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的话　

孟繁华

1995的文化合唱已经或即将成为历史。我们不必夸大它的重要性，但我隐隐感到，在未来的时间表上，它仍有被反复谈及的可能，这里的原因大致有二：第一，我们文化论争的传统极其稀薄，自30年代起，文化领域的论争其实都是政治意识形态之争，那里有明确的主流与非主流的话语系统和森严的“等级”关系。论争被政治发动起来，其结果必定以一方宣判另一方而告结束，政治的介入和统摄决定了它权威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然而，1995年的文化论争没有这样的背景。确切地说，它是知识分子内部，因社会发展的转型利弊俱生的现实困扰所引发的一场文化争论。宽松的时代环境使各种观念都得以充分的表达，这里没有设置“裁判所”，亦没有戴黑帽子的“法官”，而参与者免不了的意气用事般的相互“宣判”并不具有威慑性的“镇压”作用，“被宣判者”第二天即可披挂上阵还以牙眼。因此，撤离了严酷的政治意识形态立场的大规模文化论争于我们说来还是第一次。那些在历次斗争中流行的诸如“激进”与“保守”、“左”与“右”等概念变得日渐模糊，并且丧失了它的有效性和影响力。统一的力度或对“权威发言”的期待已不复存在。所有这一切，都预示了新的文化环境的生成，同时，它也预示了时下文化论争的复杂和共识的永久破裂。第二是指这场文化论争内涵的丰富性。论争虽然以“人文精神”、“价值重建”、“理想精神”、“新理想主义”等作为主能指，但它的所指是复杂而多样的：从思想来源上看，它是本土的“忧患意识”与“乐感心态”的冲突；从角色定位看，则是“文化英雄”与“文化白领”的冲突；从价值目标看，它是着眼于理想的乌托邦与认同现实的“辩护士”的冲突；从“知识——权力”的理论模型上考察，它又是一场关于“支配”的冲突；从姿态上看，它隐含的则是社会人格假想与“愉快意识”设定的较量等等。当然，它的丰富性内涵远远超出了这种“二元”冲突的概括。如果从深层文化心理上看，它又与我们的精神传统、文学传统等历史“知识”密切相关。有些问题虽然没有被明确阐明，但显然都被触及到了， 也正因为如此， 1995年的文化论争才格外地触目。但是，如前所述，我们缺乏文化论争的传统，尚不大习惯对“多元”的尊重，专制式的甚至战叫式的檄文文风，仍时常与之遭遇。我们很少有自我反省、自我怀疑的精神和勇气。瞿秋白当年曾反省知识分子的弱点：“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而今天我们常见的却是“每一个见解都是不动摇的”。凡此种种，对这场文化论争的检讨就构成了一种必要，它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促进论争的健康发展，重塑我们的文化传统和心理；同时，由于论争尚未完结，故仍有“回应”之必要。这里刊发的谢冕、洪子诚、李书磊、韩毓海、旷新年和我本人的文章，表达的正是我们各自相同或并不相同的文化立场。

值得纪念的一个事件　

谢冕

近期发生的围绕着文学的人文精神、道德、理想的一系列讨论，其中包括了被称为“二王之争”即涉及以王彬彬和王蒙为中心议题的思想文化论争，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已成为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最值得纪念的一个事件。

之所以说是“最值得纪念的”，是由于这一次范围广泛的讨论，以它不具备任何权力加入或干预的色彩，以它纯粹的民间自发性而成为至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实践中的绝无仅有。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历史的人都会珍惜这样一种民主性的萌芽。这表明文学正在以自行其是的方式表达自身的思考和愿望、不满和焦虑。文学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只听命于自己而不必听命于他人。

也许人们会为这次讨论的随意性、“无章法”、缺乏规范而深感遗憾。毫无疑问，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但问题仅仅在于，这一切对于中国缺乏经验的人们是那么陌生，不论年轻的还是年长的，他们未曾经历的一切已经使他们手足无措、不知如何行事。在他们的经验中，居高临下或出言不逊乃是一种“常态”。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平等使他们一旦行事便是“不平等”；从来没有受到尊重的言论行为一旦自由言论，亦不知如何尊重他人。于是我们看到的当前发生的这一场论争便是这样的场面：有时缺乏礼貌甚而恶语相向，有时缺乏学理而以偏概全，总之，表现为某种素养或仪表的缺憾。

也许，人们还为讨论涉及问题的驳杂和紊乱而头疼，这当然也应归咎于讨论的“无组织”。而这种“无组织”状态正是中国文学曾有而未能实现的梦想，因而一经出现，虽窘态毕露却也不失“奇迹”。当前的中国正是这样，它的一切问题和弊端，都是由于它的这种初始性。

但重要的是，那种基于文学之外的需要而随意役使文学的“统一号令”已经消失。而且，更为令人鼓舞的还在于，即使重复那种驱遣的意图而人们几乎可以做到“忽略”它的存在。最近十余年的事实证明了这点，曾经多次发生过重新指令文学的意愿或行动，往往以未能奏效或未能持久而告终。当然，如同80年代伴随着文学解放而孽生的负面效应曾经损害文学创作的健康那样，当前文艺论争中的欠缺冷静甚至粗暴，以及非学理倾向也损害了论争的声誉。但不论有多少弊端，文学的创作和理论所展现的无拘束状态，依然是当今文学最动人的景观。

中国文学的新时期以对于文化专制主义的清算为发端，自70年代末以至整个80年代充盈着一种批判和创造的激情。这时期的文学的确展开了五四以来的新生面。由此上溯至本世纪20年代，中国新文学不论经历了何种曲折，发生了何等蜕变，但布下新文学种子的那注血脉始终不曾断流——不论人们把这概括为“启蒙”或是“救亡”或是其它什么——总凝聚着文学对于社会和公众的关注和承诺。由于近百年国运多艰，中国作家的这种使命意识便融入了浓重的忧患，还造成了新文学传统的悲凉和感伤的基色。这还仅就新文学传统而言，至于源远流长的古典文学，其中蕴含历代文人的对于社稷生民的咨嗟兴叹，更有无可比拟的动人的丰富。

这种回顾与对比加深了人们对90年代以远文学的异变的印象：作家精神贫乏症的流行引起人们普遍的忧虑。尤为令人不安的是，愈来愈多的作家对此视若无睹或安之若素。文学在更多的场合变成了委琐、庸常、甚而无聊的文字堆积，以及可以无限延续的绕口令或“侃大山”。当前文学由于顺应社会前进的潮流而获得公认的成就，但文学挣脱羁绊之后的放纵，使平面化和无深度倾向得以无节制漫延。这种事实同样引起了范围广泛的关切。这正是上述那些自发的和非组织的论争产生的大背景。

这种论争的引发基于如下的考虑：当文学拥有相当自由的时候，文学同时也拥有了重大缺失的遗憾。面对文学这种水份充足的“疯长”，人们不免生出如下的质疑：在漫无边际的“欲望”之中，是否少了些责任；在即目可见的“俗世”里，是否少了些纯粹；在无处不有的“轻松”中，是否少了些凝重；……总之，当文学不再承诺什么的时候，它最后一抹理想光晕的消失是否正常？文学拥有了一切，而独独拒绝意义和深度，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在这些提问的背后，的确表现出某种焦虑。在价值和观念变得多元的时代，人们几乎对一切都表现出宽容，而独独排拒对于文学来说可能意味着生命的东西，这对文学说来乃是严重的缺失。所以提问的背后表明的只是对受到疏忽的价值观一种自然而然的关切——而这种价值观在中国文人写作中有着屈原以远非常久远的历史——一种关切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理应受到尊重，它与“话语霸权”的重建或指涉无关。

文学的事情虽涉及宽泛，但对文学规律性的体认，置身其中的人最清楚。所以，从根本看，文学的“自负其责”乃是正常的秩序。在以往，局外人对文学指令过多，甚而越俎代疱，这造成了对文学的危害已为人所共识。因此，当前的这种秩序有点紊乱或欹斜的现象，正是获得初步自由的文学行使自身权力的一种有缺陷的姿态。人们因此将格外珍惜这种看来不免幼稚、粗糙，有时还有点情绪化的初始状态。

“人文精神”与文学传统　

洪子诚

今年春天，谢冕先生和我在北大与同行们讨论“当代文学中的理想”，主要是出于对文学现状的某种失望和不满。当时我深切感受到的是，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与批评，“精神性”的因素、力量，越来越薄弱，文学的精神独立性，以及作家对人类、对社会的责任心受到嘲笑，文学写作表现的以人的同情心，对智慧、情趣的健全的关切，被当作是幼稚和可笑，而那些以严肃、真诚的态度对待生活和写作的作家，则显得势单力薄。不过，由于“理想”、“理想主义”的概念及它们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为了避免出现误解，所以我又强调：这个问题的提出，“并不是企图在文学中重新设定一种统一的‘终极价值’，重新宣扬对世界作唯一‘客观阐释’的世界观，以及肯定用单一模式来组织规范所有人的生活、情感的这种狂妄企图”。这个“界定”是十分重要的。我甚至觉得，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对我们这些“道德迷失”和“意义迷失”的现代人设计什么具体的精神出路，或讨论哪一种价值观最为正确和合理，关键在于有没有对这种精神失落的现象表现出一种深切的焦虑和关怀，以及对人的生活与人的自身、包括美、自由、灵性的存在及发展的可能性的探索的积极性。我们不能企望所有从事文学活动的人都抱有这种目的，但至少可以期望有一批在思想与艺术上有较深厚素质的作家，表现出承担这一“使命”的意向。在一个物质、消费欲求迅猛膨胀，社会商品化过程加剧，而人的灵性、情感力量日益萎缩的时代，透过种种暂时性的因素的遮蔽、束缚，寻找灵魂归属的位置，创造生存个体从有限性的生存体制中得到解脱的世界，这样的工作，除了文学、艺术和人文研究之外，还能期望由人类的另外的什么活动方式来承担呢？

对文学与理想以及“人文精神”问题的关心，除了出于对文学现状的反应外，还有另一更重要的缘由，这便是对自身生活状况和心理状态的反省。进入90年代，“知识分子在今天究竟应当做些什么，能够做些什么”的问题，具有一种现实的尖锐性。记得80年代中后期，我们在学校教书的人，常会被学生问到：我们所学的这些（文学理论、文学史、思想史……）究竟有什么用？我们一方面为80年代初绝不会出现这类问题（那时，文学几乎处在社会生活、文化活动的中心位置）而感慨，另方面仍会以自信和自豪的口气宣称：“无用之用，大用也”。我们承认文学不是汉堡包、可口可乐，不是电子游戏机，不是“飘柔二合一”洗发水，在这种“幽默”后面，仍有我们对所从事工作的信心。而到了大家常说的“世纪末”，这种由自信自尊所支持的幽默已难以维持，剩下的是紧张的“悲壮”。更使人感到“悲凉”的是，连“有什么用”的问题，也已不见有许多人提出。我们已真切感觉到脚下土地在漂流，我们对自己的工作所确立的“学术立场”和“道德立场”也产生怀疑和困惑。因而，这并非是一种单纯的对环境的责难。

这种在“知识分子”中产生的剧烈震荡反应，应看作是并不令人意外的现象。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一直处在不断发生的剧烈的变局里，目前也是这一情势之中。有的学者指出，在文化急剧变迁的情况下，“人们似乎淹没于新的经验，脱节于旧有的传统”，他们想知道“他们属于何处，他们是谁，要到何处去”这一系列问题；他们急于与“过去”之间重建有意义的承续，来解除时代的变迁震撼，并在自我之中定住方向（张灏：《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这种思想危机在知识分子那里形成尖锐化的状态，是理所当然的。只要我们生活在这一现实情景之中，就无法对这种社会变迁所产生的“震撼”置身事外。我们目前的困惑、彷徨和探索，目的也都在于重新定位，在于与“过去”重建我们认为可靠的承续的关联。

不过，虽然说这种反应是“并不令人意外的现象”，却也包含着某些“反常”的成份。用“精神溃败”这个短语可能过于激烈，可以改为一个较为“中性”的说法：“反应过度”。反应过度，在80年代本来就是常见的现象。“拨乱反正”、“正本清原”、重大突破、 里程碑、 85年以后才有真正的当代文学、中国现代诗从朦胧诗后开始……这些都是一些实例。但这回，猝不及妨的失措，却是来自“反面”。80年代已被广泛肯定、且似乎已确立了稳固根基的作家“主体意识”、“独立精神”和“文学自觉”，在物质欲求与消费性文化大潮的冲击下，很快就显露出坍塌松驰、溃不成军的颓势。

这种摇摆不定的反应过度，可能有种种复杂的原因，但与我们缺乏（或不够健全）相对独立的“文学传统”与“精神传统”有关。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在我们的“血液”之中，其实并没有可供守护的真实信仰，没有可信的较为稳固的学术立场。我们更多的是权宜的策略，在变局面前的机敏和应对。

在本世纪的中国，文学的独立性问题上始终存在着尖锐的冲突。有两种对立的力量存在着，一种是努力使文学更多摆脱同其他实践活动的原初联系，摆脱其对其他活动的依附地位，另一种力量则要更加强这种联系，并试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新的联系、依附方式。从实际情况看，前者的力量是微弱的，始终处于被压抑、挤迫的位置上。这个问题，人们已有很多谈论；文学成为政治活动、斗争的“附着物”，成为政治宣传、道德教谕的工具这种状况，已受到了足够的批评。

这种状况的构成，其实主要并非由于外部的压力所致，根本原因来自作家、人文学者的世界观。不少研究者指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普遍接受、认同一种也许是经过“误读”的社会进化学说，建立了“科学主义”的世界观。他们认为，科学不仅揭示了自然宇宙的“真相”（“客观规律”），而且也为我们提供关于人生和社会发展的可信图景；政治变革、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不仅是民族国家独立、富强的保证，而且最终也会解决人的道德、生存意义等精神领域的问题。这种认识和立场，当然导致不将精神问题当作相对独立的领域来看待和处理，并看不到物质发展、政治变革与精神建设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我读大学和刚参加工作的5、60年代，那些深切忧虑都市工业文明、 技术革命的“后果”，关心人的现实历史境遇和生存价值的作家，如华滋华斯、济慈、荷尔德林、尼采、艾略特、里尔克等，都被批判为“消极（或颓废）浪漫主义”，批判为“没落”和“反动”。像冯至、曹禺、张天翼这些曾探索过人性问题和精神冲突的作家，都纷纷反省自己不把一切问题归结到阶级和政治的层面。对于鲁迅的《野草》等作品，那时我们完全无法理解，只有宣称是看不出社会“出路”的产物。我们开始肯定一种“乐观主义”的文学。这种文学将物质条件的改善，社会地位的改变当作问题的全部，而在人的精神问题、生存意义的问题上却形成无物的“空洞”。“新时期文学”整个状况虽然发生重要改变，但这种“世界观”，仍在不少作家那里得到延续。在许多著名的“伤痕”、“反思”文学中，我们读到悲惨事件，看到曲折人生，经验了悲欢离合；然而，在表层的不安、痛苦、愤激、寻求之下，却往往是对于安定和“终结”的把握。我将这称为“终结的句号”。这种将社会转折和政治变革看作对精神问题的“化解”力量的思想情感逻辑，一再成为我们文学的主题。在今天，当我们讨论“人文精神”时，一种观点认为，“现代化”、市场经济为中国老百姓摆脱贫困提供发展的机会，这本身便是最大的人文精神——便是上述思想逻辑的延伸。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妨稍稍注意中国本世纪存在的另一思想路线。我们并不一定要同意梁漱溟等对中国社会发展开出的药方，孔子儒学里是否是解决人生意义上的苦恼和“精神无着落”的生路也姑置勿论。但是，看到“现代化”与精神问题的复杂关系，却值得我们重视。作为读者，我们不应该对所有文学家抱同一的过高的期望，不过，一个民族，总应该有那么一批杰出的作家存在。他们在艺术表现力和形式感上的高度自不必说，从思想精神上说，他们是“认识与存在先于生计问题”的人，是关心人的心灵和人类前途的人，在“给定的世界”与所要争取的世界之间，在野蛮的兽性与人性的美之间，在自然冲动与精神向往之间，他们敏锐地感觉其间的界限。这种期待，难道是非份之想吗？

对独立的文学传统与精神传统的讨论，无法迥避的另一问题是文学家、人文学者在动荡的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和角色。我们得承认，在20世纪中国社会中，这位置、角色，常常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给予”和“派定”的。但个人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主动权，况且，个人虽然无法根本抗拒这种“派定”，却有权对这种位置、角色加以“考察”和“反思”，并在一定条件下作出某种调整。

与社会——历史的潮流以及占据中心位置的理论、学说的关系，应该说是作家、人文学者所要最先考虑、处理的问题。在这方面，大致存在这样几种情形。一种是采取充分介入的方式。他们的思虑的焦点，是呼应这主潮，从不同的动机出发，竭力保持其在社会历史运动中的“前沿”位置。另一种是有意识地保持间隔的距离，他们选择一种与社会历史迫切问题并不处于紧密关联的文学立场和学术立场。他们的选择虽然也是特定历史语境的产物，但却表现了将个人的经验和反思做为建设自己立足点的形态。另一种情形，则是在前二者之间的动摇，他们内心有更尖锐的困惑和焦虑。在后者，他们的冲突，首先来自社会行动、政治革命与艺术（学术）的自主权之间的矛盾。

艺术的自主权与政治之间的冲突，在90年代，显然已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或者说，基本上已不再构成矛盾的焦点。但某些有生命力的心理模式，却并未随着矛盾中心的转移而消失。我这里所要说的是那种“潮流化”的行为和“代言人”的心态。

人都是害怕孤独的。只有处在社会主潮之中，充当弄潮儿，充当群体的“代言人”，或讲出社会群体认同的话，才不会受到孤立，他的“价值”也才能得到确认。而这种选择的代价，便往往是对某一中心学说、理论和潮流的服膺和依附，是失去自己的思考、探索的空间和能力。过去的情况就不去说它了，就是在强调“多元化”和“个性”的今天，这种趋“时”附“势”和“代言”心态，也仍然深入我们的骨髓。我们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有朦胧诗，第三代诗，有实验小说，新写实主义，有知青文学、晚生代作家，有新体验、新状态、新历史小说……不管是真是假，我们社会上最富个人性的精神产品，也都以共同特征的“潮流”方式出现。我们似乎很难找到有份量的“流派外分子”或“异端作家”，但也许存在这种作家而没有寻找的兴趣。这是我们的悲哀。现在，连几岁十几岁的孩子，也已学会代表几千、几万、几百万的“少年儿童”，用模式化的“通用”语言一本正经地讲话，更遑论我们这些“见过世面”、“老于世故”的成年人。我相信，这个问题，对于那些想多少保持有自己的思想和声音的作家和学者，是个折磨人的矛盾。因而，当我们回顾现代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学术史时，不仅要注意那些斗士、先驱者的思想业绩，注意“暂时”牺牲了自己的个性和自由去为大众的自由和个性去请命（郭沫若：《文艺家的觉悟》的“勇者”，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那些“落伍者”、“彷徨者”的痛苦和他们的“灰色人生”。他们明白“只有参加革命和反革命”，在社会政治风暴中才能解决自己的惶惑和焦虑，但终于坦白地认识到自己的情调、嗜好、思想、政治和行动，都受自己的出身、生活道路的限制，而选择了还是说自己的话，承认是个“落伍者”的道路（参见朱自清写于1928年的《哪里走？》）。自然，朱自清等的选择远离政治风暴、投入学术研究领域，不见得完全是学术本身魅力的引诱，而大抵是觉得这更适合于他，也使他更能借助“文化”来献身社会。

在今天重提这些事实，对我们至少在两点上有所启发。一是培育、建设有一种相对连续性的文学传统与精神传统，需要社会创造有多种选择的可能性的环境。独立的精神传统，既存在于介入历史风暴，但坚持独立思考的社会批评、社会干预之中，也存在于那些维护自我思想感情独立性而离开时代风暴中心的精神探索者身上。我们最好不要再三重复将介入/逃避、干预/沉默、 知识分子/学者作截然对立的道德价值判断的失误。在仔细辨析我们可值得珍贵的“人文精神”遗产的时候，简单化的标尺并不合适。

另一点是，作家和人文学者也许对自己应持更清醒的态度。说知识分子对社会、对人类的生存状况负有更多的责任，我想并不是过于狂妄的想法。但反过来，他似乎也更应明白自身的局限，他的责任是建立在对自己的弱点有清醒意识之上的。我们的时代，也还需要“文人英雄”，那种为着“精神家园”的理想而碰得头破血流的“理想主义者”，即使在今天也并非就是可以被嘲笑的对象。唐•吉诃德不仅是喜剧形象，而且仍是悲剧形象，但是，承认自己“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只是“小兵小卒”，也不就是应该羞愧的态度。记得“五四”运动70周年的时候，《读书》杂志曾刊登了金克木、甘阳先生的文章。金克木的题目便是“百无一用是书生”。而甘阳则引用了赫尔岑的话，并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来重提胡适当年介绍“易卜生主义”时强调“个人主义”的那些观点：你要救国救人，首先要“救出自己”，挽救在各种压力下已经丧失的个性。“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在知识分子激进思潮占着主流位置的情况下，这种“反激进主义”的思潮，是必要的补充。到了90年代，它渐渐蔚为大观。这种对历史所作的反思，这种“悲观主义”，当然也可能导向对“犬儒主义”、“乡愿作风”的推崇，但也可能成为一副解毒剂，为重新发现“自己”，获得自己的体验、思想和声音创造可能性。“他不过分，他不勉强，他不向自己要自己没有的东西，也从来不想向别人要别人没有的东西。他要自己拿出来的是自己有的东西，不再多，当然也不再少”（李健吾：《三本书》）——这种真实的人生、对社会和自己的诚实态度，我相信是一种独立精神的基本保证。我觉得，在当前这个价值紊乱、意义迷失的时代，最要紧的是人文工作者的这种自我省察的精神，以及对个体的感觉体验、思考、探索的信心。鲁迅的伟大，不仅在于他对中国现实历史、对民族文化传统和心理结构的尖锐剖析，而且还因为他的反讽精神（从哲学意义上），一种对终极意义的理论目标和社会承诺的怀疑精神，以及对自我的解剖和批判。借来别国的火，煮自己的肉——这种严峻而清醒的态度，使他不可能走向平庸的从众媚俗的道路：他的思想、艺术，他发出的声音，只能是“鲁迅”的。

最后，在谈到独立的文学传统与精神传统问题时，还会触及大众文化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艺术”这一概念的范围早就极大扩展了。30年代以后所提倡的“大众化”，其意义是推动了把文学艺术从少数人的圈子中解放出来进入大众生活领域：走出博物馆、音乐厅、文人圈子，进入大众日常生活。但因此也削弱了作家、知识分子探索世界意义、发展艺术创造力的潜力和资格，并模糊、混淆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严肃文学与大众文学在思想艺术形态和功用上的界限。据说我们已生活在“后工业时代”，大众文化的规模和力量，已是一种无须证明的事实。据说，在我国“纯文学”已大举进入书摊，而通俗读物也挂起了“严肃”、“精品”的招牌，商业主义迅速向“纯文学”渗透。有的理论家更有把握的预言：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将会消失。

对这种预言也许可以持怀疑态度。在50到70年代，出于一种政治上的考虑，曾人为地抹煞严肃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其结果是严肃文学失去其精神和艺术探索的崇高与敏锐，大众文学则失去其娱乐性和消遣性特征，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政治力量没有达到的弥合，物质、金钱的力量是否就能达到？只要我们的社会中还有关心感情价值、探索生活意义的人在，这种文学的分野便不可能消失，尽管它们之间确有某种互相渗透。因为“严肃文学”、“大众文学”具有历史性的内涵，在今天，我觉得应该建立起两种不同的评价标准。我们不必去指摘《戏说乾隆》等电视剧对待“历史”不严肃、缺乏思想深度，也不必去谴责流行歌曲《纤夫的爱》是如何歪曲了纤夫的真实生活和感受（如《文论报》上公刘先生的批评文章）。当然，反过来把这首娱乐性的歌曲与《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相提并论其在音乐创造上的开拓性，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严肃文学和大众文学，各有自己的表现内容，各有自己的写作“成规”，也各有自己的功用和目的，因而也各有自己的评价标准。这里不存在通用的准则。从事大众文学创作同样有其不容否认的价值，但如果树立严肃文学的目标，却又想创造一种能作用于社会全体、能为社会大众都接受、钟爱的文学，其结果只能是产生平庸的创作。文学艺术的这种分流，相信是建立、保护文学独立传统的必要环节。这个问题，需要有专门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