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政治学研究中，学习邓小平理论不是单纯的学习问题，而是一个事关全局的政治方向问题。邓小平理论对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具有指导作用。政治学研究学习邓小平理论，应当在把握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前提下，着重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在政治领域的理论。政治学研究在任何社会都是为本社会的政治统治服务的。这就是政治学的研究方向。在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正确方向必须是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当前衡量政治学研究的尺度，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的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国家的独立与统一；二是社会稳定。不论直接或间接地违背这两个根本问题，都是研究方向的不正确。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政治学研究方向|全局性问题
关于学习邓小平理论与政治学研究的关系问题，在当前形势下，实质上是方向性问题，是具有全局性意义的问题。邓小平理论对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具有指导作用。为此，我们应深入学习和领会邓小平理论，以推动政治学理论研究的正确开展。
一、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是事关全局的政治问题
当前我们国家正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新旧体制交替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发展的历史时期，来自国际国内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知识、新矛盾不断涌现，形成纷繁复杂的客观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必然现象。但是，面对这种局面，从全局来看，我们如何认识和解决，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如果不是这样，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那就乱了。正是基于此，党的十五大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提出了邓小平理论的旗帜问题，就是要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最近党中央又特别强调加强邓小平理论学习，其目的还是在于用邓小平理论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用以凝聚全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解决我们面临的复杂矛盾和问题，不断推进我们伟大事业向前发展。因此，从时代发展的视角来看，学习邓小平理论就不是一般的学习问题，而是事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成败的全局性问题，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由此可见，如何认识和对待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意义本身，就是政治学所应研究的重要内容。因为政治学作为一门宏观学科，就是研究以国家政权为核心的、事关全局性问题的政治关系、政治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这就表明，在各行各业、各个学科之中，我们政治学就更需要认真学习和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那么，政治学应当怎样学习邓小平理论呢？我认为，在方法上，最根本的是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在具体内容上，应当在把握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前提下，着重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在政治领域的理论。
邓小平理论并不是一种僵化的模式化理论，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当代中国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版，第279页。）“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版，第152页。）“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版，第143页。）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也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坚持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敢于和善于走自己的路。所以邓小平同志又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版，第143页。）因此，我们今天所讲的学习邓小平理论决不能与二十多年前的“两个凡是”同日而语，也不能用“两个凡是”的态度来对待学习邓小平理论，而是要通过学习邓小平理论树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政治立场和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使命感；树立和培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的科学态度。
邓小平理论就是依靠这种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在正确分析中国国情和把握当今时代特征与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第一次系统地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理论体系的核心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两个根本问题的理论和由此制定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特别是在经济不发达国家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问题。1992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73页。）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如果不能区分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建立的条件与现实社会主义建立的条件的差异，抽象地从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方面来界定社会主义的本质，就必然地导致超阶段地盲目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生产力的发展，“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最明显的结果。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打破了这种单纯从生产关系方面来认识社会主义的传统思维框架，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目的和手段的统一的全新思路，系统而深刻地指明了在落后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规定、基本职能和前进的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突破。传统讲社会主义本质只强调生产关系，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设想，主要是解决生产关系的理论。但是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硬搬这个观点就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了。因为生产关系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生产关系，就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斗争，结果是越斗越穷，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实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解放、发展生产力，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界的斗争，结果是越斗越增加社会主义财富，人民富裕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有了充分的财富，才能为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人与自然斗，就需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这就需要民主、需要政治保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真正实质。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回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73页、203页、281页、240页。）这就明确了计划与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突破了过去总是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陈旧观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商品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体制下，经济关系表现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关系。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求民主与法制，也必然要求有政治保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使社会主义从过去一度离开生产力到紧密联系生产力，注重生产力的发展和解放，把计划和市场都当作是资源配置的手段，当作是生产力的发展和解放的手段；同时又表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西方的市场经济的根本点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并根源于社会主义本质。正是这两个理论，使中国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正确途径，奠定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各项方针政策，特别是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确的基本路线。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主要是看人民群众的消极面，束缚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主要看人民群众的积极方面，需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来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就必须民主，必须要有政治保证。
邓小平正是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保证的视角出发，也就是从社会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如何适应和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视角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在政治领域阐述了一系列的重大理论。其中主要有：（一）社会主义国家本质与职能理论；（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理论；（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四）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理论；（五）社会主义民族与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六）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职能与机构改革理论；（七）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八）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理论；（九）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或政治体制改革）理论；（十）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方法理论；（十一）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国两制”理论；（十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国际政治理论等等。这些理论都是围绕着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而展开的，同时也都是当代我国政治学应当认真学习和深入研究的。我们学习和研究这些理论的目的有两条：一是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服务；二是通过学习和研究，培养观察问题、认识问题的正确观点和方法，提高政治敏感性和政治鉴别力。
二、坚持政治学研究的正确方向
通过第一个问题的阐述，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具体内容上，都无疑地说明了邓小平理论对当代政治学研究的指导作用和意义；而坚持政治学研究的正确方向，同时也是由政治学科本身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所决定的。这样，在当前新形势下，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坚持政治学研究的正确方向，两者就是有机的统一。
我们知道，政治学理论属于社会科学理论的范畴，是人们以一定的观点和方法对以国家政权为核心的各种政治现象和政治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和系统说明。人们所持的观点、方法和社会需要不同，对同样的社会政治关系、政治现象的认识和说明也会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学理论。在有阶级的社会，政治现象主要地表现为与国家政权有关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国家，凡是关系国家政权、国家命运的全局性问题，都是政治现象。因而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无论是有阶级的社会，还是人民掌握政权的社会，各种政治关系的存在与解决都是通过国家政权来实现的，它是“关系全部政治的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42页。）。
国家问题是政治的根本问题，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关于政治学理论的研究，也都是围绕着国家这个中心的，围绕着统治者或领导者如何运用国家政权来对社会进行统治或者对社会进行有效地管理而展开的。在中国古代，各政治思想家、各大派别都是围绕着“治国之道”、“治国平天下”而提出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在西方，柏拉图的政治思想主要地体现在他对“理想国”的研究中，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也大都是对国家制度所作的比较研究，阿奎那的神权政治理论着重论述的是上帝创造并支配世俗国家的绝对性，马基雅维里的“新政治学”第一次真实地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国家统治机制的蓝图。到了近现代，许多著名的政治学家仍然还以国家这一中心来展开对政治学的研究。尤其是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际经济一体化，国际经济政治化、国际政治经济化日趋明显，国家政权如何发挥作用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处于市场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上的国家，都在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研讨本国国家职能的变化、研究国家政权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维护本国的政治统治的巩固与发展。凡此种种，无不充分地说明：任何社会的政治学理论，只要不想推翻他本国的政治统治制度，不管是表现为总结统治经验、维护现存的社会统治和社会管理，还是表现为指责现实统治的缺点和错误，但其目的都是为了使统治者更好地进行统治，都是为现实服务的。学者们不论其主观意志如何，但在客观上都起到了这种作用。因此，为现行社会制度服务，为现实政治服务，这就是政治学研究的方向。在我国，当代政治学理论研究，就是要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一点必须非常明确，如果不明确或者不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就是研究方向的不正确。研究方向不正确所带来的危害，远不只在于理论观点本身的错误，而在于它会引起人们思想的混乱，从而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危及国家的独立与统一。因此，这不是小问题，同样也是具有全局性意义的重大问题。
当前，在我国的政治学研究中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有些人，一听政治学研究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就指责为“左”，或称保守观点，这是不对的。其实“左”是指某些人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个别词句、个别结论来反对邓小平理论，特别是攻击邓小平的“南方讲话”。这种倾向的实质是要走回头路，反对以市场为取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反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提倡政治学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是坚持政治学研究的正确方向，是无可指责的，我们应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另一种倾向就是利用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研究的模式、理论来衡量我国的政治现象与政治发展，特别是用西方民主理论，来攻击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认为如果我们不按照西方民主制度的模式去改，就攻击我们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企图用西方的民主制度来代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因此，如何对待西方政治学理论也是方向问题。西方政治学理论作为人类文化发展的共同成果，我们应当认真地研究它、了解它，并吸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但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生搬硬套是不可取的。所以，对西方政治学理论持一概否定的态度是不对的，但利用它来攻击我国的政治制度也是不允许的，用西方的政治学理论观点来衡量我国的政治发展，是研究方向的错误。
正如邓小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融于他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政治立场和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使命感一样，坚持政治学理论研究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与解放思想、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也是一致的，并不矛盾。由于我国过去长期受到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高度集权体制的影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更束缚了政治学的研究，因此，必须解放思想。同时由于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断涌现新事物、新问题，也要求我们解放思想，对政治学研究来说更是如此，否则就不能适应新的发展形势。但解放思想不等于随便乱讲，或称随便标新立异，它要有个尺度，这个尺度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最主要的是中国国情，对中国国情的正确理解应当是两条：一是我国处于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二是社会主义。正如江泽民指出的：“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的认识和把握。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国情，中国社会主义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初级阶段，这也是国情。必须把社会主义和初级阶段这八个大字统一起来认识和把握。”（注：江泽民：《学习邓小平理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当前有些人讲中国国情时，只讲生产力不发达，而忘掉社会主义这一条，他们写文章作报告，经常沿用西方学者所说的“传统社会”，把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与“传统社会”划等号，这是不合适的。
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最主要的尺度是什么？这个尺度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的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国家的独立与统一；二是社会稳定。
我们政治学研究，不管研究什么问题，都必须有利于这两个根本问题，任何直接或间接地不利于这两个根本问题的观点，都是不可取的。邓小平明确提出，在我国“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73页、203页、281页、240页。）。江泽民在纪念西安事变六十周年讲话中指出：“分裂则衰，统一则兴。”这充分表达了这两个根本问题对中国是何等重要。
实事求是的尺度还有一个问题，即理论是否正确，还有一个时间范畴的问题。正确的理论必须要符合现实的中国国情，就是将来属于正确理论或者在别的国家是正确理论，如果不符合中国现实的国情，也是不正确的。在苏联演变时期，俄罗斯的学者评论戈尔巴乔夫时讲了这样一段话：“戈尔巴乔夫1985年承担起治理我们这个大国的重担，他想医治这个大国，药是好药——公开性、民主化，但病人服用这些药的最小剂量尚且死亡了。”“这是戈尔巴乔夫的过错吗？当然是他的过错。”“是戈尔巴乔夫造成了苏联的混乱，混乱毁灭了这个帝国。他在试图将自由引入国家时，扼杀了国家。他在试图使社会习惯于民主时破坏了这个社会。他在希望在帝国原有的界限内解放帝国时，打破了界限，也摧毁了帝国，也就是苏联。”（注：〔苏〕特列季亚科夫：《谈米哈伊·戈尔巴乔夫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1990年12月24日俄罗斯《独立报》。）这段评论是值得我国政治学研究者深思的。
当代中国政治学是十一届三中会会以后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恢复的。近二十年来，经过学界广大同仁，尤其是老一代政治学家的艰苦努力，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较快，取得了很大成就，日益为社会承认并逐渐受到重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已经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而民主理论是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因此，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理所当然地成为当前政治学研究的主要课题。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但民主是有性质区别的。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版，第168页。）政治制度与民主的性质是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民主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40页。）这一论断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指明了基本方向。首先，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体现民主集中制权力结构的政权组织形式，代表民意的立法权高于行政、司法两权，不仅比实行三权分立权力结构的西方政治制度的民主程度更高，而且效率也更高。试图以西方议会制、总统制取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只能是倒退而不是进步。其次，必须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我国社会主义政权性质决定了代表工人阶级领导权的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核心地位，代表其它阶级、阶层、利益群体的政党、政治组织处于被领导的地位，这是我国的政治总格局，改变这个总格局就改变了政权的民主性质。坚持这个总格局体现在政党制度方面就是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实行西方式的两党制、多党制就会改变社会主义民主的性质。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版，第176页。）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只有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才能把握民主问题研究的正确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