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尚书:论宋元文章学的“认题”与“立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5 次 更新时间:2017-09-25 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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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尚书  

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翰林学士丁度等奉诏修订《礼部韵略》并详定《附韵条制》,立“不考式”,其中有“不识题”一项[1]。所谓“不考”,“但一事不考,余皆不考”[2]。简言之,就是一旦举子违犯了“不考式”中的某一项规定,其余皆被这“一票”否决,不再进人考试程序了。做文章如果不能准确识题,“立意”自然不可能佳;若干脆“不识题”,“立意”就不用说了。其实不仅是考试,只要把笔作文,认题、立意就是第一要务:弄清题目要求写什么,即所谓“认题”;根据对题目的理解而确定写什么,即所谓“立意”;而“意”一旦确立,它就是全文的灵魂、纲领和统帅,陆机《文赋》所谓“意司契而为匠”是也;杜牧更进一步指出:“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词采章句为兵卫。”[3]作者如果不能很好地把握“认题”、“立意”这两个环节,写出来的东西要么文不对题,要么内容差谬。

宋、元之际是我国古代文章学由成立到蓬勃发展的时期[4],而“认题”、“立意”学说,则是这时期文章学中的重要命题,也是文章学家们的主要收获之一。直接推动这种研究的,是科举考试的需要:学者们要“教”举子如何避免因“不识题”而触发“不考式”的雷区,于是对文章(古文、时文)的认题、立意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剖析,企图找到其中的规律和普遍适用的法则;而这些规律、法则一旦被发现,它就不仅只适用于科举考试,而成为文章写作的指南,直到今天,它的合理性和实用性仍未完全过时。对此,学界极少论及,本文拟加探讨。严格地说,认题、立意是两个略有先后、各有侧重但又紧密关联的思维过程,认题的目的是立意,而立意又是认题的结果,故我们在这里将它们组合论述。

一“认题”与认题法

认题又叫识题、相题[5],就是今天常说的“审题”。古人作文(包括作诗),最初多是无题的,后代发展为拟题作文、命题作文。各种考试照例是命题作文。命题作文的题目出于他人,故弄清题意便十分重要,这就是“认题”;但长期以来,如何认题似乎主要凭经验,极少见有相关的理论阐释,就是在发育较早的诗学研究中也是如此,如唐人论诗重“体”、“格”,即便涉及题目,似乎也没有兴趣去理会认题之法,如五代人徐衍《风骚要式》有“兴题门”,只是说哪些景况可以拟何题、立何意,如“登高望远,此良时也。野步野眺,贤人观国之光也”之类[6],更无论文章(散文)的认题了。

宋代首次对文章认题方法作出精确解说的是陈傅良(1173—1203)。他在《止斋论诀》中写道:

凡作论之要,莫先于体认题意。故见题目,必详观其出处上下文,及细玩其题中有要紧字,方可立意。盖看上下文,则识其本原,而立意不差;知其要切字,则方可就上面着功夫。此最作论之关键也。

陈氏认为,认题、立意是个线性思惟过程,只有先认准题,才有可能立好意。认准题的要领主要有两点:一是详观题目“出处上下文”,一是玩味题中的“要紧字”。因为只有弄清楚题目出处及与其相关联的内容,才能了然题目的“本原”,不致因一知半解而望文生义,而导致瞄错了立意的方向;又只有咀嚼透题目中的“要紧字”,才能领会出题者的意图,把握住题目的关键和要害。当然,陈傅良说的是场屋论体文,其题目主要从史、子书中出,故有所谓“出处上下文”;但分析题目的内涵与外延,找准意蕴生发的基点,然后确定全文的主意,这不仅是体认科场时文题目的唯一途径,也适用于各种文体的认题。

对于如何找到解读题目的“密码”,准确地“体认题意”,元代文章学家陈绎曾所著《文荃•识题法》和《文说》提供了具体的方法[7]。按:陈绎曾,字伯敷,自号汶阳老客,生于宋、元之际,处州(今浙江丽水)人,侨居吴兴(今浙江湖州)。历官国子助教、翰林院编修,尝预修《辽史》。《元史》卷一九○《陈旅传》有附传。他在两书中提出的识题法,概而论之,有三个方面。

(一)认“虚实”。在《文筌•识题法》中,陈氏提出首先要认“虚实”,也就是要弄清是“虚题”还是“实题”:

右,古文一主于实,实题实做,叙事则实叙,议论则实议是也。时文一主于虚,虚题虚做,实题亦虚做,只此是古文、时文分处也。

陈绎曾的意思是说,古文题是“实题”,无论叙事还是议论,都要与客观事实、社会现实对接,而科场时文则是“虚题”,所反映的犹如虚拟世界,人们可以按程式凭空“虚做”。他之所以提出虚题、实题问题,是因为元代科举考试中汉人、南人考经义、古赋、诏、诰、章表及策[8],而经义、诏、诰、策等照例用古文,所以陈氏把认题之虚、实放在重要位置。

(二)抱题。《文筌•识题法》的第二个方面是“抱题”。所谓“抱题”,即抱定题目,咬住题目不放,准确地分析、研究题目的结构与含义,然后才有正确的立意。《文荃》所述抱题法共十项:开题、合题、超题、引题、张题、蹙题、影题、摘题、缒题、撇题。《文说》部分内容与《文筌》相近,也有抱题法十项,它们是:开题、合题、括题、影题、反题、救题、引题、蹙题、衍题、招题。以上两书所述抱题法,其中五项完全相同,即开题、合题、影题、引题、蹙题。有三项名目不同,但意思基本相同或相近,还各有两项完全不同。这里先论相同的五项(《文说》内容较详,故征引时以该书为主)。

其一:开题。《文说》曰:

以题中合说事逐一分析,开写于篇中各间架内,次其先后所宜,逐一说尽,或以意化之,或以情申之,或以实事纪之,或以故事彰之,或以景物叙之。一篇之内,变幻虽多,句句切题也。此作文入门之法,非其至者也。

则此种题目的认题法是“逐一分析”,它各层次间的关系是平行的、开列式的,所以叫“开题”。只要认出是“开题”,那么作法便是“逐一说尽”、“句句切题”。陈氏认为此种方法只是“入门之法”,算不得高超。

其二:合题。《文说》曰:

亦以题中合说事逐一开写,却将意融会作一片,一口气道尽。然忌直率,却于间架中要意思曲折,此高于开题也。

《文筌》则谓“收敛题中景、意、事、情合为一片,而融化其精英用之”。这种题的处理方法,是先分写再收而合之,融作一片,所以叫“合题”,与“开题”的“逐一说尽”、“句句切题”不尽相同。

其三:影题。《文说》曰:

并不说正题事,或以故事,或以他事,或立议论,挨傍题目而不着迹,题中合说事皆影见之。此变态最多。

其四:引题。《文说》曰:

别发远意,使人不知所从来,忽然引入题去,却又亲切痛快。此要笔力似影题,而实异也。影题从题中来,此自题外来。

在不从正题写起这点上,“影题”、“引题”是近似的,但两者又不相同:前者是“挨傍题目”,所写内容由题目影带而出(《文荃》谓“别把它物影见本题”),故文章是“从题中来”;而后者则是先离题(《文鉴》谓“先说别事”),然后“引入题去”,所以说是“自题外来”。从技术含量、艺术品位论,影题、引题显然比开题、合题要高,盖只有文章熟手、高手方可操觚。

其五:蹙题。《文说》曰:

题繁,乃蹙其文使甚简,而不漏题中一事。

这与下面将论及的“张题”(或“衍题”)正好相反。所谓“蹙题”,是题目可写的太多,只好压缩内容,化繁为简,但又不能因简而疏漏。

下面再论《文荃》、《文说》两书中名目异而意思相同或相近的三项,以及名目、意思完全不同的各两项。前三项是:

1.摘题—括题。《文荃》释“摘题”:“摘取题中紧切要精者,而用其景、意、事、情之一端。”而《文说》释“括题”:“只取题中紧要一节作主意,余事轻轻包括见之。此最径捷也。”都是说摘取题中最紧要的一点(“一端”、“一节”)做文章,其他的只是轻轻带过,则两者的意思是基本相同的。

2.超题—招题。《文荃》释“超题”:“超出题中景、意、事、情之外,而别取一片清虚玄妙之气用之。”《文说》释“招题”:“将题目熟涵泳之,使胸中融化消释,尽将题中合说粗话扫去,就其中取出精华微妙之意作成文章,超出题外,而不离题中,此作文之极功也。”虽有繁简之别,但在“超出题外”这点上,两说是相同的,因疑“招”是“超”之误(文中有“超出题外”语,而与“招”字无关)[9]。

3.张题—衍题。《文荃》释“张题”:“小题张而大之。”《文说》释“衍题”:“题虚无可说,乃衍其意使甚多,而无一事题外来。”“衍题”虽是“衍其意”,但又“无一事题外来”,与将“小题张而大之”意近,只是“小题”与“题虚”不同。

剩下《文荃》中的“缒题”、“撇题”两项,《文说》的“反题”、“救题”两项,各不相同。《文荃》释“缒题”:“别立说话,却不离题,直至结尾,方见本题。”又释“撇题”:“先说本题,撇入别事。”则以“本题”为基点,两者正好相反。《文说》释“反题”:“题目或悖义理,则反意说之。”又释“救题”:“题目虽悖义理,而以强辞夺正理解救之。”这是遇到题目悖“义理”时的两种“解救”方法。《论学绳尺•论诀》引福唐李先生(名未详)《论家指要》中的“论题目有病处”一则,意思与此相同,其曰:“题目有病处,切须回护。如子谓武未尽善,周公未尽仁,知不善回护,便小了圣人。又汉唐君臣,互有得失,先包容抑扬予夺,或始扬而终抑,夺而终予,贵得其当也。”总之,反映封建教条的“义理”必须维护,先圣先贤的形象与权威不能有丝毫损伤,这些是要作者自觉遵循的政治原则。

陈绎曾虽将所谓“抱题法”分得很细,实皆就题认题,据题立意。在这里,抱定题目至关重要,它是科举时文认题的诀窍,虽有流弊(详后),但作任何文章都不能走题,这个基本原则和方法又是正确的、普遍适用的。

(三)断题。《文荃•识题法》的第三个方面是“断题”,包括“推鞠”、“磨勘”、“拟断”、“处置”、“详审”五项内容,最后归纳其方法是“以题目作考功问罪之人,一一磨勘分明,方可运意下笔”——就是说,作者应当像是一位考功、断案(问罪)的官员,考、问的对象是题目。由作者反查自己认题的思路,看是否全都琢磨(“磨勘”)清楚了,确认后再运意下笔,方不致出差错。

1.推鞠。这又有七项,《文筌•识题法》曰:

来踪:题中景、意、事、情各各来由;去迹:题中景、意、事、情各各去处;本宗:直下本原;旁枝:牵连枝节;证佐:闻见可征;隐匿:隐匿情节,一一点破;形似:伪造形似,实非本真,尤需详察。

如果说得简单、概括些,那就是要自我检查题目所提供的所有信息和线索,包括景、意、事、情,内涵(本宗)与外延(旁枝),隐藏的或似是而非的,是否都有了着落?这些都必须像审理案件一样,件件核实,故叫“推鞠”。

2.磨勘。据《文筌•识题法》,这主要指检查“罅漏”,使文章的逻辑严密,做到滴水不漏——“景、意、事、情直须磨勘盛得水住,稍有渗漏便是病。”

3.拟断。凡六项,《文荃•识题法》曰:

原情:原以人情,而以恕度之;据理:据其天理,而以正折之;按例:史、子比则;奉敕:本朝典故;唯令:圣贤格言;依律:经书正例。

这是“推鞠”、“磨勘”之后的初步断案,所以叫“拟断”。“情”、“理”、“例”是历史的道德评判,而“敕”、“令”、“律”则是当下的政治评判。在“拟断”中,除科举考试的特殊要求外,固然还涂上了浓厚的封建意识形态色彩,但任何文章都无不打上时代的、政治的烙印,因此无可厚非。

4.处置。《文荃•识题法》曰:

断决:明功正罪;赦宥:赦过者罪。

“拟断”之后,需要“处置”,就是说按题目要求反查后,看哪些到位了,还有哪些不足,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然后再进入“详审”。

5.详审。《文筌•识题法》曰:

人名:人名称呼归一,虽变不差;地名:地名各须明白,认归宿处;岁月:岁月先后须要来历分明;宫室:宫室制度及迁改,不可混杂;器仗:器仗制度及陈设,不可虚妄;服色:服色制度及变易,须要缘故;辞令:辞令谦倨,须要等级;容貌:容貌变常,各各威仪。

这是“过细”阶段,各项都得一一落实。有的看似“小事”(比如人名称呼、地名变化等),如若出错,影响非轻,作者必须有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

综上所述,陈绎曾的“认题法”虽显得繁琐,但很具体,适于操作。其要在抱定题目,一切从题目出发,理论之长在此,短亦在此(“短”详后)。这里有一点可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上述《识题法》,陈氏是在《文荃》的《古文谱》中阐说的,就是说他的认题是“古文”认题,“法”也是为古文而设,而在此前所有的古文家那里,这些“法”都是闻所未闻的。这无异于指出了一个学习古文的新门径,尤其是初学者,可以用新的眼光去理性地审视前代古文家作品认题的经验教训,避免走弯路。当然,陈氏之所以研究古文认题,目的是欲用古文文法指导时文写作,不用说他对科举时文的整套程式烂熟于胸,故其着眼点其实在古文、时文之间,与传统的古文仍有距离。

二 “立意”与立意法

所谓“立意”,即确立文章的中心思想。陈骙《文则》曰:“辞以意为主,故辞有缓有急,有轻有重,皆生乎意也。”他所说的“辞”指文句。不过一语如此,一文更是如此。“意”的好坏高下决定着文章的成败,故立好“意”始终是文章写作的首要任务。

唐人对诗歌创作的立意作过探讨,如旧题王昌龄《诗格》卷上《论文意》曰:“夫作文章,但多立意。令左穿右穴,苦心竭智,必须忘身,不可拘束。思若不来,即须放情却宽之,令境生。然后以境照之,思则便来,来即作文。如其境思不来,不可作也。”[10]这里所谓的“文章”指诗歌,“立意”则是指捕捉诗歌的意境,故又称“境思”。其他如释皎然《诗式》卷五《立意总评》等,也是指诗思。文章学意义上的立意,唐人似乎还很少触及,也是到南宋作家陈傅良才首次作了精到的论述,其《止斋论诀•立意》曰:

凡论以立意为先,造语次之。如立意高妙,而遣辞不工,未害为佳论;苟立意未善,而文如浑金璞玉,亦为无补矣。故前辈作论,每先于体认题意者,盖欲其立意之当也。立意既当,造语复工,则万选万中矣。

立意亦不拘于一律,要使易于遣文。今之名公为论,如题目在议论处出,则多以议论立意;在建明处出,则多以建明立意;在问答处出,则多以问答立意。凡论包一议论、建明、问答意,则遣文易矣。

“论以立意为先”——科场“论体文”如此,任何文章,即便没有“万选万中”的利害关系,若欲求其有价值,也必须如此。不仅作文第一要讲立意,就是读书也是先看立意,故吕祖谦在《古文关键》卷首的《总看文章法》中说:“第一看大概主张。”真德秀也说:“读书须先看古人立意,所发明者何事,不可只于言上求之。”[11]

那么如何立意呢?陈傅良提出“不拘于一律,要使易于遣文”,即分辨题目是议论、建明还是问答,然后各随其宜立意,以容易发挥和行文为准。“意”是思想,思想本身具有无限丰富性和不确定性,既不可“拘于一律”,更没有化凡为圣的秘方或随拈即用的现成答案,所以谈立意法极为困难,陈傅良也只是指出论体文或议论、或建明(指措置国事公务)、或问答,三者必居其一,才便于“遣文”,但究竟如何立意,显然他说得还不够具体。宋末学者王应麟在《词学指南》卷四中提出“就题立意”:“凡作文字,先要知格律,次要立意,次要语赡。所谓格律,但熟考《(宏辞)总类》可也。所谓立意,如学记泛说尚文,是无意也,就题立意,方为亲切。柳子厚《柳州学记》说仲尼之道与王化远弥,此两句便见岭外立学,不可移于中州学校也。”他用词科考试的实例,说明立意要从题目出发,意与题应高度一致;但又不能“泛说”,“泛说”等于“无意”。因此,他所谓“就题立意”,实际上是要作者从题目上找到切入点,比如所举《柳州学记》中“说仲尼之道与王化远弥”,作者由此切入,不仅抓住了“岭外立学”的特点,十分切题,而且还有了大加发挥的“话题”。可以说,王应麟的“就题立意”论是进入“立意”这个迷宫的一把钥匙。在上节中,我们知道认题的主要方法是“抱题”,而认题的目的正是立意,“题”始终处于关键的位置。要之,由“抱题”到“就题”,由“题”到“意”,是个完全合乎逻辑的思维过程。

进一步发展了“就题立意”论的是陈绎曾。他在《文说•立意法》中具体提出了系统的立意之法:

景:凡天文、地理、物象皆景也,景以气为主。

意:凡议论、思致曲折皆意也,意以理为主。

事:凡实事、故事皆事也,事生于景则真。

情:凡喜怒哀乐爱恶之真趣皆情也,意出于情则切。

凡文体虽众,其意之所从来,必田于此四者而出,故立意之法必依此四者而求之,各随题之所宜,以一为主,而统三者于中。凡文无景则枯,无意则粗,无事则虚,无情则诬,故立意之法必兼四者。

按照陈绎曾的说法,文章“立意”之“意”,源于人们对外界景物的感受和体认,对理论、思致的接受与酝酿,对古往今来各种事件的了解与认识,以及作者个人的情感——包括喜怒哀乐和爱恶,故归纳为“景”、“意”、“事”、“情”四项。这四项本身并不是“意”或“立意”,而只是“意”的发生域。陈氏的意思是,既然欲立之“意”出此四者,那么立意的路径必然从四者中求,立意的方法也必须兼及这四个方面。陈氏避开“立意”这个比较抽象的概念而另辟蹊径,虽然未必能概括“意”和“立意”之全,但也不失为一个宏观的有效的解决方案。在这四项中,陈氏显然以“景”、“情”为主,二者是最基本的,而“事生于景”,“意出于情”,“事”、“意”是由“景”、“情”所派生。这反映了元人文论重“情”的特点。

那么在具体酝酿文章主题时,如何处理四者的关系呢?陈氏更进一步指出:“各随题之所宜,以一为主,而统三者于中。”就是说,最根本的要看题目的需要,只能以一项为主,而统摄其他三项。比如,若欲以“景”为主立意,那就应当从天文、地理、物象等方面去考虑文意,这类文章要写得大气磅礴,故曰“以气为主”,而旁涉或融贯“事”、“意”、“情”三者于其中。为主的那一项,在文章学中叫“主意”,上节已引陈绎曾在《文说》中释“括题”时指出:“只取题中紧要一节作主意,余事轻轻包括见之。”也就是所谓“以一为主,而统三者于中”的意思。所统摄的几项,或叫“余意”,在宋代经义程式中处于“原题”、“大讲”之后,又叫“从讲”。元倪士毅《作义要诀》引宋元之际学者弘斋曹氏(泾)的话说:

所谓余意,乃是本题主意外,尚有未尽之意,则于此发之。须是新意又不背主意,仍于主意有情乃可。这个有数样:本意所轻者,于此却微与提起;本题头绪多者,此处与贯而一之;本意作两并不相关者,此处与发明之;本意有自本至效者,此又翻转来言之。若只是本题意,又来说作一片,全无些斡运,则徒劳耳。

所谓“本题头绪多者,此处与贯而一之”,也就是“以一为主,而统三者于中”的意思。

科举时文由于有严格的程式,主意必须寓于“破题”之中,故陈傅良《论诀》曰:“破题为论之首,一篇之意皆涵蓄于此,尤当立意详明,句法严整,有浑厚气象。”而当“主意一定,中间要常提缀起,不可放过”[12]。“主意”又称“主脑”,清刘熙载曰:“凡作一篇文,其用意俱要可以一言蔽之,扩之则千万言,约之则为一言,所谓主脑者是也。破题、起讲,扼定主脑;承题、八比,则所以分摅乎此也。……主脑既得,则制动以静,治烦以简,一线到底,百变而不离其宗,如兵非将不御,射非鹄不志也。”[13]他说的虽是八股文,道理则是共同的。古文家在创作古文时照样要有主意,只是它没有固定程式,位置设置要灵活得多,甚至可以有“终篇不见主意,有结句见主意者。贾谊《过秦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韩退之《守戒》‘在得人’之类是也”[14]。总之,就题立意,选好切入点,各随所宜,

虽然有不涉“意”之是非、高下的缺陷(此点详后),但就纯技术层面而言,实在是相当通达的理论。

三 从宋元评点本看认题与立意

宋、元学者在文章学著作中所论认题与立意,略如以上两节所述;除此之外,他们还在古文、时文评点本中,用范文点评的形式具体阐说了认题与立意。这些评说虽是在运用层面,但如果我们反观逆推,照样能看出他们隐藏着的理论层面的认题、立意思想,而不应被忽略。

自南宋孝宗朝评点之风兴,现存宋、元人所作评点本不少,又可分为古文评点、时文评点两大类。限于篇幅,这里拟只举古文评点本《叠山先生批点文章轨范》、时文评点本《蛟峰批点止斋论祖》,每种也只能略举数例,以窥作者、评点者认题、立意的理论与方法,发凡起例而已,更细致、深入的研究尚有待进行。

(一)《叠山先生批点文章轨范》

古文评点,是宋人倡导时文“以古文为法”催生出来的一种研究方法,并因此产生了大量的评点本科举用书[15]。一般认为古文评点始于吕祖谦《古文关键》,其《总看文章法》“第一看大概主张”,实际上就是看作家的立意。在该书卷上韩愈《获麟解》篇末,他评曰:“字少意多,文字立节,所以甚佳。其抑扬开合,只主‘祥’字反复作五段。”麟是一种祥兽,故作者抓住“祥”字做文章。又评《师说》:“此篇最是结得段段有力。中间三段自有三意说起,然大概意思相承,都不失本意。”这是前引《文荃•识题法》中所谓“合题”的写法。要之,这些都包含了认题和立意的法门,该书中还可举出许多例子。

完全用时文眼光读古文、评古文的,当数谢枋得(1226一1289)的《叠山先生批点文章轨范》,王守仁《序》称他“独为举业者设”。该书七卷,前两卷为“放胆文”,后五卷为“小合文”[16],集录汉、晋、唐、宋之文凡六十九篇。今存元刊本,又有明嘉靖本、万历本等多种,朝鲜、日本亦有古刻本。有些篇题下有评语,少数又有篇后评,而随文批注,以揭示文法。特别是卷三以后的“小心文”,谢氏多言及包括立意在内的文法。如卷三苏洵《高祖论》末评曰:

此篇以高帝命(陈)平、(周)勃即军中斩樊哙一事,立一篇议论。“斩樊哙”如一篇题目,命周勃为太尉一事,如论之原题。高帝不去吕后者,正为惠帝计,斩樊哙可以去吕氏之党,制吕氏之变,论之主意。

“高祖论”无疑题目太大,只能用前引陈绎曾《文说》所谓“题繁,乃整其文使甚简”的“蹙题”法,故作者选取了斩樊哙一事立论,“斩樊哙”俨然成了写作时事实上的题目,而斩樊哙的意义,便成了全文的“主意”。苏洵虽没有如何认题、如何立意的理论主张,但认题、立意的道理和方法无疑已蕴含于文中,经谢氏一点,读者自可了然于胸。

又如同上卷苏轼《秦始皇扶苏论》,文末评曰:

此论主意为两说:(李)斯、(赵)高矫诏立胡亥,杀扶苏、蒙恬、蒙毅,其祸不在于蒙毅之去左右,而在于始皇之用赵高。后世人主用宦官者,当以为戒。一说李斯、赵高敢于杀扶苏、蒙恬而不忧二人之复请者,其祸不在于斯、高之乱,而在于商鞍之变法,始皇之好杀。后世人主之果于杀者,当以为戒。前一段说始皇罪在用赵高,附入汉宣任恭显事;后一段说始皇之果于杀,其祸反及其子孙,附入汉武杀庆太子事。此文法尤妙。

这就是所谓“开题”“前一段”、“后一段”两说“逐一分析,开写于篇中各间架内”。

(二)《蛟峰批点止斋论祖》

《蛟峰批点止斋论祖》,陈傅良著,方逢辰(1221—1291)批点。今存明成化六年(1470)严州刊本分“甲之体”、“乙之体”、“丙之体”、“丁之体”四卷,凡论体文三十九篇[17]。卷首有《止斋论诀》,其中论及认题和立意,前文已征引。每篇篇首有方逢辰的评语或批语,文中有评有点。评语、批语中指出作者陈傅良如何认题、如何立意之处,可谓比比皆是。如“甲之体”中的《为治顾力行何如》,方氏批云:

此篇以无征不信作主张,盖就出处、考时节立说。……此篇却就“何如”两字上生意,谓帝初即位,便召申公问治乱,是时帝心之趋舍未决,好恶都无证。无证之言,人主不信,故公只说“为治”,只看人主所着力行者何如,盖有所待而后言也。此却说得“何如”字精神。

这是一篇史论,事见《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申公传)),其题材属于“故事”。就认题论,作者的处理方法合乎《文荃•识题法》的所谓“摘题”(或《文说》之“括题”),即摘取题中紧切要精的“何如”两字作主意,余事轻轻包括见之。就立意论,在“景、意、事、情”四项中属“意”,即以说理为主的议论题。此录其“冒子”(包括破题、承题、小讲、入题),可使我们完整地看出作者如何认题、如何立意:

士有一旦卒然遇其君者,未见其趋舍之方,则亦不可以徒告之。何者?未见其趋舍之方,徒信而许之固不可,徒疑而禁之又不可。盖吾诚有见焉则语之有故,而入之有由,斯可以切中其心,而深动乎其听;语之无故,而入之无由,彼将以为卒然之泛言,而无益于理乱者矣。是故君子宁缓言之,姑勉其所自为,而徐为之计。申公之始见武帝也,曰:“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公之意,盖有待而后言也。呜呼,可谓老成长虑者矣!

头三句为破题,“何者”以下三句为承题,“盖”以下至“无益于理乱者矣”是小讲,“是故”以下为入题。作者就题立意,设定出这样一个说理的思路:在未弄清皇帝的趋舍之前,不可匆忙上言,而要等看清他所行到底如何,然后有言,——这就决定了“何如”是全文“生意”的基础。

又如本篇下面的另一文《使功不如使过》,在认题、立意上也颇可为法。篇首方氏评曰:“有功者用之,而有过者弃之,此人情也。今却言使功不如使过,须要说出功如何不如过。此篇只把‘功’、‘过’二字反复说,结处微点破,意便晓然。”其破题、承题数句曰:“天下之事,恃其所长者必败,而耻其所不能者常获。故夫意得志满者不可屡逞,而摧败困踣者是乃明主之所不弃者也。”要之,抓住题中的紧要字立意做文章,是论体文常用的方法。陈氏还认为以“意”成篇的议论文一定要“思致曲折”,“以理为主”,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则,尤其是所谓“思致”,往往成为创新的节点。上篇论“何如”,此篇论“功”、“过”,都能超越常理,各尽“思致曲折”之妙,故文章读来精彩有味。要之,若说立意既高且当,上举两篇都不愧是可圈可点的范本。

四 认题、立意的文章学意义

陈绎曾《文说》在述“立意法”之后引“先尚书”云[18]:

文章犹若理词状也,一本事,二原情,三据理,四按例,五断决。本事者,认题也;原情者,明来意也;据理者,守正也;按例者,用事也;断决者,结题也。五者备矣,词贵简而明白。

这是把作文视如审理诉讼案的“系统工程”,本事、原情如同认题,据理如同立意,在整个系统中据于首位、次位,极为重要。“认题”尚在写作活动的准备阶段,它是为“立意”服务的。故就思维顺序言,立意在认题之次,但实际上立意处于中心位置。立意犹如重新为自己出题目,因为立意之后的写作,是围绕着所立之“意”进行的,或者说题目已经集中反映到“意”上,故清人刘熙载曰:“昔人论文,谓未作破题,文章由我;既作破题,我由文章。余谓题出于书者,可以斡旋;题出于我者,惟抱定而已。破题者,我所出之题也。”[19]破题意味着立意,所以说破题也就等于是“我所出之题”。

“意”是诗文的灵魂。如果说唐人已相当重视对诗歌立意法的探讨的话,那么宋代(特别是南宋以后)对文章立意的重要性和规律性的认识与研究已趋成熟。费衮《梁溪漫志》卷四“东坡教人作文字”条记载:

葛延之在儋耳从东坡游甚熟,坡尝教人作文字云:譬如市上店肆诸物,无种不有,却有一物可以摄得,曰钱而已。莫易得者是物,莫难得者是钱。今文章词藻、事实,乃市肆诸物也,意者钱也。为文若能立意,则古今所有翕然并起,皆赴吾用。若晓得此,便会做文字也。

此事又见《竹庄诗话》卷一引《苍梧杂志》。陈绎曾《文式》第十《总论文》引“程氏曰”(程氏其人不详)完全赞同东坡之说,只是将“意”换成“主意”,而将它比作“将军”:

作文以主意为将军,转换开合,如行军之法,必由将军号令。句则其裨将,字则其兵卒,事料则其器械,当使兵随将转。所以东坡答江阴葛延之万里徒步至儋耳求作文秘诀,曰“意而已”。作文之事料散在经史子集,惟意足以摄之,正此之谓。

“意”既然如此重要,那么“炼意”就必然占据文章写作的中心位置。古人认为立意要“奇”,《文心雕龙•隐秀》曰:“夫立意之士,为欲造奇,每驰心于玄默之表。”宋人又提出“高奇”,北宋无名氏《王氏谈录•作文立意》曰:“班固《典引》序唐尧君臣之德,迭享天下,云‘股胧既周,后授汉刘’。公言:古人作文立意高奇如此,后学者可不务哉!”(四库本原校:一云“文当务立意高奇,不蹈陈故”。)南宋谢采伯又谓立意要“古”,其《密斋笔记》卷三称其与客论文,以为“古人文纯是骨”,客问“如何是骨”,他回答“立意是也。字古不如语古,语古不如意古”云云。前引《止斋论诀》提出立意要“高妙”,要“当”,比“奇”、“古”之类更具普适性和指导性。特别是所谓“当”,大言之要合乎自然、社会规律,小言之也要切于事理、情理,这是文章的命根,若设意立论失当、不当,文章也就顿减其价,甚至完全失败。

但是,如果仔细考察古代学者、作家对文章认题、立意认识的演化进程,不难发现南宋前多失之于抽象和粗放,而缺乏精深的思辨和理论提炼。陈傅良是文章学史上一位极具创新精神的学者,他从研究科举文体的程式出发,在宋、元文章学包括认题、立意的理论建设中,居首功而无愧。以研究的具体、翔实和系统性论,陈绎曾《文荃》、《文说》两书也功不可没。其《文说》小序称“陈文靖公问为文之法,绎曾以闻于先人者对”。《四库提要》谓“乃因延祐复行科举为程试之式而作”。因此,陈绎曾包括“认题法”、“立意法”在内的文章学理论,虽有他个人的见解,但更主要的则是从他“先人”处得到的,是宋季科举文字作法的理论总结,而又指导着元代文士的举业。认题中的抱题、断题法,乃围绕题目作多角度的审视,如所谓“开题”、“合题”等十项,以及由景、意、事、情为内容构成的立意法,提出了具体的、可供操作的思路和方法,其适用范围超出了科举考试的需要,而将认题、立意理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对发展和丰富文章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然,宋、元文章学的认题、立意理论也有不足。除前面提到的过于繁琐外,主要有下面两点。一是认题固然须从题目出发,但宋、元文章学家囿于时文程式,普遍存在过于重题的倾向。这充分反映在前述陈绎曾的十项抱题法中。太过“抱题”,作者就只能在题目上绕圈子做文章,寸步不敢走作。科举时文本来就是以题目为中心,若再按“抱题”的思路发展下去,那必然就是明、清八股文起、承、转、合以诠释题目的那一套,甚至题目与文章构成谜面与谜底的关系[20]。以此之故,不仅让时文的品格降至最低,古文也受其影响,很难走向繁荣。第二点不足,是立意太拘题目。文章要立意好,除从题目所提供的景、意、事、情去寻找好的切入点外,更重要的因素是作家本人思想文化素养的高低,若没有远见卓识,没有正确的是非观,“就题立意”只能流于“就题论题”,思想像是折翅之鸟,甚至变为扭曲事物真相的哈哈镜,那是永远写不出好文章来的。就此点说,立意的功夫其实在题外,胸襟、眼光也许比“就题”更重要。不能说宋、元文章学家轻视作家修养,相反,他们对此相当重视,曾提出养气、养心、养力等一系列主张,对此笔者曾有论述[21];但太重内修而脱离社会实际,恐怕很难“养”出创造和书写历史的大气概、大手笔来,而当他们在建构认题、立意理论时,甚至连内修功夫也置之脑后,而一味把眼睛紧盯着题目,不能不说是失误和遗憾。明白了这些,我们才会对宋元文章学的认题与立意理论有更全面的认识与理解。

注释:

[1]《条制》见北宋刊本《礼部韵略》附。该书今唯日本真福寺有藏本,笔者所见为日本学者的网络本。现存南宋绍兴本《礼部韵略》附《条式》,与景祐本大同小异。

[2]见《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附《条式》(《四部丛刊续编》本)引《绍兴重修御试贡举式》“试卷犯不考”条。

[3]《答庄充书》,《樊川文集》卷一三,《四部丛刊初编》本。

[4]关于文章学的成立与发展问题,参见王水照《文话: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学术资源》,《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拙文《论宋元时期的文章学》,《四川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5]如李涂《文章精义》第九十一则称“文字贵相题广狭”云云。

[6]见张伯伟撰《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52页。

[7]《文筌》,《续修四库全书》本;《文说》,影印《四库全书》本。

[8]详《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

[9]现存《文说》没有更好的版本可供校勘。若“招”字确系“超”字之误,则两书所述“抱题法”,完全相同的共六项,而非上文所说的五项。

[10]《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本,第162页。

[11]《西山读书记》卷二五。

[12]《论学绳尺•论诀》引福唐李先生《论家指要•论主意》。

[13]《艺概》卷六《经义概》。

[14]李涂《文章精义》第七十四则。

[15]关于宋人的“以古文为法”,请参拙文《论宋代时文的“以古文为法”》,《四川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16]据谢枋得批语,知其所谓“放胆文”即“粗枝大叶”之文、锋芒毕露之文,而“小心文”主要指“严谨简洁”之文。

[1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存目”中著录《止斋论祖》五卷,凡九十二篇,今未见著录。

[18]《文式》引作“濂溪先生云”,末注“一作陈尚书云”。究竟是何人语,已不可考。

[19]《艺概》卷六《经义概》。

[20]启功先生论八股文的破题、题目有如谜面和谜底,破题“即是谜面,所破的题目各字即是谜底”(见启功《说八股》,启功等著《说八股》,中华书局2006年版)。事实上宋代各体时文已有此倾向。

[21]见拙文《宋元文章学的作家修养论》,《学术研究》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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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文学遗产》2009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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