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瑜:难忘的五年运动和学习生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98 次 更新时间:2005-11-18 05:4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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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曾瑜  

  

  行年六十有五,已是标准的老人。人到老年,思考和理解力尚可,而记忆力的减退,自不可免。回顾1957至1962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的旧事,很容易引起人们常说的往事如烟、人生苦短之感慨。我曾在为《北大人》所写的自传中说:“在世界近代史上,北京大学对本国历史进步所起的推动作用,非世界各国其他名牌大学所可比拟。多灾多难的校史,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多灾多难的国史的一个缩影。北京大学校史中最可痛心的损失,自然是很多代学子,在不正常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学业的损失。”我认为,这应是对母校校史所作的客观、公正和科学的评估。如果用另一句白话说,就是在不良政治下,北京大学做了本来不需要做的事,却未能把本来应当做的事做好。

  但是,对一个特殊群体,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大学生而论,我们在校期间,对推动本国历史进步说不上做出贡献,主要还是属于多灾多难而蒙受损失的群体。用一位同学的话说,我们在校期间,正值北大的民主和科学传统被摧残最烈的时期。尽管时代给了我们过大的缺憾,但在文革结束後的相当长时间内,我们还是勉力承担着中国大陆教、科、文等方面的工作。

  一般说来,马克思主义研究经济和历史,与重大事件、杰出人物相比,是更加注重民众普通的、平常的、基本的,甚至是简单的生活状况和意愿,这些其实是任何时代历史的基石。本文所写的主要正是後一种情况。单纯从史料学的角度看,今人已不可能苛求中华传世的古代史料,为後一种状况留下丰赡的记录,但今人应当为当代史尽量留下此类记录。

  我个人本着写信史的态度,撰写此篇文字,力求客观和公正。但时隔四十馀年,却不能保证记忆完全无误。由于在此前已有一些文章,记录了自己大学生活的一鳞半爪,也坦白承认了自己所做的错事,本文将尽可能少一些重复。

  

  一、初进北大

  

  1957年9月,一列自上海到北京的特别慢车,装载着北大的新学子,以三天三夜的时间,驰向北京。当时京沪线还是单轨,我们的列车是逢车必让,不论是後面追上的列车或是前面驰来的列车。列车上陈设简单,座位类似于木条凳,靠背很低,头部根本无法倚靠。只消一夜,就腰酸背疼。列车上当然没有餐车,只能自带乾粮。每逢一个大站,总是要停靠好几小时,但没有准确的开车时刻,何况我们一般都没有手表。所以不敢离开车站远走。我们这些上海人,一般自幼生活在当时中国大陆最现代化的大城市中,初到外地,立即感觉外地的落後。记得在济南停靠时,我和中学同学殷福珊(他考上化学系,至今仍是我的挚友)在附近一个简陋的小饭馆各吃一碗面,竟比上海最低级的清汤阳春面还乏味。在我们上海人看来,如徐州、济南简直就不像城市。

  疲惫和难熬的列车生活终於结束,列车停靠在当时唯一的前门站,由北大发来的大轿车把新生接往北大。至今回忆起来,沿途最使自己激动的建筑,一是天安门,这是过去只能在电影和图片上见到的,二是高大壮观的北京城墙。北京城本是中国传世最大最好的城墙,可惜在文革後期基本拆毁。当年力主保护和开发利用城墙的梁思成先生不得不含恨辞世。事有巧合,我2003年9月访问日本时,日本学者还是非常怀念他,正是他向美军提出了不轰炸京都和奈良的建议,使日本珍贵的古文物得以保存。我内心不免深深地悲慨,梁先生能保全日本的京都和奈良,却不能保全心爱的祖国的北京城,这种悲剧难道不值得我们中华子孙深自反省。多年以来,“我们一贯如何如何”之类常用套语,用以掩饰没有预见,出尔反尔,缺乏诚信,不能不使我愈来愈反感。例如对于保护文物,难道就能使用“我们一贯重视文物保护”一句话,就一了百了吗?

  轿车停在哲学楼,我们初次见到如此美丽的大校园,一切都感到新奇。上海的几个公园哪一个都不如燕园。当夜游校园,竟迷失了归路,哲学楼成了我们初进校园时识别方位的座标。上海人初次去颐和园,在晴空映照下的碧波中荡桨划船,宛如置身于仙境,此种感受是後来所没有的。

  

  二、日常生活

  

  历史系的57级新生住进30斋,六人一间宿舍,上下铺木板床,我挑了上铺。北京风沙很大,有一次去课堂忘了关窗,四层的宿舍上下床铺竟是一层黄沙。当时的衣料没有化学纤维,学生是清一色的棉布衣。上海街上很少有人穿打补靪的衣服,而北大的男生往往是打补靪,即使见到老师,也都没有寒酸感。女生们则注意衣著,没有打补靪的。呢衣是十分珍贵的。张政烺先生讲课,有一次无板刷,竟用呢中山装的衣袖擦黑板,至今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当时虽有粮食定量,进校之初还是随便按需打饭。食堂的甲菜是一角五分,乙菜是一角,都是荤菜,丙菜八分,也有少量荤食,唯有丁菜五分,是全素。我还是初次吃北方的玉米窝头,小米和高粱饭。我对北方的伙食没有什么不习惯,但令人乏味的是春节,除了年三十改善伙食外,年初一就一切照旧,没有一点过年的气氛。学生上课的装备,一般是一个布书包,另加一个装搪瓷碗的小饭袋,走路时,小勺就磕碰饭碗,叮噹作响。

  一般说来,一个大学生每月十多元就够用了,很多人还申请补助。当时一元约合现在十一、二元。班里只有个别北京同学有自行车,手表也很少,大家对有表者谑称“有表阶级”,大多数人则称“无表阶级”。每个斋只装一部电话,北京同学也许稍有使用,其他人则大致与电话绝缘。北京也有少量出租汽车,学生在毕业分配时,一般叫出租汽车,载本人和行李前往新单位或车站。

  用今天的生活标准看来,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是相当清苦的,但当时大家没有苦的感觉。回忆起来,虽有恍如隔世之感,却仍有某种甜意。

  

  三、初期学习

  

  我们入校後的第一学期,还是有正常的教学秩序。按当时五年学制,前三年是上基础课,後两年才分专业。考古专业是在当时各大高校中仅有的,历史专业还分各种专门化。回顾起来,三年基础课是太长太多了,还是一种灌输式的教学,考试无非是死记硬背。文革後,我曾向历史系负责人建议,可否大量削减基础课,以让学生们自己读书为主,老师只作些辅导。回答是否定的,说学生不用功,如果不用灌输式,正好助成他们偷懒。我们当时自然不是如此,北大的学子大多是非常用功的。

  当时北大的第一外语是俄文和英文。我经过测试,分配在俄语快班。我对俄语没有兴趣,听说中国古代史日语有用,可是日语属第二外语,只能在後来学。最初半年学俄语,极不适应。後来不知怎么,推我当俄语课代表,只能下功夫学,长进较快。但当时对学生的外语能力要求低,只强调读,我大约能每小时念几页苏联的哲学课本。但快班一结业,不间断的运动和劳动,使自己根本没有时间复习和提高,俄语就此扔弃。後来学日语也大致依此循环,徒然浪费时间。外语学习,无非是死记硬背,细水长流,久则熟能生巧,并且应当以增强听力为主。我们这一代人的外语学习,除很少数人外,只能提供失败的教训,尽管主要不是我们自身的责任,因为当时系里只安排运动和劳动,根本不容有细水长流学外语的时间。

  57级新生入学,最初的老师其实是56级的师兄。我清楚记得,如张镜明、任长泰等师兄,向我传授了大学学习的要诀,教我如何在课外寻找和阅读参考书。他们说,中学的老师不能说自己不知道,而大学的老师则可以经常承认自己不知道。其实,学问之大,老师当然不可能什么都知道。回顾自己如何由中学生转变为大学生,是应当十分感谢师兄们。

  

  四、反右派等运动

  

  新生入学,最初是由系团总支书记吴维能给我们做报告。後来方知,吴维能其实是54级的,他出身小八路,自然是根正苗红的培养对象,等不及毕业,就做了干部。但是,殊不料在波诡云谲的政治风浪中,仅两年之后,他因为亲人饿死,转瞬间便成攻击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罚在食堂劳动。後在文革期间,含恨自杀。类似的事例当然不止他一位。记得给我们讲公共政治课的,有一位沈少周先生,他反复给我们灌输,只要我们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此一规范式的政治套语,到文革时又改定为“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政策之类有异议,就应当首先检查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但曾几何时,他又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反右派斗争的高潮还是在我们入学前。当时北大学生中最著名的右派分子是物理系的谭天荣和数学系的刘奇弟。我没有见过谭天荣,据说他在人生晚年,仍然孜孜不倦地操劳。但刘奇弟被捕的一幕,为我亲睹。在一个深秋寒夜,大喇叭把我喊醒,说是极右分子刘奇弟打人,于是我赶到大礼堂兼大饭厅。我穿了厚毛衣,还不习惯北方的寒冷,而刘奇弟只穿一件衬衫和毛背心,在台上被斗,但他不肯屈服,于是叫来了公安人员,把他押走。一般情况下,打人自

  然构不成被捕的罪名,但刘奇弟的特殊身份却可以法外加刑。据说他已含恨离开人世。

  57级最初分三班,我所在的三班被分配参加54级考古班的反右派斗争。定为右派的最初只有胡琦,回想起来,他的思想似乎比较活跃,例如主张中国效法南斯拉夫,对苏联采取较为独立的态度,当时也算右派言论。1958年初是一个严寒的冬季,有时下雪。全校停止一切教学活动,集中时间处理右派,并且增加右派名额。由党支部提出情况介绍,交大家讨论,某人算不算右派。说是党支部没有定论,其实只要提出来,就不可能不定为右派。54级考古班新增两名右派。一位是段静修,他後来改名一平,经劳改後,转到我们57级。他显然颇为桀骜不驯,其右派言论有讽刺一位党员女同学为母系氏族社会氏族长等。在批判的全过程中,他始终保持不卑不亢的姿态,如今回想起来,是极为不易的。另一位陈德钧,我的印象中没有什么象样的右派言论,也难逃一劫,这够得上是祖宗相传的“腹非”之罪吧。最後,他只是流下了痛苦而委屈的泪水。

  记得鲁迅有一篇文章,摘录古书上记载张献忠杀书生,用一条标准身高线,凡是或高或低者一律被害。实际上,当时“党中央和毛主席”也为知识分子设置了一条类似于张献忠的言论标准线,“过犹不及”,都要治罪。当时有人提出苏联是阶级社会,是修正主义,只因为比“党中央和毛主席”早了三四年,便成右派。这条线还须按照各个时期的政治需要而变动。例如57年很多人只是对本单位的党组织或党员有不满言论,就成为右派。其逻辑是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而体现在各个党组织和党员身上,对他们不服,就是反党。但时隔九年,毛泽东通过江青号召造反有理,很多人按照反右派的旧皇历,出来维护本单位的党领导,又犯了“方向和路线性的错误”,成了“保皇派”。

  处理右派完毕,北大在大约三年时间内,进入运动和劳动不断,正常教学秩序全废的状态。反右以後,十分强调又红又专。当时系主任翦伯赞先生的党员身份尚未公开,党组织向学生推荐的红专榜样是汪籛和田馀庆先生,以有别于如张政烺先生等“拔白旗”的对象、资产阶级学者。然而到反右倾时,他们又在党内挨了严厉批判。汪籛先生为人爽快,不拘小节,身体颇壮健,还与学生一起打篮球,却因批判得了大病。记得我在毕业後,看望过他一次,简直瘦得可怕。他自己熬中药,屋里有浓重的药味。他在文革初即自杀。一个人自杀总是万不得已,但按照当时的逻辑,自杀就是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罪恶。1960年夏,55级一位杨秉功师兄,在未名湖贴出一张匿名小字报,说是广西饿死人,于是在分配前夕被捕。当传达时,消息闭塞的我根本不相信会有饿死人的事,还真以为这个反革命分子造谣惑众呢。

  当时各个党组织,总是把治下的人群区分为左、中、右。然而不论左、中、右,都有难逃在阶级斗争的大锅里一锅煮的悲惨命运。这些还大致是在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为纲之前。人命关天,但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燕园中的草菅人命的事只怕难以有完全统计。强调不要忘记历史,决不意味着对历史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一些人权学者们热衷于发明中国特色的生存权,倒理应对那种蔑视生存权的事,来一个全面的统计、研究和反省,这难道不是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大有裨益?对人类史上可能是空前的暴政下的大约五千万以上无辜死亡生灵(当然包括文革後遇害的张志新),难道不应当设一个公祭日,建一块纪念碑?

  有的校友称当时的北京大学成了老君炉,但回想起来,还是比後来文革时的环境宽松。有一次,喜受古诗词的沙宗复同学,当着党员同学的面随便发表议论:“说实在的,毛主席的诗词有的写得好,有的也一般。”大家没有反驳,更没有批判。在文革期间,我常想起这件往事,如果有人揭发沙宗复,岂不成了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五、敬爱的马校长和可悲的陆平

  

  坦白说来,在校期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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