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 丁学良:权力场是一台绞肉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27 次 更新时间:2015-04-20 11:5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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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纪霖推荐语

   对于文革,有三代人:所经之世,所见之世,所闻之世。红卫兵一代是“所经之世”,文革后成长起来的是“所闻之世”,我在文革开始的时候,还是一个朦朦胧胧、似懂非懂的红小兵,可谓属于“所见之世”。一场轰轰烈烈、波澜起伏又充满诡异的大革命、大动荡、大厮杀,其真实的内幕是要等到多少年过去,拉开历史的身位,才得以看清楚的。徐景贤在文革期间,被称为上海的“徐老三”,这个以“丁学雷”笔名威慑全国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头头,在一月风暴之后,位居张春桥、姚文元之后,成为上海滩掌握权力的要角。张春桥在上海的班底,一是徐景贤这样的文人书生,二是王洪文那样的工人新贵,他自称“老头子”,成为驾驭两派的上海滩老大。权力场是一台绞肉机,里面的风云人物,少有善终的,不是你吃了我,就是我吃了你。从底层平步青云的工人新贵王洪文、陈阿大难改贪婪本性,多是贪腐的狠角色;久经党内残酷斗争的老干部王少庸之流深谙生存之道,整人自有一套;而文人出身的张姚有权力欲,但他们对物欲与享受无多大兴趣,对人、对己,近乎吝惜到不通人情。这部徐景贤遗稿,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写的,他一改《十年一梦》的欲言又止,酣畅淋漓地全盘托出当年权力场的各种人物生态,有故事,有人物,有心态,有细节,煞是好看。作者毕竟是良知未泯的读书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书中的一些思考和反思,也颇为难得。

  

延伸阅读

   徐景贤是个“好教师”——读他的最后回忆

   丁学良

   这里的“徐景贤”并非香港或内地某所大学的教授,而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皆知名、上海皆听命的“毛主席的好学生”,外号“徐老三”者,即在上海权力系 统中仅次于张春桥和姚文元、官至中共中央委员和上海市委书记。这里称徐为“好教师”,也不是基于华人世 界教育界的选举加冕,而是基于他生命之末的一部手稿,刚刚由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发行的《徐景贤最后回忆》。

   此前徐也有一本回忆录在香港发行,《十年一梦》(2000年完稿,2003年出版),外界反应不差。但其时徐并不知道上帝还允许他在人间逗留几许,所以很多事不敢揭露,很多话不敢直言。临终前不久的文稿却很不一样,直率得多,智慧得多。此乃常人之常情——生命越靠近尾段,反思越是深沉,落笔越少顾忌。你已经把一生的路走得所剩无几,干吗还要吞吞吐吐?

   徐在“文革”前就已经是左派阵营的一员干将,乃是令全国文化界畏惧的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丁学雷”之首笔。好在他“文革”末被清洗,判刑18年,否则我们也无缘读到他深刻的反思。个人之不幸,往往是大众之福气,不然的话,所有以前的中国高层政治真相,大概永远出不来。我们不曾见过高层领导人的回议录,但我们都能读到张国焘、龚澎、陈伯达、邱会作、李作鹏等人的回忆录。在中共政治传统里,只有倒霉下台的领导人才会真诚反思出版接近事实的回忆录,台上讲的只是官话套话而已。

   徐《最后回忆》里有几处特别值得关注。一是他首次公布了一份珍贵的文革史料——1968年徐组织编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对最高层为什么选定上海作为发动“文革”的基地、该基地是如何表现出色、文革最狂乱的头两年上海发生的重大事件,作了详细的考证和纪录。这份资料一交给张春桥,就被当作密件封存起来,因为它透露了在那个权力斗争你死我活的时期,文革得益派绝对不想见阳光的诸多内幕。这份资料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是理解和撰写文革关键环节的基础性依据。

   本书更吸引我的,是徐对几个文革要人的近距离观察和描绘。徐早年是个文学青年,写过小说和电影剧本,会看人也会写人。他笔下的张春桥之城府深黑、谋算精细、害人整人专业老到、揣摩最高层意图十拿九稳,都写得有板有眼。他笔下的姚文元之“棍心勃勃”(即自觉担当横扫中国文化界的“革命大批判棍子”、指向哪里打向哪里)、待己待友都寒酸克扣、对敌人对家人都不讲温情,也写得有分有寸。

   然而从政治反思的角度看,徐写得最好的人物,乃是王少庸。王的资格颇老,1949年后高就青岛市长,不久在党内斗争中被卷入“向明反党集团”案,坐牢几年。后被左派中的大明星柯庆施搭救,安排在上海市委里主管工交系统。文革一开始王被打倒,颓唐之极。徐受上面的委托去劝王通过深刻反省、猛力揭发别人,争取被早日解放进新的领导班子。张春桥随后指派王掌管上海的政法和专案这个权中之权,在张本人太忙缺席期间,一度让王主持上海市革委会领导成员的会议。徐描述:“王每天抽两包中华牌烟,脸色灰暗。他喜欢讲一些尖酸刻薄的话,谈到别人的历史问题时,经常眼睛一鼓,嘴巴一撇,拿起笔来在书面报告上哗哗地写上批语:‘隔离审查’”(页165)。被王坑害的人不计其数,其中有一位就是王的同事的丈夫叫张六吉,仅被怀疑跟一起群众对王提意见的冲突有关,王就指示手下立专案伪造证据,严刑拷打张六吉,逼他供认解放前认识国民党特务。张六吉走投无路,自杀了结。

   徐评论道:“像王少庸这样1930年代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历经长期的党内斗争,挨过自己人的整,因冤案被关押多年。...... 可是他一旦重新掌握大权,很快故态复萌,又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党内斗争,‘对一大批人’设立专案,长期关押,下手又狠又辣。”全上海的死刑案也是王审批,“肯定错杀了一些人。我反复思索,觉得这种‘王少庸现象’不是个别的,而是阶级斗争学说从思想上长期统治共产党造成的一种特殊现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王少庸是从这个国家里消失了(病故),但是,王少庸现象和专案遗风是否从此绝迹了呢?”(页179-180)

   我称徐景贤为“好教师”理由便是:他书中有多处这类依据实例的反思,使得他《最后回忆》一书,可以用作当代中国政治课的生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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