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毅:超越“吉尔平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1990年代以来IPE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34 次 更新时间:2015-06-03 09:23

进入专题: IPE国家与市场   利益与制度   霸权衰退   全球化   中国  

王正毅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际政治经济学(IPE)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无论是其核心议题还是其研究方法,都出现了重大的方向性转变,都更加专业化。本文通过对IPE在国际学术界和国内学术界发展的全面评估,意在回答如下三个核心问题:20世纪70—80年代“吉尔平式”的IPE在研究议题、研究方法以及知识谱系上有何特征;90年代以来,在“第二代IPE学者”的努力下,IPE在研究议题、知识谱系以及分析方法上出现了哪些重大学术转向;IPE在中国学术界所取得的成就以及面临的挑战。


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IPE)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和欧洲。在过去30多年里,从最初作为一门课程,到成为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IPE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有些大学,IPE的发展甚至到了超越政治学系和国际关系系的地步。① 本文力图对IPE过去30多年在西方学术界以及中国学术界的进展作出一个总结性的评估,以期回答如下三个问题:20世纪70—80年代的IPE发展的特点是什么?90年代中期以来的IPE有何重大学术转向?如何评估IPE在中国的发展?


一、“霸权衰退”与IPE范式的确定(1970—1980年代)

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于对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体系内发生的几件大事的反思:一是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二是尼克松冲击以及由此引发的国际货币体系从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的转变;三是美国霸权的衰退;四是欧洲区域合作的初步成功。对这些重大事件进行反思的学者既有来自政治学界的,也有来自经济学界的,虽然他们的学术背景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所关注的研究议题以及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却有许多共同之处。正是这些研究议题和研究方法框定了IPE在20世纪70—80年代的理论范式。

就研究议题而言,按照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教授的总结,这一时期的学者们主要关心如下五个核心命题,以此向20世纪60—70年代的国际关系研究提出挑战:②

(1)在经济要素日益重要的情况下,军事力量是否仍然有用?事实上,基欧汉和奈的《权力与相互依存》主要就是回答这一问题的。与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主张权力政治的核心是军事这一命题不同的是,基欧汉和奈认为复合相互依存具有三个特征: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问题之间没有等级之分以及军事力量起次要作用。③ 在复合相互依存下,军事力量并不总是被当作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的手段。比如,在联盟以及与敌对集团的政治、军事关系上,军事力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解决盟国之间在经济问题上的分歧时,军事力量可能是毫无作用的。④

(2)美国的霸权是否在衰退?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1973)与苏珊·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1988)。前者对英国在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英国不愿也不能发挥霸权作用是导致当时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依此类推,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萧条也反映出美国霸权正在衰退;⑤ 而后者则认为,世界市场中存在着权力结构,这种权力结构决定了各个国家的实力,由于美国仍然在世界权力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所以美国的霸权并没有衰退。⑥

(3)为什么在国内政治结构和国际主张上非常相同的发达国家,对待相同的石油危机却做出了非常不同的反应?这个问题激发了学者们对国内政治利益的研究,而且主要集中在对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国内政治利益的研究。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彼得·卡赞斯坦的《国内和国际力量与对外经济政策战略》(1977),卡赞斯坦以六个发达国家(美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和日本)为案例,提出了研究对外经济政策的两点主张:一是从国家(官僚政治系统)和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研究对外经济政策,以此克服只基于美国经验的国内官僚政治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二是在研究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外经济政策时,将国际力量和国内政治结构(包括统治联盟和政策网络)结合起来,以此克服单独运用两种方法固有的局限性。⑦ 这种方法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寻求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关联性的研究路径奠定了基础。⑧

(4)为什么欠发达国家一定是处于边缘区,并在经济上处于依附地位?这方面出现了著名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的“不等价交换”模型,该模型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一个体系之中,这个体系就是起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核心—边缘(依附理论)或核心—半边缘—边缘(世界体系论)的经济结构,这种结构之所以能得以持续,主要是由于核心和边缘存在着一种“不等价交换”关系,所以,处于边缘区的国家只能依附核心区进行发展。⑨

(5)70年代的经济危机是否意味着,诸如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以及国际能源机构(IEA)这些国际制度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提高了?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成果是史蒂芬·克拉斯纳的《国际机制》(1983)和R.维农的《主权困境》(1971)。前者虽然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但同时看到了国际机制对国家的影响,认为国际机制本身并不总是随着国家的衰退而消失,有时,国家已经衰退了,而由衰退的国家制定的机制仍然在起作用。克拉斯纳认为,国际机制有四种反馈作用,即:机制可以影响评估利益的要素;机制可以改变利益本身;机制可以变为权力的一个来源;机制可以改变国家权力的能力。这样,国家主义综合了自由主义对机制的重视以及传统的现实主义对国家的重视,在理论上前进了一步。⑩ 后者则假设,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中,经济力量占据主导地位,跨国公司以及国际或者区域制度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民族国家经济已经日益融入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之中,这使得民族国家很难脱离世界经济网络,一旦脱离,民族国家将在经济效率、社会福利或国内生活方面付出高昂的代价。只有通过贸易、金融联系以及对外直接投资,才能维持民族国家经济的增长或发展。(11)

就研究路径而言,我们可以发现,这一阶段IPE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寻求“国际经济关系中政治(国家)和经济(市场)的相互关联性”,至于依据何种路径(政治学的、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的还是其他)来研究“国际经济关系中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联性”,则是IPE创立以来一直在争论的问题。如果依据研究路径来看这些争论,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归纳为两类(12):

一类是“单一的历史社会科学”。在IPE中,依据这种路径比较成型的流派,当推以劳尔·普雷维什和多斯·桑托斯为代表的“依附理论”和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13) 当然也包括以罗伯特·考克斯为代表的“批判学派”。(14) 这种路径暗含的逻辑是:政治和经济本来是一个领域,同时存在于单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历史和结构”之中。这种方法主要从社会经济历史的角度探讨已经形成的历史的结构和过程,并且假定在这种历史过程中,政治和经济是“一个领域”,不是“两个不同的逻辑”。

另一类就是寻求“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state-market linkages),这种路径暗含的逻辑是,政治(政治学)和经济(经济学)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因此,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主要是寻求“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我曾将其概括为“政治和经济的关联矩阵”。这一路径假设政治和经济是两个不同的要素,IPE或政治经济学就是寻求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联性。在IPE中,这种方法是作为主流方法出现的,即为我们所熟悉的“理性主义”,其中比较成熟的理论包括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国家主义理论、联盟经济等。我们可以用图表来说明(表1)。

就学术意识形态而言,与继承19世纪以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密切相关,在IPE中也形成了三大学术意识形态,即现实主义(国家主义、霸权稳定论)、自由主义(相互依存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15)

这样,“国家(政治)与市场(经济)的相互关联性”成为20世纪70—80年代IPE构造理论范式时所关注的核心议题。政治学家罗伯特·吉尔平和苏珊·斯特兰奇以此为基础,分别在20世纪80年代(1987年、1988年)的教科书中对IPE进行了总结,(16) 由此框定了IPE的基本理论范式、研究议题和学术意识形态。后来的莉莎·马丁(Lisa Martin)将其概括为“吉尔平式”(Gilpin’s typology)的国际政治经济学。(17) 我个人却宁愿将这一时期(1970—1980年代)的IPE学者称为“第一代IPE学者”,这些学者的共同特征为:(1)他们并没有经过IPE的训练,其学术背景或为政治学(如美国的罗伯特·吉尔平、史蒂芬·克拉斯纳、罗伯特·基欧汉、彼得·卡赞斯坦,英国的苏珊·斯特兰奇),或为经济学(如美国的里查德·库珀、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或为历史学(加拿大的罗伯特·考克斯),或为社会学(如美国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2)他们在各自供职的大学里主持IPE研究项目,或类似于IPE的项目,讲授IPE方面的课程,培养IPE方面的博士生。我们可以将这一时期的IPE称为IPE发展的早期阶段。

这里的问题是:以吉尔平为代表的“第一代IPE学者”所奠定的IPE有哪些主要特征?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面临哪些挑战?后来的学者在哪些方面继承了第一代学者所奠定的框架?又如何克服和超越第一代学者所面临的挑战?

在我看来,其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以国家和市场的相互关联性为核心。在这一点上,似乎这一时期所有的IPE学者达成了共识。但在政治和经济的具体关联性上,侧重点又各有不同。概括起来,大致形成了如下三种研究路径:一是吉尔平的“国家权力分析法”。吉尔平式的国家—市场关联性的核心在于“国家”,他的基本假设是国家是单一的、理性的,国家的作用在于影响和改变财富的分配和分布,进而改变和影响权力的分配和分布;(18) 二是斯特兰奇的“权力结构论”。斯特兰奇式的国家—市场关联性的核心在于“世界市场”,她的基本假设是世界市场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结构,可概括为四个领域的权力结构,即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以及知识结构,(19) 国家在这四个领域中所拥有的权力不同,决定了国家的财富和实力的差异;三是彼得·卡赞斯坦和罗伯特·基欧汉的“国家—社会联系论”,我将其称为“中间路径”。这种路径力图打破国家是单一的、自治的假设。(20) 所不同的是,彼得·卡赞斯坦关注的是国内政治结构和社会的联系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而罗伯特·基欧汉则关注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多渠道)联系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议事日程。(21)

(2)与国际关系理论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关联。在20世纪70—80年代,当学者们讨论IPE的研究议题以及方法时,主要是力图借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并在国际关系领域内进行讨论,因而主要任务在于确定研究范式,借用莉莎·马丁的话来说就是所谓的“范式之争”。(22) 因而,在这一时期,IPE的理论范式主要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理论自身的发展密切相关。

IPE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关联性在于,IPE主要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知识谱系中寻求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23) 图1给出了IPE中比较盛行的关于IPE与政治经济学的关联。

说明:这一框架表示如下关系:实线表示直接影响,虚线表示间接影响;总体上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基本上是相反的理论(-),两种情况混合存在(+/-)或(+/-)。

资料来源:Thomas J.Biersteker,“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Twentieth-century Context and Discontinuities”,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4.no.1,1993,转引自王正毅、张岩贵:《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第19页。

而IPE与国际关系的关联性则主要在于,尽管IPE的早期研究与经济学家密切关联,但IPE的真正产生却与国际关系学者的努力分不开。由于IPE的兴起与“美国霸权衰退”相关联,尽管在20世纪70—80年代出现了学术界所说的“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两次论战”,(24) 但由于其时国际关系主要为现实主义所主导,所以,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理论在IPE中相对盛行,无论是美国的吉尔平,还是英国的斯特兰奇,都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25)(参见表2)

资料来源:Stefano Guzzini,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The Continuing Story of a Death Foretold,London:Routledge,1998,p.198,转引自王正毅、张岩贵:《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第599页。

(3)以霸权和国际制度的论争为主线。从60年代末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开始,一批学者开始从经济联系的角度挑战现实主义。从一般理论上来讲,这一时期主要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争论(所谓的“两次论战”),而就具体的研究纲领而言,则集中体现为霸权稳定论和国际制度研究的相互竞争。自由主义从新功能地区一体化理论(50—60年代)、相互依存理论(70年代)到新自由制度主义(80年代),其核心就是力图证明世界政治并不如现实主义设想的那样悲观,国际制度能够促进国家间合作。而以吉尔平、克拉斯纳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者,则强调只有将国际经济关系放在国家权力框架内才能得到理解。因而,霸权稳定论就成了现实主义者辩驳自由主义的重要研究纲领。这一时期的IPE研究始终围绕着全球市场和民族国家的关系展开,其基本假设是,全球市场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一方主张全球市场的发育或侵蚀国家主权(26)、或决定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27) 另一方则坚持民族国家(特别是霸权国家)能够有效地控制市场力量。(28) 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哪种将占主导地位,而不是研究世界市场和民族国家是如何互动的。

(4)初步形成了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共同体。尽管在这一时期,学者们关于何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如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存在很大争论,但一个关于IPE的学术共同体已经初步形成。这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国际问题研究联合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之下设立国际政治经济学分会(IPE Section),并且从1985年起出版《国际政治经济学年刊》(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Yearbook);(29) 第二,不但在《国际组织》杂志以及《世界政治》杂志发表IPE的文章,而且在英国还出现了专门以“国际政治经济学”冠名的杂志《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第三,学者们在IPE的核心研究议题(国际贸易(30)、国际金融和货币(31)、跨国投资(32)、发展(33))方面趋于一致,并在大学里开始培养博士生,进行专业训练,这些博士生今天已经成为研究IPE的主要力量,其博士论文已经成为IPE的重要文献。(34)


二、全球化与IPE的转向(1990年代—)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们受到两个现实的挑战:一个是冷战的结束,另一个则是全球化的深入与拓展。对于冷战的结束,学者们为现实主义未能很好地作出预言而感到不满,并开始对现实主义关于“国家是单一、自治的”假设进行修正;(35) 而全球化进程中行为体的多样性则进一步促使学者们对现实主义的层次分析法提出质疑。(36) 这样,利益与制度成为IPE关注的主题。

如果说IPE在20世纪70—80年代关注的是美国霸权衰退背景下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之间的对立关系,那么,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与扩展,IPE则关注的是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是如何相互作用的。(37) 与“第一代IPE学者”吉尔平以及斯特兰奇“单一、自治的国家”的假设不同,“第二代IPE学者”(38) 则假设,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既不是单一的,也不是自治的。在这种逻辑的推导下,第二代学者将第一代学者的前提假设加以扩大,即IPE主要研究如下两种关系:(1)国家和社会力量的关系;(2)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39)《国际组织》杂志主编莉莎·马丁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修改为利益和制度的关系,并将利益与制度的相互作用、国内政治和国际力量的相互作用概括为“2×2”模式。(40)

90年代中期以来,IPE在第二代学者们的不断努力下,无论是研究议题还是研究方法,都更加专业化。(41) 与20世纪70—80年代的发展相比,IPE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发展特征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1)以利益和制度为核心。(42) 利益和制度其实并不是两个新概念,在第一代学者那里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90年代以来研究的不同就在于将原来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制度的研究核心扩展了,其中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和国内政治制度安排成为研究的重要方面。与第一代学者主要立足于“国家是单一的”这一假设不同,第二代学者则将国家放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寻求国内和国际的关联性。他们在日益成熟的IPE学科内,加强对经济学工具的自觉运用,用经济学原理分析和界定利益与偏好的形成,同时将西方民主国家日渐完善的政治学分析工具扩展应用于对其他地区的研究中,由此形成了四个系列的核心议题(43):

关于国家的研究 与70—80年代“国家中心主义”“单一的”国家的假设不同,90年代以来自由贸易在全球的拓展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加速,导致与国家相关联的研究发生了两个方向性的改变:一是将国家理解为汇聚国内政治利益偏好(个人的、行业的或者利益集团的)的制度框架,强调国内政治利益偏好如何影响国家之间的合作。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是利用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提出的双层博弈分析框架,(44) 强调理解国内政治过程在认识国际关系中的作用。(45) 在这一路径下,多数学者把国家看作是国内社会力量和国际力量的中介,重点分析国内利益、制度以及信息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贸易政策、金融政策和汇率政策)以及国际层面的谈判与合作;(46) 另一个是讨论经济全球化是否改变以及如何改变一个国家的利益偏好以及制度调整。(47) 有些学者甚至提出“开放经济政治”(Open Economy Politics)的概念,主张从厂商、产业部门或者生产要素所有者的角度来理解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选择,突破了以往“单一国家行为体”的假设,为深入研究国家的偏好和利益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微观基础。(48)

关于地区主义研究 20世纪60—70年代的“地区主义”研究主要关注地区组织对推进地区相关国家之间的合作以及地区和平所起的作用,与此不同,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欧洲区域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单一货币的实施以及共同防务和立法的提出)以及亚洲区域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东盟成员国的扩展以及基于“东盟方式”建立的一系列地区机制),(49) 地区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问题上:一是民族国家主权的“让渡”问题;二是非国家要素的跨国流动在地区合作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50) 三是地区主义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诸如FTA是加强WTO还是削弱WTO?(51)

关于经济发展不平等的研究 20世纪70—80年代,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将经济发展不平等主要归之于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结构(核心与边缘、北方与南方),并认为“不等价交换”是经济发展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但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以及昔日“边缘地区”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在IPE领域产生了两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一是全球化是否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构本身的变化?如果有变化,有哪些变化?二是那些经济得到飞速发展的国家(如在亚洲),是由于进行了国内政策的调整,还是接受了国际经济组织既有的规范?那些经济没有得到发展的国家(如在非洲)是否由于没有进行政策调整?

关于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的研究 在20世纪70—80年代,IPE也研究国际制度,但此类研究大都建立在一个逻辑假设上,即美国霸权是推动国际合作以及国际制度建立的主要动力,所以,学者们关心的问题是:如果美国霸权衰退,国际合作是否仍然可能?如果可能,国际制度的作用何在?(52) 进入90年代,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冷战的结束以及相应国家(前苏联、东欧国家以及中国)的经济改革和转型,IPE关于全球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核心问题:一是推动全球化的基本动力是什么?是技术变革和创新吗?如果是,为什么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人们接受技术变革和创新存在很大的差异?二是非国家因素,包括公司、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运动如何改变全球治理的方式?三是进入全球化进程并推动全球化的国家是如何进行政策调整的?

(2)与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和经济学相关联。如果说20世纪70—80年代的IPE主要与国际关系以及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关联,那么,90年代中期以后,第二代学者在对“2×2模式”(利益与制度、国内与国际)获得共识的基础上,主要吸收了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和经济学的成果。海伦·米尔纳曾简明扼要地图示了这种关系(图2)。(53)

这里,需要我们加以分析的是,在过去十多年间,IPE在建立独立学科的同时,与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学以及经济学的相互关联性究竟表现在哪里?

IPE与国际关系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全球化的兴起,在国际关系领域,自由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颇为盛行,并由此出现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第四次论战”。与此相关联,IPE也深受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影响,并形成了IPE的两种方法。(54) 作为一种分析方法,IPE中的制度主义主要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尤其是规则(rules)在框定个体行为方面所起的作用;而建构主义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在IPE中主要体现在强调规范(norms)和价值(value)并不独立于行为体的利益之外,规范和价值本身就构成了身份(identity),因而也就成为利益(interest)。

IPE与比较政治 20世纪70—80年代,IPE主要集中探讨国际体系中相同的问题,因为一般都假设相同的国际力量可以导致相同的国家行为,因而IPE与比较政治的关联性不大,但进入90年代,学者们发现,即使相同的国际力量也可能导致不同的国家行为,因此,比较相关国家国内政治制度及其社会基础的共同性以及差异性,便成为IPE学者努力的方向之一。这也是新一代IPE学者主张“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相关联的主要原因。(55) 比较政治对IPE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使用“Large-N”方法进行案例研究;(56) 二是打开“国家”这个“黑匣子”、尤其是研究经济合作组织(OECD)国家之外的国家其国内政治的多样性。(57) 这两点为IPE提供了大量的案例。(58)

IPE与经济学 如果说20世纪70—80年代IPE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关联,主要是解决IPE的理论研究范式,以此寻求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联性,突破当时国际关系研究中“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的二分法,借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传统来解释当时国际体系中出现的新问题,那么,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IPE在问题领域研究的进展,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国际经济问题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对于理解国际事务的重要性。新古典经济学对IPE的影响主要是方法论上的,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理性选择方法(59) 和博弈论(60) 在IPE研究中的重要性。理性选择作为一种分析方法,主要是探讨单个行为体如何根据其偏好进行利益最大化,在IPE中这种方法主要应用在贸易领域以及合作问题上;而博弈论则强调在做出选择时考虑对方的选择,双方的选择不是在信息完全或者对称的情况下进行的,在IPE中它主要应用于强调国际和国内力量互动进程中的偏好、信息不对称以及决策的时序问题。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第二代学者提出的战略选择方法,据此研究国家间互动如何影响选择和战略。在这里,行为体的选择不仅反映出其偏好和约束条件,也必须考虑其他行为体的决策过程,这样就彻底打破了现实主义的层次分析法。(61) 另一方面则是借鉴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来加强国内利益集团的研究,主要有两大类模型:一个是通过选举来决定经济政策的模型,另一个是不同利益集团游说导致的政治决策模型。(62)

(3)进一步突出和完善理性主义的分析方法。90年代中期以后,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辩论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面对建构主义的挑战和批评,理性主义也开始了新的自我完善,修正理论前提和分析框架,而理性主义的这种进展在IPE研究中是最为明显的。在理性主义框架内,新一代学者开始采用系统化和数学化的方法来证明基本命题和假设,并且就如何推动IPE研究基本上形成了一些共识,比如吸收新古典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理论的成果,采用理性选择和比较方法以及将美国政治、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重新综合等。更为重要的是,新一代学者不仅在分析框架上达成了共识,而且在如下三个具体研究议题上也达成了共识:依据社会集团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来确定其政策偏好;研究国内制度和利益的综合方式;讨论国际层次的国家间互动。(63)


三、IPE在中国的发展:成就与挑战

相对于IPE在西方学术界的发展,IPE进入中国学术界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的事情。首先是盛行于欧美学术界的、IPE的两本导论性著作——苏珊·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和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被中译出版,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的袁明教授1991年组织了“面向21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国际学术会议,中国人民大学的宋新宁教授组织了为期五年的“中美关系国际研讨班”,时任南开大学教授的王正毅组织了为期四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亚太区域化”国际合作项目,这些国际学术活动,不仅邀请了国际学术界的IPE领军学者前来参加,而且也吸引了一大批国内的学者参与其中。到90年代中期,在教育部审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国际政治经济学”被列为国际政治专业和外交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及至世纪之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宋新宁教授和陈岳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樊勇明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王正毅教授、朱文莉副教授分别推出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国际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重要著作。所有这些,对于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及学术研究无疑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进入新世纪以后,有三件事尤可称道,它们标志着IPE在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第一,专业制度化。2002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进行了专业学科调整,率先在国内建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本科专业,并获得了硕士学位授予权,设立了博士和博士后研究方向,为这门学科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制度化基础。现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课程,几乎出现在所有大学的政治学系的课程目录中。

第二,原版教材的影印出版。从2003年开始,北京大学出版社为了推动国际关系学科在中国的深入发展,决定引进一批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原版国际关系教材及专著直接影印出版,涉及IPE的主要有三本,其中由哈佛大学政府系弗里登(Jeffry A.Frieden)教授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莱克(David A.Lake)教授选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审视全球权力与财富》(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的出版,对于中国学生了解IPE在美国一流大学的教学内容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专题实证研究在加强。如果说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主要还停留在介绍国外研究成果的阶段,那么,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IPE研究已经逐渐深入,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从原来的一般理论争论开始转向专题实证研究;(64) 第二,除了原来的核心议题贸易、投资、货币以外,在能源、转型、经济安全、全球化与区域化等研究领域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第三,寻求国际政治经济与中国国家利益的内在关联性,并开始在国际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65)

在肯定既有成就的同时,我们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专业训练比较薄弱。尽管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专业设置上隶属于政治学,但必要的经济学训练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给国际政治经济学下个定义,我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国际体系中的经济要素(包括资本、技术、劳动力以及信息)的跨国流动对国际体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内部政治结构和过程的影响,反之亦然。这样自然可以将IPE的研究议题分为三类:一类是全球层面的问题,包括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国际贸易体系、跨国生产(跨国直接投资)、国际环境、国际秩序(资本主义体系)以及全球化;一类是区域层面的问题,包括区域化(诸如欧洲区域化、亚洲区域化等)、国家联盟经济;一类是国家层面的问题,包括发展问题、转型问题、国家竞争力问题等。依照这种定义,IPE的研究自然涉及三种关联性:一是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联性;一是国内要素和国际要素的相互关联性;一是国家和社会的相互关联性。(66)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和“研究议题”,要求我们具备起码的经济学知识基础。这也是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以来IPE与经济学相关联的一个主要原因。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博弈论的基础,如何理解一个国家的对外决策过程,又如何理解联盟经济;也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社会经济史的基础,如何理解世界经济中的制度建设。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的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等政治学训练中加强经济学基础的一个主要原因。

分析性研究工具掌握不足。在IPE过去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学者也做了大量工作,但与西方学术界的研究相比,总体上是描述性的研究多于分析性的研究。这集中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中国学者在讨论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联性时,喜欢用“经济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经济化”这样的语言,至于政治如何经济化以及经济化的程度如何,或者经济如何政治化以及政治化的程度如何,却很少有比较像样的成果。导致这种研究倾向的关键原因在于,当学者们寻求经济的政治原因或者政治的经济原因,没有相应的分析工具将其变成一个内在变量,结果自然局限于表面寻求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而实际上在研究过程中,政治和经济仍然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变量。第二,对于分析性的工具或者研究路径掌握不够。比如,在我国政治学学科的训练过程中,多数学生不能很好地掌握回归分析这种工具,至于双层博弈,也主要是经济学学生们的专利。这种分析工具的欠缺,使得中国的学者们在进行案例研究时,通常只会运用描述性语言。当然,这并不是说,分析性工具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因为现实中的某些变量,诸如制度是很难量化的,但大多数变量还是可以量化的。

与中国关联性的研究较少。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政治经济中,没有哪个事件可以与如下两者相提并论:一是冷战结束,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直接进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二是中国实行改革和开放政策,并最终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两大事件使相关国家成为“转型国家”,然而,即使是在国际学术界,对“转型”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刚刚开始。与大量关注欧洲和美国(特别是OECD国家)的经验相比较,真正关注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并进行科学研究的工作真是少而又少。究其根源,主要是由于学者们担心中国的经验研究是否具有知识的普世性。其实,在国际学术界,这种从个体的经验出发创造出普世性知识的例子比比皆是,“当19世纪的德国远落后于英国时,两位德国的思想家成为知识的生产者,李斯特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当20世纪50年代拉丁美洲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时,普雷维什和桑托斯提出著名的‘依附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范围内兴起区域化的大潮中,东南亚国家提出与众不同的‘东盟方式’”。(67)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是否有这种学术意识。否则,我们会一直在一种“两难境地”中徘徊:或担心自己落后而成为西方知识的消费者,或担心失去自己而强调“本土化”和“特殊性”。

学术共同体远未形成。尽管IPE进入中国学术界已经十多年了,学者们也逐渐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但由于我们在知识谱系、研究议题、研究方法上远未形成某种共识,所以,与西方学术界相比,中国学术界还没有形成一个有关IPE的知识共同体。

保持已有的成就,面对挑战,绝非哪个个人或者某所大学独立所能完成,这需要我们国际关系学界作为一个知识共同体的共同努力,惟有这样,国际政治经济学才能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注释:

①关于IPE在美国和英国大学的发展状况,可以参阅:R.Denemark and R.O' Brien," Contesting the Canon: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t UK and US Universiti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4,no.1,1997,pp.214—238。

②海伦·米尔纳教授在她那篇被广泛引用的论文中以“问题解决”方式总结了这一阶段IPE的研究议题。见Helen Milner," Reflections o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Michael Brecher and Frank P.Harvey,eds.,Millenni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pp.623—636。

③罗伯特·基欧汉:《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1页。

④王正毅、张岩贵:《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和现实经验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3页。

⑤〔美〕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48—369页。

⑥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2—273页。

⑦Peter J.Katzenste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Structures: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the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0,no.1,Winter 1976,pp.1—45.转引自王正毅、张岩贵:《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和现实经验研究》,第213—227页。

⑧David A.Lak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A Maturing Interdiscipline" ,in Barry R.Weingast and Donald Wittman,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⑨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论述,可参阅王正毅、张岩贵《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和现实经验研究》的有关章节。

⑩王正毅、张岩贵:《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和现实经验研究》,第238页。

(11)王正毅、张岩贵:《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和现实经验研究》,第197—198页、第600—602页。

(12)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政治学的、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的还是其他?》,载《争论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影印版。

(13)关于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详细内容,可参阅王正毅、张岩贵《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和现实经验研究》的相关章节。

(14)也有学者将加拿大学者考克斯(Robert Cox)、美国学者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英国学者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分别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非正统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认为他们三位是20世纪最后25年中推动IPE的代表人物。尽管这种观点并非非常盛行,却反映了IPE某种走出美国中心主义的学术倾向,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历史社会科学方法对于全面研究IPE的重要性。相关内容,可参阅Robert O' Brien and Marc Williams,Global Political Economy:Evolution and Dynamics,Palgrave Macmillan,2004,pp.25—32。

(15)国际学术界总结性的成果是1991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演进》(George Crane and Abla Amawi,eds.,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A Read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国内学术界总结性的成果是王正毅、张岩贵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和现实经验研究》。

(16)Robert Gilpin,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Susan Strange,State and Market-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inter Publishers Limited,1988.(〔英〕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17)Lisa Mart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From Paradigmatic Debates to Productive Disagreement" ,in Michael Brecher and Frank P.Harvey,eds.,Millenni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p.654.

(18)Robert Gilpin,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New York:Basic Books,1975; Robert Gilpin,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参见王正毅、张岩贵:《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第14、195—213页。

(19)Susan Strange,State and Market: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这一研究路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再次兴起,成为IPE研究的主导路径。

(21)参见王正毅、张岩贵:《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第213—227、132—137页。

(22)Lisa Mart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From Paradigmatic Debates to Productive Disagreement" ,p.654.

(23)在这方面,典型的教科书有两种:一种是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87),另一种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演进》(George Crane and Abla Amawi,eds.,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A Reader)。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20世纪80—90年代中期以前,IPE的理论范式主要是根据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的。

(24)关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四次论战”主线及其相关文献的梳理和评价,参见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争鸣、融合与创新》,载〔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译者前言”第1—23页。

(25)值得一提的是,吉尔平在其早期著作《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87)中将IPE的理论划分为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他本人推崇霸权稳定论;在其后来出版的《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2001)之中,尽管他也在全球化背景下讨论IPE,但他仍然坚持现实主义(国家主义)。

(26)其代表成果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维农于1971年出版的《主权困境》(R.Vernon,Sovereignty at Bay:The Multinational Spread of U.S.Enterprises,New York:Basic Books,1971)。

(27)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20世纪60年代由拉丁美洲学者提出、70年代在欧洲和美国盛行的依附理论。

(28)其中以20世纪70—80年代盛行的霸权稳定论最为典型。

(29)王正毅、张岩贵:《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和现实经验研究》,“前言”,第5—7页。

(30)例如,Ronald Rogowski," Political Cleavages and Changing Exposure to Trad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1,no.4,December 1987,pp.1121—1137; Judith Goldstein," Ideas,Institutions and American Trade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1,Winter 1988,pp.179—218.

(31)例如,Jeffry A.Frieden," Invested Interests: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in a World of Global Fin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5,no.4,Autumn 1991,pp.425—451.

(32)从IPE的角度研究跨国投资,在20世纪70—80年代当推Robert Gilpin,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和Stephen D.Krasner,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Raw Materials Investments and U.S.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 ,对这两本著作内容的详细讨论,参见王正毅、张岩贵:《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和现实经验研究》,第195—213、227—236页。

(33)这里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70—80年代所讨论的发展问题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诸如非洲的发展(世界体系论)、拉丁美洲的发展(依附理论),而90年代所研究的发展,不但包括以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而且也包括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比如东亚地区)以及发达国家自身的发展。关于20世纪70—80年代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参见王正毅、张岩贵《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和现实经验研究》的相关章节。另外,《国际组织》杂志于1978年曾以专刊的形式讨论依附理论,参见James A.Caporaso,ed.,Dependence and Dependency in the Global Syste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2,no.1,Special issue,1978。

(34)20世纪80—90年代以IPE为题的代表性博士论文:David Yoffie,The Advantages of Adversity:Weak State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Stanford University,1981; Joseph M.Grieco,Between Dependence and Autonomy:India' s Experience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puter Industry,Cornell University,1982; David Lake,Structure and Strategy: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American Trade Policy,Cornell University,1984; Michael Mastanduno,Between Economics and National Security:The Western Politics of East-west Trade,Princeton University,1985; Jeffry Frieden,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Private Interest and Public Policy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Columbia University,1985; Helen Milner,Resisting the Protectionist Temptation:Industry Politics and Trade Policy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20s,Harvard University,1986; Frederick Mayer,Bargains within Bargains: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Harvard University,1988; Lisa Martin,Coercive Cooperation:Explaining Multilateral Economic Sanction,Harvard University,1990; Beth Simmons,Who Adjusts? Domestic Sources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during the Interwar Years,Harvard University,1991; Glenn Tobin,Global Money Rule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Cooperation,Harvard University,1991; Andrew Moravcsik,National Preference Formation and Interstate Bargaining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1955—1986,Harvard University,1992; Michael J.Gilligan,Conditional Trade Policy and the Demand for Liberalization:United States Trade Policy since the Civil War,Harvard University,1993; J.Lawrence Broz,Wresting the Scepter from London: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Federal Reserve,UCLA,1993; Elizabeth R.DeSombre,Domestic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Industry,Environmentalists,and United States Power,Harvard University,1996。

(35)海伦·米尔纳:《政治的理性化:正在显现的国际政治、美国政治与比较政治研究的综合》,载〔美〕彼得·卡赞斯坦等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第140—169页。

(36)Geoffrey Garrett," The Causes of Globaliz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3,no.6/7,August/September 2000,pp.941—991.

(37)关于全球化对IPE的影响,可从90年代以来的几本全球政治经济学著作中发现这一点:Robert Gilpi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 Robert O' Brien and Marc Williams,Global Political Economy:Evolution and Dynamics; John Ravenhill,Global Political Econom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这并不是说出现了一门全球政治经济学学科,而只是说明全球化对IPE发展的影响。

(38)IPE的第二代学者是指那些在80年代中后期获得博士学位,现在一流大学任教,主持或参与IPE项目的一批学者。他们进入国际关系领域研究时,IPE已经是重要的博士训练课程;他们抓住了IPE发展的机遇,将第一代学者们的研究迅速推进,主要是以基欧汉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以获得博士学位时间为序,其代表人物有:Jeffery Freiden( 1984) ,Davie Lake( 1984) ,Helen Milner( 1986) ,Lisa Martin( 1989) ,Edward Mansfield( 1989) ,Beth Simmons( 1991) ,Andrew Moravcsik( 1992) 等。

(39)Jeffry A.Frieden,David Lake,eds.,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影印版,p.5。

(40)Lisa Mart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From Paradigmatic Debates to Productive Disagreement" ,p.654.

(41)新近值得注意的一批年轻学者,借用政治经济学领域将政治因素变为内生变量所完成的经济学模型来分析民主国家的国内利益博弈过程,从国内与国际的互动角度研究跨国层面的政治与经济关联性,主要有如下几位:Michael J.Hiscox( 1997,Ph.D.,Harvard University) ,John Richards( 1997,Ph.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 ,Kerry Chase( 1998,Ph.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s) ,Layna Mosley( 1999,Ph.D.,Duke University) Nathan Michael Jensen( 2002,Ph.D.,Yale University) ,Tim Buthe( 2002,Ph.D.,Columbia University) ,Pablo Martin Pinto( 2004,Ph.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 ,他们的工作使得IPE更加专业化。

(42)在这方面,里程碑式的著作是海伦·米尔纳的《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Helen Milner,Interest,Institutions,and Information: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另外需要提及的是,IPE的核心刊物《国际组织》自1998年发表50周年纪念刊之后,接连以专刊集中于从不同的视角研究不同问题领域的制度问题,如2000年第54卷第3期“国际制度的合法性”,2001年第55卷第4期“国际制度的理性设计”,2002年第56卷第4期“货币机制的政治经济学”,2005年第59卷第4期“从社会化角度研究欧盟的制度”。

(43)参见:海伦·米尔纳:《全球化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2期,第3—9页; Robert O' Brien and Marc Williams,Global Political Economy:Evolution and Dynamics,pp.33—36。

(44)Robert D.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3,1988,pp.427—460; Robert Paarlberg," Agricultural Policy Reform and the Uraguay Round:Synergistic Linkage in a Two-Level Game?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1,no.3,1997,pp.413—444.

(45)Helen Milner,Interest,Institutions,and Information: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46)Edward D.Mansfield,Helen V.Milner and B.Peter Rosendorff," Why Democracies Cooperate More:Electoral Contro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greemen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6,no.3,2002,pp.477—513.

(47)David M.Andrews," Capital Mobility and State Autonomy:Toward a Struc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8,no.2,June 1994,pp.193—218; Benjamin J.Cohen,The Geography of Money,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

(48)David A.Lak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A Maturing Interdiscipline" .

(49)Amitav Acharya," How Ideas Spread:Whose Norms Matter? Norm Loc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sian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8,no.2,2004,pp.239—275.

(50)C.Randall Henning," Systemic Conflict and Regional Monetary Integration:The Case of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3,1998,pp.537—573.

(51)Edward D.Mansfield and Eric Reinhardt," Multilateral Determinants of Regionalism:The Effects of GATT/WTO on the Formation of Preferential Trading Arrangemen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7,no.4,2003,pp.829—862.

(52)这方面经典性的著作是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3)Helen Milner," Reflections o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627.

(54)Robert O' Brien and Marc Williams,Global Political Economy:Evolution and Dynamics,pp.34—35.

(55)John Kurt Jacobsen," Are All Politics Domestic? Perspectives on the Integration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Comparative Politics,vol.29,no.1,October 1996,pp.93—115; James A.Caporaso," Across the Great Divide:Integrating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1,no.4,December 1997,pp.563—592; Bruce Bueno de Mesqutia,"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6,no.1,March 2002,pp.1—9.

(56)Robert Jackman," Cross-National Statistical Research and the Study of the Comparative Politic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9,no.1,1985,pp.161—182; Herbert Kitschelt," Industrial Governance Structures,Innovation Strategies,and the Case of Japan:Sectoral or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5,no.4,Autumn 1991,pp.453—493; William Roberts Clark,Usha N.Reichert,Sandra L.Lomas and Kevin L.Parker,"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Constraints on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s in OECD Econom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1,Winter 1998,pp.87—120; Richard F.Doner,Bryan K.Ritchie and Dan Slater," Systemic Vulnerability and the Origins of Developmental States:Northeast and Southeast As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9,no.2,Spring 2005,pp.327—361.

(57)20世纪70、80年代,关于国家内部政治结构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特别是经济合作组织国家。这方面富有建设性的成果有:Peter J.Katzenste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Structures: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ized States" ; Peter Gourev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2,no.4,1978,pp.881—912; Helen V.Milner,Resisting Protection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 Ronald Rogowski,Commerce and Coalitions: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58)Jack S.Levy," Domestic Sources of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The Case of Egypt,1962—1973"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5,no.3,Summer 1991,pp.369—395; Manuel Pastor and Carol Wise," The Origins and Sustainability of Mexico' s Free Trade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8,no.3,Summer 1994,pp.459—479; Michael J.Hiscox," Class Versus Industry Cleavages:Inter-industry Factor Mobil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d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5,no.1,Winter 2001,pp.1-46; Benjamin O.Fordham and Timothy J.McKeown," Selection and Influence:Interest Groups and Congressional Voting on Trade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7,no.3,Summer 2003,pp.519—549.

(59)Mark P.Petracca," The Rational Choice Approach to Politics:A Challenge to Democratic Theory" ,The Review of Politics,vol.53,no.2,Spring 1991,pp.289—319; Jack S.Levy," Prospect Theory,Rational Choic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1,no.1,March 1997,pp.87—112; Robert H.Bates,"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Rational Choice:A Review Essa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1,no.3,September 1997,pp.699—704.

(60)Pierre Allan and Christian Schmidt,eds.,Ga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eferences,Information and Empirical Evidence,Hants,Vermont:Edward Elgar,1994.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谢林(Thomas C.Schelling),其贡献主要在合作博弈研究上。

(61)David A.Lake and Robert Powell,eds.,Strategic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

(62)Susan Lohmann and Sharyn O' Halloran," Divided Government and US Trade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8,no.4,1994,pp.595—632; Carlos Boix," Partisan Government,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Macroeconomic Policies" ,World Politics,vol.53,no.1,2000,pp.38—73.

(63)Andrew Moravcsik," Taking Preferences Seriously: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1,no.4,1997,p.517; Michael J.Hiscox,"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in John Ravenhill,ed.,Global Political Econom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51.另外,最近,我和米尔纳教授正在策划“北京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文库”,在挑选90年代中期以后IPE富有影响的成果中,我们发现,多半作者是2000年前后获得博士学位、并在这个分析框架内进行研究工作的新一代学者,他们都在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理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具体研究纲领。

(64)其标志性的成果是《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在2005年第6期组织发表的三篇文章,见王正毅:《理解中国转型:国家战略目标、制度调整与国际力量》,查道炯:《相互依赖与中国的石油供应安全》,〔澳〕雷文修:《亚太地区新双边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65)例如,Zhu Wenli,"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A Chinese Angl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10,no.26,2001; Wang Zhengyi," Conceptualizing Economic Security and Governance:China Confronts Globalization" ,The Pacific Review,vol.17,no.4,2004。

(66)王正毅:《争论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9期,第76—77页。

(67)王正毅:《成为知识的生产者》,《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卷首语”。


原文来源:《国际政治研究》(京)2006年第2期 第2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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