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鹏:试论政治发展的动力与目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01 次 更新时间:2015-06-20 20:21

在人们面对政治发展问题时,常常要发生政治发展目标与动力之间的矛盾。人们在提出政治发展的目标时,所根据的是自己的价值偏好,而价值偏好却可以不受现实历史条件的限制,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和任意性。因此往往造成在实现政治发展目标时,显示出缺乏社会动力的状况。这就为政治发展研究提出一个重要的课题,即认真弄清政治发展的动力与目标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们应该讨论一下政治发展的动力问题。政治发展的动力归根到底要到经济生活中去寻找,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但仅仅承认这一点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进一步了解经济生活的变动是如何推动政治发展或政治改革的。而要弄清这个问题是很不容易的。也就是说人们不容易了解经济发展的需求是如何和通过什么途径表现出来的,它是如何对政治变动提出要求的。实际上,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首先感受到的是由于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矛盾和冲突所产生的经济生活的不同程度的破坏和危机。由于社会经济问题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利益,关系到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它既是人们最关注的,也是政府所无法回避的,因此,改变经济破坏的状况就成为一个“硬”问题,是政府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在人们力图改变这种状况时,首先想到的则是经济变革,即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的变革。只是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遇到政治体制的障碍时,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政治发展的问题。因此政治发展和政治改革相对于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来说,不能不具有间接性,从而容易被认为是一个“软”问题。人们还会看到,在政治改革的内容中,和经济体制改革关系愈直接,则迫切性愈大,“软”性愈小,而离经济体制改革愈远、愈间接,则迫切性愈小,“软”性愈大。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和被重视程度,首先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硬”性程度,而这又取决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所遭受的阻碍和破坏的程度。其次,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和被重视程度,还取决于政治体制中的不同方面与经济改革相联系的密切程度。再次,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和被重视程度还取决于人们对自己的政治存在和政治环境的不满意程度。而人们对政治存在和政治环境的这种感受也只是在经济生活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会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被提出来。由此可见,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经济生活,而且是经过一个复杂的过程才能不同程度地和从不同方面逐渐地被提出。例如当前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就很好地体现了经济发展的要求促进经济改革,从而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国企问题一般被看成改革中的一个负担,一件令人头痛的事。但正是这个问题成为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化的关键。这个问题解决不好,这一转变便完成不了。正是这个问题使人们在改革的道路上来不得半点虚假,来不得半点马虎,来不得半点懒惰。只要不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它就会用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和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来教训我们,使人们不敢怠慢它。这里体现了一种社会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机制。这种机制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发展。国企改革问题,从经济方面涉及到一系列的改革,如产权改革、金融改革、价格改革、企业经营制度的改革,等等。在社会方面涉及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等等。在政治与行政方面,涉及政企关系、党政关系、政治管理制度、人事制度、劳动制度、国家机构与编制的改革等等。总之,国企问题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问题。可以说只有国企问题真正解决了,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才能最后完成。当然,在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完全建立起来之后,也还会不断地出现各种新的经济问题,它们不解决也同样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以致造成经济的破坏,从而不可避免地推动着人们继续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这里同样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挥着一切、操纵着一切。而且这只手比市场中的手更强而有力。这就使我们认识到,在人们的意志之外,还有一个领域是人们的意志不能左右的,或者叫做非人为的领域。这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客观趋势的领域。这个进程、这种趋势便体现在其所不断地提出的问题中。这些问题首先是从经济领域中提出,由经济而牵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变动,从而最后牵动上层建筑领域的变革,而其中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政治变动。而政治变动又反转过来为经济变动和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和环境,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同时,通过政治变动也不断地改变人们的政治存在和政治环境。所以我们在考察政治体制改革时,首先要弄清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关系,这样才能把它的位置搞清楚,也才能更好地理解政治发展的目的和动力,以免陷入主观主义。

了解了政治发展的动力归根到底来自何处,便应进一步从政治改革的过程中来分析政治发展动力与目标之间相互关系的状况。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进程中首先就涉及到一个破与立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的理解有些偏颇。即所谓“不破不立”,所谓“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这种说法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具有真理性,而不应将其普遍化。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就是一个政治控制体系。实现这一体系的正常运行需要一系列的制度、规范、程序等等,这些都是政治控制的工具。一个国家在政治上的正常运行,意味着各种力量之间,以及各种力量与国家之间在国家的主导下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如果平衡被打破,就会不同程度地发生政治危机。因为社会系统不同于自然系统。作为一个局部的自然系统,特别是机械系统,我们可以在使其停止运行或相对停止运行的情况下来重新调整各部件的相互关系。在化学和生物实验中,我们也可以停止某项实验而从头开始。但是社会运动则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们无法中止它而重新开始,哪怕在一个小的局部也不可能。因此必须在保持运行状态的情况下来进行调整或变革。在进行调整或变革时,就必须考虑到原有的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首先是国家与被国家控制的各种力量之间的平衡;第二是各种社会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第三是作为控制主体的国家领导集团内部的力量平衡,特别是执政党领导集团内部的力量平衡;第四,与各种力量平衡密切联系的人们心理的平衡;第五,在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过程中,会产生、增强、减弱哪些社会政治力量,它们对原有的平衡有何影响;第六,某些力量关系发生变动之后,对各种力量关系又会产生何种影响,特别是对全局、对未来产生的影响,等等。所有这些方面若不经过细密的考虑、计算和预测,就达不到政治改革的目的,找不到改革的动力,甚至可能导致满盘皆输的结局。90年代初的前苏联东欧巨变即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对于这个变动,我们可以不去作价值的评价,因为这毕竟是他们自家的事。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变化是和当时的改革者的初衷完全背离的,而且改革者本人也从舞台上摔了下来。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对于曾经采用全能主义控制方式的国家来说,政治体制的改革首先就意味着要放松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即所谓“让利、放权、松绑”、“发展民主”、“建立市民社会”等等。在放松控制的情况下,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上面所指出的各个方面的平衡问题,也即是如何使失衡范围、程度、时间(进度)处于可控状态,而其方法一般地说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问题的关键是要弄清我们所要摸的“石头”都是什么?这一点人们并非都十分清楚,对于政治改革来说,这些“石头”首先和最主要的就是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所提出的各种客观要求。从这方面说来,政治改革相对于经济带有某种滞后性。从战略上或从根本关系上说,它不应超前于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当然,具体的改革措施和制度建设具有某种超前性,即应跨越一个时期,而不能天天变),若超前了就会出现失去动力(根本动力,即来自人民、来自社会自身的动力,而不是指精英的动力)的状态。此外,超前还会造成人们在心理上的不适应和承受力的降低,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而且,超前了还有一种大的弊病,即当各级政府为促进发展而放松控制时,权力和利益可能被中间力量所截留,甚至被各种体制外力量和非规范力量所劫持,造成一些大的暴发户和黑社会的繁殖等等。这是因为由于政治改革超越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使得政府在放松控制时所预计的权力和利益的合理、合法的接受者并没有成长起来或没有成长到可以接受这些权力和利益的程度。所以摸着石头过河也包括要摸清这些社会力量成长的状况和程度。如此说来,政治改革中要摸着石头过河,首先就是要摸清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脉搏,看经济发展能够为政治改革提供多少动力和可能性。一般地说,政治改革的程度、幅度,取决于经济发展所提供的动力和可能性的具体情况,而且取决于这种经济动力转化为政治动力的状况。我们平时在形容人们的惰性时有一句话,叫做“推一推,动一动”,这句话正好可以适用于经济变革与政治变革的关系。当然,这里所说的“动一动”,是指政府在政治改革方面的自觉行为。它是要求政府在感觉到“推”的时候,即感觉到确有政治改革所需要的一种现实的力量,已经相当明显、相当强烈地提出变革的要求时,才能主动地去做,即实施各种改革的措施。这当然不否定为了更好地“动”而事先进行的制造舆论、创造环境、铺平道路等等工作。这里有一个问题,即是关于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问题。把政治变动设计为一种以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为转移的过程,似乎是否定了政治的能动性和反作用。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政治的能动性和反作用并不表现在政治对经济的超前上。因为政治对经济的作用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只有政治变革与经济的要求相适应时,其作用才是正面的。而这正是人们所追求的,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政治的作用,政治才有活力,才能产生欣欣向荣的局面。反之则会起巨大的破坏作用。当然,如何认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如何找到这种客观要求所蕴含着的动力;如何把经济生活中的动力转化为政治变革的动力,并掌握这种转化的契机和进程;如何根据政治方面所获得的变革的实际动力的状况来设计适当的政治改革方案;如何在方案的实施中不断地改进与调整,等等,都是极其复杂而艰巨的工作。作为一个好的政治领导集体,应当具备这样一种能力。在政治改革问题上,慎重不等于保守。也就是说,在政治发展已经获得重大动力的情况下,若不及时地、积极地进行相应的变革,那么也会受到事实的惩罚,或者说受到客观过程中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惩罚。这种惩罚就是经济要遭到某种程度的破坏,政治发生某种程度的动乱。就其结果来说,和政治对经济的超前所造成的恶果是一样的。在这方面也可以从前苏联和东欧的巨变中找到例证。他们后来的“大撒把”式的冒进,正是源于在这之前的保守,完全否定了苏共20大以后的改革,从而丧失了改革的时机。所以,一个好的领导集体又必须在政治上一旦获得较充分动力的时候,抓住时机,及时地进行应有的变革,才能使政治很好地与经济的客观要求协调起来,使两者都得到较好的发展。

政治改革摸着石头过河除了要摸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的脉搏之外,还要摸人们心理方面的脉搏。即弄清多数人的心理状态和心理承受力。和经济相比,这虽是第二位的,但却是十分重要且往往是被忽视的。群众的政治心理与政治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是众所周知的。经济变动及其所产生的各种后果(正负两个方面的)也会对人们的政治心理产生影响。正面的影响可以增加群众对政治变革的承受力,负面的影响则会降低这种承受力。

一个社会的经济动力和政治动力,归根到底都是来自人民的积极性。经济变革的目的是要找回这个积极性,而政治变革则是帮助经济来实现和巩固这个找回来的积极性。人的积极性又是来自何处呢?作为人们积极性基础的是利益,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心理因素也是人们积极性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它甚至是利益能否真正起作用的关键。一个人是否具有利益的意识或者说利益意识是否觉醒,以及如何认识利益问题,对于人们的积极性都是影响极大的。而这一切都系于人们的心理。可以说,没有心理因素的中介作用,人们就无法认识利益,更谈不上积极地去争取和实现利益了。在一般情况下,人们的心理是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但在特殊情况下,人们也可以在某种心理的支配下起劲地去做违反自己利益的事情。所以,心理问题和利益问题的关系是复杂的,但心理问题和人们的积极性问题却联系得更为直接。人们对一个社会问题的看法是否持积极的态度,人们是否积极地去行动,都直接取决于人们的心理状态。对于像政治改革这样重大的问题,更是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人们明显的心理反映。注意人们的心理反映或者说重视人们的心理反映是一般都承认的,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观察、分析人们的心理反映。人们的心理是一个非常隐蔽而又复杂的现象,不善于观察,不进行细致的分析,就可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走进现实中却找不到或者找错人们的心理反映。

人们的心理状态是经济动力和政治动力的重要显示器。我们在具体地考察经济改革动力和政治改革动力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要通过对人们的心理反映的考察来得到。一般地说,面临社会改革群众在心理上会有什么变化呢?作为普通群众,对于小到个人生活秩序大到社会秩序,一般是持保守态度的。也就是说,对于任何有关秩序变革的事都具有某种惰性。因为变动本身是要付出成本的,而人民群众在平时的生活中总是倾向于少付出代价,除非有一种强烈的价值观的支持,人民群众是很难消除这种惰性状态的。此外,这种状况的出现除了成本问题,还有一个习惯问题,特别是形成为文化的习惯,即某种传统的作用问题。所有这些因素都会造成人们对任何改革的冷漠或不积极的态度。作为普通人民群众,很少能从长远利益、整体利益特别是从理想主义的角度去对待改革的,除非有一种强大的权威力量的动员。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当人民群众真的提出变革要求时,又显示出那样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这又是人们心理反映的另一面,即反映在特定的条件下人民群众的改革要求。以中国为例,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人民群众的改革要求是如何提出来的?作为人民群众中的每个人来说,起初他们并不知道改革为何物,但是他们只要是要求自身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就足以构成对社会的一种巨大的推动力。中国作为一个“外生后发”型的发展中国家,又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活,人们改善自身生活状况的潜在要求,已经积累了变革现状的巨大势能。一旦改革开放,便造成了人们利益意识的觉醒和向外进行横向比较的可能性。这时,对人民群众影响最大的并且潜移默化的,莫过于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及与此相联系的通俗文化了。这种影响通过电视、报刊等等传播媒体,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扩展到广阔的地区,甚至穷乡僻壤。人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完全不同的生活。于是心向往之,并以自己的行动追求之。于是便展开了全社会规模的以追求生活改善为核心的大竞赛。于是人们生活需求的爆炸性发展与社会物质匮乏之间的矛盾便突然尖锐起来,这种状况首先对政府造成极大的压力,使政府获得了发展经济的强大的动力;其次,形成对消费品生产和流通以及对外贸易的极大促进,为其提供了极其广阔的潜在市场和资源;再次,在如饥似渴地追求利益的过程中,人们开始不择手段,即利用可以得到的一切手段,于是钱权交易和寻租现象逐渐发展起来,从而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冲击,等等。正是这样一种完全自发的、以个人经济理性为基础的、最平凡、最不起眼的追求个人生活改善的行为,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和历史的巨轮转动了起来。这就是中国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动力的源泉,就是这个动力的心理的和行为的表现形式。由于人们的需求水平总的说来是不可逆转的,而需求的发展又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包括需求层次的发展),这样它就为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同时也为政治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而从反面来说,则可以认为是为政治体制的存在和政治决策的执行设置了一个最低限度的限制条件,或者也可以说是设置了一个“雷区”,一旦政治体制和政策妨碍了人们不断改善生活的要求,那么它就可能被无情地冲垮。有的时候,这种“冲垮”并不意味着多数人民群众起来推翻政治体制或政治决策,而是表现为多数人在政治制度发生危机时“见死不救”式的冷漠。这些在90年代初的苏、东巨变中已经得到证明。当然,这种最低限度的限制条件并不构成政治发展的直接动力。直接推动政治发展的(除了通过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之外)是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当政治的某些制度和程序成为人们表达和争取利益的手段时,人们表达利益的要求就构成政治变革的直接推动力;第二,当人们的生活改善发展到相当的水平之后,便会引起人们对自己的政治存在状况的关心,从这种关心中产生的要求也会成为政治变革的直接动力。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政治发展来说,人们心理反映的脉搏表现在以下各方面:第一,当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不能很好地满足需求时,所造成的对于政治体制和政治决策的反思中产生的要求;第二,人们在表达利益过程中所产生的对政治体制的要求;第三,人们在生活水平提高到相当水平后对自己的政治存在的要求。

除此之外,政治发展中摸着石头过河还需要摸大环境发展的脉搏。这就需要精确地研究内外条件,抓住机遇,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和形势,防止和化解各种不利的因素,以减少后顾之忧和外顾之忧。

以上所说的是政治改革来自经济的和社会的动力,以及外部环境的助力。那么,政治改革难道就没有来自政治自身的动力了吗?当然有,这就是如上所说的人们对自己的政治存在的关心和政治运作规律本身的要求。

人们的政治存在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既有客观的方面,又有主观的方面。也就是绝对的政治存在状况和相对的政治存在状况。从客观上说,人们的政治存在状况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随着不同时代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同时一些偶然因素也会影响到一定历史时期人们政治存在的变化。另外,自从人类社会产生政治时开始直到现在,由于社会的分化尤其是阶级的分裂,社会上不同的阶级和集团其政治存在的状况自然也是大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但是我们所要考察的则主要是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政治存在,也即主要是广大劳动群众的政治存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告诉我们,在从古至今的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由于经济的和社会的结构不同,劳动群众的政治存在的状况也不相同。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群众的政治存在状况和以前的社会形态形成了重大的差别。在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群众虽然仍未摆脱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但是很显然,他们的政治存在状况已经同三四百年前的封建社会,特别是几千年之前的奴隶社会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即是说,他们的政治存在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和某种质的变化。这种情况就在我们的面前显示出一种趋势:即随着人类社会形态的更迭,人们的政治存在状况也显示出从原来的(即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的)绝对被奴役的状态逐渐改善的趋势。如果说从奴隶时代到封建时代这种改善还不十分显著的话,那么在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过了三四百年发展的今天,应该说,人们的政治存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时的劳动者不但可以作为人存在着,而且可以作为享有各种政治权利的、彼此在法律上平等的个体的人存在着。尽管在那里还不时发生个人权利被侵犯的事情,但这种政治存在的总的状况是无可否认的。人类政治存在的这种历史性的发展过程又为我们显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大趋势,即人类在自身的经济生活发展的推动下,必然经历而且正在经历一个逐渐走向解放,而且最后会达到彻底解放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根据这一趋势所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正是反映了人类的这种彻底解放的状态。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到那时,人类才能彻底摆脱动物界的生存竞争,而真正的人类社会才得以开始。以往的历史发展直至今天,人类的政治存在所发生的一切变化使我们能够建立起一种信心,即人类逐渐走向彻底解放的这一趋势并非虚幻的空想,而是一种必然要实现的规律。然而,当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发展阶段之前,人们的政治存在还不能不受到现实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状况的制约,因而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而产生的不合理的状况。这就是人们政治存在的客观方面的情况。

然而人们的政治存在还有主观的方面。在客观形成的人们的政治存在的基本状况之下,由于各种不同条件和因素的影响,人们在主观上对这种政治存在状况的感受会有很大的差异。只有当人们在各种复杂的条件和因素的作用下对现实的政治存在状况感到不满时,才会在政治领域自身生长出政治改革的动力来。这种对政治存在的不满而产生的政治改革的动力在现实生活中是和来自经济发展、经济改革的对政治改革的推动汇合在一起共同起作用的,而且都是通过人们的心理反映出来的。但是如果我们作细致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来自这两个方面的动力还是有区别的。来自经济的动力往往把政治改革作为实现经济变革手段来对待,而来自人民对政治存在感受的动力则是将政治改革作为目的来追求的;来自经济的动力主要指向政治结构、功能和程序等等的改革,而来自政治存在的动力则主要指向对于个人政治权利的保障和改善;来自经济的动力主要通过政府的上层领导集团反映出来,而来自政治存在方面的动力则主要通过广大人民群众反映出来,等等。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人民群众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由被剥削、被压迫者变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这种转变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政治存在,使人民产生自豪感和政治热情。但是这种政治地位的转变并非是人们政治存在的唯一决定因素,甚至在具体的现实的生活中也很难体现出来。实际上,在具体的现实的生活中,人们的政治存在从根本上仍取决于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当经济、文化尚处于十分落后且社会十分封闭的情况下,尽管人们在原则上处于国家主人的地位,但是人们的具体的现实的政治存在状况,只能处于相当低的水平上。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说社会主义国家人们的政治存在状况一定会高于资本主义国家。事实上,我们在许多方面的政治存在状况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这种差距在我们处于封闭状态时,人们一般感受不到。而当和外部世界产生广泛的交流之后,人们就会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这种差距,从而诱发对原有的政治状况的不满,从而产生政治改革的动力。而这种动力又会因我们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所产生的各种条件和因素所巩固。这样,这种动力就能获得持续性。这一点将或迟或早地在我国的政治发展中显示出来,那时,政治作为软任务的状况将会有所改变,甚至变成一项硬任务也未可知。所以,来自政治存在的对政治改革的动力就是这样在其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的相结合中起作用的。

来自政治自身的动力也还表现在根据政治运作的规律对政治改革提出的要求。政治运作中的各个环节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当我们在某一环节上有所进展时,运作本身的逻辑将推动着我们去实现与此相联系的其他方面的建设,从而推动政治改革和发展。例如结构与功能之间就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当人们根据社会提出的对政治功能的某种需求而建立某种相应的政治结构(包括政治秩序)之后,这时,结构本身的角色作用所形成的力量就会推动人们去创造一定的条件以实现其所担负的功能,且从不完善的功能向完善的功能发展。这样就必然表现为政治改革上的一定进展。又例如当我们在某一方面的政治运作中引进竞争机制之后,就必然会推动着人们去进行制度和程序的创新,以适应竞争的需要,如选举制度与规则的建设,考试制度和规则的建设等等。总之,这方面的政治发展动力主要来自参与政治运作的人们之中,而与运作关系不很密切的人们则缺乏相应的动力。

明确了政治改革的动力也就明确了政治改革的目标。虽然人们在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时,总是渗透着一定的政治理想,而理想又是人们的主观能动性自由驰骋的领域。但是作为现实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改革的目标是不能和动力完全脱节的。就近期目标来说,它应该是已经显示出比较充分的动力的那样一些目标。而中长期的目标,则应该是我们经过努力能够逐渐地从现实生活中生长出来相应动力的那些目标,至于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历史条件和社会土壤的限制完全没有可能生长出动力的一些目标,其本身再美好,也不应该作为现实的政治发展的目标。勉强去做,则必然以失败而告终。

当然,努力与目标之间的联系是很复杂的。有时,改革本身具有来自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强大动力,但参与改革的政治主体自身却没有改革的动力。例如机构改革,作为机构改革的参与者的各级政府机构,对于转变政府职能和精简机构与编制则是没有内在动力的,相反却有着极大的阻力。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曾经进行过三次大的机构改革,想了许多办法,花了很大力气,结果还是不断地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之中。面对这种问题,在培植其内在动力极其困难甚至不太可能的情况下,就必须想办法来减少阻力,即减少和削弱其反抗(往往是隐蔽的)改革的力量和手段,同时增强外部的吸引力,使被精简的人员面临较好的其他出路等等。类似这种类型的动力与目标的关系,在其他许多方面都有所表现,这是政治发展与改革面临的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此外,这种复杂的关系也还会有其他一些表现形式,也值得很好地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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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0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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