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岩:如何评价钱锺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49 次 更新时间:2015-03-20 11:0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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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岩  

   一 缘起

   钱锺书先生被学界关注评论的历史,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六十多年来,许多中外著名人士,都对钱锺书作了极高评价。这可以说是贯穿在“钱锺书评论小史”中的一条主线。那么,这些有头有脸的中外人士,何以对钱锺书如此青睐呢?是他们胡乱捧场,还是一律看走了眼?这是很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之所以这样说,是由于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全世界都在总结省思二十世纪的学术历程,瞻望下世纪的学术向路,然而对钱锺书在本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却未见论及。偶有文章涉及如何评论钱锺书的议题,亦歧见旁出,多有不确。一些人认为,钱锺书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应该给他过高的评价。

   例如,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九日《中华读书报》某文,批评钱氏之学不值钱;六月号《街道》杂志钟某文,即排行榜上时髦书《心香泪酒祭吴宓》的所谓“代序”,认为钱氏为人不足取;当年第六期《当代文坛报》刊载几位文科博士生的观点,断言钱锺书有知识无思想,以钱为中国文化代表,乃无能表现。后来,其中一位博士生发表《我看钱锺书》一文,声称:“在钱锺书身上体现着中国现当代学人的根本欠缺:缺乏体系性建构的能力。”表示要给钱锺书“上课”;一九九七年一月三日《羊城晚报·新闻周刊》刊文,批评钱锺书不行,钱学有病。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表达了对钱锺书的不同看法,很锐利,很值得注意,但都属于零星随感,这里就不一一指明了!

   应该指出,上举诸文的作者,对钱锺书及其著作,对所谓“钱学”,都不甚了了。抛却他们观点的正误不谈,专就事实而论,是颇有错讹的。例如,《钱锺书研究》只出版过三辑,而《中华读书报》的文章却说:“这个研究集据我所知出了四集之后便不见下文了。”

   特别值得提起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蒋寅研究员的一篇文章。这篇很有代表性的《请还钱锺书以本来面目》,最早登在《南方都市报》,后被某报转摘,并且设定在一个栏目里,叫做“刮垢篇”。

   文章有几层相连接的意思:一、“钱锺书的本来面目”已经“模糊”、“不清楚”了;二、造成此结果的原因是由于“钱学”家们“种种廉价的赞美和庸俗化研究”;三、要恢复钱氏本来面目,就需要“解构钱锺书的神话”;四、钱锺书不是“大师”;五、钱锺书只是“优秀学者”、“博学家”、“真正的读书人”,“乾嘉之学的尾声”。

   五层意思代表了许多人的看法,而实际上又包含了两个针对:一、对着钱锺书,二、对着“钱学家”。

   对着“钱学家”的,第一顶帽子是“廉价赞美”和“庸俗化研究”。可是,全世界的“钱学家”,满打满算,也不过二十位,都能一一叫出名姓。我不了解,到底哪一位的哪一篇文章哪一本书属于“廉价赞美”和“庸俗化研究”?写文章,讲究个论点、论据、论证俱全,总不能只有论点,没有论据、不加论证吧?

   这实际是把“钱学家”作了全盘的一笔抹杀。可是,蒋寅又对“钱学家”作了空前绝后的过誉,因为他说:“时下的钱学,眼界与钱锺书齐的,红白当前,目不暇接,自无意去留意钱锺书如何看。”但是,哪位“钱学家”的“眼界”与钱锺书“齐”?

   第二顶帽子,是只读钱锺书的书,不读钱锺书读过的书。进而整个“学术界”,之所以“缺乏有力度的思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只读眼前的大师,更多的是谈大师”。这实际把整个钱锺书研究,不,是把大部分人文学科,给取消了。读大师的书,特别是当代大师的书,也就成为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

   可以这样说,现下学界的各位“反钱学家”(恕我用这个字眼),只是谈他们的感觉,而非发表研究的成果。这种零星观感性的学术评论,以打擦边球为特长,以似是而非为特点,以议论代替实证,以联想代替分析,以混乱冒充高深,以自鸣高蹈掩盖浅薄媚俗,以思想火花充当系统思考,以矫揉造作的骄傲充当学识高深的证明。总之,是以魔以幻,去“魔”人“幻”人。所以,我将它称作魔幻现实主义的学术评论。然而,这种魔幻性的学术评论,最难批驳。试想,需要什么样的穿透力才能化解魔幻现实主义的魔幻呢?当然,我不反对随感(那太头巾气了),我也不认为随感就毫无价值,我只想说:批评应当以深入认识批评的对象为前提。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还某某以本来面目的命题才能成立。

   二 关于读大师读过的书

   研究钱锺书当然得先读钱锺书,正像蒋寅先生研究唐代大历诗人,总要先读大历诗人,而不是先读大历诗人读过的书。即便研究大师读过的书,也得参看大师对那书是怎么读的。莫非读大师读过的书叫读书,读大师的书就不叫读书?

   大师的书,大师读的书,都是人写的。人前有人,书前有书。照蒋寅的逻辑,只有读书读到无书时,才可叫读书。然而,又有谁能够把人类的文明史从头走上一遍呢?

   不读大师的书,就要读非大师的书;不读眼前大师的书,就得读先前大师的书。大师所以为大师,就因为他的书是大师级,读大师级的书总比读非大师级的书收获大些吧?读眼前大师的书又怎么就不如读先前大师的书呢?

   在我看来,大师和大师读过的书,不能绝然割裂。要读大师,总要对大师读过的书有些了解,或有选择地读一些。读《管锥编》,却不知《史记》为何物,这怎么可能?所以,说研究大师的人不读大师读过的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错误的。但任何人都不可能一一作还原性研究,把大师的读书过程重走一遍,只能尽量多读以求深入而已。提一个无人能做到也没必要去做的要求,然后予以指责,我们称之曰“架空式的批评”。更不用说,蒋寅原本认为,一个“被许多人目为空疏的人”,换言之,一个没读过很多书的人,也可以是“当然的大师”。那么,这个大师很空疏,你让我们读他读过的什么书呢?

   蒋寅指责说:“许多人从弗洛伊德到德里达都能说得头头是道,但这些大师读过的那么多书,他又读过多少呢?”我不懂,能够“从弗洛伊德到德里达都说得头头是道”,得有多大本领?不用说“许多人”,有十位就不得了,居然都不能入蒋先生的法眼。我是没有这个本领,既能把“从弗洛伊德到德里达都说得头头是道”,还要把“从弗洛伊德到德里达”读过的书再从头读上一遍。我也不知道,弗洛伊德、德里达到底读过多少书!

   实际上,读钱锺书的“钱学家”或多或少都读过一些钱锺书读过的书。但是,也确实没有人把钱锺书读过的书通通读过一遍,不用说“钱学家”,全世界也找不出这样的人。蒋寅先生读过吗?指责钱锺书和“钱学家”的博士们读过吗?不要说“钱学”,蒋寅先生到底读过多少大历诗人读过的书呢?我深表怀疑。博学如钱仲联先生,对“小钱”的著作尚说:“中国学问不敢多让,但洋玩艺我不懂。”那么,你还能要求谁呢?

   再说,读书本如吃饭,不在多吃,而在消化。钱先生所谓:“譬若啖鱼肉,正当融为津液,使异物与我同体,生肌补气,殊功合效。”不然伤食过饱,横梗胸中,不但无益,反而生痰长疮。蒋寅不是也说,博学不是大师的必备条件,故博学如朱彝尊、纪昀、钱大昕、余嘉锡、陈垣都算不得大师(且不论是否恰当)。古人所谓寸铁可以杀人,而不会杀人,给一车兵器也没用。可这里蒋寅的立论点又全在多读书上,何一文之内,观点如此背逆?不消说,大师的书是奶,蒋寅所谓“自然结果”,大师读过的书只是草或草料,为什么不许人喝奶而统统赶去吃草呢?

   在我看来,“学术界”之所以“缺乏有力度的思想”,“一个重要原因”不是“只读眼前的大师”或“谈大师”,而是读得还不够、谈得还不深。浅尝辄止,而汗漫大言早已流走天下;一知半解,而伪做高深早已浪得虚名。恕我直言,各位“反钱学家”就无不坐此弊。但是,自己丑不能怪镜子,与大师本身如何、是否该读该谈大师并非一码事。

   批评一种现象,原不必理论上分析得头头是道,但又必须遵守起码的逻辑规范。不然引申开去,结论必然荒诞,对批评对象也毫无损伤。蒋寅要批评学术界空疏不学、游谈无根的不良学风,要批评“钱学”研究中的伪劣假冒,要探讨钱锺书的“不足”之处,单刀直入很可引起同情,而浑然不顾逻辑规范,把谈大师、读大师也一体否掉,则属于烂煮糊涂之面、错判葫芦之案,把脏水和孩子一起泼掉了,岂能使人信服?而所谓“钱学”,说到底,还是要对钱先生的著作深入钻研,当然也包括尽量多地去读钱锺书读过的书。深入钻研了,自不会轻薄为文。所谓“读书多,胆子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三 钱锺书没有道义和责任感吗

   蒋寅认为,钱锺书不是大师,因为,大师应当对人类文化有所贡献,必须“对民族、人类文化抱有终极关怀”,而钱锺书却与此无缘。

   说钱锺书对人类文化没有贡献,显然不能使人信服。我看蒋寅对人类文化就有贡献,只是大小而已。那么,钱锺书是否“对民族、人类文化抱有终极关怀”呢?

   在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一本小书中,我说过:笺注古籍只是钱著的形式与外衣,最终目的是人类本性与观念的探究抉发。后来,我又在《钱锺书生平与学术》中作了比较深入的阐述,这里不便重复。总之,我坚信,《管锥编》就是一部“对民族、人类文化抱有终极关怀”的著作。

   但是,蒋寅的立脚点实际并不在这里。他的真实思想是说:“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的道义和责任,我们还没看到与他地位相称的担当。”换言之,钱锺书不是没有道义感和责任感,而是太少。

   这就不好办了,因为“没看到”当然不等于“没有”,而“地位”和“道义”、“责任”怎样才能“相称”更是无法量化。照蒋寅的逻辑推演,一位算不得大师的优秀学者,似乎也不应要求他去担当救世的责任。这就可以看出,在“道义”等等上面,蒋寅对钱先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在“学问”等等上面,却又作了较低的评价。然而,高低之间,基准何在?

   而且,所谓“地位”,如果是指政治地位,我真要替钱先生叫声惭愧了,因为我实在看不出他有多高的政治地位。如果是指学术地位,则又不能不与蒋寅的一系列看法相冲突。钱锺书不是大师,没有开创学术范式,没有思想,连分析论证都没有,等等,等等,换言之,连个优秀的博士生都不如,何谈学术地位?

   所以,蒋寅的话实在太含混,而这又恰恰是反钱学家的特点之一。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评价一位主要在书斋中生活的学者?是以他的学术贡献为评价基准,还是以学术以外的其他什么为标准?我以为,责任道义云云,不是非得表现在大嚷大叫、示威游行、签名上书诸方面,也不是非得成为“国务活动家”、“无党派知名人士”不可。真正的知识分子,关心政治而不做政客,担当道义而不忘学问,敢于负责而不哗众取宠。更多的,是通过著述,来表达对人类、对现实、对自然的沉思。他不是一时一事一地一国的执事,而是影响全人类千万世的智者。所以,康德一辈子没离开家乡,著作却走遍了全世界。谈到道义、责任,也只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四 钱锺书没有开创新的学术范式吗

   蒋寅还认为,大师必须“开一代风气、创立一种规范”,重要的是“对学科、对部门的知识积累”有所贡献,而钱锺书同样没有做到这一点。因为,钱的“学术纯然是自愉性的”,“看不出对当代学术的介入,对学科建设的关注”。钱锺书“没有开创一种新的学术范式,他的学问一如其态度基本上仍停留在中国传统的学术方式上”。

   这里的基本前提是:“自愉性”与“学术范式”对立,与“对当代学术的介入”、“对学科建设的关注”对立;“新的学术范式”与“中国传统的学术范式”对立。

这个前提毫无逻辑根据。“自愉”与“规范”,“新范式”与“旧传统”,并不必然对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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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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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为钱锺书声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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