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谈艺录》的启示

——钱锺书先生的学术品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85 次 更新时间:2015-03-20 11:16:37

进入专题: 钱锺书   谈艺录  

蒋寅 (进入专栏)  

   1.在我的印象中,自《管锥编》问世以来,钱钟书其人其作就成了个显示博雅度的话题。学文的凑在一起,不知不觉就会谈起钱钟书,谈《管锥编》,谈《谈艺录》(倒很少见人提《旧文四篇》,也许因为它只是“四篇”而已),高见纷陈,崇敬之情更是形于言表。一部专门性很强的学术著作能如此深入人心,当然令人欣慰。然而听到各层年纪的同志们放谈钱钟书和《谈艺录》,发表种种概括性极强的深刻见解时,我只有惭愧得紧,佩服得紧。记得我第一遍读旧版《谈艺录》时,基本上不懂,极少部分经仔细琢磨略得其理。第二遍读新版时,我已读过些唐诗,于是稍明白一部分论唐诗的内容。几年过去,现在我第三遍读它,竟发现所得与读第二遍相差无几。解者自解,不解者依刁解。惶惑之余,我只能这样自慰:一种专门学问,当人人都能谈论它时,它早已不是原来的东西了,就好像前些年人人都评法批儒时,那早就不是思想史研究了一样。钱钟书的学问,可以渊博精深四字概之。《管锥编》代表着渊博,而《谈艺录》则体现了精深。渊博在内容,精深在思致。钱钟书的学问,在我看来,不只是一通知识,也不只是一番功夫,乃是一种境界。不是王国维的那些学问境界,而是近于天台定慧双修、顿渐并举而至开悟的那种境界。所以它不能仅以渊博的学养和专静的功夫来衡量,还必须加上超妙的灵悟。诚然,钱钟书的渊博和专静都可以说举世罕俦,但这藉现代的信息处理技术、有正常的学术环境,还是可以企及的,而那种悟性就难说了。西天路上僧多少,谁个取得真经回?所以说钱钟书的学问是种境界,缘故也就在这里。不光要有看经打坐的禅定功夫,还要有慧根妙悟。不透彻这一点,读不了《谈艺录》,也不能领略它的精深,更谈不上给予适当的评价。譬如隔墙观花,眼界与钱钟书齐的,红白当前,目不暇接,哪有心思看钱钟书?眼界不及钱钟书的,只能从旁边看着钱钟书观花;但也只能看看他的姿态而已,又焉能窥知钱钟书之所见。更不幸的是,钱钟书的姿态偏又平淡无奇,最为普通。依我看,也就是学者最朴素的本色罢了。如果要说个性的话,那么就是不免炫博(如第62则论诗与读书),时而寓谐于庄(如第16则胪列“古来薄韩者多姓王”),讥诮刻薄(如第61则谓《随园诗话》“无助诗心,却添诗胆”;第34则谓刘过七古伧野粗狺“似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钱钟书的卓绝处在于全面地具备了学者的素质——不只是渊博的知识,缜密的思理,还有独立的学术品格。最后一点最为重要,却常被人们忽视。

   2.学者作为人类思想的主体,作为文化的承传者与建设者,作为价值的裁决者,其意义首先在于具有独立的人格和自己的思想。他的使命要求他在进行事实认识和价值判断时保持独立的思考。既不拾古人牙慧,也不仰今人鼻息。通观钱钟书的著述,他是无愧于学者称号的。读完《谈艺录》,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虽广征博引,备举前贤旧说,却从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这我们从翻开目录就开始感觉到。自严沧浪以来,言诗必称盛唐。无论是亦步亦趋的明七子还是反拨明人的清代诸家,尊唐崇宋已成为诗学主流,诗与代降几成定论。胡应麟说“东京后无诗矣”(《诗薮》内编卷一),鲁迅则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鲁迅全集》卷十二书信集《致杨霁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612页)。以至于谈诗者概不言明清,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可以堂而皇之地结束于元代,而宣称“此诗史从诗经、楚辞叙起,一直到近代的散曲(按指元散曲),而词盛行以后的诗,及散曲盛行以后的词,则概在劣作之列而删去”(《导论》)。我们很难说这是不是承袭传统观念而生的成见,但这种观念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盖吟体百变,而吟情一贯。人之才力,各有攸宜,不能诗者,故试其技于词曲;宋元以来,诗体未亡,苟能作诗,而故勒其情,为词曲之用,宁有是理”①。钱钟书正是以这种尊重历史的态度来看中国诗歌的,因此在《谈艺录》中我们看到与上述成见相反的情形:书中除少数几条论唐诗外,大多是论宋以后诗的内容,主要是清诗。这本身就体现了迥异流俗的独立精神。而具体到作家的创作与理论,更是毫不依傍前人,惟我听见是陈,大胆而卓绝的议论随处可见。这里我首先想举出他对《沧浪诗话》的评论。自古以来没有哪部诗论像《沧浪诗话》这样遭到过那么多的讥诮訾毁。可是《谈艺录》通篇独给了它极高评价。第88则中通过比较严氏诗论与法国印象派诗论的相通之处,肯定了它“放诸四海,俟诸百世”的理论意义。后来作者在“订补”中回顾道:“余四十年前……撰《谈艺录》时,上痒师宿,囿于冯钝吟等知解,视沧浪蔑如也。《谈艺录》问世后,物论稍移,《沧浪诗话》颇遭拂拭,学人于自诩‘单刀直入’之严仪卿,不复如李光照之自诩‘一拳打蹶’矣。”(第596页)今天严羽诗论的价值渐为人重视,但在当时钱钟书的议论不啻是石破天惊,非有目空北群的过人胆识不能道。颇有意思的是,钱钟书如此推崇沧浪,但对沧浪诗论一脉相承的司空图《诗品》却不以为然:“司空表圣《诗品》,理不胜辞;藻采洵应接不暇,意旨多梗塞难通,只宜视为佳诗,不求甚解而吟赏之。”这样的评价放在今天,研究批评史的人必勃然而起争之。但我觉得“佳诗”说是有道理的,《诗品》的意义只在以“佳诗”扩大了中唐以来的诗境说的影响,在理论上并没多少贡献。而具象式批评的模糊性带来的消极影响更是过大于功,这种具象式的理论思维最终阻碍了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走向规范化和科学性。又如明末奸臣阮大铖,人品为世所不齿,而诗有可讽,前人偶或赏之,今人的文学史斥之莫称。钱钟书则认为“固不宜因人而斥其文,亦只可因文而惜其人,何须固执有言者必有德乎”。(第161页)因此他在论述竟陵派盛衰时特地把他作为一种现象提出来讨论:“阮大钺绝口不道钟谭;《戊寅诗·与杨朗陵秋夕论诗》大言:‘胜国至本朝,一望茅苇积,滔滔三百年,鸿漾如未辟。’顾按其先后诸集,则洵可谓为‘捉得竟陵诀’者。昧良忘祖,毁所自出,亦佥壬心术流露之一端焉。”最后又提到:

   五十余年前,南京国学图书馆重印《咏怀堂诗集》,陈散原、章太炎、胡步曾先生等题识以表章之,有日:“以王孟意趣,而兼谢客之精炼”,有日:“具体储书,追踪陶谢”。诸先生或能诗或不能诗,要未了然于诗史之源流正变,遂作海行言语。如搔隔靴之痒,未奏中肯之刀。有清一代,鄙弃晚明诗文;顺康以后,于启祯家数无复见知闻知者,宜诸先生之钦其宝莫名其器也。(第422页)

   陈章胡三位都是一代名家,但钱钟书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们于诗史流变而致议论轻率,同时也说明了他们致误的客观原因,严正中含有宽容和尊敬,表现出一位学者应有的正直不阿的高尚品格和不卑不亢的优雅风度。读完《谈艺录》,我们不能不承认,钱钟书学问的境界首先是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忠实态度和独立思考之上的。没有这点精神而侈谈学问,只能是对学问的亵渎,学问反过来也必将给予无情的嘲弄。从古到今都有这样的学者,著作等身,显赫一时,身后却留不下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一点孤直耿介,耐不住寂寞;向声背实,托飞驰之势,最终必然滑向邪道,令后人在鄙薄之余又生几分怜悯。古人说,有第一等襟抱,斯有第一等真诗。学问又何尝不是如此?有第一等的人格乃有第一等的学术品格,有第一等的学术品格乃有第一等的学术!回顾中华民族的学术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学人的出处升沉、学术的隆替流变,好生令人感慨!向来被人目为浅薄的胡适,就凭他独立不羁的学术精神,后人便能从他的遗产中得到许多真金。而一些似乎精深远过之的学者却只留下些过期股票。面对一大堆古典文学研究的遗产,我愈益强烈地感到,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考、独立的学术品格对于一个学者、对于我们整个学科建设是多么重要!已故广西师大中文系教授冯振(振心)先生(1897—1980),我只见到遗容,精于诗学与诸子学,早年著书多种,后来却几乎不写东西。据说是自觉不合时宜。这样一位学者,没能把毕生所得留传下来,是非常可惜的。但我佩服这种精神。既然不能言所欲言,那就保持沉默。有所不为而后能有所为。评法批儒时的那种学术繁荣不过徒致纷扰,添些拨乱反正的麻烦罢了。我的老师千帆先生常说,学者须能自甘寂寞。也许,选择学问作为终生事业就注定了要走上一条寂寞之途。如今钱钟书是名满宇内了,但他一直是在走着淡泊寂寞的路,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3.今人好谈论钱钟书的治学方法,每有洞幽烛微之论。也难怪,谁让今天是个方法论的时代呢!但我始终以为钱钟书的所成,要在一个学字,博通今古,学贯中西。四册《管锥编》早已令中外倾倒,而《谈艺录》仅以它满纸的书名号就足以令人服膺其涉猎之广。对任注山谷诗、李注荆公诗、施注遗山诗三家的订补引书数百种,特别是举前人后人之作相参证,更显出非凡的记诵能力。这种学养自然是与他们那一代人少受家学通国故、长游域外博见闻的特殊经历分不开的,今人再难有这种理想的学习条件。因为淹贯中西,他每从中西文学创作与理论中发现相同的艺术经验,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人类共通的艺术感觉和心理内容。这在论王国维诗的时间意识、李贺诗的曲喻、八股文的代言特征、以文为诗说、山谷“行布”之说、心手相应与相乖等问题时都为我们树立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范例。而在评论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近代诗人时,渊博的学识同样使他能居高临下地洞见他们接受西方文化的深浅得失。对苏曼殊每以拜伦比太白仙才、雪莱比长吉鬼才,他就认为:“至于拜伦之人世实践,而谓之‘仙’;雪莱之凌虚蹈空,而谓之‘鬼’,亦见此僧于文字海中飘零,未尝得筏登岸也。”(第50页)曼殊《本事诗》之三云:“丹顿、裴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钱钟书在“订补”中又说:“窃谓‘命如丝,只可揣称工愁薄命之才子如黄仲则辈……曼殊悯刚毅杰士,以为柔脆;怜豪华公子,以为寒酸,以但丁言情与拜伦言情等类齐观,而己于二家一若师承相接,身世同悲。不免道听途说,而谬引心照神交。盖于西方诗家,只如卖花担头看桃李耳。读此等绝句,不妨赏其楚楚小有风致,若据以言曼殊于西方文学能具藻鉴,则誉彼长适所以暴其短矣。”(第374页)这样的评论哪里靠什么观念或方法,纯粹靠驱使满腹书卷而已,甚至不必下许多玩味作品的功夫,见多识广自然能辨真假深浅,不受人欺瞒。《谈艺录》里真正是下了玩索功夫、于毫芒之间参究同异得失的是像第28则论钟谭之类的文字。就是在这种地方,渊博的学养还是每在不经意处显示出来:“伯敬欲为简远,每成促窘;友夏颇希隐秀,只得扦格。伯敬而有才,五律可为浪仙之寒;友夏而有才,五古或近东野之瘦。”(第102页)这段文字辨析之精,诚令人叹服,但我更欣赏的是下面小字夹注说的“然唐人律诗中最似竟陵者,非浪仙、武功,而为刘得仁、喻凫”。发现姚贾与竟陵的相似不算困难,因为他们都是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晚唐名家。而刘喻二人在唐代却是很少为人提及的小家。能注意到他们与竟陵诗境的相近,就显出论者于唐诗涉猎之广、研读之细、体悟之深了。所以我说钱钟书的学问是最本分最老实的学问,如果更以第18则“诗用语助”而言,则甚至可以说是最原始的学问:悟性那么高的他,总是用着最机械的归纳法。他在论古诗中用虚字的情形时指出:“盖理学家用虚字,见其真率容易,故冗而腐;竟陵派用虚字,出于矫揉造作,故险而酸。一则文理通而不似诗;一则苦做而文理不通。兼酸与腐、报以文为诗之丑态者,为清高宗之六集。薛石斋、复初斋二家集中恶诗,差足佐辅,亦虞廷庚歌之变相也。”(第78页)这一鞭辟入里的结论,并不是仅凭读几家集子加以推断,而是列举出从古代到近代125位诗人的296首诗作,由众多诗例的琐细比较中归纳出来的。这种笨拙的方法今人是不屑用的,尽管我们只能共分谢灵运谦让的那一斗才。于是今人的文章中也绝看不到这样的文字:

   余于晚清诗家,推江瞍叔与(黄)公度如使君与操。破叔或失之剽野,公度或失之甜俗,皆无妨二人之为霸才健笔。乾嘉以后,随园、瓯北、仲则、船山、频伽、铁云之体,汇合成风;流利轻巧,不矜格调,用书卷而勿事僻涩,写性灵而无忌纤佻。……江嫂叔力矫之,同光体作者力矫之,王壬秋、邓弥之亦力矫之;均抗志希古,欲回波断流。公度独不绝俗违时而竞超群出类,斯尤难能罕觏矣。(第347页)

能把一代诗家如数家珍似地一一道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蒋寅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钱锺书   谈艺录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综合 > 学人风范 > 先生之风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85377.html
文章来源:《学术的年轮》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