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晓光:日本海洋战略研究:政策、方针、意图、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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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日本   海洋战略   依托日美同盟   拉拢亚太国家   遏制围堵中国  

林晓光 (进入专栏)  



林晓光,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教授;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笔者按: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战略利益的扩展,中国对海洋安全和海洋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大,与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的严峻,形成了鲜明地反差。特别是日本政府积极推进进攻型的海洋战略,全力争夺海洋资源和地缘战略空间,对中国的海洋发展形成了巨大的挑战,也使得研究日本的海洋战略成为中国学者不容忽视、不可推卸的重要课题。我深知个人才疏学浅,不足以担当如此庞大且复杂的课题,所以只希望能勉为其难,从基础做起,一点一点的研究,逐渐扩展和深入。

当然,肯定会有某些官方团队也在研究这样的问题,毕竟中日关系是个热点问题。他们人员众多,资金雄厚,可以调用各种资源,都是作为个人的研究所望尘莫及的,只是在效率上有时反而不如个人来的迅捷灵活。况且,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作为学者不去研究问题就等于是放弃了担当和责任,无论官方团队有什么样的优势、效率和成果,都不能成为个人放弃研究的借口。惟愿个人的研究能为这一课题的中国研究,尽一份绵薄之力。书生报国,仅此而已,岂有他哉。

迄今为止,笔者个人独立进行的关于日本海洋战略的研究论文已经公开发表的,有“日本的百年海洋扩张”,《世界知识》;“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战略意图和政策走向”,《和平与发展》;“日本海洋战略研究”,《领导者》;“日本海洋战略剖析”,《战略与管理》。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大方之家,有以教我。


内容提要: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政府提出海洋战略构想,积极推进“南进战略”, 近年来更是在东海剑拔弩张、在南海积极介入,高调介入南海问题,争夺海洋权益的政策倾向越发明显,表现出咄咄逼人的外向型竞争性外交姿态,在地缘安全和海洋战略方面,背靠美国、拉拢亚太国家、遏制围堵中国的政策指向昭然若揭,其战略意图和政策走向以及突出军事介入、加强海空军力的行为模式,不仅成为干扰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正常发展的不安定因素,也日益对亚太地区安全和海上航行安全构成不容忽视的现实威胁。

关键词:日本 海洋战略  依托日美同盟  拉拢亚太国家  遏制围堵中国


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政府提出海洋战略构想,积极推进“南进战略”, 近年来更是在东海剑拔弩张、在南海积极介入,争夺海洋权益的政策倾向越发明显。尽管国内问题堆积如山,经济回升乏力,但日本政府仍然表现出咄咄逼人的外向型竞争性外交姿态,先后颁布多项与海洋有关的法案,不断强化国内立法。如:2007年发布的《海洋基本法》、《海洋构筑物安全水域设定法》,2012年8月通过的《海上保安厅法》和《外国船舶航行法》修正案。2012年12月5日,日本政府发布《海洋基本计划大纲》,其海洋战略进一步法制化、制度化、明确化。在地缘安全和海洋战略方面,日本政府加大军事投入,研发和引进先进兵器,组建“准海军陆战队”,与美国频繁举行以“夺岛”为作战目标的军事演习,其背靠美国、拉拢亚太国家、遏制围堵中国的政策指向和战略意图,以及突出军事介入、加强海空军力的行为模式,不仅成为干扰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正常发展的不安定因素,也日益对亚太地区安全和海上航行安全构成不容忽视的现实威胁。2014新年之际,安倍晋三在新年献词中提出开始“夺回强大日本的战斗”,日本政府加大国防预算,建立应对夺岛战的“水陆机动团”;高调参拜靖国神社;继续“地球仪外交”;在面向中学的教科书编辑方针中,明确写入钓鱼岛及日韩争议岛为日本“固有领土”;在安全政策和历史认识两个领域全面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倒行逆施甚嚣尘上。

一、日本政府的海洋战略

日本作为岛国,为了外向型扩张性的海洋战略,早就开始涉及、谋划海洋战略的法制框架。日本海洋政策研究会在2006年12月完成了《海洋政策大纲》和《海洋基本法案概要》,并提交给当时的首相麻生太郎,成为政府海洋战略的蓝本。日本国会于2007年4月制定并通过了《海洋基本法》,同年7月开始实施。2008年3月,日本政府出台了根据这一法律制定的《海洋基本计划》。至此,日本政府实施海洋战略的法律和政策的准备工作臻于完成。日本政府提出《2010年版日本海洋状况及关于海洋施政方针》(以下简称《施政方针》)明确规定国土面积38万平方公里,但片面主张的领海以及专属经济区等管理海域约为447万平方公里。2011年10月底,日本非法命名包括冲之鸟礁、中国钓鱼岛在内的39座离岛,继续扩大专属经济区。日本学者指出,日本有必要在海洋战略的基础上构筑太平洋周边民主国家构成的“海洋国家网络”,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把握先机或主动权,在“太平洋世纪”来临之际,构建共荣共存的环太平洋共同体。 至此,日本的海洋战略基本完成,其意图也昭然若揭:1、与西方海洋大国结盟共同主导亚太海洋秩序,确保地区稳定和日本周边海域和海上通道的安全;2、配合西方海权战略的重心东移,构筑遏制中国崛起的海洋安全和地缘战略网络;3、积极扩张战略空间,占据海洋战略要津,圈占毗邻海域和公共海域,攫取海洋资源;4、大肆渲染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的利益矛盾,刻意制造东方大陆文明与西方海洋文明之间的战略冲突。

1、战略上以中国为海洋竞争的直接对手

为实现上述海洋战略目标,日本把中国视为最直接的海洋竞争对手。2011年10月31日,时任首相野田在接受英国媒体专访时称,将对中国不断扩大的海洋进出计划进行“牵制”,并称“中国国防实力的增强缺乏透明性,给日本周边的安保环境增添不确定性”,他“指责”中国的海洋活动,要求“中方的海洋活动应遵守相关国际准则”, 并称日本将“牵制”中国的海洋进出计划,还表示将在11月下旬与东盟各国首脑举行的会谈上再次就海洋安保问题进行磋商。英国《金融时报》认为,中国和日本在东海海域存在领土和经济纠纷;北京与东南亚各有关国家在南海海域的摩擦不断扩大。野田的言论显示出日本对于中国海、空军及海监巡逻船等海洋活动的普遍“担忧”, 并选择通过与东南亚国家的海洋合作来遏制中国的政策行为方式。2011年,日本防卫省发布的《防卫白皮书》增加了“南海动向”一节,首次将中国在南海的政策行为单独列项,认为“今后中国海洋活动范围的扩大以及频繁的活动将成为常态”,表现出强烈的警惕感,并毫无根据的强调“有可能给地区及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带来影响”,最终选择的对策是“日本要在加强日美同盟的基础上,联合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其他国家、特别是东盟各国共同构筑‘对华包围圈’”。2012年4月以来,日本政府以钓鱼岛“国有化”在领土主权问题上挑战中国,不仅导致中日关系的紧张,而且造成了东亚地区国际局势的动荡,暴露了日本海洋战略的扩张性和危险性,其在海洋安全问题上依靠美国、拉拢东盟、制约中国的战略意图和政策选项,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日本政府的海洋战略与外交战略是一体两面、互为补充的框架结构。2012年1月17日,日本政府确定,野田首相将于9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正式提出名为“太平洋宪章”的新外交战略,构建关于经济合作和解决冲突的全面规则,以确保亚太地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区域稳定。 主要内容包括:战略上,配合美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更加重视亚洲的新战略调整,灵活运用已包括21个国家和地区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机制,通过经济和安全两大支点,加强地区多边一体化机制。经济上,扩充“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 (TPP)框架,推进亚太经合组织计划于2020年建立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进程,制订贸易和投资方面的共同规则。安全上,将基于国际法提出一揽子规范,以处理海上航行自由及和平解决冲突等事务,建立各国间多层面的合作关系。该战略以1941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签署的 “大西洋宪章”为蓝本,谋求在日美同盟的基础之上、以日美两国为主导,实现地区可持续发展及稳定,并将中国及俄罗斯纳入地区多边机制。但到了3月,日本政府又对该战略构想进行了修正:一是将提出时间提前到5月野田首相访问美国时,因为美国的新战略于年初提出,如果日本为配合美国“重返亚太”而制定的外交战略到下半年才提出,时间拖得过久,难以表明作为盟国配合美国的积极态度;二是将名称改为“野田主义”,这是由于“太平洋宪章”仿效美英的“大西洋宪章”,主导国际秩序的意图过于明显,应避免刺激周边国家。 但这些枝节的修正并没有改变日本外交战略构想的基本框架、主要内容和既定目标。该战略以地区、海洋为空间维度,其发展方向已脱离鸠山前首相的“东亚共同体”构想,成为日本政府在外交、安全领域突出海洋竞争的新战略框架。

日本自民党安倍内阁上台后,进一步针对中国制定了以海洋战略为中心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2013年7月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为配合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日本版NSC)的创立,将以外交、防卫、经济3个领域为机轴首次制定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作为国家安保会议的指导性战略文件。其内容主要包括:与美国以及其他友好国家合作的外交安保方针和政府的危机管理应急机制和对策,在海洋、宇宙、网络等美国的优势渐渐开始动摇之领域的应对方针,在资源能源、粮食、人权等课题上加强同世界各国合作,并以此牵制在这些领域同日本有利益冲突的中国。在钓鱼岛等海洋问题上,根据问题性质的不同,由日本政府各部门分别负责处理。2010年防卫大纲虽然明确记载要实现自卫队、警察、海上保安厅的联合应对,但并没有推进3机构的联合训练以及相关合作的强化。此次制定国家安保战略主要针对影响力不断扩大的中国,力争实现日本政府的一体化应对,增强对中国的威慑力,并提高对相关问题的危机处理能力,用政府整体力量保卫国家利益。 鉴于日本政府今后将根据国家安保战略制定和修改防卫大纲、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防卫白皮书等防卫政策文件,其外交战略对于东亚安全格局的“战略搅局”作用愈益明显,主动寻求对抗中国的战略指向日趋突出,其政治外交的理智和理性在极端民族主义的社会氛围里很难得以恢复,这一倒行逆施将导致中日关系和地区安全形势的长期恶质化。

2013年12月11日,安倍设立的安保战略研讨机构“有关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恳谈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概要和新《防卫计划大纲》概要,这两个文件将成为决定今后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历史性文件。17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首个外交与安全之综合指导方针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该战略被日本媒体称为“在首相官邸主导下进行的”,因为是安倍亲自在官邸与副首相兼财务相麻生太郎、外相岸田文雄、防卫相小野寺五典、官房长官菅义伟等商谈并确认了由助理官房长官兼原信克负责制定的该战略方案。该战略提出首先要从整体上强化日本防卫能力,包括完善防卫体制,如增强国土警备制度以及海洋监视制度等;其次要深化日美同盟,以及发展同东盟、澳大利亚及韩国的战略合作关系;第三要重视应对作为国家安全新课题的网络攻击以及太空安全利用;第四要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建立新的关于武器出口管理的政策文件;最后提出,为确保国家安保政策充分得到贯彻,需强化社会基础体系,因此“每个国民都应把安保问题作为个人的责任来对待,因此需培养一颗爱国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提出了新概念“积极的和平主义”,显示出安倍要摆脱二战后传统和平主义的政策,积极主动介入和干预国际事务的战略意图和政策走向。

以这份安保战略为指导,安倍内阁当天还修订了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及《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防卫计划大纲》规定了日本防卫政策的基本方针、原则和政策,提出要构筑“综合机动防卫力量”的新概念,取代民主党执政时的“动态防卫力”,删除1995年以来各次防卫大纲中“建设有节度的防卫力”的表述,取而代之的是“有效建设具有高实效性的综合防卫力”、“确保必要且充分的质量和数量”。提出要适应当前安保环境不断调整防卫能力,构建针对突发情况的快速反应能力;作好应对重大突发事变的准备,实施警戒监视及军事演习;增加日美、日澳、日美澳三方的军演;特别提出要加强岛屿防卫,建立应对夺岛战的专属部队——陆上自卫队的“水陆机动团”,确保海陆空立体作战,以支持和扩充自卫队的对外军事活动。根据日本法律,如果要新增“海军陆战队”这一新军种,需要修改《自卫队法》。但修改《自卫队法》将会遭到国内外舆论的批判和在野党的抵制,因此设立“水陆机动团”以暗度陈仓。

《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在防卫大纲的基础上,每5年制定的一次中期防卫力量建设方针,这次是从2014年开始的5年中期计划,提出了详细的部队装备和军费开支,计划要引入新型早期预警机、无人侦察机,增强预警能力;为提高岛屿防卫能力,日本将新引进52辆水陆两用车,99辆机动坦克,17架鱼鹰运输机,以及28架F35战斗机等。为此,从2014年到2018年这5年,防卫预算上限可达24.67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5万亿元)。这是近20多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首次连续两年增加。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新《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安倍政府在安保领域射出的新“三箭”。这“安保三箭”有两大共同特点,一是渲染日本安全形势严峻,受到“周边威胁”,强调要加强军备,强化日美同盟,修改和平宪法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日本《现代周刊》撰文称,安倍已经进入战争气氛。国际媒体指出,安倍“防卫三箭”不仅为日本在未来5至10年内的扩军备战计划提供了明确的行动指针,同时也为日本挣脱和平宪法约束、再次倚仗武力窃据他国领土铺平了道路。二是箭箭射向中国。日本政府在强调围日本安全保障环境发生严峻变化的同时,用大量篇幅描述中国“威胁”,称“在持续不断增长的国防经费的背景下,在缺乏十分的透明性之中,中国继续急剧且广泛地强化军事力量,还在东海、南海等海空领域根据独自且不符合国际秩序的主张,显示出要通过力量改变现状的尝试和对应”,强调“中国的对外姿态和军事行动、海洋活动和划设防空识别区已经成为以日本为代表的国家的忧虑”,指责中国单方面发展非对称军事能力,阻碍他国军事活动,“试图以实力为背景改变现状”;预计与中国在钓鱼岛的对立将长期化,以“国际社会的关切事项”的表述来制约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日本新《防卫计划大纲》宣称,针对中国日益活跃的海空活动,建立经常性警戒与监视体制,增强离岛防卫、创建“夺岛部队”,强化防御力以摒除对日本领土的“威胁”,“确保日本周边的海域和空域安全”,并在维护国际海洋秩序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计划在自卫队新设“水陆机动团”,更是明确针对与中国存在主权争议的钓鱼岛。 说明日本战后以来的“专守防卫”的安全政策已发生重大转变。

安倍自二度执掌日本政权一年以来,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把“中国威胁”写入政策文件中,根本目的就是以“中国威胁”为借口,通过修改原有防卫政策,针锋相对与中国对抗的姿态,达到修宪强军、成为军事大国的目的。美国媒体指出:安倍政府本月在国会通过保密法案,表明日本对民主的理解发生根本改变。尽管安倍一直信誓旦旦地宣称奉行所谓“积极的和平主义”,但他不仅要求重新审定日本防卫政策,承诺加强军事力量,还否认侵略历史,在钓鱼岛问题上挑衅,鼓吹遏制中国,其虚伪性、欺骗性已在日本的外交、防卫安全的政策行为中暴露无遗。日本距离20年前那个甚至不愿承认有军队的和平主义国家已渐行渐远,一个“穷兵黩武”国家的模样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世人面前。 英国媒体也认为:日本宣布计划增加军事开支,购买战斗机、无人机和两栖战车,并提高夺岛能力等。这是一种长期战略转移,目的是在日趋激烈的战略对抗中挫败中国。美国《商业周刊》据此判断:日本“新安保战略的通过将进一步加剧日本与中国关系的紧张。” 看来,安倍政府是“铁了心”,要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和中国舰队出入太平洋的东海与宫古海峡建立海陆空全天候的“立体防御体系”,以防御中国军队“对钓鱼岛和日本其他离岛”可能发起的“占领性进攻”,并且通过扩充军事力量、修改防卫政策,与中国进行长期的正面的战略对抗。这一外交安全战略凸显了三大走向:1、今后将加强武力、运用军事手段与中国强硬对峙;2、与中国的正面硬对抗将长期化,有意识压缩了外交回旋的空间;3、妄图将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拉进对抗中国的是非漩涡。因此,日本正在成为亚太地区的“麻烦制造者”和最大的不安定因素。

2、围堵中国的外交方针与行为模式

日本政府海洋战略的外交重心主要有四点:(1)加强日美同盟,日本内阁要员接连访美,提出“太平洋宪章”配合美国的新国防战略,采购F-35战斗机,与美国调整冲绳美军重新配置方案,于美军进行两栖登岛军事演习,都宣告了重新加强日美同盟关系、配合美国重返亚洲的外交基调。(2)在东海坚持强硬立场,摆出“寸土必争”的架势,外交上毫不退让,军事上为“擦枪走火”做准备。(3)在南中国海浑水摸鱼。在南中国海问题日趋敏感之际,蓄谋已久的日本终于按捺不住跳将出来,图谋联合与中国在南海有争议的东盟国家,配合美国建立一个解决南海问题的多边框架,借助外部力量形成对华关系的战略优势。(3)加强能源外交,加大对中东能源出产国的外交力度,应对中东地区局势动荡可能导致的能源短缺问题,并以维护能源航线安全为名,强力干预东亚—印度洋—波斯湾的海上航线。2011年9月,野田首相与玄叶外相访美之时,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商定重启双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野田的联合国大会演说专门提及对中东地区的政策,10月,负责能源政策的经济产业大臣枝野幸男访问了中东产油大国沙特阿拉伯、阿联酋。11月,野田在日本航空自卫队阅兵式上宣布派遣日本陆上自卫队参与联合国南苏丹维和行动。为应对中东地区形势变化、保障能源供应而未雨绸缪。

这些外交动向说明,野田内阁已走出以前民主党主政时日本外交左右摇摆、摸索定位的试运行阶段,开始构筑以日美同盟为核心、拉拢有共同利益的国家,积极主动拓展国际空间的全方位、多层次、前瞻性的外交模式和战略框架。特别是日本作为域外国家介入南海争端,并不仅仅是给中国捍卫海洋权益制造麻烦这样一个战术层面的考量,而是具有深层考虑和多重意图:(1)继续与中国在东海争夺海洋权益,试图在钓鱼岛问题、东海油气田开发等问题上消耗中国的政治外交资源,给中国制造更大的压力和更多的麻烦。(2)与中国南海周边的东盟国家相互利用、相互支持,以集团行为在战略上共同对付中国,构建“以多对一”的对华战略优势。(3)开拓能源进口多元化,觊觎中国南海地区丰富的石油储量。(4)在地缘战略和海洋战略上谋取绝对安全优势,维护日本作为航海大国、海洋大国的野心和地位。(5)跟随美国的战略调整和军事配置,在构筑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进程中攫取主导地位。

安倍晋三出任首相后,于2013年7月12日就“海之日”(15日)发表演说,强调“绝不承认运用强力改变现状的行为,决心保卫基于海洋法的自由通航的海洋秩序”,意在牵制增强进出海洋的中国。他认为,围绕领海的挑衅进一步增加了安全保障环境的严峻性,日本必须从“被海洋守卫的国家转变为保卫海洋的国家,保守在领海及排他性经济海域的海洋权益”。安倍政府迫不及待地提出“菱形战略构想”,推行“价值观外交”,渲染“中国威胁论”,在钓鱼岛问题上坚持强硬对抗的“不妥协”姿态,上任伊始就围绕中国展开所谓“战略性外交”,公然声称要联合与中国有领土争端或海洋争议的国家共同抗衡中国,不遗余力地在中国周边制造不稳定因素,无中生有地制造各种谣言诬陷中国,利用媒体颠倒黑白、无中生有、妖魔化中国的和平形象,有计划、有步骤地将其“围堵中国”、“对抗中国”的外交构想和海洋战略付诸实施,毫不掩饰其与中国争夺海洋权益的战略意图和政策指向。

为实施这一海洋安全战略,加强军事机构快速反应的能力和效率,防卫省正在探讨新设“统合司令官”,统一指挥海陆空自卫队的部队运用。 统合司令官的地位仅次于统合幕僚长(相当于总参谋长)。统合幕僚长仍是自卫队中最高职位,将专心在军事方面辅助防卫相。鉴于应对中国围绕钓鱼岛的动向及朝鲜发射导弹的威胁成为常态,统合幕僚长的工作量增加,防卫省希望通过设置统合司令官来分担工作。统合司令部将在目前的统合幕僚监部运用部的基础上进行扩充。根据防卫省自卫队的现行体制,陆上幕僚长、海上幕僚长和航空幕僚长是各自自卫队队员教育训练和提高防卫能力的最高责任人,自卫队最高长官统合幕僚长肩负着在军事方面辅助防卫相和海陆空自卫队的部队运用这两大职能。报道称,即使是运用海陆空自卫队其中一支时,防卫相的指挥和命令也必须通过统合幕僚长执行,计划新设的统合司令官将在部队运用方面继承统合幕僚长的职能。 毋庸讳言,日本的海洋战略及其军事改革是要竭尽所能地挑发、挑拨各种可能引发东西对立、陆海对抗的矛盾和冲突,逐步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海权力量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陆权力量地推向摩擦和对立,推向新一轮的冷战,甚至一次局部性战争。

值得注意的是,日美在加强双边同盟关系的同时,越来越多地强调要适应地区形势的新变化,采用“日美+1”的地区安全战略和多边合作模式。如:日美+印度三边磋商的机制化,磋商议题也从经济转向海洋问题和安全合作;日本自卫队官员参加美菲军事演习;日美与韩国、澳大利亚分别加强三边合作;又把目光投向蕴藏丰富能源、位于中国“后院”、与中国接壤,具有重要地缘战略意义的哈萨克斯坦,试图建立三边磋商机制。所谓“美日+1”,实际上就是在日美同盟的基础上,以日美同盟为骨干和核心,分别搞“美日+韩国”、“美日+菲律宾”、“美日+越南”,以及日美与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展开安全合作,更远辐射到中亚国家,从而逐步形成以美日同盟为主导、以多个三边安全合作机制为网络、遏制中国的“月牙形”包围圈。2012年的北约峰会特邀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领导人与会,美国国防部日前发表《涉华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进一步散布“中国军事威胁论”,更是为这个新战略设想从制造舆论到组织结构等各方面,进行着周密的准备。2012年6月4日至8日,日本海上自卫队、美国海军和澳大利亚海军在日本九州岛东南的太平洋海域举行联合军演, 主要演练反潜战。外媒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就是它们的“假想敌”。 日本海上幕僚长(相当于海军参谋长)杉本正彦毫不讳言:“日美澳三国在亚太地区保持合作关系很重要,海上自卫队希望通过联合军演,进一步加强与美国海军和澳大利亚海军的合作”。 说明日本的对外战略,无论是视野理念,还是政策方针,都已经超越本国安全和双边同盟的范畴,从双边同盟关系体制,向日美安全同盟为主、多边合作机制为辅的地区安全网络扩展,试图通过“化零为整”的策略手段,采取“由点到面”组织方式,积极配合美国亚太战略的重新部署,构建日美安全同盟为主干、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为辐条,辐射整个东太平洋地区的区域性集体安全体系,结成地区性多变安全网络“遏制中国”,进而掌控和主导亚太地区战略格局的演变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3、制订有关钓鱼岛问题的应急军事方案

更加需要警惕的是,日本军方设想未来可能出现中国占领钓鱼岛的情况,已经制定了协调武力行动的“夺岛计划”。防卫省2010年12月发布的《防卫计划大纲》,针对当年9月发生的中日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开始着手强化应对钓鱼岛事态的方案,并逐步将“大纲”的设想和规定,通过制订计划措施、配备兵力兵器和举行军事演习而付诸实际行动。日本海陆空自卫队不仅于2011年11月制定了以“中国抢占钓鱼岛”为假想背景的“夺回作战”计划,而且频频举行演练夺岛战术的大规模联合演习,大幅增加西南方面的兵力部署,意在取得对中国的军事优势,以武力防卫或夺回岛屿。11月14日到18日期间,日本陆海空自卫队以九州西南以及冲绳海域设定为主要演习场所,举行了3500人参加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训练科目为“包含岛屿防卫的各种行动”,模拟中国军队占领钓鱼岛的情况,演练如何对应武力攻击,并夺回被占领的钓鱼岛,为此制定了详细的夺岛作战方案。据自卫队相关人士透露,一旦他国对离岛发起侵略,护卫舰将从海上用舰炮进行射击,战斗机将发射导弹驱逐敌人。得到海空支援的水陆机动团将用水陆两用车发起登陆并夺回岛屿。为防不测事态发生,将在尖阁周边部署一支2000至3000人的队伍。 2012年7月26日,野田首相公然表示:如包括“尖阁诸岛”在内的领土发生非法行为,政府将坚决应对,包括使用自卫队。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岩崎茂于是下令要求尽快制定详细的“尖阁诸岛作战计划”。

这一计划设想“钓鱼岛有事”可能出现三种事态:1、中方在平时采取的“不法”行为;2、中国军方采取的海上进攻行为;3、中国军方在武力进攻的同时强行登岛,或者是中方的“海上民兵”以渔民身份为掩护强行登岛。同时,中方为掌握制海、制空权,将派海军舰艇驶入钓鱼岛附近海域,并投入水陆两栖和机降作战部队,空军战机也将进入东海上空。根据这份联合作战计划,如中方军队乔装成渔民,作为民兵“非法登陆”钓鱼岛,中国海军向钓鱼岛海域派遣军舰、水陆两栖和空降部队,中国军机飞抵日本九州附近领空进行“波状侵入”;日本军方将确认中国军队登上钓鱼岛,以及海军、空军的行动均属于“国家意志”。日方制定的作战计划将采取5大步骤:陆上自卫队迅速行动、负责运输和机动作战;航空自卫队出动战机针对中国空军紧急展开防空作战;海上自卫队舰艇出动应对中国海军的攻击;保护日军和驻日美军的军事设施;为应对中国的弹道导弹攻击,陆自高炮防空营将与空自高炮部队紧密协作,与“爱国者-3”地对空拦截导弹构成“重点”防空体系;最后,陆海空自卫队联合实施钓鱼岛“登陆作战”,陆上自卫队出动驻守长崎、作为“岛屿防卫和夺还”中坚力量的西部方面普通科连队,从佐世保基地出发,乘坐海自运输舰紧急运抵战区、进行“登陆作战”,将中国水陆两栖部队和空降部队“驱赶”出钓鱼岛海域;海上自卫队出动驻守在佐世保军港的舰队,航空自卫队起飞在福冈筑城、宫崎新田原、冲绳那霸三个军事基地的战斗机,进行防空作战和对舰攻击。    

值得注意的是,夺岛计划并非纸上谈兵,日本政府确曾有过向钓鱼岛派遣军队的秘密指令。日本宣布钓鱼岛“国有化”之后的2012年9月中旬,安全保障部门通过分析卫星画面向首相府提交了关于中国可能正准备让军人伪装成渔民前往钓鱼岛的情报,首相府充满紧张感,野田首相的亲信、内阁官房副长官长浜博行签发“自卫队尖阁派遣命令”,命令自卫队做好登岛的准备,但被外务省、防卫省官员获悉,副首相冈田出面阻止了这一指令的实施。 对于政府出动军队准备钓鱼岛“作战”的计划,日本媒体竭力支持,声称鉴于日本政府及东京都政府的钓鱼岛“购买”计划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中方公务船只及武装渔船或再次前往钓鱼岛海域,统合幕僚监部认为,为应对中国公务船以及渔船“非法入侵”钓鱼岛海域,并有可能实施“非法登陆”,日本有必要派遣舰艇以及自卫队进行应对。 可见,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惜采取武力解决方式,并制定周密作战计划,一旦有事即出兵作战,已经成为日本政府处理钓鱼岛问题的固有思维模式和既定行为方式,并从口头谈论转为制定应对决策和建构反应机制。

但日本防卫省认为这个计划还有一个“盲点”,即当中国民兵登上钓鱼岛之际,最初只能是海上保安厅和警察负责应对,而海保与自卫队之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协同作战机制。为此,日本政府一方面修改相关法律,协调军警关系,强化陆海空自卫队联合反击行动的机动性、一致性,提升整体防卫能力;另一方面,力图将美军拉入这一夺回钓鱼岛的作战计划,以便大大增强实战能力。日本军方认为:对钓鱼岛应采取两套作战模式:“常驻军队守岛”和“先失守后夺回”,但后者更为有利有效;因为既不需要常驻军队的费用,也符合自卫队“自卫+反击”的作战原则,更有利于得到美军的支援。为此,美日加强了以登陆、夺岛为内容的联合军事演习。表面上这些演习并不以特定国家作为假想敌,但日本防卫省官员透露,事实上是假想钓鱼岛受到中国军队进攻时,日方将如何夺岛。 显然,日本政府通过加强与美军的军事合作,正在逐步落实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方面都“拉美下水”、共同对付中国的战略构想。

更有甚者,日本军事专家屡屡撰文预设日中在钓鱼岛发生军事冲突的详细过程。文章假设中国渔民遭海难漂流至钓鱼岛,中国国家海洋局随即以“救助中国渔民”的名义派遣运-12飞机到达钓鱼岛,日本航空自卫队(以下简称“空自”)从那霸基地紧急起飞两架F-15J战斗机,中方从福建水门基地起飞30架歼-10战斗机,打算借此全力夺取制空权。空自的E-767预警机发现后,又从位于九州筑城基地的空自第8航空团起飞了两架F-15J战斗机。日本政府认为中国只是在“示威”并不打算进行真正的军事行动,因此指示自卫队保持观察,在对方采取敌对行动之前不能使用武器,即“在被攻击之前不能开火”。空自E-767预警机与F-15J战斗机之间的数据链可以实时传输中国军机的动向。中国的“空警”-2000预警机尚未装备数据链,只能由机上管制人员口头通知战斗机飞行员空域情况,这体现了双方空中管制能力的差距。双方战斗机距离缩短至70公里后,F-15J的雷达告警器显示已被歼-10的火控雷达锁定,由于F-15J不能先行射击,歼-10发射的空空导弹击落了两架F-15J。来自筑城基地的两架F-15J和E-767向政府紧急报告,空自那霸基地和筑城基地进入战备态势。但没有政府发布正式出动命令,空自不能擅自派出增援部队。日本政府需要时间研判:事件究竟是“侵略事态”,还是一次“意外开火”,很难迅速发布防卫出动命令。开战判断是首相的专属责权,这是文官治军的关键所在。中国空军全力攻击下一个目标——正在冲绳本岛西部海域上空活动的E-767预警机,为了瘫痪日本的防空管制网络,探测距离仅400公里的“空警”-2000预警机不惜冒险前出,以掌握情况和指挥行动。筑城基地的F-15J虽然试图反击,但力不从心,那霸基地的防空导弹也难以攻击众多的中国军机,最终一架歼-10用导弹击落了庞大的E-767。日本共有4架E-767,组成了巡逻、待机、维护和训练的“无缝”循环,损失一架就意味着这一循环的崩溃。而其他E-767均部署于本州岛的滨松基地,一时间远水解不了近渴。如此,在运-12出现后数小时内,日本的防空系统就遭到重大损失,只能利用冲绳和宫古岛的地面雷达指挥战斗,但难以掌握远方低空形势。接下来的12小时内,中国空军完全掌握了这一空域的制空权。在缺乏预警机、地面雷达使用受限的情况下,空自的F-15J战斗机只能靠飞行员个人努力,使用战斗机自身的雷达以及导弹,打一场“上一代空战”。起初12个小时空战的结果,虽然很难做出具体数字的判断,但日方无疑将损失相当数量的飞机和人员。如日本政府不表示明确的战斗意愿,美军也不会前来援助日本,在丧失制空权的情况下,海上和地面战斗的结果也不言而喻。文章因此提醒日本政府,要注意收集情报,发现中方的军事准备,并在冲突开始之前充分认识到中国的作战意志。因为E-767探测距离达800公里,完全可以掌握福建水门基地歼-10出发的情况。这一信息速报至内阁后,防卫省即可发布“预备命令”,冲绳那霸基地、九州新田原基地和筑城基地随即进入临战态势;内阁认定为“侵略事态”后,由防卫省发布“防卫出动命令”,那霸基地和筑城基地可起飞24架F-15J战斗机迎击中国战斗机群,并由E-767和宫古岛雷达站担任战场指挥控制。虽然F-15J数量较少,但依托预警机和数据链,可以充分了解中国军机的动向和敌我方位,利用超低空飞行等方式巧妙地避开中方的注意,接近至中国“空警”-2000预警机约100公里处,在雷达静默的情况下由预警机予以初期制导发射4枚99式空空导弹,最终击落了中方预警机。一旦中方丧失预警机,空战即形成对日方有利的“一边倒”局面,大批的歼-10被击落。数小时后,空自确立了钓鱼岛周边空域的制空权,行动从空战转入战斗巡逻状态。

另一日本退役少将也撰写此类文章指称,目前中国在东海方面有16座军用机场,苏-30、歼-11、歼-10数量超过180架。而日本航空自卫队仅在冲绳有一处机场,最多部署40架F-15J。F-15J为空自主战飞机,系引进美国专利制造,共采购 213 架,近年来由于机体老化事故频出。即便日本能增兵冲绳,中国空军仍有4:1的数量优势。在钓鱼岛局势吃紧的日子里,日本海上自卫队加紧了对中国空军基地的监控,发现距离钓鱼岛最近的福建水门机场有异常动向,数架战机不翼而飞,证明歼-10和苏-27在运12F后面暗中护卫。解放军在福建北部的水门军用机场有歼-10、苏-30等战机进驻,并部署有S-300防空导弹。歼-10战机最大起飞重量超18吨,最大航程3000千米,作战半径超过1000千米,而水门距离钓鱼岛仅仅380公里,歼-10完全复盖了这个作战距离,理论上15分钟即可飞抵钓鱼岛上空迎战日本的F-15战机。目前歼-10、歼-11等战机都已装备PL-12主动雷达制导中距离空空导弹。而日本空自能发射主动雷达制导空空导弹的F-15J估计不到40架,这在超视距空战中是致命缺陷。虽然作为歼-10对手的F-2战斗机最大的优势是能够发射主动雷达制导空空导弹,但日本自产的AAM-4主动雷达制导空空导弹装备甚少,加之F-2机载雷达探测能力低下,在歼-10、歼-11则面前毫无优势。虽然中日目前都无走向战争的意愿,但钓鱼岛上空出现过现过空自出动F-15战机“拦截”中国海监飞机的危险游戏,离“擦枪走火”越来越近,一旦钓鱼岛打响第一枪,两国都可能出现国民情绪的爆炸,从而使局面不可控制,最终导致中日大规模军事冲突。中国的官方媒体已经放话:如果中方掉一架飞机、沉了一条船,就必有一架日本飞机、一艘同样的日本船“陪葬”。如果海空力量一时跟不上,中国的二炮部队就会出动。 这一类设想与中国军队作战的文章层出不穷,不排除日方具有运用信息作战、先声夺人的意图。一来,向外界发出日方被迫还击的假象,试图占据自卫的道义高地,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与支持;二来,显示日本军事力量的先进技术,威慑和威吓中方,试图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三来,对美表示对抗中国的军事能力和政策意志,希冀美军基于同盟义务给予援助。 如此露骨地谈论和假设与邻国的军事冲突,暴露了日本军方积极进行战争准备的危险意图,而从国际关系理论看,这样的心理自我预期往往会成为引发战争的危险因素。

与设想中日军事冲突的文字相适应,日本自卫队加紧全方位军事准备,频频举行各兵种、大规模、多形式的夺岛军事演习。日本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情报中心所监听到的中国海军司令部和渔业监视船间的无线通信分析得知,2013年春季起,中国对钓鱼岛的处理方针发生变化,除新设海警局负责日常性执法巡航之外,行动主导权由国务院转到解放军。解放军已开始实施去年秘密拟订的《有关钓鱼岛的对日行动指针》。作为应对,自卫队第一空挺团(伞兵部队)已秘密展开模拟实战的钓鱼岛夺岛军演。这支拥有1900名精锐队员的伞兵部队,是离岛防卫时最先送往前线的部队,负责在敌人登陆时袭击敌军后方。2013年6月6-7日,第一空挺团第三大队380名伞兵搭C-1运输机在日出生台演习场、大矢野原演习场空投120毫米迫击炮进行空降训练。宫崎县的雾岛演习场也传出轰隆隆炮声和直升机、运输机起降声,之所以选择雾岛演习场是因其地形酷似钓鱼岛。伞兵作战训练是为防止中国海军陆战队特种作战部队伪装成难民强行登上钓鱼岛。 2013年,日本自卫队从11月1日起开始进行为期18天的陆海空三栖夺岛演习。日本防卫省预告此次演习规模为“约3.4万人参与,跨九州、冲绳两大战区,F2战机、驱逐舰出动,陆海空三军协同演练岛屿防卫和两栖登陆,并且包含实弹射击”。英国天空电视台指出,虽然日本自卫队演练夺岛登陆的冲大东岛距钓鱼岛颇远,但北京和东京都很清楚,自卫队真正的登陆目标在钓鱼岛。英国《每日电讯报》11月1日文章认为,日本大规模军演乃“精心设计之举”,军演之前,日本针对中国的强硬态度陡然升级:防卫相公然宣称中国威胁地区和平;空自军机一周内连续三天起飞应对中国军机;防卫省考虑在距离钓鱼岛不足100公里的石垣岛(或宫古岛)部署射程达150公里的88式反舰导弹(地对舰)。该导弹射程达150公里,而宫古海峡的宽度只有250公里,如果日方在海峡两侧都部署该导弹,中国海军进出太平洋的主要航道之一将被完全封锁。日本显然希望通过此次军演向中国传递强硬信息:1、“我们将守卫这些岛屿,即使它们遭到你们入侵,我们也会把它们夺回来”。2、通过部署反舰导弹促使中方认识到,如果日中敌对,中国舰船通过这些航道将异常困难。日方演习的明显指向和强硬信息决定其军演绝无可能提升日中关系。

日本航空自卫队则加紧实施日美联合演习。该演习伴随驻日美军整编过程中的战斗机训练转移而展开,美国海军陆战队岩国基地有8架FA-18战斗机和大约120名队员参加,空自派出新田原基地的4架F-4战斗机,福冈县筑城基地的4架F-2战斗机和4架F-15战斗机参加,演习地点为四国地区近海上空。这个军演地址距离中国非常近,意在震慑中国。新田原空军基地位于九州岛宫崎县,下辖第201、第301飞行中队的第五航空团和F-15J战斗机飞行教导队均驻扎此地。从2013年1月以来,美日频频在新田原基地举行联合飞行演习,6月17日的这次演习,则是今年以来在该基地举行的第六次编队演习,其规模刷新了历史最大记录。

日本《外交学者》题为“日本未来的海军陆战队举行大规模登陆演习” 的文章称,日本防卫省声明直言,演练守卫岛屿的目的就是防止中国入侵钓鱼岛。每年11月日本都会进行类似的大规模登陆演习,2011年的参演规模达3.5万人。2012年11月日美曾进行联合军演,但因担心过分激怒中国而取消了登岛作战内容。2013年是日本自卫队独立演习,东京毫不意外地增加了登岛作战的内容。日本一直希望一旦钓鱼岛爆发冲突能得到美国直接援助,但华盛顿的态度倾向于提供情报后勤协助、不直接出兵,因此日本必须检验独立夺岛的能力。《韩国时报》题为“假如中日步入战争”的文章说,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监部认为,虽然中国解放军总兵力几乎是自卫队10倍(224万:23万),海军舰艇数量(1090:143)、战机数量(620:250)、核潜艇数量(8:0)等诸多数据都占绝对优,但自卫队历史上经历过太平洋战争等诸多血战,训练水平和战斗经验远强于中国,而且现在中国解放军士兵大多是“小皇帝”,还是自卫队战斗力更强,因此对中日战争极为自信“日本能赢”。《韩国时报》就此指出,不管你信不信,日本自卫队眼下对自己的看法和1941年偷袭珍珠港前很相似。

与军事准备同步,日本政府加强了针对钓鱼岛的情报搜集机制。日本公安调查厅于2014年在冲绳的石垣岛设“调查官室”,建立对钓鱼岛海域的24小时情报搜集机制,实现与警方、海保的情报共享。 总之,钓鱼岛争端已成为日本加强军事防卫战略,加紧实施海洋安全战略的借口、焦点和试金石。日本媒体则为加强军事准备摇旗呐喊。《读卖新闻》文章披露,2013年春天,防卫省秘密实施了对自卫队的能力评估。为制订新《防卫计划大纲》,防卫省假定了中国侵占钓鱼岛、台湾有事、朝鲜导弹攻击等多种紧急事态,并将自卫队与对方的装备和能力进行量化,以美军未进行支援为前提,输入计算机进行分析。在这一兵图推演中,自卫队战斗能力和运输能力明显不足,无法夺回岛屿。一位防卫省干部说分析结果“惨不忍睹”,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接到报告后难以掩饰震惊之情。《读卖新闻》因此宣称:仅靠自卫队难夺回钓鱼岛。有鉴于此,防卫省在7月26日完成的《有关防卫力量情况的中期报告》中列举了为加强离岛防卫所需的各种课题:提升飞机和直升机性能、加强空战和航空巡逻能力、加强反潜巡逻能力、加强反舰导弹、加强运输能力、完善补给据点、加强水陆两栖部队等。

4、日美联合军演、加强海洋作战能力

日本《产经新闻》网站2013年1月1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已开始着手制定将陆海空自卫队力量整合为一体的“综合防卫战略”,基于地区安全形势的动向,在分析未来亚洲安全形势的基础上,提出加强日美同盟和防卫力量的方向,以应对10至20年后有可能出现的海洋安全新情况。其中就钓鱼岛可能受到攻击的情况提出三种假设:(1)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受到攻击;(2)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和石垣、宫古两岛均受到攻击;(3)台湾地区也同时受到攻击。因此,防卫省要求陆上自卫队将夺岛作战作为战备的重中之重,加强两栖作战功能和警戒监视能力,具备海军陆战队的战斗能力,在人数上达到驻冲绳美军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规模(约2200人)。为加强岛屿防卫,完成夺岛作战任务,防卫省自2011年开始从各部队抽调了2000人,组建“西部方面普通科连队” (以下简称“西普连”),由美军传授水陆两栖作战技能,2012年一年之内就与美军举行了多次联合军事演习,夺岛实战色彩鲜明。3月,在美国本土接受美军训练、与美军举行联合演练。9月,在太平洋的天宁岛与美军一起实施为期一个月的“夺岛”联合军事演习。10月,陆上自卫队进行了以收复离岛为假定任务的登陆训练,承担岛屿防卫核心任务的“离岛防卫部队”约20名队员参加了训练。11月,日军(陆海空自卫队)、美军(陆海空军及陆战队)共约1万人,在冲绳本岛举行联合海上军演,包括为防卫岛屿而实施海空作战,针对弹道导弹和统合运输的应对措施等。《外交学者》称,此次演习的主要参演力量是以“离岛防卫”和特种作战擅长的”西普连”,该部队几乎每年都要到圣迭戈参加美日军演,向美国海军陆战队学习两栖登陆作战技巧。《朝日新闻》也披露,将从”西普连”调出700名士兵组建水陆两栖团,未来该部队规模将达3000人。 这支以长崎佐世保基地为总部的部队将成为日本未来海军陆战队的雏形,防卫省对其战斗力给予高度评价:“1个人的战斗力相当于200个歩兵”  日本政府计划在未来5年内以 “西普连”为中心完成“水陆机动团”的组建,其组建、训练和运作将完全按照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模式,配备最先进的“鱼鹰”运输机、美式水陆战车、高速机动战车和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等,人员编制将达到3000人,分为3个连队,作为日军中最精锐的混合两栖作战部队,负责防御西南诸岛和夺岛作战任务。2014年度军事预算已列入建立“水陆机动团”的费用。防卫省计划派出 “水陆机动团”,于2014年6月至8月,使用美军的舰艇和鱼鹰运输机,参加在于夏威夷近海举行的“环太平洋联合军事演习” ,以强化夺岛作战能力。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第17次参加这一联合军演,但是陆上自卫队是首次参加。日本防卫省还仿照美海军陆战队的模式,在2013年度预算中追加25亿日元、采购4辆“AAV-7”水陆两栖突击车,装备“离岛防卫部队”。“AAV-7”水陆两用战车是目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主力战车,可一次性运送25名兵员登岛。但根据现行《日本自卫队法》,在现有陆、海、空三支自卫队之外组建第四支军事力量的难度很大,需要国会修改通过《自卫队法》和动用大量防卫预算,还会受到亚洲国家的牵制。防卫省为避免国内外的阻力,计划将属于陆自编制的“西普连”,训练成一支“准海军陆战队”,参照美军海军陆战队配备武器装备和兵员。海自为执行“夺岛”任务已装备3艘标准排水量8900吨的“大隅”级运输舰,该舰采用类似航母的全通甲板布局,160米长的甲板上可停放40辆卡车和2架CH-47SD大型直升机,舰内能装载主战坦克和其他车辆。航自执行空降作战的运输机部队有最大载荷8吨的国产C-1运输机26架、最大载荷20吨的美制C-130H运输机16架。

日本版“海军陆战队”的建设有三大目标:一是强化陆自“西普连”的两栖作战能力;二是创建一支拥有水陆两用战车和可垂直起之鱼鹰运输机的远距离投放的专门部队;三是打破陆海空三军的管理界限,建立一个统合指挥机构。由此可见,日军设想的未来作战方式,将涵盖海战、空战和登陆作战,是一种全方位的立体作战模式。

日本政府认为,由于围绕钓鱼岛问题域中国的军事冲突危险增高,除集中了陆上自卫队精锐的西普连加强与美军的联合训练演习,以应对钓鱼岛冲突之外,航空自卫队、海上自卫队的特种部队也要加紧训练,作为应对冲突的第二箭、第三箭。2013年,美日两军基于日本《防卫计划大纲》、加强西南诸岛防卫的联合军事演习连续举行,频度密、规模大、实战性质鲜明。

1月13日,日本第一空挺团在年度军演中演练夺岛;15日,日美双方共出动16架战机,进行为期3天的大规模联合空战军演;22日,美日“铁拳”联合夺岛实战军演在美国西海岸举行,有280名日本自卫队队员、约1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和水兵参加,演练小部队战术、近距离空中支援和实弹射击。6月10日到26日,日本自卫队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首次参加原本是美军水陆两栖作战例行演习“黎明闪电”之一环的“离岛防卫” 军演,这是美日两国在美国举行的最大规模的联合实战演习。由美国主导的日美联合训练过去都是日本海陆空自卫队分别参与,此次训练以“联合作战应对岛屿攻击”为目的,日本陆海空自卫队首次集体登场、精锐尽出。与以往日美联合军事演习相比,此次日美联合夺岛演习创下了多项纪录。一是演习规模:军演总兵力达5000人,其中美方4000人,日方1000人,海自投入“日向”号直升机航母和宙斯盾驱逐舰等主力舰艇,陆自派出专门用于岛屿作战的两栖部队,驻加州彭德尔顿军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几乎倾巢出动。这样大规模的两栖登陆演习,即便美军也很少实施。二是参演武器装备:日本海自“日向”号直升机航母、“爱宕”号“宙斯盾”级导弹驱逐舰等3艘舰艇组成的编队携带4架直升机实施跨洋参演,美国海军陆战队的MV-22“鱼鹰”倾转旋翼机在“日向”号上进行起飞和降落演练。如此多的主力舰艇和先进装备首次出现在日美“夺岛”演习中。三是演习科目:此次超越地平线的垂直登陆两栖作战具有鲜明的实战特点,除了传统的图上推演、指挥通讯协同外,在实兵演习阶段,日美将对圣克利门蒂岛发动模拟联合两栖攻击,日本陆自演练海滩及直升机垂直登陆,海自舰艇实施实弹炮火支援,日军得以复制美军作战模式,学习夺岛和两栖登陆作战的技能。特别是为检验将成为作战之关键的紧急运送登陆部队的能力,海自派出了运输舰和日本目前吨位最大的水面作战舰只、具有强大攻击能力的“日向”号,这是一个可以搭载反潜直升机、运输直升机、两栖登陆艇的垂直登陆作战平台。四是演习细节:四架能够垂直起降的MV-22鱼鹰倾转旋翼机在尘土中着陆,约8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从机上下来,端着步枪冲向敌军占领的机场开始枪战;枪战进行约15分钟后,日本自卫队的武装直升机出现在上空,盘旋一周确认安全后,两架运送陆上自卫队队员的运输直升机着陆,从飞机上冲下约60名身着迷彩服、手持步枪的日本自卫队员。这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控制被敌方占领的机场设施后,交由日本自卫队接管。美军几乎毫无保留地教日本更具实战性的夺岛战术。这已经远远超越了此前基于岛屿特种作战的“低烈度、小规模”的冲突,属于大规模两栖作战的范畴。该演习原计划将地点设在日本冲绳海域,但在中日钓鱼岛争端升级的背景下,因顾忌中国的态度而移师美国加州海湾。日美联合夺岛演习自2010年开始每年一次,但此次演习与以往大为不同,美国媒体用“破天荒”来形容,认为“日本迈出‘最令人不安’的一步”。这是日本海陆空三军第一次举行“如何夺取与保卫遥远岛屿”的联合演习,美国“鱼鹰”战机第一次在日本直升机航母上起降。一方面美国在中国强大军力的压力下试图让日本承担更多的军事任务,另一方面日本想获得越来越独立自主的军事能力,因此演习具有如此实战性、针对性。急于加强离岛防卫的日本和期待日本发挥更大作用的美国可谓意图一致。 考虑到日本正着手创立“离岛夺还部队”,自民党抛出《钓鱼岛12海里警备保全法》,授权自卫队在钓鱼岛海域12海里内动武,因此美日联合军演具有强烈的“备战”色彩。尽管日本自卫队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演习并不针对特定地区。但日本媒体直言不讳地指出,此次演习意在制约中国。

在中日关系因钓鱼岛问题不断恶化的背景下,中方对“剑指中国”的军演表示强烈反对,并通过外交渠道向日美两国政府提出取消夺岛联合军演的要求。顾及中方意见,美国一度考虑取消对媒体公开军演。日美就如何应对进行了磋商,最终双方以“对加强日美同盟至关重要”为由,决定如期实施训练,并按计划向媒体公开。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4日称,“为提高自卫队和日美的军事能力,演习将如期举行”。 他还表示“训练不针对特定第三国”。 但在钓鱼岛争端持续发酵的背景下,日军“夺岛”军事演习常态化,无疑是明目张胆的军事威胁,既无益于钓鱼岛局势降温,也无助于中日关系的修复,更给地区安全带来了新的不安定、不可测的危险因素。韩国媒体分析说,近年来日本不断推行其海洋扩张战略,甚至不惜与他国争夺海岛领土。日本倘若拥有了本属于别国的岛屿,就拥有了广阔的海洋和丰富的海底资源,也就确保了日本作为海洋国家生存、发展的战略空间。韩国学者更为尖锐地批评道,日本正在向军国主义和对外侵略迈出危险的一步。韩国民众认为日本的举动令人不安与恐慌。

紧锣密鼓的联合军演,近距离空中支援,立体登岛作战,把美日联合作战细化到了战役战术层级,进一步加强了美日两军的联合进攻、夺岛作战和海外部署的能力,以及日军的水陆两栖作战能力。在美军的培养下,经过多次联合演练,日军“西部方面普通科连队”已成长为一支机动力很强的“离岛防卫特种部队”,擅长夺岛强攻、侦察、渗透作战,能轻松地穿着潜水服进行水下爆破作战的“准海军陆战队”。美国通过联合军演训练日军登陆和夺岛作战的能力,为钓鱼岛局势严峻化和美军的介入埋下了“伏笔”。频繁军演传递出日本政府的多元意图:1、夺岛演习“常态化”以提高三军联合立体作战和远距离投放兵力的能力;2、“常态化”联合军演使日美加强情报搜集和共享,作战信息链的整合;3、夺岛演习的地点从日本国内向美国本土转移,向国际社会传递钓鱼岛问题“适应《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讯息,显示美国是日本坚强后盾;4、向中国示威,无益于中日关系的修复。5、从日本的深层战略意图看,通过海外联合军演的方式加强日美同盟关系,促使美国对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松绑”,把日本自卫队直接运送到美国,暗示美国认同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日本《军事研究》杂志介绍,日美联合军事演习使“西部方面普通科连队”、第1空降团等精锐部队受益极大。美方在演习中安排参演的日方官兵搭乘运输机、两栖舰艇远程机动至陌生地域,提高自卫队从本土向偏远离岛投送兵力的能力;手把手地传授乘坐橡皮艇和高速气垫登陆艇潜入离岛,对敌展开实地侦察与情报搜集等特种立体登陆作战技巧,为出动空降兵夺占离岛打下基础。如2012年2月举行“铁拳-2012”日美联合军演中,“西普连”登上美军“贝里琉”号两栖攻击舰,学习在复杂气候及海况下、在13摄氏度的海水中双手持武器、使用脚蹼推进秘密潜入的作战技巧。8月,日本陆自约40名官兵与驻扎在冲绳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部队一同在关岛接受两栖作战训练,包括驾驶装甲车登陆海滩、利用小型橡皮艇突袭、直升机执行救援和撤离任务等。8月21日,美日出动了直升机、登陆舰、橡皮艇等,在从冲绳、关岛至北马里亚纳群岛的天宁岛之间的太平洋上举行为期37天的军事演习,大大提高了夺岛作战的逼真性、实战性。11月,美日在冲绳附近海域举行夺岛联合军演,假设日本或亚洲地区发生军事冲突时,两国海军如何协同作战。防卫省官员毫不讳言:演习设定了夺回被中国军队攻占的钓鱼岛的情况。陆自参谋长君冢荣治则说:“参加这次演习对于日本自卫队来说意义重大,这有助于提高两栖作战能力和应对一切威胁的能力。”《东京新闻》评论称,尽管日美政府宣称夺岛演习不针对特定国家,但所有演习都涉及到钓鱼岛问题,中国必将每日军演提出批评。《产经新闻》则评论称,中国攻占岛屿的威胁持续增高,在可能爆发冲突的冲绳进行针对性演习不可欠缺,通过训练能提高日美共同应对能力,牵制在钓鱼岛问题上态度强硬的中国。日美联合军事演习频频,显示双方在战役战术层次的联合作战体制已经形成,将进一步改善日本自卫队两栖突击、跨海夺岛和海上特种作战,以及与美军协同作战的能力。如此安全政策行为无益于钓鱼岛局势的缓和,无助于中日关系的修复,也不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积极进行军事准备的同时大力加强常态化海洋防卫能力,是日本政府海洋战略的重要方面。主要包括:一是加强对海洋岛屿的兵力投放能力。防卫省2013年度军事预算增加了鱼鹰运输机的调查经费,就这款新型运输机的性能和维持成本、防卫与救灾、人员运送等展开研究,为最终引进做好准备。日本自卫队为训练专门用于西南诸岛防卫和夺岛作战的“准海军陆战队”,已向美国订购4辆最新型的水陆两栖战车,如果再配备鱼鹰运输机的话,对于快速反应投放兵力,加强西南诸岛防卫将发挥重要作用。

二是强化对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的“警戒监视”。日本政府以中国公务船以及巡逻飞机不断“接近和侵犯日本领空及领海”为由,修改了2011年制订的《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添加“全球鹰”无人机的部署计划,加强对东海海域的“警戒监视”。美军“全球鹰”是一种长航时高空无人侦察机,机身长13.5米,高4.62米,翼展35.4米,同时携带光电、红外传感系统和合成孔径雷达,最大起飞重量11622千克。“全球鹰”机载燃料超过7吨,最大航程可达25945千米,可在距发射区5556千米的范围内活动,能在目标区上空18288米处停留24小时,自主飞行时间长达41小时,可以完成跨洲际飞行。部署“全球鹰”后,日本自卫队可对“离岛”周边更广阔区域内的“外国船只和飞机”实施“监控”并搜集情报,还可填补日本地基雷达和早期预警机的空白。 防卫省则考虑开发和引进能够供大型飞艇漂浮的“平流层平台”、无人侦察机、新型潜艇以及F—15主力战斗机的后继机种,大力加强对海洋的警戒监视和防卫作战的能力。

三是加强海洋警戒巡逻力量。安倍政府决定2013财政年度的海上保安厅(以下简称“海保”)预算增加37.6%、约364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5亿元),包括增加119人、20艘巡逻船和13架飞机的费用,以强化日常海上巡视能力。海保决定未来3年内成立一支600人的“钓鱼岛专门安保队伍” ,总部设在距离钓鱼岛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的冲绳县石垣岛,配备12艘吨位1000吨以上、技术设备先进的新型巡逻船,以应对中国公务船在钓鱼岛周边“日益常态化”的巡航。为此将对石垣港实施改造,使其能停泊大型巡逻船。“管辖”范围涉及整个冲绳及钓鱼岛周边的是海保第11管区,该管区将使用新预算单独设立一个30人规模的“那霸(冲绳县首府)海上保安部”,负责冲绳本岛的日常巡逻和“警戒”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海保一名匿名官员称,将“着眼于长期应对中国政府船只,逐步构建相关体制”。日本的海洋政策和军事部署以应对钓鱼岛问题为中心,以抗衡中国为方针,其政策指向性已是昭然若揭。

三是在钓鱼岛海域强化军事部署。2013年6月20日,日本冲绳县与那国岛町议会正式通过决议,同意将町政府所属21万平方米的土地出租给日本防卫厅建设陆自基地。年租金为1500万日元(约100万元人民币)。与那国岛位于日本最西端,临近中国台湾岛,距钓鱼岛仅150公里,是离钓鱼岛最近的一个有人居住的岛。目前,与那国岛有一个小型机场,可以部署战斗机,从这里飞抵钓鱼岛大约只要6分钟。由于附近海域是中国海军舰队进出太平洋的主要航道之一,所以日本政府从3年前开始就谋划在岛上建设雷达监控基地,部署一支100人规模的电子部队,以加强对中国海空军动向的监控。由于岛民担心一向和平的小岛会成为战场,所以坚决反对向防卫省出租土地。与那国岛町政府曾提出10亿日元的租地损失补偿要求,但遭到防卫省的拒绝,日本自卫队在与那国岛建设雷达监控基地的计划因此受挫。但是经过密室政治的黑箱运作,町政府撤回补偿要求,无条件同意出租土地。陆自幕僚长君塚荣治表示将在6月底前与町政府正式签约,在2015年前完成基地的建设并投入使用。 这一基地作为日本军事防卫布局的一个节点,对于日本政府争夺钓鱼岛、强化东海海域防卫部署、监控中国海军进出太平洋,无疑将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是为日本政府海洋战略布局的一个重要举措。

5、以中国为“假想对手”、研究外交军事应对方针的报告层出不穷

作为政府海洋战略的思想资源,日本各智库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中日冲突撰写了大量报告:

一类是外交战略方面。日经CSIS是日本经济新闻社与美国战略国际问题研究所(CSIS)合作,于2011年秋启动的政策建议机构。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国内有比较偏右和协调派的观点思潮。比较偏右的观点认为主权最为重要,在主权问题上必须寸步不让,为了岛屿主权不惜牺牲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和广大市场。而协调派则重视中国的重要性和巨大市场,认为钓鱼岛是弹丸之地没有那么重要。日经CSIS立场介于二者之间。日经CSIS向日本政府提出的建议主要有三大支柱。第一,关于钓鱼岛问题,日方不必太敏感地应对中国多次进入日本所主张的领海、领空等行为,应采取“战略性忍耐”冷静对待。第二,经济关系是中日间赖以维系的重要关系。日方应欢迎中国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日本国内有部分意见指出TPP实际上是对中国的经济包围圈。该智库核心成员、东京大学副教授川岛真指出,TPP不应解释为对中国的包围圈,而应是向各国都开放的国际秩序和规则的一环,如果中国愿意参加,日本应明确欢迎中国加入TPP。但川岛真也表示,虽然中日经济关系密切,日本在华投资规模很大,但中国经济存在影子银行、地方债务危机等内在的结构性风险,以及国家和社会不安定、能源环境、不动产泡沫等问题,应从长远出发冷静分析,有必要与中国经济保持适度的“距离感”,以减轻日本在华投资面临的风险。第三,为构建下一代中日友好关系,应培养知日派、知中派,促进下一代人之间的交流;为应对中国政治社会的日益多元化,要加强与中央及地方政府、各部门、利益团体、企业、党政军、媒体等的下一代领导层的交流,充实多样化的交流框架,应大幅扩充在日美间获得成功的“外国青年邀请计划”的日中版,强化多样性的交流架构。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于1959年,由日本前首相吉田茂担任会长,1960年经外务省批准成为财团法人,是日本研究国际问题的核心机关,旨在通过对国际问题的研究为日本外交政策的制定提供建设性意见,立场与外务省的立场保持高度一致。在钓鱼岛问题上,它建议日本政府抓住一切机会,以浅显易懂的方式向国际社会主张,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国际法上“尖阁诸岛”都是日本固有领土,而且日本实际有效地控制着钓鱼岛。因此根本不存在围绕“尖阁诸岛”的主权问题,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主张没有法理依据。建议日本政府提请美方注意,向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进行呼吁,美国政府的政策实际上是默认钓鱼岛作为日本的领土,因此美国不能采取中立的立场。还建议日本政府强化钓鱼岛警备,对海上保安厅的体制及装备进行根本性强化,切实推进现有巡视船的装备计划,扩充大型巡视船并将之配备在重点海区。为防止中国的误判导致局势升级扩大,应该继续确保和强化坚固的日美同盟关系。该所研究员小谷哲男提出,要将钓鱼岛防卫置于整个西南群岛防卫战略的大框架内。目前为了强化西南诸岛的防卫而在与那国岛配备沿岸监视部队、增强潜艇部队及那霸基地战斗机部队、更新宫古岛固定式立体雷达等,都不过是基础防卫能力的延伸,建议日本政府要在西南防御战略中建立陆海空联合部队,实施陆海空联合作战,增强登陆运输能力,联合军演常态化,提高日美共同反应能力,并增建和完善机场、港口等设施。

PHP研究所由松下幸之助创建,是日本著名的政策建议智库之一,长期以来在日本的政策研究领域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所撰写的研究报告,一直是日本政府进行战略制定和政策选择的重要参考。PHP研究所的主任研究员前田宏子2013年8月1日发表题为《如何才能打开日中关系僵局》的研究报告表示:中国目前已经成为日本外交安保政策的最重大课题,日本必须与同盟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合作,努力牵制中国的单独行动。鉴于中国不断向钓鱼岛派遣公务船等行动,显露出与“和平崛起”相矛盾的危险征兆,日本要致力于抑制中国的“挑衅”行动,保卫日本领土。维持和强化日美同盟对于日本安保政策来说极为重要,建议修改集体自卫权的解释,将有限的防卫预算灵活有效地运用在自卫队部署及武器购买上。在推动充实安全保障政策及增强防卫能力的过程中,为了避免被误解为日本加强进攻能力,要向国际社会充分说明日本走和平国家道路的方针没有改变,同时积极推进与印度、澳大利亚、韩国及东盟各国的安保合作。但具体操作时,要考虑到这些国家有各自的对华观点和对华利益,如果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国家拥有与日本一样的“中国威胁”感,反而会弱化对日本政策的支持。与这些国家安保合作的目的是牵制中国的单独行动,而不是封锁中国。如果中国期望与各国协调维护地区稳定,则应表明欢迎中国加入上述安保合作机制。在中日政治关系因钓鱼岛问题持续冰冻状态的情况下,为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东海安定,日中必须进行对话。但改善对华关系不要给人以日本屈从于中国力量的错误印象,应静待两国建设性对话时机的到来。目前迫在眉睫的是,尽量防止日中之间的武力冲突,构建一旦出现冲突时防止冲突升级的危机管理机制。

另一类是军事战略方面的。2012年2月10日,日本防卫省智库防卫研究所发表“以中长期角度分析中国安全战略政策和军事趋向的年度报告”《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11》,主题就是“海洋问题”。这份包括中文、日文、英文三种版本的报告共分为前言、向海洋发展的中国、在东海引起摩擦的中国、挺进海外的中国海军、人民解放军在外交政策上的抬头、结束语6个部分,特别关注中国的海军和海上执法力量(海监、渔政、海巡、海警等)的新动向。报告分析称,中国为确保海上运输线的安全,加强了在南海和东海的活动。尤其在有着丰富天然资源的南海,“中国正强化主张,构建对自己有利的立场”,并在面朝南海的海南岛上配属新型核动力潜水艇,“通过显示海军等实力来宣示主权、主张海洋权益,试图阻止他国的资源开发,构建对本国有利的形势”。中国坚持“防止美国海军介入”靠近中国近海的“拒绝接近战略”,“不仅是为了构建防御能力和实战化,而且还旨在构建能与美国的军事优势相抗衡的海军力量”,以便“将向西太平洋扩张变为可能”。中国根据专属经济区(EEZ)内可限制外国军事力量行动这一自身对国际法的理解,要求美国停止情报收集活动,是中美间“关于法律的纷争”。报告认为,伴随着经济发展,中国正在加强军事力量以确保能源资源供应并与美军抗衡,而且将军事力量转换为外交资源,将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报告强调,中国海军的作战范围随着海军装备的增强,已经超越了第一岛链而扩大到第二岛链,给日本安全带来直接与间接影响。“因为军事力量的增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表态趋于增多,中国外交采取强硬姿态的可能性也增加了”,“如果中国增强在东海的军事力量,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强硬姿态的可能性也会增高”,“这将影响日本的安全”。因此“有必要在日本近海注视中国海军的动向”,要求中方“重返重视对话的协调路线”。报告预测,中国海军在索马里海域开展的打击海盗活动,将被用来提高海军实力,有助于中方建造大型补给舰和今后在海外建基地。 字里行间处处暗含“中国威胁论”的潜台词。防卫研究所直属防卫省,是日本唯一以军事安全问题为专业的官方研究机构,所发表的研究报告直接上报防卫省,经由防卫省内部研讨后形成政策建议提交内阁会议,作为国家安全政策的思想性资源,影响日本政府有关安全问题的决策。该报告用大半篇幅分析海洋问题,极力渲染中国威胁,反映出日本政、军各界强烈的对华警惕感,以及力图在海洋权益上与中国争夺,在地区安全上依靠美国对华遏制的战略倾向和政策偏好。

第三类是公开表明日本国防政策的文件。有每年一本的《防卫白皮书》和五年一修订的《防卫计划大纲》。2011年版《防卫白皮书》增加了“南海动向”一节,首次将中国的南海政策行为单独列项,认为“今后中国海洋活动范围的扩大以及频繁的活动将成为常态”,表现出强烈的警惕感,并强调“有可能给地区及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带来影响”,最终选择的对策是“要在加强日美同盟的基础上,联合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其他国家、特别是东盟各国共同构筑‘对华包围圈’”。2010年12月出台的《防卫计划大纲》也把扩军重点放在海上力量。大纲规定,日本海上自卫队到2015年将新增13艘舰船,其中包括2艘宙斯盾驱逐舰(届时日本将拥有6艘宙斯盾驱逐舰),另外还将新增3艘驱逐舰、5艘潜艇和26架直升机,以加强海上作战能力;为增强反潜作战能力,保护海上航道,防卫省将花费1150亿日元(14亿美元)建造一艘排水量19500吨、航速30节、可搭载14架直升机的反潜驱逐舰,新增4架SH-60K舰载直升机、耗资229亿日元,花费547亿日元建造一艘配备最新反鱼雷系统、排水量2900吨的潜艇;此外还有对通讯系统、预警系统和雷达的完善升级和重点部署,以监控冲绳南部航道;在日本最西南部的与那国岛建立海岸观察站,派驻监视侦察部队,配备先进雷达系统,采购88式反舰导弹系统、更多的运输直升机、灵巧鱼雷和声纳系统。在冲绳以南海域对中国海军的行动加强监视。 2012年4月,利用朝鲜发射火箭之机,日本与美国共同行动,为拦截可能会落到日本境内的朝鲜火箭,向冲绳附近海域派出宙斯盾驱逐舰,紧急部署地区反导弹防御系统,进行了一次实际上针对中国的地区反导弹防御系统的应战演习。8月和9月,日美举行多次联合军事演习,演练夺回被占岛屿和两栖登陆战法,其防范对象针对中国的“假想敌”设定昭然若揭。总之,日本政府在海洋安全问题上依靠美国、拉拢东盟、制约中国的战略意图和政策选项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二、日本与亚太国家的海上安全合作

加强与亚太国家的海洋安全合作是日本海洋战略的重点,包括南海主权声索国、其他东盟国家和区域海洋安全合作机制等三个方面。

日本与菲律宾的海上安全合作

2011年第四季度是野田内阁“繁忙的外交季节”。2011年9月27日,野田首相与到访的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发表以加强南海安全合作为核心内容的联合声明,同意将两国关系提高到“战略伙伴关系”,双方确认“连接世界与亚太的南海极其重要,该海域的和平与稳定是国际社会共同的关注事项”,“拥有确保海上通道安全等共同的战略利益”,强调“航行自由、无阻碍通商、遵守现存国际法及冲突的和平解决符合两国及整个地区的利益”,为此要继续进行两国事务级海上安全保障磋商。“共同拥有自由、民主、基本人权、法治等基本价值观,并作为自由而活跃的市场经济国家共同发展”以共同的“战略利益”和“价值观念”作为支撑和维系双边合作的两大支柱。日菲签署《日菲安全保障合作声明》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日方决定提供数百亿日元贷款和10亿日元无偿资助,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供两艘全长100米、1000吨级的巡逻船和10艘长40米、200吨级的小型巡逻艇,帮助菲海岸警备队提高行动能力。 将日菲海洋安全合作及战略伙伴关系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日菲加强海洋安全合作的战略因素主要是都与中国存在领土主权争议,其双边军事合作、经贸往来、建设战略伙伴关系的现实做法、基本动因、主要影响和未来走向主要有以下内容:

2012年,日本不断利用“军事手段”与菲律宾等国加强军事联系。日菲迅速落实双边海上安全合作的具体安排:将副部级政策协商升格为战略对话,举行第五次日菲外长+防长的“2+2”会议;推进防务交流与合作,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幕僚长(参谋长)与菲海军司令互访、海上自卫队舰队访菲、建立两国海军参谋磋商机制;加强海警合作,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巡逻机将帮助菲训练海岸警备队、提高其作业能力;建立有关南海问题的情报交换体制,达成共享海上情报协议;在菲律宾建立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舰的基地港。国际媒体普遍认为,日菲加强海洋事务合作以应对南中国海问题、目标指向中国的意图不言自明。 按照上述双边海上合作协议,2012年1月,日本第十一管区那霸海上保安总部所属的巡逻机飞抵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国际机场,双方就南海局势交换意见,请菲海岸警卫队队员乘坐海保飞机体验飞行,指导菲方人员收集海上信息以及“警戒监视”。 3月,日本政府正式决定通过政府开发援助(ODA)方式,在2012年度向菲律宾提供包括1000吨级大型巡逻船在内的多艘船舶,协助菲在与中国有分歧的南海海域加强海上控制能力。日本外务省承认,这是自去年日本政府决定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之后,首次向他国提供武器。4月16日,日本自卫队首次参加美菲定期联合军演。5月18日,菲国防部长加斯明宣布:“日本正在提供援助,以(提升)菲律宾的海上能力”,将从日本采购10艘长约40米、排水量200吨的巡逻船,以提高在南海的“领土防卫”能力。菲海岸警卫队司令埃德蒙·陈称,这批巡逻船只将被分配给菲海岸警卫队使用。 加强菲律宾羸弱的海军能力有助于保护日本的海上交通线,能力提高的菲海岸警卫队无疑也将帮助日本在南海监视中国,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处理方式可能暗示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态度。虽然日本明知这些舰艇不可能改变南海的力量平衡,但力图借此唤醒菲律宾的海洋领土意识,提升菲律宾的海军实力,帮助日本实现在中国南海的战略目标,同时希望菲在南中国海部署更多可用的舰艇,使中国海监机构在东海与南海之间分散注意力。菲律宾信息署(PIA)网站5月27日宣布,日本海上自卫队3艘训练舰28日抵达菲律宾进行“友好访问”。 当日出席在马尼拉湾克雷吉多岛举行的会议,29日出席菲海军举行的欢迎仪式,还将访问马尼拉警察局、港口管理局、海关、海岸警卫队和军队。日本军舰此次访菲一是表示支持美菲同盟,显示美日海军的战略一致性,二是意图打造与中国争夺岛屿以及海洋主权的日菲同盟,进一步渗透南海。

日本利用中菲南海争端不断通过“军事手段”与菲律宾加强军事联系,以进一步渗透南海。菲律宾虽极力遮掩,但日本3艘自卫队军舰前往马尼拉“亲善访问”,其目的不言而喻。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日本担心自己在东南亚的地位受到威胁,因此一方面不断加大对东盟国家的援助,另一方面尽可能地淡化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寻求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渠道,影响该地区发展,确立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为实现政治大国奠定基础。同时谋求通过与美国以及东盟各国的海洋安全合作牵制中国。4月7日,菲军方发言人宣布,菲律宾与美国将于4月16日至27日在菲律宾吕宋岛和巴拉望岛以西的南海海域举行第28次“肩并肩”联合军演。军演将分三个阶段进行,旨在加强两国在应对恐怖主义、海盗、走私以及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合作。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表新闻公报说,这次美菲联合军演将首次引入多边参与机制,来自其他东南亚国家的20名代表将列席军演,日本自卫队也派代表参加了模拟指挥演习。日美两国还开始探讨共同使用菲律宾军事训练设施的问题,靠近南中国海的巴拉望岛被认为是“最有利的候选基地”。 在美国积极重返东南亚之际,日本不断强化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其牵制中国、防范中国崛起的意图彰显无遗。

安倍内阁上台后,继续推进与菲律宾的海洋安全合作。日本力图分享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红利,而菲律宾渴求地区联盟加强国防实力,故在东京的战略重组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2013年1月,日本外相与菲律宾外交部长在会谈中表达了对中国的“共同关心”。菲总统阿基诺表示强大的日本可以挑战中国的地区威胁,为平衡中国在亚太的力量,将坚定地支持日本修改和平宪法。2月22日,日菲在马尼拉进行了外交官和海军高层会晤,商讨在中国南海进行军事安全、反海盗、渔业和海洋科学研究等合作问题。日本政府的潜在战略意图是,加强日菲伙伴关系有助于菲将南海问题国际化,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是菲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和主要投资国,将对菲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日菲2012年双边贸易额130亿美元,日资占菲所获15亿美元外资的35%。同时日本扩大对菲政府开发援助(ODA),建设马尼拉地铁和机场等基建项目,还向菲南部棉兰老岛注入ODA资金,帮助阿基诺对抗菲最大的反政府组织“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MILF)”,日本还是监督菲当局与MILF和平谈判的两大组织“国际监督小组”和“国际联络小组”的成员。 总之,日菲双边关系已经从陈词滥调和花言巧语发展到真正的军事经济援助和海洋安全合作,未来走向不可忽视。

中菲在黄岩岛对峙期间,日本政府虽然没有公开选边站,但却在背后积极援助菲律宾。日本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期、地点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海域高调介入的战略意图主要有三点:一是密切配合美国战略重心向亚洲转移,作为美军在亚太地区重新部署的一环,驻菲日本自卫队可以与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遥相呼应”。二是积极拉拢菲律宾等与美国有历史渊源、与中国有利益摩擦的亚洲国家,背靠美国、狐假虎威,形成共同应对中国的多边机制。三是利用地区冲突,扩大在国际问题和地区问题上的发言权、主导权,证明自身的国际存在和影响力。四是通过插手南海争端问题,给中国施加压力、制造麻烦,牵扯和消耗中国的战略资源,在东海和钓鱼岛问题上谋取有力地位和实际利益。菲律宾在南沙群岛问题上与中国存在矛盾,日本则在侵占中国钓鱼岛问题上与中国存在冲突,这是日菲海洋安全合作的主要动因。日本外务省官员就此指出:“日本与菲律宾在安全问题上存在共同利害。”

2013年7月,日本防卫相小野寺五典和菲律宾国防部长加斯明的会谈是日菲两国防长近10年来的首次会晤,讨论的一个重点便是所谓的两国同中国存在的“领土争端”。加斯明表示,日本是菲律宾在防务领域重要的“战略伙伴”,正在准备修改相关法律,将菲军事基地更大程度地向美军和日本自卫队开放。“允许美国军队在菲律宾基地停留更长时间,同时还允许美军将军事设备带入菲境内,以便菲律宾和美国军队今后可以经常举行‘高水平’的联合军事演习。”同样的待遇也适用于日本。小野说,他同加斯明一致认为应该“依据法律和规则”解决有关问题;日菲两国将加强在“防卫偏远岛屿、领海以及保护海洋权益方面的合作”;日军将配合菲律宾军方采取相应行动。菲律宾《询问者报》报道,根据达成的协议,日本海上自卫队和菲律宾海军的高级将领将进行互访;允许日本海上自卫队船只使用菲律宾港口;加强两国军方在人员培训和情报搜集方面的合作;促成两国军方定期举行副部长级高官会晤。日菲两国都认为,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非常重要”,两国将加强合作,帮助美国实现在亚太地区“再平衡”战略。

迄今为止,日本已经与菲律宾开展了具有实质行军事内容的海洋保障合作,除了计划向菲律宾出口海上巡视船之外,还帮助菲律宾海岸警备队重建部队机制,并派出教官培训菲律宾警备队员。日菲在加强双边海洋安全合作的同时,共同参加以美国为首的多国军事演习,建构区域性、制度性的多边安全机制,成为日菲共同战略、利益需求以及安全合作的新内容和新特点。日本政府公然插手南海问题,挑拨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拉拢与中国有领海争端的国家共同对付中国,一方面在东海海域寸利必得、与中国争夺海洋利益,另一方面在南海问题上高调介入,配合美国、拉拢东盟国家,积极参与围堵中国的姿态已经昭然若揭。

2、日本与越南的海上安全合作

2011年10月24日,时任日本防卫相一川保夫与来访的越南国防部部长冯光清在防卫省举行会谈,这是越南国防部长时隔13年之后的首次访日。双方会谈结束后签署并交换了有关强化防卫合作与交流备忘录,特别提到中国在东海、南海的活动“不断扩大”,意在对中国进行联合“反制”。一川称:“签署备忘录具有重要意义,这也将成为日本与东南亚大国越南加强防卫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基石。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深化日越两国的合作。”冯光清表示:“日本与越南成为战略伙伴,这种关系的发展非常重要。”日越还签署了海洋战略安保协议,一致同意在南海问题上采取统一协调的政策,应对中国在南海主权问题上的“强势动作”。双方在会谈中还就制订多国间海洋安保协定的内容等交换意见。 10月31日,越南总理访日期间,日越双方再次确认开展海上安保合作的方针,越南希望日本等地区外国家积极参与解决南海问题。2012年7月14日,日本外相玄叶在河内会见越南外长,表示将帮助越南训练海岸警备人员、增强海岸防御能力。这是中越在南海问题上爆发新的冲突后,日本继续通过援助支持东盟国家与中国对抗的政策,是日本外交抗衡中国之方针的再现。

2013年5月,日越举行首次以海洋安全保障为主要议题的双边协商,日方出席者为外务省、防卫省的审议官级别的官员。日本将越南视为拥有共同利益的战略伙伴,越南也如此看待日本,希望双方共享关于中国动向的情报和分析。越南政府人士表示,将与正在应对中国在尖阁诸岛(即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威胁的日本加强联合与合作。,并期待日本提供巡逻船。越南希望日本海上保安厅提供10艘旧巡逻船。由于日本并没有现成的旧巡逻船可以提供,打算新造巡逻船供给越南。 越南与日本的对话将首次具有建立“对华牵制包围圈”的共同目的,出席者的组成及议题都将与日菲海洋对话类似。日本政府欲借此强化日越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紧密合作,称“要与越南联合对抗中国在南海的维权行动”。日本政府计划用ODA资金援助的方式,向越南出口1000吨以上的高性能海上巡视船,以协助越南加强“在南海的维权力量”。由于日本的ODA资金只能用于非军事项目,因此,日本政府将在本月举行的日越首次海洋安全保障会议上,建议越南政府将其海上警察部队从越南人民军中分离出来,建设为单独的非军事组织,以便实现日本海上巡视船的对越出口。 日本政府要求外国军事机构改变组织结构,在战后日本外交史和安全政策上,都是十分罕见的。这一事态表明日越海洋安全合作的进一步密切,作为充实“有共同利益的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不仅实现双边对话的机制化、制度化,而且级别提高至副部级;更有甚者,日越双方都不再讳言其海洋安全合作的动因和目的,公开宣称希望通过对话密切协商,加强双方战略关系,进一步牵制在东海和南海加强领土主权要求的中国。以中国最为假想对手、以遏制中国为政策目标来加强双边安全合作,不仅是日越关系发展的动因和趋势,也是日本介入南海问题、开展东南亚外交的新重点。

日本与缅柬老泰及文莱等五国的安全合作。

这些国家与中国没有海洋权益纠纷,日本对他们以加强双边关系为重点,具有为整合东盟集团对日立场而“提携后进”的意义。(1)对缅甸经济安全合作并举。对蕴藏巨大商机、战略位置重要的缅甸,安倍继承野田政府恢复日元贷款大力促进日企进军缅甸的经济合作政策,同步推进经济与安全合作。2013年10月,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训练舰首次停靠了仰光港,实现两国防卫人员的交流。两个月后,安倍向吴登盛总统表示:决定为建设缅甸铁路、上下水道和灌溉网等4个项目提供632亿日元贷款,进一步促进“防卫当局之间的合作交流”。日本针对中国早期参与缅甸经济开发的优势,鼓励日本企业“抱团”出击,在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过程中,诱导缅甸进行海上安全合作,加强在缅甸战略要地的存在。同时在政治上支援缅甸的“民主化”。(2)拉拢柬埔寨和老挝。11月16~17日安倍“为防止两国完全倒向中国”,排除异议出访柬、老,分别与两国首脑进行会谈并发布了所谓的共同声明。安倍此行主谈三个议题:1.向两国提出派自卫队支援清除战争时期遗留的地雷和哑弹。两国总理分别对该建议的“重要性”“予以确认”、“共有认识”,均未接受自卫队前去扫雷,柬方同意日本帮助其培养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的人员。2.安倍希望与两国建立“2+2”框架,日柬首脑同意“充分利用两国外交与国防当局间的协商”,促进“支援能力建设”等两国防卫当局之间的合作,日老首脑关于“追求外交与防卫当局的安全保障(PM)对话达成一致”。3.安倍力促在“南海问题”上合作,日柬“希望早日缔结在南海有利于有效解决争端的有实效的行为准则”;日老“希望早日缔结有利于切实保障海上航行自由与安全的行为准则”。安倍的随行者向媒体吹风:“曾经反对在东盟系列会议上提出南海问题的柬埔寨,在两国首脑发表的共同声明中,明确写入早日缔结中国持消极态度的‘行为准则’,是此次外访的最大成果”。媒体闻风而动,共同社说:日柬共同声明的主要内容“被认为是针对扩大海洋活动的中国”。《读卖新闻》断言:安倍承诺向老挝提供90亿日元的贷款,“两国首脑加强合作与中国对抗”。然而,外务省公布的两份“共同声明”皆为自编的“首脑会谈主要成果总结”,不但没有联手抗中的表述,而且证明安倍与两国建立“2+2”框架的目的仍未实现。12月15日安倍再次与柬老总理会谈,向通邢承诺提供约100亿日元贷款用于老挝基础设施建设,力促老挝与日本建立“安全保障对话”框架;对洪森表示新增3个援助项目提供总额138亿日元贷款,双方还签署了3份无偿资金合作文件。过去13年间没有日本首相访问这两个“亲中”的国家,安倍将两国作为遍访东盟十国的最后两站,力争提升安全合作不留死角。此外,安倍还向文莱国王提出加强能源合作与防卫对话的希望,对政局持续动荡的泰国几乎“零”投入。

安倍对柬老缅三国不惜投入巨资促进经济与安全合作,普及“2+2”框架,竭力在各国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中打入楔子,破坏中国地缘政治优势的企图昭然若揭。日本为拉拢利用东盟打造“中国包围网”,将中日东海争议扩大到南海,用经济援助拓展日本经济的发展空间,换取各国支持日本对抗中国,不能不使与中国保持长期友好关系的多数国家提高了警惕。

另外,日本早在2008年10月9日就与印尼签订了《日本与印度尼西亚关于海洋安全保障合作的共同声明》。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2011年11月14日在雅加达与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马蒂会谈,双方就构建多边框架解决南海纷争达成共识,在11月印尼巴厘岛召开的东亚峰会上共同提出该主张。《日本经济新闻》社论特别指出,作为三个与日本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东南亚国家,菲律宾与越南、印尼一样,都是在海洋管辖权问题上与中国存在纠纷的国家。 日本政府的东南亚外交突毫不隐讳开展对外海洋合作,拉拢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南海抗衡、围堵中国的战略意图、政策措施和明确目标。

4、谋划关于南海问题的地区多边机制

日本政府为实施海洋战略,积极强化干预南海问题的力度,在安全、外交两大领域双管齐下。2011年9月28日,日本与东盟10国在东京举行以“地区共同安全保障”为题的第三届副国防部长会谈,就“在中国的南海活动日趋活跃的情况下,加强东盟与日美的合作很重要”达成共识,一致同意更多地利用“东盟+8”国防部长会议和东亚峰会等国际多边框架讨论和解决南海问题。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于10月11日起出访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三国,为野田首相11月访问东南亚与相关国家签署合作协议做准备。其间与东盟秘书长素林在印尼雅加达进行会谈,就11月举行的东亚峰会(EAS)确认了构建一个旨在和平解决海洋纷争的多国框架的相关事宜。 除了拉住美国之外,通过与一些东南亚国家建构一个共同对付中国的多边机制,加强对南中国海问题的介入,是日本东亚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

野田首相在出席东南亚联盟会议时宣布:出资帮助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加强港口建设,提供技术提高南亚国家的船舶制造技术,并与越、菲等东南亚国家一起建立一个有关南海主权问题和保障航行安全自由的协调机构。日本将在东亚峰会上和各国一起提议构筑海洋安全合作多边磋商机制,就海洋安全问题创设由各国高官和专家出席的国际会议,形成解决南海问题的国际性框架性的多边对话机制,并希望写入峰会的首脑宣言。据日本政府人士透露,野田提议的国际会议由东盟、美国、韩国和中国等出席东盟峰会的18个国家组成。日方希望通过这一国际会议的平台建立解决国际争端的框架,牵制在东海和南海活动日益频繁的中国。使2002中国与东盟签署的《南海行动宣言》升格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并就具体的争端进行磋商。试图以多对一,引进外部势力,迫使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被动接受既成的多边机制框架和既定的行为规范。日方还提出“海洋东盟经济走廊”的地缘战略构想,希望得到东南亚国家的支持。实际上,这一“经济走廊”不仅是“环南海经济走廊”,而且是辐射到政治、外交、安全等多个领域的战略走廊,表明了日本全面介入南海问题以确保在南海海域“海洋与航行权益”的基本立场。 这说明,日本海洋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全面介入南中国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争议。2011年11月18日,日本与东盟国家首脑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会议共同宣言的草案内容。草案中提及将促进和平解决南海问题及合作加强海洋安全。早在2003年,日本和东盟国家首脑会议通过的《东京宣言》就为双方合作奠定了基调。此次新宣言增加的重要内容是海洋安全合作,并明确表示出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对抗的姿态。双方认为“连接东盟与日本的海域的和平与稳定对地区繁荣不可或缺”,为实现南海的和平与稳定、确保航行自由,应早日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动规范”;将依据和平解决争端的国际法各项原则,促进和深化日本与东盟在海洋安全领域的合作。会议还通过了“2011至2015年行动计划”,提出在海事机构及海岸警备队的训练、信息共享和能力强化等方面开展合作。 日本与东盟国家首脑会议的共同宣言涉及南海问题,是警惕中国在亚太地区迅速崛起的美国以及与中国存在领土主权之争的日本,希望通过与东盟的合作对维护海洋权益的中国加以遏制。日本媒体因此评论说,鉴于越南已成功地拉拢印度参与南海的油田开发。在东亚峰会(EAS)召开之际,一个“对华包围圈”正在逐渐形成。

从东亚到南太平洋,日本政府针对中国的海洋包围战略不断扩大空间范围。2012年5月25日,由日本主持的“第6届太平洋·岛屿峰会”在冲绳县名护市召开。以往很少受关注的该峰会因为美国的加入而被日本媒体热炒。峰会除讨论气候变化、如何应对自然灾害外,还增加了海洋安全保障议题。野田首相向与会者建议创建各国对抗大规模灾害的保险制度,日本未来两年将提供1500万美元的资金支援,并以日本大地震为共同教训,为太平洋岛国安装能迅速提供海啸警报的设备系统,并邀请300名各国青年参观地震灾区。峰会发表共同宣言,首次提及“尊重各国航行自由”,与美、菲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相近,矛头直指中国。日本以“航行自由”为幌子,承诺未来3年提供5亿美元的援助,利用“经济手段”拉拢太平洋岛国,日本媒体则普遍评价为“意在牵制在海洋上活跃的中国”。《产经新闻》5月27日发表题为“要把太平洋岛国首脑会议的成果用于牵制中国”的社论称,“本届太平洋岛国首脑会议不仅有美国首次参加,还通过了针对在军事、经济和资源领域不断实施海洋扩张的中国的牵制性宣言,这值得高度评价”。 很明显,美国参会和提出海洋问题,反映出日本力图与针对中国的美国新安全保障战略保持一致,加强同太平洋岛国的联系,这既是日本海洋战略的扩大,也具有重大的地缘战略意义。安倍晋三2012年12月上台执政以来,密集展开对东南亚、南亚国家的外交活动,所到之处都反复强调与这些国家的海洋安全合作,围堵中国的战略意图呼之欲出。2013年9月24日,日本外务省召开首次由东南亚及非洲等地区13个海洋国家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目的在于确认太平洋及印度洋海上交通的重要性,会期3天。菲律宾、越南、马六甲海峡沿岸的印尼和马来西亚等位于海上战略要道的国家参会。会议主题为“支援新兴海洋国家能力建设研讨会”,内容包括为确保船舶航行的自由及安全将完善相关法规并加强技术合作等,日本介绍了为提高与会国家的海上保安能力所能提供的支援措施,希望以此强化同这些国家的关系。  提供包括资金、技术和装备的海洋安全合作,构建以应对中国为主要目标和中心任务的海洋安全合作网络,成为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

5、与印度的海上安全合作

与印度的全面合作,是日本政府基于地缘战略的考量,从亚洲的东、西两个方向遏制、围堵中国之战略构想的主要内容。日印两国一直在海洋安全问题上展开密切合作,2004年11月26日《关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的共同声明》、2006年10月13日《日本与印度关于海洋安全保障合作的共同声明》,建立了定期的安保与外交对话机制。对于日本来说,人口众多的印度不仅是巨大的市场,还是与日本没有历史恩怨的国家,更是拥有共同价值观念和战略利益的国家,是日本天然的战略合作伙伴,借助对印外交牵制中国是日本亚洲外交的重点。

近年来,印度与日本在海上安全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2011年10月28日,印度外长克里希纳访问日本,与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举行自2007年以来每年一度的“日印外交部长级战略对话”,并为野田12月访问印度做前期准备。玄叶外相在会谈一开始就强调:“日本与印度要作为战略伙伴在经济、安全等广泛领域加强合作。”如何防止崛起的中国并为此进行防卫交流成为会谈的主要议题,双方一致认为,考虑到中国的海洋活动,有必要在南海地区建立安全规范和行为准则。日本希望通过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合作来促进中国成为一个‘有责任的大国’。”从会谈内容看,日印两国“战略合作” 的新变化在于:焦点话题从经济中心转向经济、军事并重,不仅讨论了缔结核能协定等经济领域合作,也深入讨论了军事合作的方式和内容;11月2日,印度国防部长与日本防卫相举行会谈,话题包括日本海上自卫队与印度海军举行联合训练。2011年12月28--29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访印与印度总理辛格举行会谈,就如何确保印度洋的“航行安全”、扩大两国贸易和投资等问题进行协商,签署了“加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确认了全面广泛的合作关系。野田发表演说时也突出海洋安全问题,宣称:日印两国都是亚洲的海洋国家,海上安全对于两国而言是事关生死的利益,要进一步扩大海上安全领域的合作。在经济合作方面,日本承诺投资45亿美元建设1483公里长的“德里--孟买间产业大动脉”,向印度提供17亿美元的日元贷款;双方签订了15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决心共同努力使日印贸易额从2010年的150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250亿美元;达成了加快签署原子能合作协定的共识。 日印合作进入到一个全面深入发展的新阶段。

2012年是日本与印度建交60周年,日印两国借助这一契机进一步深化经济合作、扩大海上安全合作,印度与日本的“战略接近”通过举行首次双边海上军事演习以及日本参与印美联合海军演习而得到明确体现。2月28日,日印双方为落实上年11月防卫大臣、国防部长会谈和12月日印首脑会谈达成的协议,开始磋商夏季双边联合军事演习事宜。日本防卫省官员明确指出:两国加强军事合作是为了牵制积极进出海洋的中国。 从这一轮日印两国“战略对话”与互相合作的重点可以明显看出,日印战略合作的新变化:一是话题从经济中心转向经济、军事并重,二是以共同的意识形态作为纽带,三是明确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的战略认同。4月27日,日本决定向印度出口水上飞机,以加强印度的海洋监视能力。 这是日本政府2011年决定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允许防卫装备转为民用和出口以后又一次事实上的突破,证明了日印海洋安全合作从文字协议到落实行动的速度和深度。日本海上自卫队6月5日宣布,9日与印度海军在神奈川县附近海域的相模湾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日本海上自卫队幕僚长(海军参谋长)杉本正彦称:“希望此次联合军演有助于维护亚太地区稳定。” 印度海军司令库马尔在记者会上表示,希望通过联合军演加强海军兵力和舰船实际运用方面的合作。双方一致认为确保海上航路安全是两国共同利益。很明显,两国首次举行双边联合军演旨在制约海上活动日益活跃的中国。对于日本来说,人口众多的印度不仅是巨大的市场,而且还是与日本没有历史摩擦的国家,在亚洲国际格局中占有重要战略地位。野田强调指出:“日本和印度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战略利益,在众多的领域实现互补互惠的可能性很大”。《朝日新闻》等日本媒体指出,日本政府拉拢印度共同插手南海问题,与印度强化关系的背景就是中国在经济、军事两方面同时抬头。 对日印战略合作、海洋安全合作以针对中国的潜在动因作出了准确的解读。

2013年1月安倍访问印度,双方达成多项经济援助和安全合作的协议。日印安全合作包括:国防部长年会、副部级国防政策对话、三军参谋长会议、2+2(国防+外交)会谈、部长副部长和局长级的多层次会谈,形成了不同层次的制度性定期对话机制,并在印度总理辛格访日期间共同提出海上安全合作倡议。《日本经济新闻》援引日本外务省官员称,美国将日印扩大安保合作“视为深化日美同盟的一环而表示欢迎”,从确保海上交通线安全及牵制中国的角度出发,美国期待印度行动起来成为南亚的一极。美国的幕后支持更增强了日印背靠美国展开安全合作的信心。日印两国已正式启动局长级海上安全磋商机制,于2013年1月29日举行了首次海洋对话,讨论外交和国防部门如何开展海洋合作,将考虑联合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对立的有关东盟国家共同制定对华战略。日方介绍了日中钓鱼岛争端的情况和日方立场,印方则热心于南海资源开发,对日本先进的海洋科学技术感兴趣,双方对于海洋合作的重心显然存在分歧。但这并不妨碍日本对印外交将以共同战略利益为基础,以经济援助为杠杆,以共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为纽带,以加强海洋安保合作为重心,全面加强战略合作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印近年来都大肆进行海洋扩张,日本企图把“日本海”变成“日本的海”,印度也图谋把“印度洋”变成“印度的洋”,把上述海域变为排他性海域,独占海洋性权益,是日印海洋合作的动因之一。同时日印还分别插手本来与他们无关的“南中国海问题”,试图拉拢更多的外部势力进入南海海域以抗衡中国的巨大影响力,使南海问题“国际化”,纳入多国对话机制框架以制约中国。可见他们并不满足于“日本的海”与“印度的洋”,更要把“日本的海”与“印度的洋”通过南海海域连接起来,在海洋安全理念、海洋权益获取和海洋战略构建等各方面,试图通过海洋包围大陆、围堵中国,在日趋激烈的海洋权益争夺中掌握先机、占据主动。

同时,日印两国都积极与美国展开军事安全合作。美印日三边对话于2011年12月在美国华盛顿启动,2012年4月在日本东京进行第二次对话,10月29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三次对话,会谈之频繁、议题之广泛,极为引人注目。在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的大棋局中,战略核心是美国与多个传统盟友的同盟关系,战略重点是拓展伙伴关系、编织各种“三边安全网络”。在亚太国家国际影响力上升、美国权力资源下降的国际格局中,美国必须依托传统盟友并拓展伙伴关系,通过构筑多结点伙伴关系与制度性安全网络,维系并加强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日本政府非常关注与美国和印度的对话,期待就加强合作以防范海洋活动日渐活跃的中国达成一致,共同牵制中国。 日美印三国海军联合训练机制就是三边安全合作的实现路径之一。2007年4月16日,日本海上自卫队和美、印海军的军舰在太平洋海域进行了联合训练。2012年12月19日,日美印三国在华盛顿就海洋安全问题举行局长级协商,主要议题包括海上航线安全、人道主义救助及反恐。虽然刻意把议题模糊为“有共同利益的地区与全球性问题”,但《华尔街日报》一语挑明:“中国是三方未说出的潜台词”。会谈后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三方会谈增进了三国之间“共享的价值观与利益”,这标志着三国间海洋问题定期协商的制度化对话机制正式形成。俄罗斯媒体指出:日美印三国形成了非同寻常的新三角,力图通过三边平台找到遏制中国的政治外交资源。 2012年,日本海上自卫队将继2007年和2009年两次参加美印系列联合军演之后,第三次参加日美印三国军演。日美印三国还在讨论构建一个层级更高的三边战略对话机制,意图通过举行三边会谈 “增加现有三边关系的价值”,商讨加强三边安全合作的问题。 三国间的安全战略合作通过制度性定期对话机制和定期联合军事演习,正在不断的加强和深化。美日印在亚太的共同利益与目标包括:确保经济增长与繁荣;和平解决争端;确保规则被遵守,以及“政治与经济行为遵循开放模式”。三方认为在西起波斯湾、经由印度洋与马六甲海峡直至中国南海的国际航道上拥有共同利益。在美印日三边关系框架中,美日是传统盟友, “美日确认两国正在加深同印度的战略关系,而发展中的美印、日印关系更加引人注目。美国在敦促日本提升安全能力的同时,也希望印度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伯恩斯2013年2月26日在华盛顿发表讲话时指出,随着世界经济与战略重心的东移,随着印度的经济崛起及其在国际体系中日益增长的影响,美国将印度视为“真正的全球性伙伴”,“美印关系必须成为亚太世纪的基石”。美印日三边对话机制符合印度增加区域内影响力的战略需求和一直以来坚持的“向东看”政策,也符合日本从亚洲西南方面遏制中国的战略图谋。随着美国推进“重返亚太”战略,美印日三国之间的互动日趋频繁,战略合作水平逐步升级,三边对话为美国向其战略合作伙伴深入解释“重返亚太”战略提供平台,海上安全合作日益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尽管目前美印日三边对话级别不高,但随着三方共同利益的逐渐汇合,三边对话的内容将不断充实和扩大,制度化、常态化程度也会有所提升。

从日本政府争夺东海资源和岛屿、介入南海问题、开展安全合作以及“绕行中国”外交的一系列动作来看,日本的海洋战略及亚洲外交的战略意图和政策目标,就是实施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南亚的“南进战略”,在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各个方面,形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网”,并基于这一战略态势展开对中外交。日本以中国为战略对手,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及遏制的政策,不仅将使中日两国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也必将危及东亚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三、对日本海洋战略的分析和解读

1、日本政府发表《海洋基本计划》大纲

2012年12月5日,日本政府召开综合海洋政策总部会议,发表《海洋基本计划》大纲,其海洋战略进一步法制化、制度化、明确化。这份大纲包括7个方面,以“确保海洋安全”和“开展与海洋相关的国际合作”为重点,列举了主导制定海洋秩序相关国际规则的必要性,强调 “为确保日本周边海域、海上交通之路及离岛安全的强化解决措施”等内容,探讨了建立保护日本籍船只免遭海盗袭击的新机制,以及利用人造卫星进行海洋监视等内容。根据《海洋基本计划》,日本政府将在距离中国最近的与那国岛部署自卫队“沿岸监视队”,增强对中国的“警戒监视”力度。《海洋基本计划》于2013年年初启动制定,作为2013年至2017年日本海洋政策的指南,以保证海洋安全和资源,强化海上安保体制,提高应对中国等外国船只的能力。

加强西南方面军力、防范中国,是日本近年来国防政策调整和军力重新配置的重点。日本防卫省在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中就曾明确提出,为应对军力不断增强的中国,将通过一系列措施强化其“西南海域”的“动态防御力”,在“距离中国最近”的与那国岛部署陆上自卫队“沿岸监视队”。2011年11月,野田政府召开说明会,提出强化“日本西南诸岛动态防御力”,首次明确2015年实现在与那国岛部署大约100人规模“沿岸监视部队”的计划,并将相关费用计入2012年度日本预算草案。2013年2月,在日本围绕钓鱼岛问题与中国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安倍内阁正式提出作为今后日本政府海洋政策指导方针的《海洋基本计划》方案,明确写入为守卫“日本领土和领海”,强化对“日本离岛”的“保全警戒体制”,要在与那国岛部署陆上自卫队“沿岸监视部队”。方案明确表示,为“维持海洋秩序”,要“切实推进海上保安厅以及自卫队舰艇、飞机的部署计划,在确保持续性活动的同时,努力确保人员配备工作”。方案要求日本相关部门在未来3年内加强海底稀土等海洋资源蕴藏量的调查工作,努力实现在2018年海底矿产“商业化”的目标,还新增了有关加强“日本专属经济区(EEZ)”法制化管理等内容。

《海洋基本计划》作为一份计划性、纲领性的文件,主要规划未来5年日本海洋发展战略,属于阶段性战略文件,战略意图在于强化海洋综合安保管理体制,维护海洋秩序,确保海上运输安全,打击海上犯罪,确保日本周边海域和海上通道的安全。但值得关注的是,其针对中国的指向性非常明显:一是强调海洋安全保障,其重要考量就是针对钓鱼岛可能发生的不测事态完善国内法,明确提出要对进入“日本领海”的外国政府船只采取行动,所谓“外国政府船只”显然包括中国在钓鱼岛海域维权执法的公务船,此举无疑将增加中日海上摩擦冲突的风险;二是把推进国际协商、保证海洋安全列为战略重点。联系到近年来日本插手南海问题的所作所为,日本很可能以“日本周边海域”、“海上通道航行自由”等模糊概念,搅局南海事务,使南海问题进一步国际化、复杂化。然而,单方面强化国内立法、而不是对话协商来解决与周边邻国的海上争端,不仅无助于中日海洋权益争端的缓解或解决,而且有加剧东亚地区安全危机之虞,从长远看,对日本的海洋安全利益也毫无裨益。

2013年7月,日本与英国签署了交换军事和反恐情报的“情报保护协定”,日本将日英军事合作定位为“仅次于日美同盟关系”的军事安全合作关系。日本认为,英国对于东南亚地区和南中国海的情况有长期深入的了解,日英军事合作有助于获取更多关于中国的情报,有利于遏制中国在南海的活动。日英双方还商定于11月举行联合海上军事演习,并尽快签署双边海上安全合作协议。 显然,日本与老牌海洋大国英国的海上安全合作有着鲜明的战略目的和现实的利益需要,即以中国为假想对手,通过双边或多边的海洋安全合作,无论是空间的扩展,还是内容增加,或是措施的强化,竭力达到遏制中国的海洋战略目标。

毫无疑问,安倍的海洋战略试图推动更多的国家卷入与中国的海洋纠纷。他声称:“南海日益变成北京的内湖,就像是鄂霍次克海之于苏联。这片海域之深,足够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停泊他们的核动力潜艇、发射他们的核弹头,中国最新拥有的航母也足以让邻居们感到害怕。如果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退让,那么南海局势将更加严峻,像日本和韩国这样的贸易国的自由航行将受到严重威胁。美国海军将发现自己难以进入这个区域。” 安倍的海洋战略并不仅仅局限在东南亚,他认为:“当下的东海和南海争端意味着日本的首要外交任务是扩大战略边界。”而“印度是毗邻东海的力量,它的阿曼达和尼科巴群岛坐落在马六甲海峡的西端。马六甲海峡是40%的世界贸易的通路。日本和印度正在建立定期的双边军事对话关系,并开始着手推动包括美国在内的三边会谈。”安倍这样描述其战略构想的空间范围,“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的夏威夷组成了从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维护海洋共同利益的四边形。我做好准备付出最大的努力,在最大限度上发挥日本在这个四边形中的作用。当然,没有什么事比重新构建对美关系更重要的了。在美国重新追求亚洲战略平衡的今天,美国需要日本,正如日本需要美国一样。” 在地缘战略的构图中,这个所谓的“菱形战略”构架,针对的难道不是中国吗?

日本海洋战略的军事对策和作战预想,在实施上大致分为三个程序和步骤:一是使用海上保安厅这一准军事力量打头阵力争控制局面、不使扩大;二是出动自卫队应急反应部队,应对局部中低烈度的武力冲突;三是出动陆海空三军,进行大规模海空一体反登陆作战,确保在冲突失控升级情况下,独立坚持3天以上,等待美军介入和驰援。平时则不断强化和展示日美军事同盟的有效性来威慑和吓阻中方动武并作为以上三个步骤实施的政策支持。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的军事布局为十字轴,纵轴是其“西南防卫”、“周边事态”政策演进的历史积累,横轴是美国“重返亚洲”战略框架下的日美“动态防卫合作”。随着2012年春夏之后钓鱼岛争端的激化,野田内阁特别是安倍内阁执政后,在对华海洋争端问题上加重了武力对峙和军事抗衡的政策取向,大大加快并拓展了针对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装备更新、演习训练和设施营建。具体包括推动日美针对西南的“动态防卫合作”、进一步扩充那霸基地的F15战斗机部队、考虑将下地岛机场转化为军用、在冲绳常驻E-2C和E-767预警机、研究在西南或其他地区部署第二部X波段预警雷达、推动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南》、利用朝鲜“导弹危机”反复演练“爱国者-3”型导弹布防西南诸岛、探讨购置AAV-7水陆两用战车以及引进并部署“鱼鹰”战斗运输机、酝酿成立日本版海军陆战队等。安倍还指示防卫省等有关部门提前修改了2010年版“新防卫计划大纲”和“新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制定整合海空三军力量遂行夺岛作战任务的“综合防卫战略”、研究引进部署美国“全球鹰”侦察机加强对钓鱼岛监控、海上保安厅增建10艘千吨级巡视船、改组那霸海上保安部机构并成立由600人和12艘巡视船组成的“尖阁专属部队”等等。这些举措被日本媒体解读为旨在加强对钓鱼岛的警戒监视以及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日本海洋战略的这些举措虽然未必意味着就是为了要向中国寻衅开战,却无疑大大增加了争端局面的复杂性和危险性,并容易导致擦枪走火的突发事件而使事态升级和失控。

日本海洋战略和安全防卫政策的嬗变动向和演进趋势,对地区战略平衡和中国安全环境来说是一种“负能量效应”。“国防正常化”虽被日本解释为内政问题,但具有特定历史经纬并在右翼思潮和狭隘民族主义指导下“正常化”及其未来走向,却是世人不能不关注和担心的。日本海洋战略和安全防卫政策在国家政治领域,体现为一条推动修宪、摆脱“战后体制”以便为发展军力和对外动武松绑的“正常军事国家”路线:在对外关系领域,则体现为一条推动保守亲美以及加强日美军事同盟、以渲染中国威胁并以“防华”和“制华”为主要目标的“武装崛起”战略。这些政策所带有的越来越多的军事成分,愈来愈明显地以围绕防范和制衡中国而展开,是造成中日安全关系陷入困境的主动性原因。

目前,日本的保守势力、民族主义者正试图利用钓鱼岛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南海上的对峙,挑动公众情绪,进行国内政治动员。安倍在日本政论月刊《文艺春秋》2012年12月号一篇题为《走向新的国家》的文章中指出:“民主党执政三年,与中国、韩国以及俄罗斯的领土问题,是日本外交败北的象征。”因此安倍选择继续在钓鱼岛问题上与中国对抗,他说:“我担心有那么一天,侵入日本领海的中国舰艇的数量会超过日本。到了那时,中国很可能会对外界宣称已经实际控制了有关岛屿。或许并不独自占领,而是退一步要求与日本共同管理,共同开发……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态发生,(日本)有必要以法律手段应对侵犯领海主权的中国船,必须增加防卫预算,利用海上自卫队的旧军舰巡逻。”虽然安倍在文章中也表明不会让局势恶化:“有民主党的某阁僚抹黑我说‘安倍晋三当了首相,中日就会发生战争’。这实在是一个非现实的担忧。别忘了,我第一次执政时首次出访的就是中国。为了崭新的中日关系,我与中国领导人达成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共识……两国有必要坚持这个共识,并且以此作为考量,去解决发生的政治课题。”安倍对“战略互惠关系”一词作出以下注解:“中日之间的老关系是‘友好第一’,即便那不利于日本的国家利益也要维持‘友好’。但我认为友好应该是通往利益的一种手段而非目的。若将本来是手段的东西当成是目的,就是本末倒置。”他说:“中日两国以海为国界,为追求各自的利益,自然会有起冲突的时候。不过,中日两国在经济上有着切不断的依赖关系,日本企业投资中国固然从中获利,但也为中国创造出超过1000万个就业机会。” 言下之意,日本处理中日关系的出发点和归宿首先要考虑和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一旦中日关系的发展与日本的国家利益发生抵触,日本为了维护本国利益不会顾及友好而投鼠忌器,将坚持不让步、不妥协、不友好的强硬对抗立场。在外交理念上把友好与利益对立起来,用二者必取其一的哲学思想和行为方式处理中日关系,体现了传统日本外交“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僵化狭隘的思维方式和作茧自缚的行为模式。这种外交思维和安全理念,不仅缺乏对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潮流以及和平外交的真正认知和理解,也不具备广阔宏大的天下襟怀和高瞻远瞩的国际视野,不仅难以通过灵活的外交政策行为把矛盾、对立转化为协商、互利,也无法用来维护日本的长远国家利益,更不能为世界和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贡献出具有普世意义的公共产品。

2、关于日本海洋战略的分析

综上所述,日本的海洋战略依旧遵循冷战时期的传统地缘政治游戏规则,其“冷战对抗型经济结构”也需要一个外部对立冲突的冷战式国际环境,“冷战式的对抗型思维”将成为日本制定和实施海洋战略的主导性、长期性思维方式,而对抗型思维也就决定了其应对国际局势变化所制定和实施的海洋战略和外交政策,在行为模式上更具冒险性、破坏性、投机性与功利性。

作为一个在历史上曾经熟练地利用东西方力量对比变化,习惯在东西方之间选择战略伙伴的老牌帝国,日本十分清楚和善于利用外部大环境的变化为自身谋取最佳的战略发展契机。岛国生存经验告诉日本,对处在经济停滞、国力下降,却20年来始终难以走出困境的日本来说,美国的战略东移不啻于一次千载难逢的巨大战略机遇。因此日本不仅对美国的重返东亚战略给予了异乎寻常的密切关注和巨大支持,而且还以超过任何一个美国盟国的巨大热情和绵密心思,对美国的东亚战略进行了自我预期式的过度诠释,创造性地发挥着特有的战略想象力和对未来结果必将有利于日本的无限憧憬。被传统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念和冷战式思维所扭曲的安倍政府,给日本走出困境开出的药方是:联合海洋国家,牵制、围堵大陆中国。

随着亚太地区安全结构的演变,日本的海洋战略把南海与东海挂钩,应对中国崛起的安全考量比重日益增加。从地缘政治和安全的角度看,美国将兵力配置后移到关岛一线,而日本前出到中国近海,为美日联盟承担更多的防卫任务,充当了遏制中国的前哨和先锋。日本之所以敢于与中国在海洋问题上积极争夺,跟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密切相关。与东南亚国家相比,日本政府的战略考量更具非限定性、多样性、前瞻性,具有超越海样问题和中日双边关系,兼顾地区安全格局、外交资源配置和长远战略目标的深远意义。日本海洋战略将目标转向亚洲、把重心锁定中国,争夺东海、插手南海,其深远战略意图在于,在地缘战略上从东海、南海以及印度洋等多个方向包抄中国,对中国形成多边制约的机制网络,确保日本在亚太地区新格局和新秩序的建构进程中的优势地位和主导作用。为了实现上述战略目标,日本的对华政策也是多管齐下:鼓吹“中国威胁论”,挑动或介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将区域性历史性的遗留问题多边化、国际化;推行价值观外交,以共同的价值观和战略利益为支柱,构建地区多边机制围堵遏制中国;强化日美同盟关系,为美国承担更多的地区安全责任;与相关国家进行军事演习形成军事安全方面的区域化合作机制,形成对华进行军事威胁和遏制的网络。以前日本介入南海大多是民间企业的经济行为,比如参与石油开采;如今其介入方式已经上升到政府主体、扩展到战略层面,涉及到外交安全和军事援助等各领域。很明显,日本的海洋战略有意形成牵制中国的南海、东海两翼策应之势,制造南海和东海的联动效应,借扩大南海问题的国际影响给中国的海洋政策施加压力,力图将有关南海问题的争议摆上国际论坛,拉拢更多的南海主权声索国壮大声势,让中国的海洋政策陷于以一对多的孤立和被动的局面。

从地缘战略的角度看,日本在海洋拥有的利益可谓生死攸关。日本位于东北亚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北边与俄罗斯在北方四岛的问题上悬而未决;西边跟中朝韩都有历史遗留的领土争议和由日本侵略造成的民族情感问题,与中国在东海还有地缘战略利益矛盾;在东边,日美同盟始终具有美国担心日本强大以后会威胁美国利益、对日本进行制约的“瓶塞”作用。考虑到日本资源匮乏,南海是日本走向世界的必经之地,日本对南海的战略利益需求不言而喻。重大战略需求产生结构性战略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侵略东南亚地区,侵占南海诸岛,正是为了争夺南海,太平岛上至今还留有日本战时修筑的栈道,日本在南海采油也有很长的历史。今天,尽管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日本所处的地缘政治困境及摆脱这种困境的战略企图和实现路径仍未改变。南海连接着有“世界海运咽喉要道”之称的马六甲海峡和可以直通内陆的台湾海峡,这条航线是日本进口中东石油以及日本与东南亚国家、欧洲、西亚与非洲国家贸易往来的必经航线,堪称是支撑日本经济发展的“能源与经贸大动脉”。据中国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显示,南海有含油气构造200多个、油气田180个,潜在石油总储量约为550亿吨,天然气为20万亿立方米,绝对堪称“第二个波斯湾”。早在1978年,日本就与越南就南海海底石油开发进行合作。在越南已经开发的白虎油田、青龙油田、大熊油田、东方油田的勘探开发历程中,几乎都可以看到日本石油企业的身影。南海周边多国既为日本提供大量资源,也充当日本产品消费国的重要角色。因此,日本在南海绝不是“边缘角色”,而是一个隐藏极深的重要角色,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日本介入南海的程度甚至比美国还要深。

从国际关系的理论来看,日本政府的海洋战略有着内在的矛盾和先天的不足。作为海洋岛屿国家,日本的生存仰赖于海外资源的进口,其外交必须能够确保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的顺利运行和海上航行的自由安全;但日本依靠自身力量根本无法保障对国家生存性命攸关的海外贸易和海上航行的安全;因此外交战略的理性选择无非是:既保持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和平稳定,维系地区格局的力量对比均势;也与全球最强大的海上霸主结盟,依靠外部力量保证海上航线的安全。一百多年来,日本的海洋战略基本上选择了后者,20世纪前、后半期,先后与当时全球最强大的海上霸主----英国、美国----结成日英同盟、日美同盟,并在同盟关系的框架内设计、制订和实施海洋战略。冷战期间,日本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海外战争,从朝鲜到越南,从伊拉克到阿富汗,美国主导的战争几乎没有日本不参与的;冷战后,日本全面加强日美同盟关系,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和军事力量配置,强化双方在军事安全方面的通联性和一体化,以政治外交和军事安全方面的广泛合作来平衡和抵消日本在经济贸易方面对亚洲国家的不对称性依赖,在积极配合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名义下,让美国为日本的战略冒险背书,妄图制造中美战略冲突,将东亚战略格局拉回到冷战的对立对抗中(或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半冷战,或演变为一场局部性的热战),让中美在对抗中互相削弱国力,为日本的冷战型经济结构创造得天独厚的国际环境,从而走出长达20多年的发展困境,成为新冷战的最大赢家而再度崛起。如果说,作为海洋岛屿国家与全球最强大的海上霸主结盟是利益所在、势在必行,那么日本政府海洋战略及其外交政策的意识理念、政策方针、策略手法,却恰恰与其维护海上航行安全的战略目标背道而驰。因为日本总是刻意制造海权与陆权的对立,以海洋国家对亚洲大陆边缘的管理控制为前提,以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紧张作为与全球海上霸权国家结盟的条件,以替美国分担安全责任义务和成本为利益交换,依靠盟国的强大海上力量确保地区稳定和海上安全。结果造成了与亚洲大陆国家的关系紧张和对立。这个地缘战略目标与政策策略方针、战略利益考量与外交行为能力的二元背反,构成了日本外交安全政策及海洋战略的两难选择。

因此从长远观点看,日本外交和海洋战略试图通过在钓鱼岛的挑衅和在南海的搅局来升级中日危机,以迫使美国在钓鱼岛主权归属上倾向日本,并加强日美安保同盟防范中国的政策倾向,实行“促美压华”政策方针,在战略上是错误和危险的,对日本国家的根本利益并无裨益。

首先,日本认为美国为了维护在西太平洋最重要的同盟关系,关键时刻会选择支持日本的逻辑是不可靠的。美国一直以来的态度是:在领土归属上不持立场,但同时又提及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这反映了美方既不愿同中国对立,又需要顾及同盟伙伴的复杂心理。对于日本来说,始终因为没有得到美国终极承诺而心存疑虑。中日危机升级恶化,美国就会面临不得不干预的局面。在中日之间美国不可能选择中国,这是日本某些人士的逻辑。但是曾担任奥巴马政府国务院亚洲事务高官的贝达在回忆录中明确写道:“设想中日会为了这些岛屿开战是荒唐的,或者认为美国会被迫卷入同样荒唐。”而且很有可能,美国在危机可能失控之前,就会转向遏制日本从而避免战略摊牌。2012年年末美国邀请中国参加2014年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即表明了奥巴马政府希望进一步加强美中军方合作,防止战略误判的意愿。

实际上,美国需要在亚太地区维护四点战略利益:一,尽最大可能维护贸易开放和航行自由。二,加强同盟军事实力维护地区安全。三,避免因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而引发中美之间的战略误读甚至冲突或战争。四,促进地区稳定,建立规避、管控和解决海洋争端的机制,合作开发海洋资源。由于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存在的分歧,同为地区大国的中美之间的冲突并非不可避免,而最小规模的中美军事冲突也会极大地破坏地区安全与稳定。因此,地区内各国为维持稳定需要减少猜忌、进而规避冲突:一,避免外交冒险政策,停止激化事态的单边行动;二,专注于共同利益,尤其是渔业协定、油气开发和贸易等资源和商业问题;三,扩大安全互信机制(CBMs),包括渔业和商业协定的执行、海洋安全和危机管理,以及人道主义援助和灾难救助(HARD)的双边或多边的合作等。但日本政府有意忽视中美战略利益,故意夸大中美矛盾分歧,试图逼迫美国在中日争端中选边,制造美国力挺日本的战略局面,终将害人害己。

第二,日本忽视美国国内对于中国崛起讨论的多元性,放大美国国内“中国威胁论”将导致战略误判。日本国内知识界和舆论对于“中国威胁”的认知呈一边倒倾向,他们似乎认为美国的对华认知也与日本相同,殊不知这种判断来自一厢情愿的自我期许和有选择的报道。美国国内对于中国崛起的认知是多元的,信奉“中国威胁论”的仅是其中一种。奥巴马政府既高调“重返亚洲”,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也高度重视中美高层互动和战略与经济对话,正好体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多元诉求。美国的亚太战略在如何管控东亚海洋争端、处理一系列重大利益分歧时所考虑的问题也是多元的:一,中国的东海和南海战略是什么?中国日趋强硬的态度是否是中国的一种新战略?新一代领导层是否会采取一种新的方式?是趋于保留上一届政府的强硬方式,还是寻求新的外交途径?二,美国应该如何判断中国的外交行为?是否所有行为都代表一个统一的中央政策?如对待民事执法机构、资源勘探平台、商用渔船是否应该与军舰区分?如果是的话,该如何区分?三,美国在基于不损害地区稳定和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能在多大范围内理解并接纳中国的安全困境、不断上升的影响力和其他利益?美国政府一贯清楚地阐述其战略思考:美国理解中国行使领土主张的权利,但不能以破坏地区稳定为代价,为维护地区安全,美国需要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安全合作,并准备通过一种广泛的军事、外交和经济手段实施"再平衡"战略。美国战略家们在冷战时期的威慑理论,过于夸大了苏联威胁,不仅造成大量战略资源的浪费,也无助于自身安全,美国政府在看待今天中国时不会不吸取这些教训。而战后以来缺乏战略思维训练的日本却很容易情绪化、选择性地用放大镜看美国对华警戒防备,用显微镜看美国对华合作意愿,进一步强化日本已经一边倒的对华负面认知,从而做出错误的战略判断和政策决定。

第三,日本在对外关系上过度依赖美国,回避或拖延制定长远的对华战略,不仅会失去同中国建立长远关系的战略机会,而且可能会失去美国的信赖。日本为了应对所谓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近年来主要采取强化日美同盟、建立自由国家联盟、构筑欧亚“自由繁荣之弧”、“菱形框架”、价值观外交等政策手段,说到底其着眼点都是针对中国,但缺失的正是日本对华外交的长远战略,上述外交政策行为短期内可能会给日本带来某种“安心感”,但日本不可能永远回避如何定位中日关系远景的战略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真正决定日本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恰恰是如何处理与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在中美关系朝着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明确远景目标迈进时,日本政府的消极回避态度只会使自身在急剧变动的大国关系格局中处于孤立境地。

最后,从国际战略的层面分析,所有发生在东海和南海的海洋争端都可以视为地缘战略格局和大国关系结构变化所导致的表象。随着争端各方在战略上重估目标、建构角色、自我定位,各国的外交方式也出现了变化。中国、日本、东亚各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如何演变远比专属经济区的划定或岛屿归属权问题更具深远的战略影响力。因此,有关各国都需要就管控海洋争端制定出一个更具统筹性、包容性的战略,不能让政策声明、外交对话和军事部署各自为政、互相干扰。东海和南海是中国核心利益的关切点,随着美国"再平衡"战略的逐步推进,未来东亚地区的海洋争端将会更加复杂。鉴于日本政府认为,美国“重返亚太”、提出的“海空一体战”新战略,对中国的发展构成强大的制约,有利于强化日本在地缘战略层面上与中国的竞争态势,因此力图在日美同盟体制框架内,作为美国亚太战略的强有力支撑而积极配合,全力遏制中国的海洋进出。在日本众议院大选前夕,日本媒体更是鼓噪:海洋国家战略应成为大选的主要议题,确保海洋的自由与安全事关日本的生死存亡,日本海洋战略的目标是确保周边海域对有所国家的开放性,而不被特定国家所支配,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保障则是日美同盟。可见,所谓“海洋自由与安全”的冠冕堂皇之背后,是日美合作、主宰海洋的真实意图。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完成,随着钓鱼岛争议升温、中日关系趋于紧张,随着日本国内政治的新变动,日本将更为积极地强化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和拉拢与中国有海洋权益争端的国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加大与中国争夺海洋权益的力度和频率。中国的周边海洋战略形势将可能进入一个更为严峻的多事之秋。中国若想要解决东海和南海争端,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同样也需要一个能够统筹协调、妥善处理好周边关系和大国关系的战略,同时必须作好必要的充分的心理、政策和物质等全方位的准备!


注释:

1.入江昭「太平洋の世紀へ」、『国際問題』、No.604(2011年9月)、1-4頁。別所浩郎?伊藤隆敏?神谷万丈?添谷芳秀?山本吉宣「国際情勢の動向と日本外交」、『国際問題』、No.598(2011年1?2月)、17頁。

2.英国《金融时报》网站(TheFinancialTimes)http://www.ft.com/home/uk,2011年10月30日。

3.首相将提出新外交战略"太平洋宪章",《产经新闻》2012年1月17日。

4.首相将提出"野田主义",《每日新闻》2012年3月22日。

5.日本《产经新闻》2013年7月8日。

6.【日】共同社2013年12月17日报道,

7.日本的防卫大纲自1976年首次制定,1995年、2004年和2010年分别进行了修订。1995年及之后的大纲规定坚持专守防卫、不成为军事大国、无核三原则和确保文民统制这4项基本政策,明确表示"建设有节度的防卫力"

8."日本危险的时代错误",【美】《纽约时报》社论2013年12月16日。

9.【英】《泰晤士报》网站2013年12月17日报道,题:日本进行二战以来最大规模军事改革,挑战中国。

10.<安倍首相>「海の日」メッセージで中国をけん制,毎日新聞2013年7月12日。

11.目前还有其他提案,如把职位名称定为"中央司令官"以及设置多名统合幕僚副长并由其中一人兼任统合司令官等。

12.共同社2013年6月21日报道。

13.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2012年6月3日报道。

14.《朝日新闻》12月18日报道,题:安倍政权摆出武力对抗姿态。

15.「自衛隊の尖阁诸岛奪還作戦計画」《産経新聞》2012年5月9日。

16.日本《SAPIO》2012年12月号。

17.http://sankei.jp.msn.com/politics/news/120821/plc12082114250014-n1.htm

18.「初めて日米の尖阁诸岛奪還作戦軍事演習」《産経新聞》2012年8月18日。

19.日本《军事研究》2013年5月号,三鹰聪:自衛隊本土防衛戦-尖閣上空『日中』航空線尖閣諸島領有のため軍事作戦

20.日本《军事研究》2012年12月号,前陆上自卫队少将矢野义昭:2025年中国侵占冲绳的设想。

21.参见,日本《军事研究》2013年8月号,田中三郎:尖閣を脅かす中国新空軍基地「水門」中国福建省の新空軍基地は、東シナ海に進出する日米軍に反撃態勢をとる拠点だ!2013年9月号,三鷹聡:陸自10式戦車vs中国99式戦車の勝敗台湾で激突!日中戦車部隊中国の台湾侵攻に対し、輸送艦「おおすみ」で基隆に逆上陸した陸自機甲部隊!2013年10月号,田中三郎:南シナ海から太平洋、インド洋へ進出!中国独自の空母建造と大型軍港の建設中国海軍の南シナ海、ひいては西大西洋に対する軍事拡張?進出の意図が垣間見る.2013年10月号,軍事情報研究会:新連載「アメリカの対中国戦争」台湾有事&弾道ミサイルの集中攻撃!オキナワ嘉手納基地台湾有事にともなう米中軍事衝突/西太平洋の米軍基地攻撃の主役となる第二砲兵。

22.日本《周刊文春》2013年8月号。转引自:台湾《中国时报》8月8日,题:反制共军,日秘密夺岛军演。

23.日《周刊文春》2013年8月号。转引自:台湾《中国时报》8月8日,题:反制共军,日秘密夺岛军演。

24.日《産経新聞》2013年28月30日。

25.「日米の尖阁诸岛奪還作戦軍事演習を止める」産経新聞2012年10月23日。

26.自衛隊、尖閣に最強エリート部隊投入か,読売新聞2013年11月7日。

27.1人の戦闘力は相当200の歩兵,每日新聞2013年7月8日。

28.美国《时代》周刊2013年6月12日。

29.日《朝日新闻》2013年6月19日报道。

30.「日米の尖阁诸岛奪還作戦軍事演習」《朝日新聞》2013年6月4日。共同社2013年6月4日报道。

31.韩《东亚日报》2013年6月26日报道。

32.参见美国《时代》周刊2012年9月25日,http://www.time.com/time/

33.読売新聞2012年12月31日。

34.日本新闻网2013年6月20日报道。

35.参见,産経新聞、読売新聞等日本媒体2012年2月10日的报道。

36."面对中国扩张主义日本加强海军建设",《防务周刊》2012年4月9日,美国国防部网站(U.S.DepartmentofDefense).

37.参见法新社、德新社2011年9月27日东京电,转引自《参考消息》2011年9月28日。

38.参见2011年9月28日《参考消息》第一版。

39.共同社2012年1月31日东京电。

40.中新社马尼拉5月18日电。

41.太平洋諸島首脳会議の成果を中国にけん制、《産経新聞》2012年5月27日社论。

42.日米はフィリピンの基地の共同利用を検討中国にけん制産経新聞2012年4月24日。

43."亚洲时报"网站《日本菲律宾为利益结盟(JapanandPhilippinesalignstrategicinterests)》,2013年3月14日。

44.法新社马尼拉2013年7月9日电。

45.日本共同社东京2011年10月24日电。

46.日本《产经新闻》2013年4月29日,题:日本与越南加强对华"共斗"。

47.日本新闻网2013年5月8日。

48.「日ミャンマー首脳会談(概要)」、平成25年12月15日、

49.http://www.mofa.go.jp/mofaj/area/page18_000141.html

50.「親中2か国取り込み狙う首相慎重論おさえ歴訪」、『読売新聞』2013年11月18日。

51.「安倍総理大臣のカンボジア及びラオス公式訪問(主な成果)、『日本?カンボジア共同声明(首脳会談の主な成果をまとめたもの)』、『日本?ラオス共同声明(首脳会談の主な成果をまとめたもの)』」、平成25年11月17日、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page3_000542.html

52.「親中2か国取り込み狙う首相、慎重論おさえ歴訪」、『読売新聞』2013年11月18日。

53.共同社东京2013年11月16日电。

54.「中国に対抗、日?ラオス首脳が協力強化で一致」、『読売新聞』2013年11月17日。

55.「ASEAN5カ国首脳らと会談安倍首相インフラ整備支援で合意」、『産経新聞』2013年12月15日。

56.「安全保障対話を創設へ日ラオス首脳会談」、『産経新聞』2013年12月15日。

57.「日カンボジア首脳会談(概要)」、平成25年12月15日、

58.http://www.mofa.go.jp/mofaj/area/page18_000144.html

59.「日?ブルネイ首脳会談(概要)」、平成25年12月13日、

60.http://www.mofa.go.jp/mofaj/area/page22_000791.html

61.「ASEAN5カ国首脳らと会談安倍首相インフラ整備支援で合意」、『産経新聞』2013年12月15日。

62.共同社雅加达2011年10月14日。

63.日本经济新闻社论2011年9月29日。

64.共同社雅加达2011年10月14日电。

65.共同社东京2011年10月4日电。

66.日本共同社东京2011年9月28日电。

67.共同社雅加达2011年11月8日电。

68.共同社雅加达2011年11月8日电。

69.参见,日本《产经新闻》、《读卖新闻年》、时事通讯社、共同社、日本新闻网、富士电视台和英国广播公司(BBC)2012年5月25日的相关报道。

70.共同社东京2013年9月19日电。

71.海洋の安保協力を強化中国に対抗産経新聞2011年12月29日。

72."日印讨论首次联合军事演习",《日本经济新闻》2012年2月29日。

73.日本はインドに水上飛行機を輸出、《日本経済新聞》2012年4月27日。

74.共同社2012年6月5日东京消息。

75.日印指導者中国の要因を考え、朝日新聞2011年12月29日。

76.参见2011年10月30日的《日本经济新闻》、《朝日新闻》的相关报道。

77.共同社2012年10月27日东京电。

78."反对中国的三国联盟?俄罗斯之声电台网站http://chinese.ruvr.ru/about.html,2011年12月21日。

79.http://www.defensenews.com/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2012年6月5日。

80.《印度教徒报》2013年2月27日。

81.参见,産経新聞、読売新聞、日本经济新闻等日本媒体2012年12月5-6日的报道。

82.与那国岛位于琉球群岛八重山群岛中,隶属于日本冲绳县八重山郡。该岛地处琉球本岛西南约5.9公里,距离东京2028公里,但距离中国台湾岛仅有约110公里。据称,在能见度极佳的情况下,在与那国岛上可看到台湾东部山脉。该岛因此成为日本距离中国最近的岛屿。

83.読売新聞2013年3月1日

84.日本新闻网2013年8月25日。

85.安倍晋三:《走向新的国家》,日本《文艺春秋》月刊2012年12月。

86.2013年10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复兴后的日本将在亚洲更具领导地位,并将在亚洲制衡中国。

87.日本の外交政策――海洋国家の戦略は総選挙の主な話題になるべき毎日新聞2012年11月20日。

参考文献:

1、野田佳彦の外交?安保?歴史観  著者 朝日新聞社 出版社 朝日新聞社 発行日 2011年9月2日。

2、野田佳彦が日本を立て直すためにすべきこと 著者 渡辺勉(政治エディター) 出版社 朝日新聞社 発行日2011年9月2日。

3、〈耕論〉松下政経塾の出身者に、政治を任せて大丈夫か  著者 吉田貴文、秋山惣一郎、尾沢智史 出

版社 朝日新聞社 発行日 2011年8月19日。

4、野田佳彦「わが政権構想」月刊誌「文芸春秋」2011年9月号。    

5、田中愛治等著:『2009年、なぜ政権交代だったのか』、株式会社 勁草書房2009年版。

6、野田佳彦「わが政治哲学「この日本に生まれてよかった」と思える国をいかにつくるか」『Voice』、2011年10月号。

7、平成22年度外務省国際問題調査研究?提言事業報告書「将来の国際情勢と日本の外交―20年程度未来のシナリオ?プラニング―」、2011年3月31日、7-22頁。

8、「平成23年度以降に係わる防衛計画の大綱」,日本首相官邸网站,2010年12月。

9、日本防卫省编《平成22年度防卫白皮书》,行政出版社,2010年9月。

10、「外交力を鍛える」,須川清司,日本講談社出版,2008年9月。

11、「問いかけとしての戦後日本と日米関係」,寺島実郎,岩波書店,2010年10月。

12、Normalizing Japan: Politics, Identity and the Evolution of Security Practice, Oros Andrew,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3、安倍晋三:《走向新的国家》,日本《文艺春秋》月刊2012年12月。

14、综合海洋政策本部 海洋管理のための離島の保全?管理のあり方に関する基本方針について,海洋情報のリンク集,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aiyou/

15、海洋基本計画の概要,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aiyou/kihonkeikaku/index.html

16、海洋基本法(平成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法律第三十三号)http://law.e-gov.go.jp/htmldata/H19/H19HO0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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