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维建:论司法公正的保障机制及其改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50 次 更新时间:2005-09-21 19:4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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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维建  

  

  「内容提要」我国的司法改革目前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司法改革能够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完成预期的目标,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政策能否深入推行。要实现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这双重目标,首先必须转变司法观念,要强调司法法治主义和程序本位主义。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司法的独立性和程序的公正性,才能使法院胜任新形势下解决各类纠纷、确保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安定的任务,也才能提高法院在整个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的地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司法理念/司法公正/司法效率/保障机制

  

  一、绪论

  

  司法改革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主旋律。司法改革是在审判改革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审判改革自身运动规律的深化和延伸。一般认为,审判改革是在1991年新《民事诉讼法》实行后才提出的一个司法领域内的改革运动。这场改革运动的萌发,与法院审判案件的负担不断加重有关系。新民事诉讼法对1982年旧民事诉讼法作出了较大的改变,其显著的变化就是加重了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责任或负担,当事人举证责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这对过去长期奉行的所谓“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是一个挑战和超越。但是,司法是有惯性的,司法运作模式不会因为立法的改变而立即发生变化,因此,需要对这种新的司法模式实施人为的推动,这就表现为所谓审判改革。

  审判改革就其实质而言乃是当事人和法院之间审判关系的调整,其目的是对当事人提出诉讼中的责任要求,要求当事人负起推进诉讼、控制诉讼的责任。以当事人举证责任为中心的诉讼责任机制逐步得到建立并予以强化,诉讼模式开始由职权控制型向当事人控制型转变,法院的审判职能受到弱化并开始调整。这样一种转变,衍生出了另一种要求: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机制应当随之而改变。因此,审判改革又推出了一系列相关举措,比如合议庭职能的强化、审判公开的强调、审判程序的独立价值以及审判程序对纠纷化解的决定性作用等等。可以说,审判改革从加强当事人的诉讼意识和诉讼责任入手,提出了审判权运作机制的改革问题,而这就揭开了司法改革的序幕。

  司法改革是审判改革的自然延伸,司法改革包含了审判改革,但又超越了审判改革。司法改革包括司法程序的改革、司法机制的改革以及司法体制和司法观念的改革。司法改革的核心是司法体制的改革,司法体制的改革是司法改革体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若司法体制改革未真正展开,则司法改革便只能停留在表层,而不具有实质性意义。司法改革的最终归属是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改革的目标是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司法公正是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情景概念,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度、地区,司法公正的内涵不尽一致,各种法学流派之所以形成,与司法公正概念的解释和含义有密切关系。我国是一个不发达国家,但又被迫被抛进了现代化的整体环境之中或世界之流中。因此,司法公正的概念要先后完成两个步骤:司法公正概念的近代化和司法公正概念的现代化。近代化的司法公正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裁判机能观,现代化的司法公正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裁判机能观。近代的裁判机能观强调审判只是逻辑工具,其目的在于实现实体正义,所以恶法亦法,审判只是逻辑的结果,弘扬法律至上。表现在诉讼目的上面,就是要实现实体法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近代意义上的裁判观发展到现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裁判机能观:裁判机关不仅仅以实现实体法的内容为行使审判权的目的,还以形成正义的社会秩序为追求,以形成适合现实发展的社会政策为目标,以改善实体法律体系合法的秩序为自己的使命,强调司法能动主义,强调恶法非法,强调司法优越论。在这样的司法机关下面,程序模式、司法制度以及人民对司法的评价机制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或者说是根本性的变化。对现阶段的我国来说,我们既处于近代时期,又处于现代时期,是近现代交会时期,我们正处于一种转型的社会,处于一种信息化和全球化、国际化的社会。因此,我国既有近代意义的裁判机能观的残余影响,又要面临现代意义上的裁判机能观的深刻影响。我们要实现的司法公正比发达国家的司法公正任务更艰巨,所要超越的层次更多。

  诉讼效率主要是指解决纠纷所投入的成本与产出之比。成本低,则效率高;产出越少,效率越低。一个法官、一个合议庭、一个法院在单位时间内能产生出多少合格的司法产品?这就是司法效率所要回答的问题。因此,在单位时间内所产生的正义的裁判,这种从数量上所进行的考察就是效率的指标。司法效率不是一种外在于司法公正的概念,而是司法公正的组成部分,是在司法公正下所要追求的一个目标,是在司法公正前提下的一个递进式目标,而不是凌驾于司法公正之上的一个目标。司法公正永远是第一位的目标,司法效率是第二位的目标。现在有的法院提出“普通程序出精品、简易程序要出效率”的改革口号。这种提法本身就违反了公正与效率的关系。在司法领域,公正是生命力的永恒所在。

  当然,在公正与效率的关系上,有“对立统一论”和“分离统一论”。我赞同分离统一论。公正与效率是相对分离的,但是它们具有更高的统一性。如果从更高的目标去考察它们的关系时,公正高于效率。只有在符合了公正以后,才能去考虑是否有效率。这种关系就是我国进行司法改革所应具有的特殊内涵。

  可见,在我国,司法公正是一个含义极其丰富的概念,我国的司法改革就是要实现这样一个含义极其丰富的司法公正,这就为我国司法改革带来了诸多的特殊性和困难性。目前世界各国都在进行司法改革,但各国的司法改革在价值取向上和追求的目标上是不一致的,有的国家之间甚至呈现出根本性的区别。比如,我国和美国的司法改革之间就属于这种情形。美国的司法改革经常在司法节制主义和司法能动主义之间摇摆,我国的司法改革则主要以司法权的扩大为取向;美国的司法改革需要扩大法官对司法过程的干预权和管理权,我国的司法改革则要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法官的职权,并对传统法官的职能作出适当调整,从而实现司法权的职能转变;美国的司法改革以司法效率为主要的追求,我国的司法改革则以司法公正为直接的依归。除此以外,我国的司法改革还要在更高的层次进行,比如说司法观念的转变、司法体制的创新、司法机制的改造等等。可见,我国司法改革面临着更加复杂的任务,我们要从多个方面和视角展开司法改革的路径,我们面临着司法近代化和司法现代化的双重变革使命。

  司法改革目标的多层次性,需要在其保障手段上体现出来。司法公正的保障机制就其实质而言就是我国司法改革所要完成的具体任务,也是通向司法公正的具体途径。本文拟就我国司法公正的实现机制作出探讨。

  

  二、实现司法观念的转变

  

  观念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观念也是一个导向,是一个精神力量。观念的重要性是无以伦比的,是最重要的。目前,我国处于比任何国家更复杂的情况,在还没有完全实现近代化的条件下就要面临现代化的挑战,甚至是后现代化的挑战。新旧观念处于激烈碰撞、磨合的阶段。现阶段,我们提倡司法为民,要弘扬司法权威,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那么,我们就要抛弃两个观念,并且建立两个观念。

  我们要抛弃的第一个观念是法律虚无主义观念或司法工具主义观念。我们法院审理案件往往不以法律为准绳,而追求所谓法律外的效果。在审判案件的过程中,法院往往忘记了法律规定,而是按照政策来审判。在法律与政策发生碰撞的时候,法律要让位于政策,把法律当成推行政策的工具。我们知道,政策与法律相比,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可变性。而法律是可预见的、稳定的。如果审判完全以政策为依据,这种司法就沦为政治的附庸,司法的独立性就难以体现出来,所谓依法治国就是一句空话。在司法过程首先要考虑的是法律,而不是法律以外的东西。我们不是不要政策,政策是间接的,它必须通过法律而对司法者产生作用。法院只能服从法律,马克思说过,法官的惟一上司就是法律。我国的“五四宪法”也规定,法院审判案件,只服从法律。我国现行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以及三大诉讼法均规定,法院审判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就否定了法外因素对司法过程和司法结果的渗入。法院在审判案件的过程中,只能服从两样东西:一是事实,二是法律。对于法律可以作出适当自由的解释,但如果完全离开法律进行司法,则会沦于司法专制主义,司法专制主义是对司法法治主义的根本否定。在法官的法律信念中,有关司法职责的信念应当成为法官的核心信念,法官有责任维护法律,而不是根据与法律不一致的个人观点来判决,法官所作出的判决应该与法治以及该理想所要求的一切相互协调[1].我国要实现司法公正,最为基础的一步就是树立法律的权威和信仰,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就形同虚设,就毫无权威。如果法官作出裁判可以不以法律为根据,可以引用法律外的依据作为裁判的理由,则司法公正就无从谈起。

  因此,我们现在要在司法领域中树立起一个理念:惟法律是从,依法律办事,以法的精神和原则为依据作出对具体个案的裁判。我们要消除违背司法规律的一些行为。比如说破产,现在的破产,债权人说了不算,债务人说了也不算,只有行政机关说了才算,破产还要领取指标,这实际上否定了破产法的作用,否定了司法机关的作用。当然,现在这种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也可以说并不是一个普遍的观念,只是在部分地方或部分时候还有此种做法。司法工具主义或法律虚无主义是司法改革的第一个绊脚石,克服这种观念,也是我国司法改革要实现的第一个目标,也是最为基础的目标。

  我们要抛弃的第二个观念是实体本位主义。这种观念的结果就是程序虚无主义。实体本位主义比法律虚无主义要进步,但是还不是完全的进步。实体本位主义打出的旗号是法律的客观真实,要求司法机关追求裁判结果的正确性。表面上看,实体本位主义似乎还不错,但揭开这种观念的面纱,就容易发现,实体本位主义容易导致一系列与现代司法理念相违背的后果。实体本位主义往往导致法院职权的无限膨胀,从而使司法领域人治主义横行;它会导致法外执法,使司法最终脱离法律;它会导致行政权与司法权相互渗透,导致程序主体的虚无化,使程序主体在程序过程中沦为客体的地位,难以体现主体性;而且还容易导致司法的不稳定性和司法裁判的不易执行,司法的结果难以受到程序的监控。所以,实体本位主义实质上是程序虚无主义,程序虚无主义实质上就是为干涉司法提供机会,为干涉司法提供机会实质上就是对司法权威的否定。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将他们所认为的“结果正义”或“正确答案”强加在法院的头上,要求法院遵照执行,或者要求法院改变生效裁判。如果司法的结果缺乏应有的稳定性,朝令夕改,那就缺乏了可信赖性。我国的再审程序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再审程序本以纠错为目的,但是它却牺牲了裁判的稳定性。之所以导致再审程序的广泛适用和一再适用,是与实体本位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与各种法外因素对司法的干预有密切关联。

  可见,在实体法和程序法、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这一对辩证概念中,我们要转变观念,要摒弃实体本位的观念,要形成和弘扬程序本位的观念。离开程序公正的实体公正是一个虚无的概念、也是无法把握的概念。实体法上还有很多盲点、漏洞存在。一般化的实体规范落实到审判过程中,落实到具体的裁判中,实际上是对实体法的再造,要确保这种再造型的实体公正,就需要运用公正的程序。离开了程序公正,所谓的实体公正实际上是不可能产生的。所以,坚持程序本位主义,就是要建立一个科学的、合理的、符合规律的程序。这种程序被绝大多数人认为是合理的、理性的,能产生实体结果的合理性或正当性。程序的公正是可把握的、透明的、刚性的,因此是可以监督的。只有程序公正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正。程序公正不是实体公正的自然结果,相反,实体公正是程序公正的自然结果和自然延伸。离开程序公正谈实体公正,必然导致司法权丧失,必然导致司法中的神秘主义,必然导致真正的实体公正的丧失。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人治的区别,程序是法治与人治的分水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有没有实体法,实体法律体系是否健全,都还是其次的事情,如果没有一个公正的司法程序,如果没有一支可胜任的司法队伍,那么再健全的实体法律都是没用的。所以司法的核心应该是依程序而展开的。

  因此,在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观念保障机制上,我们首先要摒弃法律虚无主义与司法工具主义,树立起惟法律是从,依法律办事的观念;其次我们要抛弃实体本位主义的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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