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当前我国国际政治研究的几个争鸣点(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2 次 更新时间:2015-06-19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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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舟 (进入专栏)  


上一次在拙文《当前我国国际政治研究的几个争鸣点》里,笔者主要从政治与安全的层面做了一些介绍;这一次的重点是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综合问题,尤其是关于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国学术界的一些探讨与分析。笔者在阅读和归纳各种观点的过程中的一个深切感受是,现在的学者们之间的观点虽然分歧甚大,但过去那种动辄“扣帽子”、“打棍子”、“穿鞋子”的压制性做法却越来越少;它不仅证明现在的政治更加开明,而且体现出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的宽容性和“延展性”大大加强的可喜局面。经验和理论都告诉我们,思考的深度与争鸣的广度是分不开的。同样出于篇幅的考虑,以下的介绍仍然是提要式的。


一、关于亚洲金融危机

1.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何在?对于目前仍在持续的亚洲金融危机,我国国际问题专家们有多种解释,其意见虽有一定重合,但视角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一类可归为“外部冲击说”,也可叫“外因说”。它的具体说法有好几种,一种认为,此次亚洲金融危机的直接引发原因是国际金融资本的钻营活动,如索罗斯等人的货币炒作行为;另一种看法认为,东南亚经济危机实际上是日本的泡沫经济结构的某种“外化”;国外还有一种很有市场的看法是,中国人民币在1990年和1994年的大幅度贬值,造成中国出口剧增,也使东南亚和韩国等国的出口优势逐渐丧失殆尽,最终使这些国家的货币不得不贬值;最有影响的一种认识是,从深层次观察,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尚未适应经济的全球化在近些年的加速,尤其还没有很好适应国际金融领域的各种衍生工具;索罗斯等国际投机资本选择下手的地方,多半是刚刚进入经济国际化过程、对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和途径缺少足够经验和管理办法的国家和地区(如东南亚国家);本质上讲,不论这些国家和地区内部事先重视与否、准备与否,它们都必然遭受国际金融资本等全球化时代的“非国界势力”的冲击——轻者会令汇率剧烈波动或进出口大幅升降,如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严重者可以使中等水平或较为落后的产业结构和国家经济组织遭受重创,甚至使社会政治严重动荡不安,例如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等接受国际货币基金援助的国家。按照这种意见,尽管程度可能不同、表现形式各异,但后发工业化国家大概都回避不了国际化的各种关口,都要经受类似冲击的考验;而且,国际金融领域的冲击仅仅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对民族国家经济的众多冲击之一,其它的冲击还有国际间不等价和“剪刀差”式的交换对发展中国家的危害、债务信用危机、贸易保护主义对实力较弱的经济实体的沉重打击等等。好的国家战略的目标,是战胜困难、减少危机、提升本国经济水平。另一类见解不妨称作“内因说”,又称“内部体制说”,其要旨是认为,危机所以在某些国家而不是另外一些地方爆发,关键在于这些国家自身的金融结构、经济结构,以及政治体制有重大的缺陷,所谓“苍蝇不叮没有缝的鸡蛋”。国际投机资本永远存在,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也使它们的能量扩大,但各国只要自身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体制,就可以避免它们的伤害或消极影响。论者经常举南美的智利和我国的台湾省为例,认为,它们在不同时期的地区性金融震荡中所以能够躲开像墨西哥或韩国那样的灾难,主要是因为它们内部建立了较为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有着更具竞争力的产业结构和市场环境。与前一类观点的主要不同在于,这一类看法并不把金融危机或其它危机看成发展中的经济体将遇到的某种必然现象,它强调,好的国家战略目标和好的体制目标在于“趋利避害”,是可以使本国的经济不经历大的危机和麻烦的。显而易见,对于决策部门来讲,上述两个角度有着不完全一样的政策含义。

2.“亚洲模式”(或称“东亚模式”)是否继续有效?所谓“亚洲模式”,是近一二十年来国内外许多研究者对主要以东亚地区某些国家(及经济体)发展模式的一种概括,其内容涉及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共同体优于个人的价值、团队合作精神和“集体资本主义”、国家当局相对于社会和个人而言在判断发展大局方面的某种权威性,等等。这些又同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各国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发展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即奠定在所谓“亚洲价值观”(如对长者的尊重、家庭关系的重要性、国家及君主的至上性等等)的基础之上。从新加坡人(尤其是其开国元勋李光耀资政)最先提出“亚洲价值观”的概念并把它作为东亚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支柱之后,我国国际研究学术界的探讨兴趣像周边地区和国家一样始终没有淡化过。此次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后果,更使原有的争论激烈化。一种意见反对将东亚经验上升到“模式”的高度,理由是,经济的全球化并不是某个或某些国家的“专利”,而是一个历史前进的和经济发展的进程,是全人类进步和联系的当代必经阶段,某些国家或地区只不过较另外一些国家或地区处于前进的先后不同位置而已,或者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发达国家给不发达国家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因此所谓“亚洲模式”或“亚洲价值”最多是一种阶段性的、有地域局限性的现象,它的一些特点或优点要么没有特殊性,要么是暂时的表现。比如,一些学者提出,韩国政府和政府控制的银行对出口产业的主导(“倾斜式发展”)及对超大企业集团的扶持,在特殊时期和条件下可以起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长此以往的结果,便造成了今天受到广泛抨击的“金权政治”的恶果;再如,所谓东亚式的团队资本主义,没有给个人的能动性和首创性以足够的余地,虽然它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有存在的价值,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迟早要受到历史的批判;另外,亚洲国家对人际关系的太多重视,也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和法律体系的要求。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不应当采取“因噎废食”的态度看待东亚模式,而要用历史的眼光说明它的优点和问题。例如,如果没有东亚地区特有的“主导性发展”,就不会有过去整整一代人时间的高速增长,不会使这些昔日贫穷落后的地区达到今天的中等发展水平,即使是遭受金融危机严重打击的那些国家,在发展水平上仍然远远超过封闭落后的亚非国家;再如,亚洲国家的人伦与法理相结合相适应的环境,比起欧美地区纯粹倚重法律的“冰冷环境”,更适合东方国家的文化特点,这种本土性资源在一个多样化的全球化中不会也不应丧失其存在价值。持这类意见的人强调,任何经济的成长都是它特有的环境、条件及历史文化的产物,因此可以说各国各地区都可能出现符合自身条件的“模式”,亚洲国家当然也不例外;在经过危机的挫折之后,这些国家会总结经验教训,跃上新的台阶,在此过程中亚洲价值仍然会有自己的存在余地。

3.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有什么含义?一种观点侧重于危机给我国带来的挑战和麻烦的一面。它认为,中国所以没有直接受到东亚金融风暴的冲击,主要原因并不是我们已经做得很好,而是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得不够,中国经济的国际化水平尚不高,人民币还不能直接兑换;假如金融体系已经完全对外国开放,外资银行在我境内金融机构中有大量股份,可以直接经营人民币业务,那么,在我国现有的不完备的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下面,尤其在目前国有企业严重亏损、国有银行坏账成堆的条件下,中国也很难避免东南亚一些国家出现的麻烦。许多人还列举出我国目前出口竞争力下降、来华旅游人数减少、外资流向可能转向东南亚地区等现象,证明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直接消极后果。在持这类观点的学者看来,中国实际上已经承受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一定程度的打击,只不过程度不似某些亚洲国家那么严重罢了。我国进入国际化仍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人民币的可兑换目标十分遥远。我们目前的准备工作(包括金融体系的各项改革)仍然远不充分,谁也不能肯定地说今后中国经济不会遇到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式的问题。这类观点还认为,各种经济的改革需要其它方面的有力支持,但从目前情况看,它对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进展、社会公众的承受能力和其它方面的配套改革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另一类观点要乐观得多,它更多看到此次亚洲金融危机给中国创造的机会和好处。论者从不同角度论证了这些机会与好处,比如有人从纯粹经济角度指出,原先由于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出口产品多是劳动密集型,而此次亚洲金融危机的结果,使周边一些国家劳动力成本大为下降,迫使我们不得不改变出口产品结构、增加技术含量、提高经济效率,它好比70年代前期石油危机对欧美日一些国家的冲击效果一样,即迫使这些国家最终降低能耗、提高效益、加快产业的更新,所以说外部危机会促进内部的升级换代;还有人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观察,认为中国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起到了某种“中流砥柱”的作用,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和中国政府的坚定承诺,以及我国对一些亚洲国家的财政金融援助,这些姿态和行动不仅使我国在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国际谈判(包括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中的形象改善、筹码增加,而且大大加强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地区影响力,有力批驳了前几年盛行的“中国威胁论”。


二、关于世界经济总的前景

1.世界经济朝何处去?对于世界经济总的前景,至少有三种大相径庭的见解。一种是“看好说”,它认为,世界经济正处于一个较长的上升周期,或者说,一个稳步向上的发展时期。其具体论点和根据有很多,例如,人们提到了两大军事集团对峙局面的终结,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广泛享受了“和平红利”,各国军费开支的普遍减少,科技革命的极大潜力,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的迅速推广,经济因素在各国交往及国际关系中影响力的提高,全球经济的形成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明显加速,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概念得到日益广泛的承认(包括民间和官方)和执行,等等。在持这类观点的学者看来,上述事态均不是短期性的,而是有着深远意义的长期趋势,它们证明了有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一般命题的正确性。第二种或可叫作“唱衰说”,与第一种见解相反,它认为,世界经济正处于一个动荡、萧条和下降的阶段,目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只不过是其表征之一,它很可能对全球经济有强烈的牵动效应,加上虚拟资本的恶性膨胀、越来越肆无忌惮的金融和商业投机活动、全球范围的结构性失业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生产供应能力的过剩、福利国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失败等等日益严重的问题,人们已经能够见到现有世界经济规则的乏力,见到经济学家和智囊们的捉襟见肘,见到政府决策部门和市场机制的同样严重的局限,见到世界经济总体性的通货紧缩和慢性萧条的大趋势,它们都预示着一个较长时期的世界性经济衰退的即将到来。这种观点预测,“金融风暴的恶化是必然的。它的不可收拾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现代金融系统的衰退,会令可观的资金因冒了过大的风险而丧失。余下的大部分,也将因逃避税收或其它的政府措施而销声匿迹。国际间的贸易、旅游、资金流动越来越自由的趋势将被逆转”。第三种观点可以称为“并存说”,即介于上述两种观点之间,它认为,当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内并存着两种方向相反的趋势,一方面是高技术产业取代传统产业并起了主导作用,就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经济全球化和地区化明显加速,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新的表现形式,经济周期和危机仍然存在的同时改变了其存在形态,货币金融危机的后果变得更加严厉,社会问题和思想文化危机日益加深;这些趋势中,前一部分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后一部分是消极的、破坏性的,而后一种趋势往往寓于前一种趋势中,构成复杂奇特的新的局面。最后这一种观点并不把自己视为对前两者的简单综合,而是强调两者的“并存”与“互动”,实际上是一种世界经济和资本主义体系在当今的新特点新现象,一种为前人(包括马克思和列宁以及形形色色的西方经济学家)没有充分预见和说明的新趋势。

2.美国经济及美国霸权朝何处去?上述三种观点无论差别多大,它们有一个共识,即把现在美国的状况和趋势作为判断当代世界经济前景的一个重要基点;它们都承认,当代世界经济实际上是欧美日主导的世界经济,是资本主义体系支配的世界经济,而美国作为目前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和西方资本主义的“龙头老大”,本身自然孕育着判别当代世界经济体系的基因。然而,沿着不同的思维逻辑,这三种观点对美国经济及美国霸权的走势有着明显不同的结论性意见:“看好说”认为,美国代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它体现出一种经过改良的“新经济”,这种新资本主义形态重新塑造了社会的阶级关系(如工会与政府和工人的关系)和社会结构(中产阶级为主力和主体),创造出高科技为先导的大规模的有效的生产方式,把各种外来民族和文化的成分融为一个整体并使之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同时在对外关系方面建立了不同于传统霸权(以炮舰政策和征服他国为基础)的新霸权体系(强调以国际规则为基础,建立某种和平稳定、互惠互利、改造德日、抑制各地的热点冲突的国际体系);美国现有的这种形态虽然迟早也会经历一个式微的过程,但它在前苏联解体后的今天,直到21世纪初的未来,仍然会有很强的生命力。这种观点强调,不承认美国的优势地位,实际上是一种盲目的和自欺欺人的表现,它并不利于我们切实可行地、有步骤地推进多极化和反霸权的目标。“唱衰说”则着重揭示美国经济和社会的败象,它指出,美国经济在目前西方经济中虽然显得较有活力,但不能不看到背后的深层次矛盾,市场经济发展到极致,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的调整;且不论美国社会经济内部的一些麻烦(如通货紧缩的压力、排斥外来移民和劳工的浪潮、债券股市等虚拟资本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支配作用等),单从此次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观察,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较小的西方国家很有可能在短期内货币受到难以承受的压力,如果日本经济持续一蹶不振,为了自保它有可能被逼抛售美国国债,从而使美国利息急剧上涨和股市下跌,并进而波及美国经济的稳定。这种观点分析说,从罗马帝国的衰落到中国历朝的更替,霸权和朝代的没落总是有迹可寻的;美国虽然仍是国际体系的龙头,但其内部全无歌舞升平的感觉,无论企业或个人都充满了疑惑和忧虑,急功近利和防战心态比比皆是,这些绝不是一个可持续的现状。“并存说”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代资本主义还会发展下去,但却是越来越在两种对立趋势中同时并存、并在愈益相互冲撞的窘境中发展;其中任何一种趋势的发展,都不可能自然而然地遏制和消除另一种趋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提供了其它以往任何形态所没有的效益和技术,但由于这种制度缺少一整套能够把公民凝聚起来的共同目标和价值观,资本主义的优势可能成为这种制度的毁灭之根源。把任何一种趋势的短期后果夸大都是不应该的,这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3.世界经济现状的分析对中国有哪些理论性及政策性含义?依照“看好说”的观点,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目前面临一个比较和平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一个适应国家发展的世界经济环境。由于世界经济处于一个上升的时期,也因为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受到科技进步的强力带动,全球经济体内的多数成员均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搭上世界经济发展的“顺风船”和“快车”。这对中国这样一个曾经经历长期外部欺凌和内部动乱、目前急需更进一步全面成长的发展中国家,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或者说决策层的议事日程上首先应当考虑的,是进一步打开国门,融入国际经济和地区一体化进程,努力吸引外资和学习外部先进的管理技术,跟上信息时代之“知识经济”前进的步伐。金融业的不断开放和按国际惯例接轨,人民币的适时自由兑换,对外贸易在我国整体经济成长中分量的加大,对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龙头老大”美国的更广泛和深入的沟通交流,等等,均为这一看法的题中应有之义。从理论研究角度分析,“看好说”提出了一系列与传统观念大相径庭的研究课题,比如,它认为要重新评估过去受到批判的“趋同论”,要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制度的“历史性和解”,要研究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与我国国内改革的互动关系,要对地区间的一体化和制度化倡议做出更积极的响应,等等。中国作为现有国际体系的一个负有重要责任的成员,将与其它国家一道,为当今世界的继续稳定和繁荣做出建设性的努力。

根据“唱衰说”的观点,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乃至整个国际经济体系,愈来愈被现实所证明有着根本的缺陷,它们对于世界多数国家、尤其是欠发达的亚非拉国家并不是公平合理的选择。在改造旧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应当、也有可能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中国因国情不允许而未大幅度地与现行的国际经贸系统接轨,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它使横行国际金融市场的投机资本不能轻易入侵我国,也给了我们的国际战略以选择的余地。依照这种看法,中国目前所受的影响不单是全球最轻的一个,它更给中国带来一个如何建立迎合新时代经济运转规律的实体和模式,从而帮助其它国家走出困境的机遇。从政策含义讲,国际商贸与金融交易的降温,将逼迫中国“眼睛向内”,大力拓展国内市场;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城市会发现国内市场更加有吸引力和风险低;提高广大中国农民的高效消费,将是中国决策者将面临的最大课题之一;中国的改革和自身的发展,在为社会寻找更有意义的生活目标方面,在解决巨大的城乡差距方面,在推动信息时代的高效生产组合方面,在实现边远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方面,都有可能给世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选择道路。从根本上讲,按照这种认识,中国作为后起的经济强国,也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负有重任的联合国唯一由发展中国家担任的常任理事国,有可能开辟出不同于欧美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全球化模式的另一条蹊径,为扭转世界经济的衰退趋势并为全人类在新时期的发展,贡献一份全新的答卷。

从“并存说”的角度观察,上述两种论点都有合理之处,也都不乏失当之处。这种观点强调,既要看到世界经济在科技带动和市场竞争下面继续成长的趋势,又要警惕西方发达国家给较弱小的发展中国家设立的“依附”角色;既要积极加入经济国际化的过程,又要防止世界经济的周期性震荡(包括类似亚洲金融危机这样突兀其来的打击)对其参加国际市场竞争可能造成的冲击;既要择善固势,又要从善如流。这种见解反对将当代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的现实过分美化和缺少警惕的认识,同时又提醒国人要客观估计我们国家目前阶段的实力,不要为某些赞誉冲昏了头脑、盲目扛旗挑头。持此种见解的论者指出:“有的人只看到资本主义科技飞速进步,经济不断发展的一面,因而对其前景充满乐观;另一些人只看到资本主义的各种困难和危机,认为资本主义已病入膏肓、气息奄奄”,但他们都有失偏颇、缺少历史感。“我们对当前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存在的两种趋势都应看到,也都应作实事求是的估量”。中国必须全面考虑、统筹安排,积极稳妥地推进本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的进程。


三、关于经济安全

1.“经济安全”观念何时出现?对于“经济安全”概念产生的时间,专家学者们有着很不同的解释。一种可以叫“早期说”,认为它起源于60年代前后一大批亚非拉国家独立后的年代。在那一时期,在经历了政治独立后的短暂喜悦后,越来越多的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意识到,如果经济没有发展,自身的生存没有保障,政治独立最终也是无法真正确立的,仍然可能是一种“依附国家”或处于“边缘地带”;1961年12月1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问题的第一个决议,即“联合国发展十年”,这个决议把缩小不平等状况,促进贫国与富国间的合作,改善所有人的生活作为国际社会的责任,并写进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按照一部分学者的认识,它也标志着“经济安全”意识的萌生,国家发展与自我保障课题从那时起成为许多国家的共识。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安全”概念可能始于超级大国的国家战略,尤其是美国克林顿政府执政之初对经济因素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的重新认识和宣示,从那以后世界各国越来越多地把“经济安全”纳入国家战略的范围;持这种观点的人强调,作为一个新的国家战略概念,它只是在90年代以后才得以明确的。第三种观点认为,经济安全观念的出现和推广,既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必然结果,也是近些年(尤其是去年以来)金融货币危机造成的严重消极影响从反面给世界各国的启示之一;从墨西哥金融危机到东南亚货币危机直到日本和韩国的经济衰退,沉痛的教训给世人愈来愈多的警示,没有这些危机的教训,就不可能有经济安全概念和相关战略的出现。

2.什么是“经济安全”概念?那么,究竟什么是“经济安全”?同样,这里存在差别甚大的解释,角度、说法均非常不同。一种观点指出,所谓“经济安全”,当然是在民族国家层面而言的,指的是在与政治、军事安全相区别的经济领域里,各国为实现本国经济的稳定、内部发展的可持续和各个部门的平衡等等目标,所确立的保障手段和过程,涉及金融安全、贸易安全、投资安全、避免世界周期波动的冲击、本国经济对外开放的速度和范围等内容;其中,相当多的专家分析道,根据近些年的经验观察,金融领域的安全可能是经济安全最复杂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另一种看法是,经济安全不光是指一个国家整体的安全问题,而且应当包括社会的安全和个人的安全(如尊重多数人的权利与选择,保持各阶层的和睦共处,给民众以秩序和稳定感,建立效率与公平的合适的“度”,把犯罪、贫困、腐败、无知等消极现象控制在较低的水平等),甚至应当包括国际经济和周边经济环境的稳定、没有大的动荡和冲击等内容,这种看法把经济安全与新近受到重视的“综合安全”观念建立了联系。还有一种认识是,在全球化时代讲经济安全问题,必然具有与过去不完全一样的内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要用动态的而非静态的眼光看问题,避免将经济安全问题仅仅当作一种防范性的东西,换句话说,经济安全应当是在一个变化、开放、进步的过程中实现的,而不是封闭状态下的自我保护(所谓“蜗牛式的安全”),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它意味着使本国经济在开放的过程中具有更好的免疫力,更灵活的反应能力,能够有效对付诸如金融投机、贸易磨擦、投资者撤出、跨国公司“入侵”等全球化时代的新问题。这一种认识特别强调,就像以往我们讲发展是最大的国内政治一样,现在也应当把发展当成是最重要的经济安全内容;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和开放,即便暂时避免了国际经济的各种冲击,将来仍然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因此经济的开放是十分重要的,当然在此过程中要注意开放的部门选择、时机选择与步伐大小。还有一种不同的见解是,不应将经济安全的概念无限扩展,将一切问题纳入它的内容,目前人人说经济安全,并不一定真正有助于确定所需的东西;这种见解认为,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只有当它们涉及到军事、外交和政治主权及社会稳定等问题时,才有了“安全”的性质,才转化成“经济安全”问题,因此,“经济安全”不过是一种形象的说法而已,不宜将它过分扩展、面面俱到,那样的话便模糊了经济与政治、军事等领域的区别。

3.如何将经济安全概念引入我国对外关系和对外战略?研究者们都同意,近一、两年来,我国政府和领导人在一系列对外活动中,已经大体阐述了“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并为进一步的政策性研究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去年11月在东南亚危机持续深化的当口,江泽民主席及钱其琛副总理应邀参加东盟伙伴国对话会议,其间发表的有关“经济安全”和“综合安全”的数次讲话,是我们将经济安全概念逐步引入我国对外关系和对外战略的重要宣示及指导思想。不过,对于如何将这一概念引入外交过程,它应当包含哪些具体内容,时机及方式怎样选择等等问题,专家学者们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到目前为止,至少可以看出以下两种意见。

A.“谨慎型”。持谨慎看法的专家学者指出,经济安全概念目前仍然没有取得共识,探讨刚刚开始,因而不宜马上引入我国对外政策的具体执行过程。比如,国际上现在似乎都越来越强调中国的大国地位和作用,要求我国积极地参与各种事务,包括多边安全对话和亚太经济合作过程;但是,问题是我们缺少足够的思想理论准备,更缺少足够的综合国力,去在各种具体领域贯彻我们自己的经济安全设想。举例说,假如我国现在就在ARF(“东亚地区论坛”)这样的多边安全对话中加进经济安全的内容,把譬如说亚洲金融危机的防范消解问题纳入,那么,必然会面临一些难题,比如,我们是支持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某些抗争立场,还是对后者持观望甚至默许的态度(IMF的改革方案里确有一些合理的成分)?我们对多边机制一向不大熟悉也不太积极,能否现在就一反过去的态度而变为主动参与(哪怕是以讨论经济安全的方式)?再如,以往美国就力主将安全问题纳入APEC(亚太经合组织)过程,如果我们现在把经济安全问题带入APEC,恐怕还会落入美国人主导的氛围和规则,到时候谈论的可能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保障问题,而是西方及IMF所要求的结构性改革问题、各国减少贸易壁垒问题或者地区经济一体化和机制化问题等内容。持此类观点的专家主张,对于经济安全问题,目前阶段应仍以在内部学术研讨为主,在考虑成熟和统筹安排之前不宜转化成政策内容;充其量,现在仅仅将经济安全话题带入已有的第二、第三渠道,如与东盟建立的此类对话方式,而不要变成国家政府间的正式议题;在APEC会议上,我们应仍坚持“科技产业结构”的议题。这种观点的一个潜在判断是,目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多数亚洲新兴工业国陷入困境,而西方、尤其是美国占据了上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不宜采取一种进逼姿态。

B.“积极型”。这一派学者专家们主张,现在我国恰逢时机,将经济安全概念更多引入我国对外关系,积极参与多边对话并用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的综合安全观引导对话内容。主要理由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迅速,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较小,我国对外宣称“不使人民币贬值”的承诺得到广泛赞扬,“中国威胁论”的喧嚣在我国周边地区与前两年相比大大削弱,中国的作用与影响第一次受到国际公认,尤其与日本相比,我国在此次危机中的形象得分上升许多;在这种有利形势下,我们应更加主动、“有所作为”,而经济安全观的确立和将之纳入国际及多边合作,更有助于我国发挥优势,避免过去的军事安全对话中的被动局面再现,同时也可以为我国国内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创造出更有利的环境,例如我们可以在ARF和APEC等亚太各国论坛上提出与各国、尤其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保障相关的话题,也可以利用汇率变动的时机主动向东南亚等国投资设厂,还可以借给周边国家一些财政援助的场合,促进我国一向倡导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争取更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我们不仅要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一些货币援助,也应当考虑它的短期效应与长远“回报”。这类论者可以说是乐观主义者,他们把亚洲一些国家目前经历的危机定位为“阶段性的挫折”,就是说,在经过一段时期的磨难和斗争之后,亚洲国家仍会恢复生机、再现奇迹,重新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点”。在这种乐观主义支持下,一些学者们强调,对中国来说,现在是第一次有机会认真思考一下自己的国际战略的时候了。这里面包括一些长远的斗争策略,对国际规则的认识,对我国在各种国际组织中发挥影响力的余地和方式的分析,对大国关系的重新定位和新时期的多极化策略,等等。我们不应当把国际环境当成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光要我们去应对的东西,它也可以依照我国国情、实力和需要被有意地加以改造或改变,经济安全问题的提出,应当是一个好机会。

通过对这些不同观点的综述,笔者既学到不少东西,同时也感到我国国际研究仍有进一步提高的余地,比如,对于即将到来的21世纪的世界格局,我们的学者比较善于从各种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得出自己的独特分析,但似乎还缺少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框架,缺少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体系;这方面,国外一些大家(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亨廷顿和瑟罗等人)的近期作品(《大外交》、《大棋局》、《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和《资本主义的未来》),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借鉴之处。

责任编辑注:本文的上半部分转载于本专题1990年第2期。


原文来源:《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04期 第2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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