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毅 曲博:汇率制度选择的政治经济分析——三种研究路径比较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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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毅 (进入专栏)   曲博  


内容提要:自从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汇率制度选择一直是学术界和政治决策者关注的重要议题。在过去30多年中,国际政治经济学对汇率制度选择问题进行了富有开创性的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三种重要解释模式,对于我们评估当代国际货币体系、设计地区货币合作安排以及选择本国汇率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汇率制度安排和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国际货币关系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的两大核心问题。一方面,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采取什么样的汇率制度安排,对国际货币体系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从国际货币体系的创建来看,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尤其是霸权国家的汇率制度偏好往往决定性地影响国际货币体系的创建,比如英国霸权下的金本位制和美国霸权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从国际货币体系的组成来看,汇率制度同储备资产性质和对资本流动的控制程度一起构成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内容[1](P67),因此,大国的汇率制度通常是决定国际货币体系性质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从国际货币体系的功能来看,其作用就是要保证国际经济交易的可能性和稳定性,尤其是要保证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实现,而国际货币体系一经创建就会发挥相对独立作用,影响各国尤其是中小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比如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世界上多数国家选择了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因此,对国家汇率制度安排进行研究,也就成为理解国际货币体系性质和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开始关注国际货币关系。这一方面是因为国际货币关系从7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问题,如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以及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各种问题成了各国国内政治议程的重要内容,选择什么样的汇率制度、储备资产、货币政策以及对资本流动的态度等问题都成了国内政治辩论的内容。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国际货币关系的政治经济研究多了起来。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汇率制度选择不仅仅要考量其经济效率,也要考虑汇率制度的政治后果和政治可行性。国际政治经济学对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对于我们评估国际货币体系、设计地区货币方案以及选择本国汇率安排无疑都是有益的。本文试图回答如下两个问题:一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过去30年在汇率制度选择研究上有哪些不同的研究路径,这些不同的研究路径有何优点以及不足;二是这些不同的研究路径对我们理解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以及国际货币体系和地区货币合作机制的设计有何意义。


一、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路径之一:霸权国家的偏好

霸权稳定论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主要强调霸权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决定性作用。霸权稳定论最初就是根据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研究而提出来的。金德尔伯格在分析1929—193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提出国际经济中的霸权和领导者是世界经济保持稳定的基础,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出现就是因为英国霸权的衰落和美国没能及时地承担霸权的责任。[2](P348—349) 在霸权稳定论者看来,霸权是一种状态,霸权国足够强大,并拥有管理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运行规则的能力和意愿[3](P40),就汇率制度选择也是如此,霸权国家的汇率制度偏好确定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汇率制度安排,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其他国家是霸权国汇率制度安排的接受者。因此,无论是英国霸权下的金本位制,还是美国霸权下的双挂钩的固定汇率制,都被看作是分别反映两个霸权国利益的制度安排。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承担世界经济秩序建设领导者的责任,设计一个能防止经济民族主义并且能通过国际合作来保证的自由经济体系。在美国主导下建立起了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控制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维护固定汇率制度的重要国际组织,成员国的汇率变动需要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意。固定汇率制度为国际贸易提供了稳定的交易支付方式,并且同时实行资本控制,这样可以防止缺少资本的欧洲国家资本外流,同时也有利于维持美国在战后的经济地位。在1947年经济危机和苏联的威胁下,又是霸权国家美国弥补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不足,在美国单边管理的基础上建立了美元本位,从而为国际经济提供了流动性和协调。从1947年到1960年,美国有能力也愿意管理国际货币体系。[4](P36—43)[5](P220—244) 这一时期国际货币体系确实是在美国霸权的支持下建立和运转的,美国霸权确定的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控制也就成了当时西方多数国家的政策选择。以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国际经济稳定、国际贸易发展、经济增长和发达国家间的政治合作奠定了基础,并且平稳地运行了25年。[4](P36) 同样在认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时,我们也可以用霸权稳定论来解释,将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理解成美国霸权的衰落。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欧洲和日本经济的发展,美国霸权实力的相对衰落,因此无法维持美元为基础的固定汇率制,从而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

可以看出,霸权稳定论在解释国际货币体系创建上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因为国际货币关系史上的汇率制度变化是同霸权的崛起同步的。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和运行都可以证明霸权对国际货币关系和汇率制度维持的重要性。但是,汇率制度的总体权力结构分析也存在现实和理论上无法解释的问题。

从现实来看,霸权稳定论对国际货币体系变化的某些事件并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货币制度安排、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7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关系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已然成了世界经济中的霸权国家,但是一战后的国际货币制度并不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安排,衰落的英国仍然是国际货币关系的中心。[1](P142—143) 霸权稳定论对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解释也同样存在问题,这部分是由于学者们对70年代以来美国霸权是否衰落存在争论。如果是因为美国霸权的衰落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那么为什么是美国人自己亲手终结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而没有采取挽救措施?如果美国霸权并没有衰落,那么国际货币体系变动的动力何在?70年代以来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货币关系发展同样挑战了霸权稳定论的解释。70年代以后关于浮动汇率制与固定汇率制的争论、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似乎都难以用霸权来解释。

从理论上看,霸权稳定论关注的焦点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创建和解体,强调霸权国家的汇率制度偏好决定国际货币体系安排,但是并没有说明霸权国本身的汇率制度偏好是如何形成的,因此在解释国际货币关系变化时也就缺乏连贯的逻辑。比如,对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国际货币体系基础从固定汇率制转变为浮动汇率制的解释,有的学者认为这是符合霸权国美国的利益,强调开放、自由的金融秩序更能维持美国在国际金融中的霸权地位。[6](P166—167) 但是也有学者强调正是美国的霸权才导致固定汇率无法维持。

现实和理论上的困境使得霸权稳定论对国际货币关系的解释失去了吸引力,学者们开始寻找替代的解释路径,既能解释国际货币体系创建的动力和衰落的根源,也能解释国家汇率制度偏好的形成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国际货币关系合作。受国际关系研究在80年代后期重新关注国内政治的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也开始引入国内政治要素来分析国际货币关系,强调汇率制度安排的经济后果和政治后果,进而讨论国际货币体系的汇率制度安排以及地区货币一体化进展。

随着国际关系研究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自身的发展,近20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国际货币关系和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已经超出了原来的总体权力解释模式——霸权稳定论,开始关注国内要素与国际要素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研究不同单元的政策偏好形成原因。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以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关系发展为依据,从国内/国际、政治/经济的角度对汇率制度选择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两种重要的理论路径:以社会为中心的路径和以制度为中心的路径。


二、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路径之二:国内社会利益集团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相互依赖不断加深,资本流动迅速发展,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日渐形成。70年代世界货币的相互依赖主要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金融机构的全球化,美国国外的银行分支从1965年的13家增加到1974年的125家,资金总额也由91亿美元增加到1250亿美元;金融的全球化同时也是生产全球化的结果,大型跨国公司控制了大量的流动资本,这些资本可以根据利率和预期汇率调整来投资获利;货币相互依赖也是欧洲货币市场发展的结果。[4](P48—53) 从7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的速度和流量都迅速膨胀,在80年代后期,每天外汇的交易量达到了6500亿美元,超过国际贸易量近40倍。[6](P163) 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金融工具的扩展使得金融全球化成为可能并且成为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现象。

在国际货币关系新发展的基础上,学者们提出了汇率制度选择的国内利益集团解释模式。这种解释模式强调汇率制度选择的国内社会基础,将汇率制度安排的根源理解为受汇率影响的不同的国内部门。简单地说,汇率表示的是两国货币的相对价格,因而汇率调节的就是国内和国外商品的相对价格。而国内和国外商品的相对价格是影响国际贸易、金融和投资的重要因素。因此,要理解一国汇率制度选择就必须分析国内不同社会部门的汇率制度偏好。一般而言,固定汇率制度能够保证汇率稳定,从而能够扩展国际贸易和投资,这样国内的出口商和投资者都会倾向采用固定汇率制度。另一方面,采用固定汇率制的成本是政府将失去货币政策自主权,从而不能为了政治目的而改变或者影响汇率高低,因此那些进口竞争部门就失去了政府可能采取保护政策的机会,成为固定汇率制下的潜在损失者。

汇率制度选择会对国内利益集团产生不同的分配性结果,这就会导致实质性的政治冲突。在弗里登(Jeffry Frieden)看来,由于高水平的资本流动,汇率制度的选择会造成得失分明的分配后果,从而导致政治分化。[7](P112) 所以国家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政策偏好在于重要的社会集团和联盟的偏好,这些集团更敏感汇率制度安排对自身福利的影响[8](P201),从而采取游说活动,影响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弗里登认为,不同社会部门因为自身的利益会有不同的汇率制度和汇率定价偏好,而国家的汇率制度就是这些社会部门利益综合的过程或者是博弈的结果。那些面向国内的生产者更愿意采用浮动汇率制度,而面向国际的生产者则愿意采用固定汇率制度;贸易部门的生产者期望本币贬值,而非贸易部门和海外投资者则希望强货币。[9](P261) 弗里登用这种方法来解释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认为在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中,那些投资者和出口商支持地区货币一体化,而进口竞争部门则会因政府失去货币政策自主性而受损,有可能失去竞争力,因而成为地区货币一体化的反对力量。[10]

总之,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强调汇率制度对国内不同部门利益的影响,并据此设定不同国内部门的汇率制度偏好。对国家而言,作为国内利益的代表者会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和政治联盟基础来选择汇率制度安排。这种理论是建立在政策需求的假设基础上,认为统治者是善意的统治者,因此政治家是根据社会集团的偏好来选择汇率制度的。但是,这种解释也存在两个重要的理论上的缺陷。首先,这种社会中心的研究路径暗含了一个假定:出口商和投资者是风险规避的,也就是说汇率波动会增加贸易和投资的风险,而固定汇率则降低了这种风险。正是在这个假设基础上,以弗里登为代表的学者才会认为面向世界市场的厂商和投资者会支持固定汇率制,而进口竞争者会反对固定汇率制。但是风险规避的前提并未得到经验证明,而且有经验表明出口商和投资者在风险规避、风险中立和追逐风险中并无明显差异。其次,汇率制度的分配性后果不同于贸易政策,国家贸易政策是歧视性的,因此针对贸易政策,利益集团是会采取集体行动的。但是汇率制度不同,从汇率制度变化中受益的群体并非小群体,汇率制度改变的收益也非排他性的,因此,社会集团缺少进行集体行动的动力。[11] 批评者针对这些弱点,直接强调汇率政策制定者们为了自身利益而产生的政策偏好,他们从选举制度入手,强调政治家以及政党所偏好的政治制度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


三、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路径之三:国内政治制度

对于汇率制度,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关注的角度是不同的。经济学家关注的是汇率体系的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后果,而政治学家则更对作为干预经济手段的汇率政策感兴趣。[12](P103) 对以社会为中心研究路径持批判态度的学者,关注的是作为政策决策者的政治家或政党对汇率制度的偏好。从国内制度角度研究汇率制度选择的学者一般接受以下基本假设:政治家或政党都是理性行为体,其行动的基本原则就是效用最大化,政治家或政党为了能够持续执政或夺取政权,在民主制度中他们的基本目标就是赢得选举;同样利益集团和选民也是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参与投票,他们会选择最能体现自己利益的政治家或政党;政策选择是不同偏好的行为体的互动的结果,没有预先设定的最优政策;政治过程是开放的,决策过程是分享的,国际经济政策的形成是国内政治妥协的过程;强调不同政策之间的替代性和机会成本。

对政府而言,实行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对政治家或执政党赢得选举有不同的意义。固定汇率制可以提供稳定的贸易环境,降低汇率的不确定性和降低跨国界的交易成本。浮动汇率制的收益就在于政治家可以应用货币政策干预经济,从而为选举和执政党创造有利的宏观经济成绩。政府对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的选择问题就转变成了在固定汇率、透明货币政策与自主的货币政策之间的选择。政府选择的依据就在于是否有利于赢得选举。使用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的成本收益同国家的选举制度密切相关,多数选举制和比例代表制同汇率制度之间的选择有明显的因果关系。有学者认为实行多数选举制的国家倾向固定汇率制;而比例代表制的国家倾向浮动汇率制。这是因为,从政权更替的角度来考虑,多数选举制一般是会产生一党主导的政府,所以因选举产生不同政府的可能性很高,为了保证政策的稳定和透明,因此各政党更愿意放弃货币政策自主性而采用固定汇率制。而在比例代表制下政权更迭的可能不是很大,而且即使政权更迭,一般也会产生联合政府,在政治制衡方面能够保证。既然执政党与在野党都能影响货币政策,所以在比例选举制度下,政府倾向采用浮动汇率制。[13]

也有学者从政府能力的角度来解释多数选举制的国家更倾向采用固定汇率制。在他们看来,实行固定汇率制是需要必要的市场监管和执行保证汇率稳定的政策的政府能力,只有权力集中的政府才能执行这样的任务。而多数选举制度容易产生单一政党执政的政府,这样的政府能够保持稳定和长期执政,从而有能力保证并维持固定汇率制度。而比例选举制一般会产生联合政府,在政策协调和政府维持固定汇率制方面存在困难,一般愿意采用浮动汇率制度。[14] 但是伯恩哈德(William Bernhard)与莱博朗(David Leblang)从政治过程的角度,对汇率制度与国内政治制度的关系提出了相反的解释。[15] 在他们看来,从制度特征来解释政策选择是不够的,必须要关注现实政治过程中政治家和政党的政策偏好,因为最终的政策输出是执政党和政治家做出的。在他们提出的解释模型中,基本行为体是政治家和执政党,政治家和执政党的基本目标就是赢得选举,维持政权。他们认为固定汇率制的机会成本是自由的货币政策,然后选取选举制度和议会结构作为解释变量,来分析执政党是否愿意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决定汇率制度的选择。

以制度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关注的是国内制度制约下行为体的政策偏好,通过研究关于选举的政治制度结构的不同来分析政策选择过程和结果。这种方法更多的借鉴了政治学和比较政治的研究方法,这是将国内政治重新引入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发展。但是,这种相对新颖的研究路径也存在着一些理论上的难题。首先,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工具在不同体制的国家内是不同的。有的政府习惯使用财政政策工具,而有的政府倾向于货币政策工具,因此实行多数选举制的国家可能由于习惯使用财政政策而选择固定汇率制,选举制度同汇率制度的因果联系相对脆弱。其次,这种解释路径主要关注工业化相对发达的民主国家,而在解释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上缺少研究。


四、汇率制度选择研究的政策意义及其启示

国际政治经济学明确了汇率制度选择不仅是经济判断的结果,更是国内政治过程(政党政治)或国内社会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这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国际货币关系研究的重要贡献,放宽了以往以国家为中心的假设,加深了我们对汇率制度选择复杂性的认识。我们可以将过去30年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里对汇率制度选择的三种不同理论模式简略地总结如下:

霸权性质、国内政治制度以及社会利益群体对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三种解释方法虽各有长短,但为我们重新认识和评估当代国际货币体系本质、设计地区货币合作计划以及选择本国汇率制度拓宽了研究思路。

就国际货币体系而言,国际货币体系选择什么样的汇率制度基础,确定什么样的改革方向,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按照国际经济学标准教科书的观点,固定汇率制保证下的长期的稳定汇率水平有助于人们建立稳定的预期,为贸易和投资者提供判断基础,从而能够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稳定扩展。而浮动汇率制的优点主要有三:货币政策自主性、改变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不对称性以及浮动汇率具有自动稳定器的功能。[16](P540) 固定汇率制的好处是二战后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从30年代金融危机中得出的经验,而浮动汇率制度的优点则是其信奉者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中得到的启发。国内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批评往往强调国际货币体系反映金融大国利益而忽视发展中国家的权益,认为浮动汇率制是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这种批评确实是切中了国际货币体系的要害,但是根据这种观点提出的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方案往往流于空泛。国际政治经济学对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拓宽了我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本质和改革的认识。首先,西方国家主张浮动汇率制不仅是因其信奉自由经济,更是因为汇率制度、贸易和国际收支平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浮动汇率制下,汇率变动是通过市场来完成的,如果政府存在贸易逆差而希望通过本币贬值来平衡国际收支,在标准的浮动汇率制下则不需要政府间的协调,贸易逆差会自动导致本币贬值。但是固定汇率制则不同,本币贬值就成了双边关系问题。因此对于存在巨大贸易逆差的美国主张采取浮动汇率制是可以理解的。其次,国际货币体系的汇率制度确实是需要国内政治支持的,尤其是主要经济大国的国内政治支持。因此,讨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必须关注主要金融大国的国内利益集团或政治家的汇率制度偏好。

就20世纪90年代不断兴起的地区货币合作而言,国际政治经济学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分析同样也对我们设计地区货币合作方案具有启发意义。经济学主要从最优货币联盟理论分析地区货币合作,比如对东亚货币联盟成本收益的分析。[17][18] 经济学的分析暗含了一个困难的假设:如果一种方法是有效率的并且能够促进福利增长,那么国家就会选择这样的政策。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告诉我们,地区货币制度安排必须是政治上可行的,要既能够保证参与国有效地管理经济,同时也要能够促进支持地区货币一体化的国内社会力量的壮大。就地区货币合作安排的设计和执行,国际政治经济学都提供了新的智慧,比如如果希望推动地区货币一体化进程,那么一种有效的方法就是壮大那些将在地区货币一体化中受益的团体,或是实行有利于这些团体的经济政策,或者是改变政治制度让这些团体能够更好地参与到国家关于地区货币合作的决策中。

最后,尽管目前国际学术界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政治经济分析主要集中于工业化程度相对高的西方民主国家,但在某种意义上也为我们分析当代发展中国家选择何种汇率制度提供了参考。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强调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制度的选择要根据本国国情、符合本国利益,但在根据什么样的国情以及什么样的国家利益问题上,学者们往往争论不休,并无实质性的成果。以上国际政治经济学基于发达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一国汇率制度选择尤其要注意两个方面。第一,汇率制度变化要能够兼顾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汇率制度同政策工具有效性是紧密联系的,固定汇率制下财政政策能够促进经济扩张,货币政策无效;而浮动汇率制下,货币政策能够促进经济扩张,财政政策无效。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增长是政治稳定的重要条件,而国家往往又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动者,因此,保证国家能够有效地掌握一定的政策工具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是重要的。如果汇率制度安排损害了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可能短期内会出现经济波动和社会不稳定。第二,政府的汇率制度选择要符合本国产业状况,如果出口部门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那么政府就有必要采取固定汇率制或者促进地区货币合作。

[收稿日期]2006—08—0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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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长春)2006年第5期 第59-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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