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远远不是我所喜欢的作家。但他的一篇自传性散文《我的几个国庆节》却引起了我的注意：

“1971年，我参加了国庆游行的儿童组字排练。按照计划，我和其他数万名儿童要共同组成那次游行的背景，当军队和彩车走过天安门观礼台时我们就一齐打开手中的彩色大纸本子顶在头上，向着天空拼出巨大的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此，我们从夏天开始停课，每天在学校集合，走10几公里路到天安门广场排练。很多小孩中暑，尿裤子。广场旁边的便道上有一排排铁盖子，掀开围上帐篷就是临时厕所。有时我在里面尿半截儿，尿急的女孩子们就提著裤子冲进来占领了身后所有的茅坑，我只好从另一出口仓皇逃出……等我们排练好了，这年的国庆游行取消了，党的副主席林彪乘飞机出逃苏联，在蒙古坠机身亡。毛主席很受打击，从那以后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我对形形色色的“作秀”，无论中外，都不感兴趣。但当这种无聊的“硬球”如果只是在成人之间传来传去的话，只要不看也罢。可当一场“表演秀”要绑上几十名、甚至上万名孩子，不惜以晕倒和尿裤子为代价，来证明自己的“伟光正”时，我就无法掩饰我内心的鄙夷。

“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这是鲁迅先生对有监督和保护之责的父母、师长乃至全社会的警告。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仍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一些小孩根本就“大不了”。

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7所中学、8所小学的少年儿童在该市友谊馆向自治区教委的领导作汇报演出时，因舞台幕布着火，引发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大火灾。这场大火共造成326人死亡，134人受伤。死难者中，参加此次汇报表演的孩子就达289人。

对于这场罕见的特大事故，除了官僚体制下人们习见的玩忽职守、责任心淡漠为时论同声谴责外，前来参加“政治作秀”的权豪政要们的表演也令中外观察家大跌眼镜：

据1名被老师举上窗台逃生的五年级男生回忆，当他上完洗手间，回到剧场一看，无数的火花往下掉，一位领导模样的大人，拿著话筒喊：“不要乱，不要动，让爷爷叔叔们先走！”另一位在火灾中救出12名学生，自己的儿子却葬身火海的舞蹈教师说：当时市教委的1位领导，举着话筒喊，“孩子们，都别动，让领导们先走！”

在场的最高行政长官，新疆石油管理局的1位副局长，从塞满孩子的唯一通道逃离后，一头钻进小轿车直奔高干病房，中间经过消防队也不下车报警。市教委的1名党委副书记，凭借著对地形的熟悉钻进了厕所，又仗着成年人的力气，把原本可塞30人以上的厕所反锁顶上，任凭外面的孩子哭喊也不开门。事后还恬不知耻地向记者炫耀他的逃生知识有多丰富。

另外还有10多名市局领导，无1人出面维持秩序，无1人向被大火围困的孩子伸出援手，反而争先恐后地出逃。事后发现，在许多孩子羸弱的尸体上，有许多成年男人的大皮鞋印，也有成年女人的高跟鞋踩穿的血洞。

这使我想起了奥威尔在《动物庄园》里的一句话：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当这些年龄数倍于孩子的“爷爷叔叔”，用一句惯常的行政命令及时地制止了孩子们的出逃，然后从他们尸体铺成的路上出逃时，正是他们在出逃之前还向孩子们宣扬“见义勇为”、“争做好人好事”的高尚道德。但从这些象畜牲一样活下来的官员身上，我们何尝看到半点道德的影子？

在这些自称“为人民服务”的官员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赤裸裸的丛林法则。丛林法则的1个根本特征就是，暴力通吃一切；当暴力和暴力相遇时，暴力最强者说了算。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实践丛林法则的人却要高唱“牺牲”和“奉献”美德？按理说，就象物理学中“能量守恒”定律一样，当一些人超强度地贡献了自己的劳动、甚至生命时，必有另一些人低成本地收购了这些额外的道德果实。我称之为“道德三五斗”。那么，谁是这些道德利益的最后收藏者？从喊叫“保持安静，坐着别动！”的组织者身上，从手拿话筒命令“让领导先走”的市教委官员身上，从反锁厕所不准孩子进入的党委副书记身上，从一切从容跨过孩子身体的大小政客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些道德支出的最后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