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那波 黄冬娅:社会转型与国家建设:已有文献及新的研究方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3 次 更新时间:2015-04-21 22:3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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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那波   黄冬娅  

   关键词:民主 政治发展 世界格局

   2013年5月1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和山东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民主的历史与现实的政治”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院所、中国人民大学、山东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40多位专家学者聚集一堂,就国际民主化进程的经验与教训、民主的成长性与包容性、民主的历史与现实的政治、中国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王希军主持了会议开幕式,中国社科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国外社会科学》主编张树华与山东社会科学院院长唐洲雁分别致辞。与会学者围绕民主的历史价值、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联系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问题,对如何认清西方民主的实质、中国学术界在此问题上的学术责任进行了多层面、多视角的探讨和反思。

   一、国际民主议程转向与中国学界的责任

   张树华院长在致辞中首先分析了当今国际格局的变化。他指出,金融危机的爆发戳破了西方政治的泡沫——民主泡沫。国际政治议程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势,即以前由西方世界垄断的民主一元论的话语权,转向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多样化政治发展道路。他指出,20多年前柏林墙倒塌、苏东国家“改旗易帜”,西方世界认为取得了冷战的完胜,惊呼自此西式的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模式将一统天下,意识形态的争论就此终结。那时在西方的主流媒体和国会讲坛上,“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之后,携冷战胜利之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先后发动了“沙漠风暴”等反恐战争,随后又策划或煽动“颜色革命”,引发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动;在经济领域,携几万亿美元的“冷战红利”,西方世界借助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占据了更大的市场空间,攫取了更大的资本和利益。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一些国家改弦易辙,极力依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期望搭上“便车”。在苏联,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鼓吹“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打出“公开性、民主化、新思维”等口号,企图用民主社会主义来改造苏共、改造苏联,但是实际上却把苏联、苏共推上了邪路、绝路、死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以后,叶利钦上台,以更加激进的民主自由口号,妄图照搬西方的道路,他执政的9年中把俄罗斯推向了更加可怕的深渊。戈尔巴乔夫的6年、叶利钦的9年后来被普京称为是“失败的、混乱的15年”。2000年普京接手俄罗斯时,俄罗斯面临着堕落到二、三流国家的悲惨境地(普京语),GDP仅相当于美国的1/10,中国的1/5。

   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世界生病了,美国社会精英在争论美国究竟是“衰落”还是“衰弱”。美国有的政治学者指出,如市场有泡沫一样,西方的政治也存在泡沫,这里更多地指西式民主的泡沫,而这些泡沫是有着思想制度根源的。

   反观中国,30多年来的发展昭示了在世界的东方,中国正在自信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迈进,创造了中国奇迹。这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20多年前苏东社会主义发生剧变的压力下,不仅没有崩溃,反而更加自信地走上繁荣发展之路。30年的时间里有6亿多人口脱贫,近20倍的GDP增长。与苏联相比,一升一降、一荣一衰,两条道路,两种命运足以令人感叹。由此,张树华研究员呼吁中国学术界在此问题上应该勇于承担相应的学术责任,认真总结中国成功的政治密码,树立政治自信和发展道路自信。他提出,在当今世界局势下,中国的学界和学者要对自己的制度、道路和理论有信心,一方面要在外交和政治上充分展现自信力,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也要培养自信力。他希望,研讨会上专家应充分展开思想交流,在研究视野上要勇于超越西式民主的框架,自信地应对西式思潮的挑战,思考中国式的民主观和民主策,探索中国式的民主路,走一条科学的、全面的政治发展道路。以中国的话语、中国的逻辑、中国的叙述,来做中国发展的华彩文章。

   唐洲雁院长在致辞中指出,这个研讨会的主题策划好,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要清醒地看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遇到的问题愈加尖锐和突出,其中有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就是如何来加快和推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党的十八大报告就正式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一个重要的判断,同时提出要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民主”,“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他强调,在实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过程中,应该避免两种错误的倾向,既不能将民主的问题抽象化,用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来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也不能拒绝借鉴世界各国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应该对其认真研究和借鉴,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二、民主的历史、优劣及样式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方雷教授首先回顾了民主发展演进的历史,分析了民主的优劣、样式。他指出,现在各种观点对民主的理解往往强调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主权在民、人民主权,这是民主的要义;第二,政治平等,即人人一票,票票等值,这是从选举的角度理解民主;第三,多数统治。然而,民主的呈现更重要的是保障平等的参政权,才能够实现民主。保障平等的参政权有四个方面:一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保障,二是杜绝绝对权力的保障,三是政党制度的保障,四是表现自由的保障。民主是今天人类创造出来的比较好的一种治国方式,但并不是说很完善,主要包括六个方面:一是民主有可能导致暴民政治;二是民主不一定就能实现全体人的利益,如欧盟宪法条约的难产,美国议会党团通过多数决来绑架公共政策;三是在多民族国家或地区有可能通过民主导致民族分裂意识的萌发和蔓延,进而导致国家的不稳定,例如台湾地区的民主化就是以社会的撕裂、族际的撕裂为代价的;四是民主不一定就会产生素质高的领导人;五是民主制度下的低效率;六是民主程序和形式下的不公正。

   另外,各国采用的民主制度是多样的,主要包括了五种样式:具有共和理念的美国民主、具有妥协精神的英国民主、具有极权传统的法国民主、讲究秩序的德国民主、团体自治的日本民主。最后,他指出,中国的民主应该是两个三位一体的统一:宏观上的三位一体,即十七大、十八大都在说的人民民主、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微观上的三位一体,即协商民主、自治民主和选举民主。当下中国发展中国式民主的途径主要有:体制内的增量和体制外的增量的共同努力;自上而下的党和政府的主导和自下而上的民间的主导、创新两个向度的共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辛向阳赞同方雷教授的发言。他强调,民主的历史包括实践的历史和理论的历史,要进一步探索民主在东方的理论起源早于古希腊的历史及其理论贡献,要正确看待和加强对民主的规律性与理论走向的研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螺旋上升式、社会形态的民主发展理论批判亨廷顿在多党制框架下一波一波的民主化理论。他认为,邓小平计划将来中国建立一种既有民主又有共和的复合型政治体制,是给人类开辟一条从来没有过的政治道路,而且可以不搞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制也能解决腐败问题和权力制约问题,就是民主和共和有机的结合。这是民主与共和的相互制衡,可以解决三权分立、多党制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三、对“自由民主”的批判、反思与重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光斌认为,思想界和精英界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实际上还受制于西式自由民主的思想逻辑,比如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竞争性选举与多党制。因此,对“自由民主”理论进行批判、反思,以及重构超越自由民主的理论成为当下的最为迫切的任务。

   他指出,当前西方民主政治的危机实际上就是自由民主的危机,包括民主转型国家的回潮问题、有选举但治理无效的民主、西方民主的危机。从转型国家到老牌的自由民主国家都存在诸多问题,但绝不是福山所说的民主执行问题,而是民主的理论、民主的观念出问题了。熊彼特式民主和竞争性选举的错误,在于只讲社会权力,而不是政体意义上的民主,这是西方社会科学的传统,即社会中心主义。如果要突破西方社会中心主义,就必须把国家回归民主理论。因此,他提出,以“治理民主”超越自由民主,建构一种超越左右的民主观,包括参与、回应与责任三个要素。参与制度性回应,它是自主性回应、选择性回应,是一种责任政治。与自由民主比较,“治理民主”的优势在于:第一,治理民主是讲官民关系的,强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均衡,而自由民主只谈社会权力,而忘记了国家权力,这是社会中心主义传统所决定的。第二,我们考虑任何政体时,必须要考虑其正义原则(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即正义原则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平等问题。在罗尔斯看来,自由资本主义政体、福利资本主义政体都是不符合正义原则的,只有自由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符合正义原则。从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上,治理民主在很大意义上是一个事实性社会主义,由于有国家民众的关怀,而符合正义原则。第三,治理民主,在中文意义上有两层含义:民主地治理和民主需要治理。后者的含义是治理民主本身,治理自由民主,不是取代自由民主,但一定要超越它。

   针对杨光斌教授的发言,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方雷教授指出,不论是自己提出的社会共和,还是杨教授提出的治理民主,都说明中国学者在深刻思考超越西方民主的问题。不论如何批判和反思西方民主政治的危机、实践的危机、现实的危机、理论的危机和常识性的错误,超越西方民主必须以党和政府的主导为前提。西方强调的是权力的制衡,中国强调的是利益的平衡,利益的平衡和权力的制衡背后都可以用共和的思想来化解、理解和建构。

   四、突破西方民主话语霸权与探寻中国政治发展道路

   山东省委党校政法部副主任张杰教授受到杨光斌教授发言的启发,深有感触地指出,20年来,从理论建设上中国学者失去了两个制高点:道义上的制高点和思维的制高点,尤其是20世纪末所谓的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重新认识的结果,使我们对资本主义丧失了批判的意愿,更丧失了批判的能力,也丧失了对现实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为此,在民主问题上,要打破西方的话语垄断,建构一个全新的不同于西方的政治文明形态,对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非常有意义的。他对西方民主的标准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指出西方的民主主要体现在政治权力配置这方面,即选举。这就表现为民众通过选举产生执政党,执政党来产生政府,即一人一票,多党竞争。但是在西方的民主标准下,在西方话语体系下,这样的方式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和政治体制。良好的政治制度在于实现价值之间的均衡和融合,政治制度所承载的价值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甚至往往是冲突的。中国的政治改革目标不是单一的,也就是说通过改革建立的制度是多重的,是价值之间的均衡和融合。中国是组织型国家,是以共产党为纽带维系的国家,离开了共产党就意味着维系国家的基本纽带丧失。以国家形态为前提才是探讨中国政治发展的基点。中国的共和应该是“党民共和”,即共产党代表人民组织政府,人民选举人大,人大监督政府。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周少来研究员对张杰教授的发言进行了点评。他强调,从2004年中国民主政治白皮书发表以来,中国的民主建设已经不是一个观念问题了,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它不是社会共和、民主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等观念问题,而是中国在走向或者建构现代政治文明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的核心问题还是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党和国家、国家和人民的关系问题。从制度形态上来说,是共产党的执政权和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条件问题。十七大报告提出,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带动社会民主,因为中国共产党是组织核心、权力核心、决策中心。一切权力资源都在党内,所以党内民主是一个很关键的起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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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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