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光联:法治与执政党的政治自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9 次 更新时间:2015-03-18 19:5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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阙光联  

  

   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朝野各界的基本共识,但是对于如何实现依法治国,仍然存在很多争议,争议背后也体现了各方对当下中国所推行的法治的不同理解。中国当下的法治建设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制度环境,必须结合这样的背景来理解,才能更好地把握当代中国法治的基本特点。无疑,当代中国最大的、也是最基本的制度背景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针对时下理论界存在的党法关系之争,中共中央一再强调“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应该说,这个论断的正面意义在于提出了一项国家治理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党法关系的一致性就已经是完全实现。用哲学语言说,其所表达的是“应然”而不是“实然”。所以,如何实现两者的统一,仍需要人们进行认真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显然,这种以坚持党法关系的一致性为原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在很大程度上实际就是执政党的自我约束或政治自律,本文拟对这种自律型法治的内在逻辑略作一点粗浅的剖析。

  

   现代意义的法治,最根本的实质是以法的形式对公共权力进行合理有效的规范和制约,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法治的核心内容主要关涉公共权力的边界、公共权力的行使方式以及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真正的法治总是通过立宪政治的制度设计(宪政)来实现,以根本大法(宪法,成文的或不成文的)的形式明确规定国家权力的公共属性,并对国家权力的产生方式、运作方式以及公共权力的界限、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等一系列根本问题进行严格而明确的规范,以实现对国家权力及掌权者行为的有效规范和约束,充分保障公民的自由。宪政是法治的保障,只有在立宪政治中才能真正实现法治。这是因为宪政从国家根本制度上对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进行有效的规范和约束,从源头上保障了权力的公共性、有限性和规范性(制度理性),如此,法才不致于沦为一种纯粹的统治工具——就像中国古代法家所谓的“法”那样,而是成为一种公共规范、公共契约,能够被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内的全体社会公众共同尊奉、信守甚至信仰,法治才具有坚固的基础。

   法治对权力的基本要求是强调权力必须由法授予,包括权力的产生、权力的职责范围、权力的具体运作程序、权力的交接等,都必须严格依照法的明确规定。由此才能确保权力的有限性和规范性。有限性意指权力的范围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任意的,法无明确规定者权力皆不可为;规范性实质上就是制度理性,意指权力的界限、范围以及权力的行使方式、运作程序等都必须是明确的、规范的、公开透明的,是可以预期的,是制度化的、理性的,不能存在任何主观随意性、模糊性、神秘性、不确定性等非理性现象。

   在法治中,权力只能来自于法的授予,受法的规范和约束,但这种法并不是掌权者单方的意志,而是公共意志的体现。法治要求公共权力必须依照公共意志来行使,而不能由掌权者自己任意行使。如果法仅仅只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的集中体现”,从而就只是掌权者统治臣民的一种政治工具,那就根本不是法治,而是典型的权治(一般所谓“人治”,其实不如用“权治”来概括更准确)。法如果只是统治者自己的意志的体现,那就不可能对统治权力形成有效的约束,其权力也不可能是有限的、规范性的,除非统治者真的是圣人。中国古代法家所谓的法,正是这种统治工具,它完全是君主意志的体现,是君主用来将臣民“平等”地关进笼子里的枷锁,而君主本身既然是法的制定者,当然不受法的约束。可见法家是十足的权治,而与现代意义的法治完全相反。在立宪政治中,法并不是由掌权者自己来制定,而是由独立的立法者(立法机关)来制定。统治者的行为是否合法、是否应该受到处罚等,也不应由统治者自己说了算,而应该由独立的司法机关来判定。为此,宪政要求实行严格的权力划分与相互制衡,尤其是立法权、司法权相对于行政权的独立与制衡。这是实现法治的最重要的制度性保障。

   法治以体现公共意志的法来规范和约束权力,由此保证了权力的公共属性,即国家权力不是掌权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公器,因而必须服从服务于公共意志、公共利益,而不是仅仅被当作掌权者谋求其私利的工具。权力的公共性源自于政治的公共性(国家的公共性),即国家是国民的政治共同体,而不是统治者的私家庄园,也不是君王家族的“江山社稷”。政治的公共性是法治的逻辑前提,只有从这个前提出发才能演绎出公共意志作为法的基本精神和内涵。法也只有作为公共意志的体现,才能对权力形成有效的约束。如果政治生活不能体现公共性的精神和属性,如果公共权力被认为归属于个别人(帝王,或某政治集团),成为个别人的私有产业,那么,就不可能会有真正意义的法治。只有破除公共权力私有的观念和体制,树立公共权力公有的意识,才有可能进行分权,从而实现对权力的规范、约束和制衡。法治本身就是对公共理性的维护和体现,一旦抽掉了公共理性这个灵魂,就不再是真正意义的法治,而只能是中国古代法家式的那种“法治”,即以法的形式对臣民实施法西斯独裁统治。公共理性缺失的政治,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法治,最终必然只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盛行的就只能是成王败寇、赢者通吃的丛林规则。但是这种政治其实不会有真正的赢家,因为任何人包括夺权成功者,都没有真正的安全保障。这样的政治,只能停留在野蛮时代的水准上,而不是文明社会的政治。只有法治社会中的政治,才是文明的政治,它为所有的人都提供一个共同的安全保障,它要求人们以和平、理性、符合规范的方式来参与权力竞争,而且赢者不会通吃,因为赢者的权力是受到严格制约的,输者的基本权利、自由和尊严也是受到法的充分保护的,所以没有人是真正的输家。法治是政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最重要的标志。

  

   政治的公共性首先体现在权力产生方式上,即统治权力是否以法治的方式产生。从理论上说,法治并不关心公共权力由谁掌握。不管谁掌权、谁接班,只要其权力始终受法的规范和约束,都是法治;只要其权力不受有效的规范和约束,肆意妄为,那就是破坏法治,就是权治。但是,法治要求权力的产生方式必须合乎作为公共意志之体现的法的程序。权力的产生方式直接反映着人们对待权力的基本态度和理念,并因此直接影响掌权者与法的关系。以法治的方式产生的公共权力,首先它是来自公共意志的正式授予,掌权者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际的掌权实践中,都不能将权力视为自己的私有产业,而必须依据公共意志及其体现者法(宪法、法律)的要求来行使权力;其次,这样的公共权力从诞生之时起就时时处在法治的规范之中,很难公然破坏法治恣意妄为;此外,以法治方式产生的权力具有先天的合法性基础,掌权者对其权力和地位自然就会有信心、有安全感,加之其掌权是有法定期限的,而不是无限期的,所以就根本没有必要煞费苦心地防范他人的篡夺与阴谋,这种状况也会有利于掌权者自觉地养成尊重法治的良好传统和作风。

   而通过暴力、密室政治等非理性、非法治的方式产生的公共权力,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样的权力产生之后,要使其受到法治的严格规范和约束就比较困难。尤其是暴力夺权者,必然地、本能地会将权力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当作是自己付出应得到的“回报”,也就是学者吴思所谓的“血酬”,所以自然不会愿意接受约束,否则当初冒着巨大风险付出的代价、成本就“亏了”。就如中国古代皇权观念那样,将国家、“天下”视为帝王一家的“江山社稷”、宗庙产业。只要掌权者认为公共权力是其私家所有物,那么,权力就不可能进行严格的界分,不可能存在独立于统治者的立法权、司法权,而必然是所有权力都集中于一身。在这种状态下,对统治者行使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和规范,实现法治,就完全不可能。同时,以这种手段夺权,是得不到社会民意的普遍认可的,是缺乏合法性、缺乏道义基础的,因而也是脆弱的,是外强中干的,夺权者掌权之后当然也就不敢接受外部的任何约束和制衡,因为任何来自外部的制约都可能会成为对其合法性的致命挑战,将意味着自己这个本来就缺乏合法性基础的权力会变得岌岌可危。

   当然,以非理性、非法治方式取得的权力,在事实上也不是完全不受任何制约、约束,但是这些制约、约束并不是法治,因而它并不能够真正确保公共权力的理性运作和合理行使。一种情况是统治者自身力量有限、能力不足,以致域中存在着强有力的政治竞争者,或者是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林立、互相倾轧,因而无法实现彻底的政治“大一统”,于是统治者行使权力时不断受各种力量的掣肘、牵制,而做不到为所欲为、横行无忌,客观上对权力形成某种制衡。这种状况就是所谓“以野心制约野心”,野心家们之间相互制衡,客观上对权力的行使构成某种有力的约束。但是这种对权力的约束并不是法治,它完全建立在各种政治势力力量均衡的基础上,一旦这种力量均衡状态被打破,某一派力量独大,那么其将获得不受约束权力,原来的那些制约力量将不复存在。所以依靠野心家之间的相互制衡而不是依靠法治来制约权力,是靠不住的。而且,野心家之间的制衡虽然能够在某个时期对权力形成约束,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往往是国家政治局势的动荡不宁甚至战乱,其制约权力的成本与代价远远超出法治的成本。比如人们经常感叹,在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繁荣、社会自由度最高的时期,往往正是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以及民国等乱世时期。因为这些乱世年代大一统的政治权力被打破,各路“英雄”竞相逐鹿,野心家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制衡的关系,客观上给社会留下了较大的自由空间,为思想文化的繁荣营造了有利的宽松环境。但是很显然,这种自由和宽松的代价是极其惨重的,思想文化繁荣的另一面却是政局动荡、战乱不已和民众的啼饥号寒、流离失所甚至饿殍遍野。因此,这种自由与法治基础上的自由有本质的区别,是不可靠的,其生命力也极其脆弱,不可能长久。

   另一种情况是某些传统习俗对权力的制约。比如中国古代皇权也并不总是肆意妄为,帝王也并不都是“无法无天”、“无所畏惧”。一方面是出于维护统治秩序、保障江山永固的考虑,另一方面也由于古代社会普遍盛行宗法家族伦理和宗教迷信习俗,所以古代皇权在多数情况下还是比较尊重或者恪守一定的传统伦理、礼俗和宗教习俗,而不敢公然破坏这些传统伦理与习俗,以免遭“天谴”或“报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皇权也不是完全没有任何约束和规范,传统礼俗、宗教迷信观念等,对皇权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制约力量,其作用类似于现代的法。因此现代新儒家就认为儒家传统中也有丰富的宪政法治元素值得发掘,甚至提出“儒家宪政主义”。但是应该指出,古代皇权所受的这种礼俗约束,很难说是真正意义的法治。因为这种约束是软性的,而且制定和解释礼俗的权力往往很容易被皇权垄断,或者是被皇权体制化、收买,为皇权效力,这就使得礼俗对皇权的约束容易落空。此外更重要的是,现代法治最根本的精神在于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而古代皇权政治下丝毫没有公民人权的观念,古代宗法社会的礼俗传统和宗教迷信也同样缺乏对个体权利和尊严的尊重和保护,皇权尊重礼俗的原因并不是出于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保障,而是为了维护正常统治秩序的稳定与和谐,维护君臣、官民上下严格的尊卑等级秩序,维护帝王的“江山社稷”,同时也是出于降低治理成本的考虑,与现代法治所追求的目标完全不同。

  

因此,法治与政治制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只有体现公共性的政治制度,才能真正实现法治;而只有法治,才能保障政治的公共性。对于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而言,要真正从源头上实现法治,首先就有必要给政治统治奠定一个公共性基础,以使法能够尽可能地体现公共意志,而不是统治者的单方意志。并且,即使法本身体现了公共意志,如何使它能够真正发挥作用而不是摆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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