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玉河:评民初历法上的“二元社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32 次 更新时间:2015-05-26 1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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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玉河 (进入专栏)  

   民国成立,将传统的夏历(阴历)改为阳历,对民众的日常生活影响甚大。改用阳历,民国革故鼎新、万象更新之举,也是社会进步的标识和体现。但在它的推行过程中,阴历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民众除民国纪年外,对阳历并未完全接受,从而形成了历法问题上的“二元社会”:上层社会——政府机关、学校、民众团体、报馆等,基本上采用阳历;而下层民众——广大的农民、城市商民等,则仍沿用阴历。这种“二元社会”格局是怎样形成的?“二元社会”又是如何调适的?它说明了什么问题?给人们以怎样的启示?这是笔者在本文中所要探究的问题。

  

   一、历法上的“二元社会”格局

  

   中国历法,来源甚远,相传在伏羲、神农时,已有上元太初等历,以建寅之月(即夏历正月)为岁首,黄帝轩辕氏作,岁首改为建子(即夏历十一月),自是屡有改革,建子、建丑、建寅、建亥,代各不同。汉武以后,除新莽曾一度短期更张外,其余历代历法,一律沿用夏正,“千余年来,未之或改”。[1]清袭明制,也是以夏历纪岁。

   1911年10月(辛亥旧历8月),武昌起义后的民军决议改“清”为中华民国,称中华年号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2]武昌军政府以黄帝纪年,各省响应,有用同盟会天运干支者(宣统三年岁次辛亥年,即用天运辛亥年)。孙中山回国后,认为有改正朔求统一之必要,建议以中华民国纪元,援引阳历。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正式通电各省:“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3]。

   孙中山以阳历1912年1月1日为民国元年元旦,其最初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共和成立,不用皇帝年号,而改为民国纪年,便于民众记忆;二是阳历没有闰月,减少了农历中闰月的换算,便于年度预算;三是与国际上普遍采用阳历的潮流相适应,便于在对外贸易和对外交涉上与国际接轨,实现最终的世界大同。孙中山的立意不可谓不高远,因此这一改革得到了响应革命、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的各省的普遍支持。如以蔡锷为首的云南军都督府于1912年2月17日致电南京临时政府,报告云南施行改用阳历情况:自奉孙中山关于民国改用阳历电令后,云南军政府通饬军民一体知照施行,以旧历辛亥年11月13日为元年1月1日,凡关于公私文契、文约、各种合同、钱债结算并司法上之罪犯处罚,及一切关于日期计算,凡在改正朔以前所订,现在尚未完结者,概依旧历推算。“新订一切契约、合同及一切关于日期计算之事件,均以新历为准。”[4]同时,由于内务部新历法尚未修订出,故云南军政府制成《民国元年新历月日节候一览表》,兼附旧历,发给所属军民以资对照执行。

   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沿用了二千多年阴历的国度骤然采用阳历、废弃阴历,显然也是非常困难的。孙中山的通电刚刚发出,上海商务会会长王一亭就以骤改正朔,于商界阴历结帐,诸多不便,电请改以2月17日即阴历除夕,作为结帐之期。

   孙中山发布“改正朔”令的同时,决定阳历1月15日(阴历11月27日)补祝新年,“所有各衙、署、局、所、学堂、商店以及各项团体,于是日一律悬旗,衙署局所停止办公,学堂停止上课各一天,藉伸庆祝。”[5]接着,孙中山派员将此该正朔之事交临时参议院公议。参议院授权孙中山通电各省,颁布历书,“以崇正朔,而便日用”,并议决四项决议:“一、由政府于阴历十二月前制定历书,颁发各省。二、新旧二历并存。三、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四、旧时习惯可存者,择要附录,吉凶神宿一律删除。”[6]1月13日,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令内务部“赶于阴历十二月前编印成书,以便颁发各省施行至要。”[7]

   按照临时大总统令和参议院决议,1912年2月,内务部将编撰的民国新历书颁行全国。这部《中华民国元年新历书》,是以参议院议决四条为原则编撰的,与旧历书相比,其特点有三:一是新旧二历并存;二是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三是旧历书上吉凶神宿一律删除。这部新历书体现了共和精神,剔除了封建迷信的文字。它对阳历的普及和推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编撰时间仓促,多有错误,受到各界的批评。[8]因此,它颁行后不久,民国政府即着手编撰更科学的民国元年新历书。1912年6月,原来负责为大清皇朝编修《时宪历》的钦天监改归教育部,筹组北洋政府教育部观象台,负责编撰《中华民国元年历书》。由于教育部观象台有着较好的天文观象设施和编撰历书经验,所以,它所编订的这部新历书,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替代内务部编新历书而风行全国。从民国元年到北洋政府垮台,民国每年所用的“新历书”,都由北洋政府教育部观象台编撰。

   教育部观象台编订的这套民国元年新历书,继承了内务部编订新历书的优点,并在历书中得到体现:一是“民国采用阳历,则旧历自在应删之列,惟习俗相沿未可以朝夕废,故旧历月日仍附注于阳历月日之下,以从民便”,阴阳历并行;二是“民国历书以授时为主旨,力破一切迷信,凡旧历书中之所谓方位临直宜忌等项悉数删去,而以天文图说代之”,体现了历书的科学性。[9]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赞同南京临时政府“改正朔”举措,并于2月17日发布公告,强调遵行阳历:“现在共和政体业已成立,自应改用阳历,以示大同。应自壬子年正月初一日起,所有内外文武官行用公文,一律改用阳历,署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八日,即壬子年正月初一日字样。”[10]实际上,民国初期的政府公文确也是阴阳历并用的。如《大公报》1912年3月17日载:《临时大总统命令》——委任张锡銮署理直隶都督等,所署日期便是:“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十五日即壬子年正月二十七日”。

   民国初年采用阳历而不废阴历,必然会形成历法问题上“二元社会”格局:社会上层(机关、学校、团体及报馆)主要用阳历;下层民众(商家、一般市民及广大农民)主要用阴历;阴历在整个社会上占主流、阳历仅为点缀。对此,一些方志明确载曰:“民国创兴,起义者纷纷不一,众议改用阳历,即以其年一月一日为‘元旦’,各省军、政学界普同庆祝,由是造印历书者阴阳并载。军、政俱用阳历,民众、农、商,凡年节一切仍用阴历。”[11]这种“二元社会”格局,可以从阳、阴历新年的庆祝规模,及政府、民众对它们的关注程度上体现出来。

   1913年1月1日,是民国成立后第一个元旦。民国政府由于1912年元旦没有赶上庆贺,虽然1月15日在南京补庆,但由于南北对立,广大的北方地区仍用“宣统”年号。1913年的元旦则情况不同。南北统一、政府北迁,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格外重视阳历新年,并举行了一系列庆贺活动。据当时《大公报》报道:“今年为民国二年,官场之庆贺元旦者,北京自总统府国务院以下,外省自都督府民政府以下,相与悬旗结彩,脱帽鞠躬,欢呼‘民国万岁’者,何等兴高彩烈。”“大总统对于开国元勋,必有加恩命令,或则优赏,或则晋封,以粉饰此元旦纪念大典。”[12]

   政府机关学校热烈庆贺阳历元旦,而当时的一般民众反应如何?与政府的热烈欢庆相反,民众对于阳历新年表现的异常冷淡。据报载:“然起视人民,一若不知有新年者也,一若不知有元旦纪念者也。”正是因为有这样巨大的反差,《大公报》记者干脆以“官国”与“民国”相区别:“今年之新年,只可谓官国二年,不当谓民国二年,以庆贺者只有官场,于人民无与也。”[13]这种“官国”与“民国”之分的背后,预示着在使用阳历与阴历问题上,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出现了较大分歧。

   在阳历新年时,社会上层重视并以庆贺方式进行粉饰,那么在随后阴历新年到来时,社会上层及下层民众的态度如何?如果将两者略作比较,就会发现,民众对于阴历与阳历的观念存在着巨大差异,不仅出现了“民国新年”与“国民新年”的分立,而且出现了“新新年”与“旧新年”的区分:“新旧两名词,处于极端反对之地位,既曰新则必非旧,既曰旧则必非新,不意关于全国之岁历,竟以反对名词,联合一气,如旧新年之名目,胜播于国人之口,殊为可怪。”[14]

   在“新新年”与“旧新年”称谓的背后,体现着一般民众对于这两种“新年”怎样的社会心态?《大公报》曾作过这样的概括:“官厅贺喜,街市悬旗,此新新年之气象也。千家爆竹,万户桃符,此旧新年之景色也。”从这里可以窥出一般民众的社会心态:“是故新年虽有两,然以各人心理中观之,民国一新年,国民一新年,彼此各一心理,彼此各一新年,则固未尝有两也。”[15]

   正因民众对民国阳历新年与阴历新年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所以,以官厅、机关学校为主要庆贺者的阳历新年,被称为“民国之新年”,以一般社会民众为庆贺者的阴历新年,被视为“国民之新年”:“盖前此之新年,民国之新年也,可谓之新民国;今此之新年,国民之新年也,可谓之新国民。民国之新年,乃前总统纪元受命之新年,今总统承兆继统之新年也,故凡享民国权利者,均得而庆之。国民之新年,乃四千余年祖传之新年,四百兆人普通之新年也。”[16]

   “民国之新年”与“国民之新年”的分野,显露出政府与民众在采用阴历与阳历问题上的分歧,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的“二元社会”开始形成。

   如果进一步考察民众在民国2年阴历新年中的表现,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折射出人们对于阴历与阳历的态度。与阳历新年“官厅热闹、民间冷清”相比,阴历新年之热闹,是阳历新年所无法比及的。当时《大公报》描述当时的盛况:“五六日间,士休于校,农游于城,工闲于厂,商停于市肆,红男绿女,熙攘于街衢,花爆灯旗,炫耀于耳目,为问此种光景,何为而发现于今日也?曰:过新年故。夫过新年何足奇?所奇者一月中而过两新年耳。然官样之新年,方瞥眼而去,民俗之新年,又继武而来,亦未始非日新又日新新新不己之象。”[17]

   这种情况说明,与一般民众所过的阴历新年相比,阳历新年简直就是“官样之新年”。所谓民国万象更新,只是一些人们的理想和表面装饰而已,民国初年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并未动摇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没有触及社会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

   如果说民国初年“二元社会”仅具雏形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格局越来越鲜明,并逐渐成为一般社会的共同认识。

   无论处于何种目的和动机,即便仅仅是为了点缀,社会上层于阳历新年,照例要放假、停公、庆贺,逐步加深着人们对“官府之年”的印象。1915年阳历新年,庆贺者仅为上层社会人士:“弹指光阴,新年已过。庆贺也,封赏也,宴会也,演剧也,以及一篇励精图治之官样文章,许多善颂善祷之照例祝词。”[18]1916年仍是如此,1917年则官庆新年更加热闹。据报载:“前日为元旦佳节,并为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纪念日,黎大总统照常例在怀仁堂受贺。第一班乃段总理各部总次长各局长参谋部及各特别机关武官分左右两班,向中恭立,奏乐,大总统入礼堂,百官总大总统三鞠躬,大总统还礼,如仪而退。同日,载洵代表清皇室晋见大总统,恭贺元旦,并祝大总统及中华民国万岁……又参众两院新年一致休假三日。元旦日两院议员均各到本院团拜,十一时,齐集议场,举行庆贺。”[19]

   但这种新年庆贺,仅仅为上层社会的一种点缀而已,并没有为民间多数民众接受:“新年何所见,三五国旗之飘荡而已;新年何所闻,官场具文道贺而已;民国改行阳历于今已届六年,而堂堂正正度新年之时于接近首善之通都大邑所见所闻,乃仅有此,呜呼,何国民之难于更始也。”《大公报》认为,“本国国民不知奉本国之正朔,其为国耻尤大也。”[20]将民众不奉阳历正朔视为“国耻”,尽管是过激之论,但无疑表达了一种要求以阳历代替阴历的强烈愿望。

1918年的阳历新年,仍旧是官府热闹,民众冷淡的情况:“新年庆祝为年年例行盛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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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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