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当前我国国际政治研究的几个争鸣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1 次 更新时间:2015-06-19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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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舟 (进入专栏)  


本文旨在推动进一步的理论思考,不牵扯具体的是非判断;其时间跨度大体横跨冷战结束至21世纪初,即通常所说的“两极终结后的世界格局转变期”。考虑到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某些缺失,文章重在引出对中长期战略的关注。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对争鸣内容的介绍,只能是提要式的〔1〕。

大体上,可以把我国目前国际政治学界有关的争论分成以下四类。


一、关于新的世界形势

1.现今的局面能否称为“多极化”?

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究竟是朝比较均衡的大国关系力量格局方向改变,还是表现为美国及西方主导的单极化?学术界在此问题上存在多种不同意见,其关键在于“极”的含义的理解有分歧。多数人认为,随着前苏联东欧集团的瓦解,也由于美国力量的相对衰败(尤其是其内部社会和种族问题的严重化),两极格局正在被一种新的多极化态势取代,在新的局面下,西欧和日本继续保持了各自单独一极的位置,而中国明显迅速崛起,加上正缓慢复苏的俄国,形成新的制约力量和“极”,尽管后面这些力量与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相比只能算“弱极”。另一种意见则提出,“极”的概念与“列强”概念不可等同,所谓“极”,必须是真正全方位的世界霸权国或领导国,在某个时期综合实力远远超出二流强国之上;这种“极”通常有区别于他国的意识形态,有明确的势力范围,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均有明显优势,对国际关系有巨大的支配力或影响(包括所谓“软力量”),等等。因此,只有历史上的罗马帝国、不列颠帝国,以及冷战时期的前苏联和今日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才够得上这些标准。在持后一种意见的专家眼里,目前的局面至多可以称作“一超多强格局”或“一超四强多元格局”,多极化仍是一个有待建构的目标或过程。不管有何分歧,专家们都赞成说,对力量“极”的充分和正确认识,是我们设立国家对外战略、尤其是对主要大国战略的重要基础。

2.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与第一个问题相关,学者们对于何为今天世界的主要矛盾亦存在不同见解。一种意见认为,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原有的东西方矛盾已不再居首要地位,代之而起的主要是南北矛盾,即贫困和受压迫的发展中国家与支配国际秩序的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二种意见则指出,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尤其是欧美日三大势力中心之间的贸易磨擦和争夺市场及势力范围的斗争,可能成为世界无硝烟时代的主要冲突;另一种看法看重以中国和某些东亚国家为主的亚洲国家与欧美国家在人权、环保、发展模式和社会价值观等问题上的分歧的重要性,认为它们构成了新时期的“新东西方矛盾”;也有专家指出,美国以其仅有的超级大国地位和实力,在后冷战时代更加无所顾忌地到处干涉到处插手,它与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性质的磨擦和冲突,构成了现在的国际关系的主要焦点;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根本不应沿袭过去时代的思维定势,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没有什么统领全局的“主要矛盾”。与此相应,学者们提出的解决主要矛盾的策略和战略也不一样。

3.各主要力量间的差距在扩大还是缩小?

这里面又包含一系列问题和争论,比如,主要大国之间近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的发展不平衡现象是否继续存在?“美国衰落论”(不管是绝对下降还是相对实力减弱)有无足够根据?日本和德国能否作为单独的“极”与美国抗衡?中国近些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发展速度一直为世界瞩目,国外还出现了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甚至第二经济强国的说法,这是否表明大国之间的差距在明显缩小?俄罗斯目前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复苏迹象,但学术界对于这个前超级大国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重新占据世界舞台的中心仍然众说纷纭,难于一致。另一方面,在如何看待发达地区与发展中地区的差距的问题上,专家学者们提供的材料和论点大相径庭:一种是“缩小说”,认为中国、东亚、南美及中东欧地区等“世界经济新亮点”的出现和持续发展,代表着非欧美世界的崛起和旧的不平衡的消弭过程;另一种为“扩大说”,指出了亚非拉地区仍然存在、而且在许多方面和领域日益扩大的停滞落后现象,其中特别强调了科技开发的低水平和战争冲突中的被动挨打局面。

4.未来世界是趋于稳定还是更不安宁?

一种意见认为,新的世界格局正在继续朝着“和平与发展”的总方向前进,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结束意味着世界毁于核战争的可能性几乎消失,全球经济的总产值和多数国家的经济水平都在提高,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并日益成为世界多数国家的“主旋律”;少数热点地区虽然战火未熄,但保持在“可控”范围内,许多旧日的冲突地带已经成为今日的建筑工地;各主要大国之间关系不断改善而且趋于建立更牢固的战略协作联系,前几年大国之间互相遏制和敌视的局面基本上缓解;这一切均显示出未来世界发展与稳定的更大希望。另一种意见一般不反对说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能够避免,也赞成“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大局的认识,但它指出,世界并不太平,沉溺于合作的幻想是危险的,而且斗争与磨擦的一面比冷战时代更加复杂更加多变,比如在经济全球化过程加快的同时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等却在加剧,世界大战可能性下降的同时某些地区局部冲突仍在升温,诸如联合国海洋法生效后引发的“蓝色圈地运动”和海界争端更是从前没有过的新冲突,少数最发达的国家在裁减总军费的同时却在提高军事高科技的含量,北约仍在东扩、美日安保条约仍在强化……,这些都预示着一种更不确定、可能更加麻烦的前景。


二、关于“全球化”

1.如何理解这一概念?

在谈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时(不论“扩大说”或“缩小说”),学术界也越来越多地对近几年来有关“全球化”问题的讨论产生了不同意见。首先,单从概念上看,对于什么是“全球化”,至少存在以下两种不同的理解:许多人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即某种不依具体的环境、地域、社会体制、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为转移的走向,这种走向萌生于近现代,到了当代条件下有了突出的显示,它的基本内容是以各种方式(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互动,信息的、物质的、资金的、人员的流动)沟通地球各地区的联系,增进各国各民族间的了解,加强整体的意识和作用。与此有别的另一种见解,把全球化看成一个与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同步的过程,或者索性称作“西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完全是近代才出现的,无论从时间还是内容上;至于几个世纪以来各国国际化和一体化的历史,则更是明显地沿袭了欧美的发展模式(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消费方式、思考方式和语言方式,包括时下通用的各种国际规则等等)或趋于依附这种模式。

2.什么是全球化的动力?

认为全球化乃一客观历史进程的学者,多半从物质层面寻找动因。比如,有人研究信息和资讯手段的穿透力,认为边界的重要性在下降;有人强调市场经济的整合作用,说它会使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在经济上变得相似;有的论文仔细识别了“全球性问题”(环保、难民、核扩散、毒品、失业、债务、水资源等等)从反面对一体化的影响;还有论者谈到了国家以外的国际行为主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恐怖主义集团)在创造新的国际认同时的作用,等等。这些论点力图证明各国各地区之间相互依赖的重要性,证明它将使“全球村”的“居民”(民族国家)逐渐建立信任和合作关系。后一种看法的论者在讨论全球化的动因时,重视西方霸权的出现、它的盛衰交替及其支配世界其他部分的方式(例如亨廷顿关于解决“文明冲突”的对策建议)。这种考察的出发点,在于揭示历史表象下的“西方中心主义”,强调全球化论题背后隐藏的“历史意味”。有学者提出,“不仅冷战后的秩序、而且整个二战后的秩序都是美国导向的秩序”,例如战后以来的各主要的国际体制和规则(货币体系、欧共体和北约、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基本上是欧美国家制订的,世界其他地区参与制订的可能性极小,只能被迫执行已有的体制和规则。

3.它对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什么?

持前一种看法的学者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是缩小同工业先进国家和地区差距的良机,是吸收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且把自身经济与发达市场经济融为一体的过程,是传统经济体制(不管是前苏联模式或其他类型)转型的必经之路;他们以世界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包括中国自身的经验为证据,说明全球化的好处远远大于其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他们尤其告诫不要“因噎废食”,放弃迎头赶上的历史机遇。而后一类学者着重警告全球化对后发展国家的不利之处,他们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来不肯把最好的技术和装备卖给发展中国家,它们的投资也是精心选择的(比如把污染严重、能源消耗大的“夕阳产业”放到发展中地区);而前几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最新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更证明金融全球化和一体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利益的严重威胁。这种意见并不反对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乃至经济全球化过程,但强调要警惕这一过程的负面影响并且及早准备、统筹考虑。


三、关于大国关系

1.怎样认识“战略”一词的含义?

近一、两年来世界主要大国(美俄日中及若干西欧国家)之间纷纷建立或酝酿建立各种各样的“战略”联系,似已蔚然成势,相当令人瞩目。然而,国际政治学界对于如何理解“战略”一词的含义,却有不同的说法和认识。一种认识是,“战略”指的是重要性和长远价值,例如中美之间最近商议建立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中俄之间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都是着眼于有关各方存在的长远而重大的共同利益;这种战略关系预示着大国关系的新格局新态势。另一种认识是,“战略伙伴关系”与“战略协作关系”有区别,更不同于“战略同盟关系”。“战略伙伴关系”的提出旨在建立负有重要责任的世界大国之间的协商和协调关系,但它并不意味双方根本利害上的矛盾或对立的消失;“战略协作关系”表明有关各方已经形成了较大的共同利益和目标,而“战略同盟关系”则着眼于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和共同的制度。也有人强调,所谓“战略”概念,是从军事学衍生出来的,它表示有关方面在对谁是“敌人”、什么是“共同利益”、如何保持“力量平衡”等问题上,达成了基本的共识。

2.是否存在新的“敌我友”关系?

专家们均认为,冷战时期存在着明确的阵营与“敌、我、友”关系,而今天情况要复杂得多。那么,在新的形势下,是否可能找出新的“敌、我、友”关系?一种观点是,不论经济上贸易上有多么强烈的相互依赖,也不管官方如何宣布不再将战略武器瞄准对方国家的首都,主要大国之间不可避免地依然会有“假想敌”或“潜在对手”的预设,因为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各种原因决定了一个国家未来可能战事的目标。就我国而言,有学者认为美国作为仅存的超级大国,将是我们未来面临的主要对手;也有人指出,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才是最危险的局面,我们的战略设计应当有针对性。与此相反的看法是,寻找“主要敌人”的努力是一种冷战思维的表现,是旧时代遗留下来的东西,在后冷战时期没有、也不可能发现某个固定不变的敌人,国家之间在某一领域可能是竞争对手,在另外的许多领域将会是合作伙伴,今天的对手也可能变成明天的伙伴,反之亦然。更有一种意见认为,随着两极模式的瓦解,世界正在出现两种原先根本对立的社会政治制度相互趋同的局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正沿着历史性和解的方向迈进”,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去人为地预定假想敌。

3.如何理解美国对我国的“接触”及“遏制”战略?

所有专家都同意,中美关系是我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具有全局性、主导性的意义,必须把这一关系放在跨世纪的高度加以认识。但是,大家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对华“接触”(也有说“全面接触”)战略方针持有不同的理解和评价。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决策层和主流集团已经从1989年之后一度奉行的“制裁”、“孤立”和“遏制”中国的错误立场中汲取了某些教训,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内部的政治稳定使美国方面不得不正视现实,逐步采取与中国协商和合作的态度,克林顿政府和美国国会某些领导人态度的改变便是突出的证明;持这种观点的同志指出,美国人所说的“接触”,就是与中国建立联系、保持对话、有选择合作的方针,尤其是扩大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往来的战略,只要我国改革开放政策不变、经济发展势头继续、内部局面稳定,就有理由相信中美之间关系改善的前景。另一种意见是,所谓“接触”,也是一种“软遏制”,即尽量把中国纳入美国为首、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中去,在符合这一大前提的条件下扩大与中国的交往与合作;它与旧式的遏制显然有别,因为西方势力已经意识到强力压服或改变中国的不可能,也意识到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没有国家敢于公开响应遏制中国的方针),同时,这种战略还希望通过与我接触和合作,解决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环境保护、难民及所谓“人权”问题。对于这种“软遏制”战略,我们应有充分认识和准备,用“多样对多样”、以“复杂对复杂”,绝不可掉以轻心,被人牵着鼻子走。


四、关于我国对外战略

1.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中国自身的改革与发展,与世界的和平与进步有什么样的联系?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对世界是福是祸?对谁是福,对谁是祸?在这些问题上,大体上存在两种见解:一种认为,中国的发展有利于地区稳定、世界和平和全球发展,例如,中国用占全世界现有耕地面积的7 %养活了世界总人口的1/5强,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向呼吁用和平方式处理国家间争端,中国的渐进式经济改革方式给许多亟待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条可供借鉴的道路,邓小平所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两个主要问题”的预见为现实所证实。根据这种意见,中国是现有国际体系中起建设性作用的重要成员,在21世纪应当以一个爱好和平、强调发展的大国形象示人。另一种意见则指出,中国的发展和强盛对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当然是好事,因为它主张公正和平等,但它对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里的既得利益集团(国家)则未必如此;西方一些势力之所以坚持反华和遏制立场,乃由于看到中国的崛起对几百年来欧美中心主义支持的霸权地位的一种潜在威胁和挑战趋势,故它们坚持要么将中国“纳入”既有体系,令中国服从现有规则,要么对中国实行制裁或遏制方针,使中国发展不起来。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中国崛起的多重后果及含义有足够的意识,必须据此制订战略和策略。

2.中国的国际战略取向何在?

与上一点相应,国际政治专家们对于今后一段时期(多半是中期范围)中国应当实行的基本国际战略,持有不完全一致的多种意见和建议,比如有如下一些问题:在“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引入21世纪”的问题上,中国应当做些什么?我们的国内需要(实现统一、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等)与我们的国际责任(改造旧的国际秩序、参与修改旧的规则等)有何联系?在现有的国际格局下面,哪些规则是可以而且应当改变的,哪些有合理性和一般意义因而不得不服从之?对于现有的西方主导或倡导的各种国际制度(如IMF、联合国、APEC、亚太安全机制), 我们是否应当有所取舍?我们有无可能改变它们中的(至少)一部分?中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国际战略的基本取向(也称“重点”)是“韬光养晦”,还是“有所作为”?就是说,是基本维持现状,参与和支持现有的国际规则,还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改造它们?中国的实力、需要和基本利益是否允许后一种抉择?我们的基本目标是“富国”即以国内发展的需要为目标,还是“强兵”即以改造国际格局为己任?在设立改造目标之前,我们对国际规则的认识是否已经足够,对自身需求的轻重缓急是否已有充分估计?在对外关系方面的日程上,是优先安抚邻国和周边地区(“睦邻”)以争取更多的发展援助,还是着眼于大国关系,尤其是世界主要大国的联系(例如,以“合纵连横”的方式抵制一国霸权)?应当指出,这些争论并没有充分展开,更谈不上已经建立共识,迄今为止它们仅仅在一些战略思想家和理论研究工作者中间引起了兴趣。

3.民族主义能否作为一种资源加以利用?

在各种分歧里面,一个比较敏感、已经引起外部世界注意的,是如何评价近年来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专家学者们争议的问题有:我们是应当抑制民族主义的消极面、避免对其他国家造成不必要的刺激从而影响双边关系(例如怎样对待和处理《中国可以说不》等情绪化的反美书籍),还是动员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的有力作用,用它们充当团结人民及反对霸权主义的重要资源(用民间的不同声音,包括批判立场抵制在某些问题上欧美国家对我国施加的压力)?这种资源的可用性如何(有人认为,强硬立场有时可能比一味退让更能达到妥协目标),其可控性又如何?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经验教训(例如有人指出了伊朗70年代以后反西方情绪高涨给那个国家带来的长久消极后果)?要说明的一点是,对此问题并没有任何政治结论,参加争论的不只是国际政治学界,学术界的其他领域的同行(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等学科)也纷纷加入了贡献意见的行列。

4.如何评价欧美日目前的安全架构?

鉴于近年来北约东扩和美日安保条约咄咄逼人的新动向,国际政治学界提出了各种看法。例如,有人建议: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建立与俄罗斯的比较实质性的战略协作关系(实现某种形式的“联俄抗美”)?但反对意见怀疑,处于相对弱势的中国,到底有多大的选择余地?中国的国内发展及改革开放的要求能否支持这种战略转向?与此同时,对于如何评价北约东扩及美日安保新指南的地缘政治含义,学者的估计也有轻重之别:一种意见认为,它是对冷战后形势的自然反应,是西方优势地位在有限时期的延展,它不会威胁到我国的安全及发展;另一种意见则把它视为一种深远严重的态势,即对中俄等国的战略围堵,是欧美日战略疆域朝我国方向的扩张,我们不能不作出反应。

总起来讲,上述四大类争论是互相联系的、相互制约的,依笔者管见,它们多少反映出我国国际政治学界近几年来思考范围的延伸和思索水准的提升,但所取得的进步一方面与国内经济改革及发展的强烈需要不相称,另一方面与有发达的战略思维传统和国际研究系统的国家(如美、俄)的同行相比,尚处于“初级阶段”。


注释:

〔1〕1997年11月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召开的本年度“国际政治形势研讨会”上,来自国内特别是北京各主要研究机构和若干重点大学的几十位国际事务专家们的发言,便涉及到了这里所说的多数争鸣点;当然,本文也从其他研讨会和各种期刊杂志中汲取了素材。


原文来源:《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01期 第14-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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