作为一种法律生活成长的趋势,却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逆性。不过,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不同民族与国家的法治发展道路是迥然有别的,并不存在一个呆板划一的固定的模式。中国的法治发展进程,受到中国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历史的和地理的诸方面条件或因素的深刻影响,因而有其独特的历史特点。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东中西部各个区域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状况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必然影响或制约着各个区域法治发展的进展状况与实际效果。[4]因之,区域之间法治发展的历史差异性,成为中国国家法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突出的客观实在,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模式变量之一。这就需要我们悉心把握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内在特质,探寻法治发展的中国路径选择,确立推进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现实基点,进而为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法治发展道路作出不懈的努力。

   第二,推动法治中国进程中的区域法治发展,是实现当代中国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从总体上看,治理有全球意义上的区域治理与主权国家意义上的国家治理范围中的区域治理之分。就后者而言,作为与国家治理既密切相关又有所差别的地区性的治理体系,区域治理更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的前提性因素。中共十八大报告第一次在我们党的文献中正式提出“国家治理”的概念;[5]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则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6]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7]这就把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的重大议题提到了改革时代党和国家的战略议程之中。在这里,如同国家法治发展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一样,区域法治发展与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乃是同一个时代进程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二者的有机互动构成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强劲动力,也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与基本保障。因此,持续不断地推进区域法治发展,不仅可以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国家法治发展的区域性基础,而且对于引领和推动区域社会的健康发展,实现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重视法治中国进程中的区域法治发展,是保障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顺利实施的内在需要。制定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实施区域发展规划与政策,进而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这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与艰巨任务。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基于对于中国国情与区情的深刻把握,始终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问题,不断调整和完善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与政策。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陆续形成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等一系列重大的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中共十八大把“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基本形成”作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加以设定,强调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优先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8]不仅如此,中国政府还从不同地区的特点出发,围绕城市发展与城乡一体化,形成了以城市经济圈或城市群为基础的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诸如,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体化发展战略,珠江三角洲地区一体化发展战略,京津冀地区一体化发展战略,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发展战略,等等。当代中国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在中国大地上汇聚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的面貌,而其中蕴含着的乃是制度创新的蓬勃生机与活力。[9]在这里,尤为重要的则是法治的力量。推进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不仅对国家法治发展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中央政府必须从国家发展及其现代化的全局出发,制定和完善有利于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得以实施的法律制度和政策体系;而且对区域法治发展产生了直接的效应,相关区域性的地方政府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要在国家法治发展的总体方向的基础上,适应贯彻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现实需求,通过法治化的方式建立健全保障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有效实施的制度、机制与政策系统,为实施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营造法治环境。[10]因之,变革时代的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形成与实施,对推进当代中国区域法治发展提出了历史性的重大需求。

   因此,本文的主旨在于把区域法治发展放置于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加以把握,着力探讨国家法治发展和区域法治发展的概念特征与内在关联,进而为区域法治发展基础理论研究作出必要的学术努力。

  

   二、国家发展与国家法治发展

   在一个主权国家的疆域范围内,不同区域之间的法治发展状况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遂而形成区域法治发展的客观现实。如何认识区域法治发展这一法的现象的基本属性与固有特征,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法治发展领域的重要论题。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探讨的是作为区域法治发展基础的国家法治发展问题。

   一般来说,区域法治发展是与国家法治发展相对而言的。按照法制现代化理论的分析框架,国家法治发展是一个国家的法制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转型变革的过程,反映了国家现代化的运动趋向,因之国家法治发展与国家发展或国家现代化处于同一个历史进程之中,构成了国家发展或国家现代化的法律制度基础与法律价值依托。[11]所以,我们要从国家发展或国家现代化的意义上把握国家法治发展的内在逻辑。

   近代以来,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国家发展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旋律,这一进程的价值指向乃是推进和实现国家现代化。然而。这一进程在不同的国度,其推进的方式与实现的后果是迥然有别的。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试图以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社会地主与农民之间的不同关系为分析坐标,概括出从前工业世界向现代世界转变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三条主要的现代化道路,即:以英国、法国和美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这是一条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相结合的国家发展道路;以德国、日本为典型的“反动的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一条先前“经过了一段简短而又不稳定的民主时期”而后却走上了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发展道路;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农民革命所导致的共产主义的国家发展道路。[12]在这里,我们看到,摩尔关于现代化道路的类型学分析所透示出来的学术价值取向显然是有片面性的,但是,他致力于揭示在不同社会条件的影响下国家发展及其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的理论努力还是应予肯定的。

   与近代西方的国家发展道路不同,在中国,近代以来的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及其国家发展确乎走过了一条极不平凡且复杂独特的道路。西方列强的入侵以及随之而来的外部世界的严峻挑战,构成了对传统帝国的国家制度的强烈冲击。本来,“帝国的国家制度建立得非常牢固,它的权威建立在根深蒂固的观念基础上,有长期积累的历史传统可循,一直保持着能接受任何管理体制挑战的不败记录。中国的政治结构已经精细地专业化了,并进一步分别实行了再分工。由专职官僚按照高度管理的、有详细记载的规章和惯例进了管理,可以说,在许多方面中国都具备了向现代化国家转变的条件”。[13]然而,经过19世纪至20世纪初一系列屈辱性的政治与军事失败,国家日益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为了摆脱危机,晚清统治集团虽然作过种种努力,诸如嘉庆官制改革、洋务运动等等,但这些努力从来都是以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为前提,即:传统的国家制度与政治体制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而1894~1895年甲午海战的败北,更加激起了空前的民族危机,直接触发了采纳日本政制模式、改变固有国家政治制度的维新运动,企望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体制。虽然“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但是这一维新运动的遗产是异常丰富的。它愈加表明:变革中国传统国家制度是拯救中国于危机的唯一选择。随后爆发的义和团事件,进一步刺激了清廷改革固有政治体制的愿望。1901年启动的晚清10年法制改革虽然最终走向流产,但它毕竟深刻地改造了传统的国家制度型态,推动了法制的转型,催生出一个近代型的国家制度与法律系统。

1911年的辛亥革命,则彻底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帝国体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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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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