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丕祥:恩格斯法哲学本体论思想述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 次 更新时间:2021-05-18 13: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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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丕祥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 第4期

  

   内容提要:

   在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恩格斯的法哲学思想理论地位非常独特,是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关于法的现象本体属性的认识,是恩格斯一生理论活动的重要领域之一。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基本原理,科学分析法的现象的内容与形式,着力考察法的现象、公共权力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运动,深刻揭示法的现象运动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深入探讨社会经济基础与法律上层建筑诸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从而建构了科学的法哲学本体论,为人们观察和认识法的现象的本体属性提供了理论指南。时至今日依然闪烁着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真理光辉。

   关 键 词:恩格斯  法哲学  本体论  马克思主义法哲学

  

   2020年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200周年诞辰。作为卡尔·马克思的最亲密战友、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理论贡献。诚如列宁所指出的:“自从命运使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遇之后,这两位朋友的毕生工作,就成了他们的共同事业。因此,要了解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有什么贡献,就必须清楚地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和活动对现代工人运动发展的意义。”[1]1恩格斯的法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形成与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思想宝库中具有独特的殊为重要的理论价值,两百年来依然闪烁着科学真理的光辉,并且将持久地展示深刻的理论逻辑力量。

   在纪念恩格斯200周年诞辰之际,我们深入揭示恩格斯法哲学本体论思想的内在逻辑,充分开掘恩格斯法哲学本体论理论遗产的时代价值,对于深刻认识恩格斯法哲学本体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思想体系中的理论地位,完整地阐发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基本要义,藉以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这一认识法与法律现象的伟大的认识工具,促进新时代中国法哲学的创新发展,推动新时代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法的现象的内容与形式

   法哲学本体论是法哲学理论系统的基石,旨在探求法的现象的性质和赖以存在的根据。不同的法哲学本体论,往往构成各具特质的法哲学流派的基本理论标识。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之所以实现文明社会法哲学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从根本意义上讲,就在于建立了严谨科学的法哲学本体论,把法的现象放到一定的社会生活条件中加以辩证分析,揭示法的现象的本体属性,考察法的现象与社会生活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获得对法的现象之总体性的逻辑建构。作为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创始人之一,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基本原理,深入探讨法的现象与一定社会经济生活条件之间的内在联系,着力研究社会大系统中法的现象的相对独立性机理,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本体论的思想宝库。

   在法哲学思想演进过程中,唯心主义法哲学本体论的基本理论特征,即在于否认一定社会经济条件对法的现象的决定性作用,把社会经济条件仅仅看作是与法的现象具有某种偶然联系的“附带因素”,排却法的现象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试图把法的现象确证为某种主观的精神性的现象。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分析了唯心主义法哲学家颠倒法的现象与社会经济条件之间的真实关系的认识论原因,认为国家与法的现象从来就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发展的社会领域,它们的存在与发展归根到底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但是,“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来说是独立的力量,马上就产生了另外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说,在职业政治家那里,在公法理论家和私法法学家那里,同经济事实的联系就完全消失了。因为经济事实要以法律的形式获得确认,必须在每一个别场合都采取法律动机的形式,而且,因为在这里,不言而喻地要考虑到现行的整个法的体系,所以,现在法律形式就是一切,而经济内容则什么也不是。公法和私法被看作两个独立的领域,它们各有自己的独立的历史发展,它们本身都可以系统地加以说明,并需要通过彻底根除一切内部矛盾来作出这种说明。”[2]260因之,必须将被唯心主义法哲学家颠倒了的法的现象与社会经济条件之间的关系再重新颠倒过来,寻求对法律形式的真实的经济内容的科学解释。

   在恩格斯看来,国家与法的现象是从属的东西,而社会经济关系与市民社会领域才是决定性的因素。从表面上来看,“就单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同样,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不管当时是哪一个阶级统治着),也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意志,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这是国家的形式方面,这方面是不言而喻的。”[2]258这种表面的现象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国家和法的现象是决定性的因素,而社会经济条件和市民社会则是被国家和法的现象所决定的因素。因此,这里需要探求的问题是:这个表现为法律形式的国家意志有什么内容呢?这一内容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人们所期望的正是这个而不是别的呢?对此,恩格斯指出:“在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时,我们就发现,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变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2]258

   显然,在恩格斯那里,法的现象与社会生活、法权关系与经济关系、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乃是打开法哲学本体论内在奥秘的锁钥。早在从新理性批判主义法哲学观向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观的转变时期,恩格斯就试图从利益关系的角度揭示法的现象的本体属性。他清楚地看到了废除谷物法运动背后的利益动因,认为地主贵族出于顽固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而竭力反对废除谷物法,谷物法最大最直接的受害者是广大人民群众,而工商业资产阶级在谷物贸易自由的口号下发起废除谷物法运动以谋取永久的世界垄断。所以,“因废除谷物法而获益的只是资产阶级,而不是人民”。[2]568恩格斯还揭示了利益与社会革命之间的关联,强调在英国“这个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原则,这就是说,革命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3]551基于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竞争与犯罪现象之间的关系,认为“竞争贯穿在我们的全部生活关系中,造成了人们今日所处的相互奴役状况”。“方法只要稍微熟悉一下犯罪统计,他就会注意到,犯罪行为按照特有的规律性年年增加,一定的原因按照特殊的规律性产生一定的犯罪行为。工厂制度的扩展到处引起犯罪行为的增加。”“这种规律性证明犯罪也受竞争支配,证明社会产生了犯罪的需求,这个需求要由相应的供给来满足。”[4]471在这里,恩格斯试图深入社会经济关系的内在矛盾运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犯罪现象的社会成因。随着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观的形成,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愈益深刻认识到,只有从社会经济生活条件中才能把握一定社会法的现象的本质属性。在近代英国,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推动了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同时又推动了整个市民社会的变革,遂改变了法律上层建筑的基本面貌。“对资产者来说,法律当然是神圣的,因为法律是资产者本身的创造物,是经过他的同意并且是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利益而颁布的。资产者懂得,即使个别的法律对他特别不利,但是整个立法毕竟是保护他的利益的,而最重要的是,法律的神圣性,由社会上一部分人积极地按自己的意志规定下来并由另一部分人消极地接受下来的秩序的不可侵犯性,是资产者的社会地位的最强有力的支柱。”[3]118-119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深入分析一定社会法的现象赖以存在与发展的社会生活条件,尤其注重从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中考察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进而研究国家、法的现象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他们强调:“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4]40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4]41因之,国家、法的现象同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内在紧密,不可分割。“每当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出新的交往形式,例如保险公司等等的时候,法便不得不承认它们是获得财产的新方式。”[4]72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本体论就在于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出发来考察一定社会法的现象,并且把一定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法律上层建筑的基础,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国家生活和法的现象,进而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国家与法的现象产生与发展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不是国家由于统治意志而存在,相反地,是从个人的物质生活方式中所产生的国家同时具有统治意志的形式。”在一定社会经济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哪个阶级,“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4]379,378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看到,揭示一定社会的犯罪现象的实质及其产生的根源,同样离不开对于一定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深入考察。“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和法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地产生的。相反地,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4]379

   在后来的理论探索中,恩格斯进一步深刻揭示法的现象运动的社会经济根源。在《论住宅问题》这篇长文中,恩格斯深入分析法的现象的历史起源过程,指出:“在社会发展的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5]539可见,法的现象的历史起源过程,乃是一个在社会生产、分配和交换条件的作用下由习惯到法律的共同性规则的形成过程,是与国家这一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公共权力机关相伴而生的过程。立法活动的广泛展开及其日益复杂化的状况,容易造成立法是独立于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自由意志”的产物这一虚幻的法学观念。“立法就好像一个独立的因素,这个因素似乎不是从经济关系中,而是从自身的内在根据中,可以说,从‘意志概念’中,获得它存在的理由和继续发展的根据。人们忘记他们的法起源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正如他们忘记他们自己起源于动物界一样。”[]260-261其实,法的现象历史运动的最深厚的根据,只有从一定社会经济生活条件中才能找寻。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深刻分析了国家与法的现象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强调国家和法的现象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而“是社会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2]123,186-187

   二、暴力、公共权力与经济发展

法的现象的客观本性,充分表明法的现象不是由于人们的“自由意志”而存在,而是受到客观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法的现象之所以是国家意志的表现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在于它是人们的有目的的活动的产物,是经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法权关系。然而,在法的现象领域,人们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无疑要受到一定社会生活条件的支配,在人的动机和目的的背后隐蔽着更为深刻的东西,亦即客观的经济必然性。诚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如果说国家和公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那么不言而喻,私法也是这样,因为私法本质上只是确认单个人之间的现存的、在一定情况下是正常的经济关系。”[2]254,259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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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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