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泛指一批思想和一类情感、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场新的知识运动。后现代主义具有几个基本特点,即作为否定和抵制的力量、关怀和解放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声音以及作为时代变化的产物。文章探讨了后现代主义经常使用的几个基本术语如“解构”、“互为文本”和“系谱学”,因为它们既是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概念,也是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方法论。最后作者探讨了后现代国际关系所关注的几个基本主题,指出后现代主义关注对国际关系中的认识论和本体论问题的讨论,强调话语和文本如何对世界政治进行建构以及关注国际关系伦理层面的问题等。
【关键词】 后现代主义;话语;文本;后现代国际关系
“后现代主义( postmodernism) ”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它可泛指一批思想和一类情感、一种思维方式、一场新的知识运动,乃至一种生活方式。[1]后现代主义的社会理论主要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法国,最初渗透于西方文学批评、艺术、建筑、绘画、广告等领域。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写作和阅读开始触及并延伸到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诸多领域,如哲学、政治学、音乐、电影、社会学、地理学、发展研究等。后现代主义介入国际关系学科大约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
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总特点是谋求打破旧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冲破现代主义所确立起来的条条框框,超越实证主义或经验上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反对关于理性是决定因素的说法。因此,要了解后现代主义,人们需要先了解什么是现代主义、现代性和现代化。大体上讲,“现代”一词的出现和使用大约始于16世纪后期,它标志着与中世纪和古代社会相脱离。现代化主要指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技术上的理性进步和发展。现代性主要指自启蒙运动以来尤其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全球的城市化过程(譬如大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当今的全球化趋势,它着重从人类的生活方式着眼。现代主义则主要指人类在艺术、哲学和文化方面的超验活动,与现代化和现代性相关联。后现代主义则试图对启蒙主义、理性主义和超验思维形式发出挑战。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可粗泛地理解为是对现代主义进行批评和抵制的一种思潮。
那么,到底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呢? 对这个问题做出确切而全面的描述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后现代主义不仅内容庞杂、分支繁多,而且它本身还处于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在此,本文仅讨论后现代主义对国际关系学科带来影响和启发的有关方面。本文首先阐述后现代主义的3个基本特点,即作为否定和抵制的力量、关怀和解放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声音以及作为时代变化的产物;然后探讨后现代主义的3个基本概念,即解构、互为文本和系谱学;最后对后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主题进行初步观察,其中包括对国际关系中的认识论和本体论问题的讨论、话语和文本如何建构着世界政治以及提倡对国际关系伦理层面的研究等。
一 后现代主义的几个基本特点
后现代主义存在着不同的分支,在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问题方面具有不同的含义和侧重。但是,所有的后现代主义都至少具有以下3个相互关联的特点。第一,后现代主义具有否定和抵制的力量。它否定现代主义的知识体系,谋求打破由现代主义所确立起来的种种界限。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思潮,还不如说是一种政治抵抗。它跳出了现代主义学术界所确立的“知识藩篱”,并用批评和质疑的眼光看待它们。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要动摇———至少是挑战———建立在西方理性主义和源于启蒙运动基础上的整个知识/思想体系,包括现代主义的理性、逻辑、方法等,目的是使后现代社会不再被一种共同的文化或制度性的核心主题所统一起来。后现代主义认为,追求一种“统一的原理”或一种“宏大叙事”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哪一种准则、哪一种共用语言或哪一套概念可以满足人们在思考如此复杂社会时在方式上的无限多样性的要求。
基于对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主义的质疑,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主要任务是要否定和抵制现代主义的思想体系,打破和颠覆现代主义的“主流”话语。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知识与其说是科学探索的结果,还不如说是一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权力关系的产物。在历史的过程中,在“科学”、“真理”和“人类进步”的名义下,现代主义及其知识体系制造着社会等级关系、权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压迫和不公正,现代社会的话语始终是一部分人———权力拥有者———的话语,它压抑和忽视了处于社会边缘地位者的声音,以“现代”为特征的整个理性及科学的话语过程,深刻地表现出了偏见性和排他性,往往把处于边缘地位的、“其他者”的集体经历或集体记忆排除在外。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由于没有统一的中心,后现代社会的社会冲突是分散的、局部的。后现代主义者承认政府和经济继续作为政治冲突场所的重要性,但不认为它们是首要的场所。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教育机构、医院、监狱、性别以及大众媒体同样是社会冲突的主要场所。为了与现代主义所追求的理性、精确、完整等相对立,后现代主义写作在形式上往往表现为含义晦涩、莫测高深、支离破碎,而且谋求从文本和思想上对现代主义进行“颠覆”。从这一点来看,“混乱、不和谐和瓦解”是后现代主义话语的特点。[2]
第二,后现代主义在对现代主义予以否定和拒绝的同时,对社会的广泛问题给予关注,谋求解放被压抑者的声音。[3] 后现代主义关注如何建立一个后现代社会的美好蓝图,关注如何确立后现代伦理社会的规则、规范、标准等。在后现代主义看来,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现代主义所确立起来的社会及政治秩序都是为统治者利益服务的。现代主义的“真理”来自核心的话语,核心话语又是由权力拥有者所操纵的,反过来,核心话语再造出“真理”,而“真理”也再造了权力。因此,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主要任务是要颠倒这种情形,关怀和解放被现代“主流”所搁置一边的偶然事件、边缘问题、看似不连贯或被忽视的问题、被压抑或被忘却的问题,提出重新讨论在所谓“正统”或“主流”理论看来不以为然或理所当然的东西,解放和关怀那些处于社会文化边缘位置的“其他者”,关注他们的经历,倾听由他们所发出的声音,最终使历史得到重新书写,使社会道德得到重建,使处于社会边缘地位者或被压抑者的政治身份得到重新确立。[4]
在后现代主义那里,消除社会中心和打碎统一知识体系的一个主要战略是确立多样性的话语。后现代主义认为,人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发现什么是普遍“真理”,而是去关怀和揭示“其他者”的经历和声音。这些“其他者”不仅仅被看做是一种存在、话语和思想,而且还是使社会具有多元性、多样性和差异性并呈开放状态的动力。从这一点来看,后现代主义强调了“其他者”所具有的积极方面。后现代主义不再谋求把知识统一起来或建立另一种知识体系,而是趋向于提倡观念创新和多元的概念体系,创造更多的范式、研究方案及概念策略。第三,后现代主义反映着时代的变化。伴随着世界的变革,人们不再生活在被简单地称为现代化的时代,而是进入了一个通讯、交通、贸易、电子画面等高速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不仅深刻地影响着当今政治、社会、经济和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的现实,而且也在改造和重建着这些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写道:“这个世界刚刚进入西方历史的最后阶段———‘后现代’时代:焦虑和失望是这个时代的标志。” [5]20世纪后半叶,政治、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等领域的深刻变化给人们所带来的焦虑感、历史危机感和新时代感,成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所关注的对象。传统上被认为不重要的问题成为核心问题,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发生了变化,新的课题被提了出来。这些不仅反映了人们对世界现实日新月异变化的感叹,而且也促使人们不断寻找新理论、新视角、新概念、新语言、新方法去理解和诠释这些前所未有的变化,而这些正是后现代主义所倡导和追求的东西。
后现代主义不承认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上具有优势,认为每种研究方法都有自身存在的价值,彼此是平等的。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没有什么“最好的解释”,所有的解释同样具有意义。对于更为错综复杂的后现代社会现实,人们需要有多元的理论分析和诠释,把社会、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结合起来研究,避免拘泥于某种单一的理论、方法或视角。因此,后现代主义主张模糊、淡化甚至打破学科之间的传统界线;提倡学科之间研究成果相互借鉴和利用,譬如把文化学、语言学理论引入权力政治的研究中;把知识放置在文本之间的关系中加以研究;把所有的思维方式融入一般的写作过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主义除了具有反现代主义的破坏力量之外,还关注当代社会、经济、市场、技术、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变化,并对它们进行记录和说明。
二 后现代主义的几个基本概念
为了打破现代主义所确立起来的条条框框,后现代主义在摒弃现代主义语言和思维方式的基础上,使用了一系列与众不同的新的语言和新方法去抵制和动摇传统的知识体系。本文认为,在后现代主义的诸多概念里,“解构”、“互为文本”和“系谱学”给国际关系研究带来了比较明显的启发和影响。在这里,本文试图对它们做出大致的解读。
第一个概念是“解构( deconstruction) ”。它不仅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基本概念,也是一种研究方法。尽管“解构”一词被认为来自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摧毁(destruktion) ”概念,但是,人们更多的是将它与德里达的名字联系在一起。[6]不过,在这里,需要先从结构语言学说起。传统的语言理论把语言看做是表述世界的中性媒介;假定词与概念之间以及概念与事物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关系,而且,正是这种一致性关系确定了语言的含义。但是,瑞士语言学家弗尓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Saussure)挑战了这种传统观念,认为语言只是一种符号系统,词(能指, the signifier)和事物(所指, the signified)之间的关系是人为的、武断的;词的含义存在于能指之间的差异关系中,尤其存在于符号的二项对立关系中。[7]索绪尔的观点被认为给20世纪的语言学乃至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赞同索绪尔的观念,即符号的意义存在于差异关系中。德里达发现,每一种表现人类经历的知识结构———无论是文化和心理的结构,还是社会、经济、政治或宗教的结构———都是通过采取排斥其他者的方式而构成并得到维持的。在制造某种东西的过程中,另一些东西不可避免地被忽视、被搁置了。他还发现,整个西方思想体系建立在一种二元结构(或二项对立关系)的基础之上,譬如左翼/右翼、言语/写作、客体/主体、男人/女人、自然/文化、我们/他们、认同/差异、物质/精神等。一方(前者)被认为是处于核心的、占主导的地位,另一方(后者)被认为是次要的、处于边缘位置的。此外,占主导地位的东西往往以自我为中心,而且具有排他性质。整个西方思想体系便是建立在核心观念基础之上的东西。这类排他性的结构成为一种压迫者和控制者。
不过,德里达不同意索绪尔关于差异关系一旦确定、词的含义也就固定不变的看法,而是认为符号的含义始终是不稳定的、多义的和变化多端的。这样一来,能指(词和音)的含义被置于一种不断变化和争议的状态中。在德里达看来,现代话语试图从时空方面将含义冻结起来,使特定的话语成为一种普遍的话语,从而排除或扼杀了在一定的时空里其他话语得到表述的可能性,即他所称的“理性中心论( logocentrism) ”。只要有人把某种语言或社会秩序说成是固定不变的,那么与其说这是在揭示“真理”,还不如说是一种显示权威的行为,即社会群体中的一些人借助冻结语言文化含义的办法将其自身的意志强加于他人。
为此,德里达提出了一种具有伦理色彩的研究方法/眼光,通过运用语言和政治颠覆的策略,即通过解构的方法,去打破传统的二元结构中的原先含义。[8]解构的目的并非要颠倒符号的价值,而是想通过颠覆二元结构中的等级对立关系,使处于边缘或受排斥地位的能指或这类主体的社会生活形态有机会获得公开的表达和展示,由此重建二元结构中的新含义。它所挑战的是维系语言、社会及政治等级体系的有关现代制度和公共权威。在这里,后现代主义的话语颠覆似乎是要为一切受压迫类群(如妇女、少数族、同性恋者等)说话。第二个概念是“互为文本( intertexuality) ”。后现代主义强调文本,指出整个世界乃是一种文本,包括人生经历、政治集会、民主选举、缔约谈判等。所有的文本都具有多种含义,而不是只有一种含义。此外,这些含义并不是固定地存在于文本之中,而是通过“文本之间的相互联系”体现出来。[9]后现代主义不赞成实证主义所采取的数据采集分析、模式设计、抽样研究等方法,反对依赖所谓“理性”或“逻辑”的分析,不承认也不谋求揭示某个独立于主观以外的“客观”真实,而是凭借直觉、感觉、见识、本能等去理解文本,提倡对文本进行阅读和诠释,而不是发现或观察文本。
如果说能指之间的关系被用来取代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那么文本之间的关系———互为文本———就被用来取代这样一种传统认识,即文本是由主体生产出来并再现客体的东西。根据对符号含义产生于差异关系的认识,后现代主义强调文本之间的对话特征。一个文本是在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中获得理解的,文本的含义依赖于该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者说,任何文本是一系列文本中的一个连接,是对其他文本的回应、吸收和改造,并由此构成了它们之间的“互为文本”。因此,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只有文本本身是重要的,而且文本的含义应该是呈开放性的,人们可以对它进行无数次的诠释。文本每次被阅读后都应该得到重写或重新诠释。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的客体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而且文本的作者也成为多余,即所谓“文本之外一无所有”。[10]可以说,“互为文本”是后现代主义所提倡的一种研究分析方法论。
第三个概念是“系谱学( genealogy) ”。系谱学在方法论上被用来指一种研究取向。在后现代主义方面,它经常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视角,系谱学引导人们去解读社会关系中的话语。
所谓系谱学研究取向,主要指通过对话语的历史研究,揭示权力/知识之间的关系,通过考察某个特定知识领域的话语及知识的演变,理解权力是如何运行的。譬如,福柯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知识是如何产生出来的。通过对“人文科学”进行一番系谱学考察,他揭示了一种长期被忽视的情形,即人文学科并不是“自然”或中立探索的结果,而是以某种思想结构作为基础的产物。在对监狱制度、“现代”医学、癫狂等问题的研究中,福柯不但关心在这类情形中所产生的知识内容,而且更关注知识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即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并谋求揭示具体的学术表述如何作为权力关系的直接后果而不是中立的学术探索活动的产物。在福柯看来,话语是一类知识系统(譬如医学、经济学、语言学) ,这些知识系统包含着相应的社会及政府机构的术语,它们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权力部分。看来,福柯的系谱学更多涉及的是方法论而不一定是具体的方法。尽管系谱学主要是一种历史分析,但是,它没有采取传统的历史方法论。它并不特别关注寻求真理或真实,也不关注某种统一的、准确的或全面的社会(历史)画面。相反,它强调描述话语及知识形成的过程、实践、工具、所涉及的制度以及它们的权力作用。它不仅要说明制造话语的过程,而且还想揭示一定的话语在实践过程中如何得到来自公共机构、社会精英、立法以及经济等方面的支撑,包括话语的技术化、制度化和官僚化,通过对历史的探索,揭示现代社会中有关权力和知识的性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构成性关系。[11]
三 后现代国际关系的几个基本主题
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国际关系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尽管如此,后现代主义还是构成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三次争论”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声音,而且成为国际关系“另类理论”家族里的一个重要“成员”。这时候,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转向是人们开始对“知识”问题展开认真探讨和反思,对“国际关系的认识论方面进行清算,这一清算对作为构成和主导思想‘传统’的语言、概念、方法和历史(即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提出了质疑”。[12]
一般地讲,后现代国际关系并不把自己看做是另一种研究模式,也不谋求与国际关系学科中的传统学派进行对话,而是想说明国际关系学科本身包含一种占支配地位、控制和排除“其他者”的不平等秩序,而正是这种秩序以及在这种秩序下所生产出来的诸理论假设、概念等需要受到质疑、颠覆甚至推翻。[13]它对建立在所谓理性和实证基础上的国际政治“知识”提出怀疑,指出有关国际关系“真理”的每段叙述都是相对有效的、狭隘的甚至是有偏见的,并谋求在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之外找到一种理解国际关系的途径。[14]
本文在此仅讨论后现代国际关系所关注的3个基本主题。首先,后现代主义提出对国际关系中的认识论和本体论问题展开重新讨论。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重新思考国际关系的主要障碍在于以西方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作为基础的知识体系占据着支配地位。要想推翻这种支配性地位,人们需要揭露“启蒙运动”的虚伪性,说明知识、真理以及含义是如何被社会建构起来的。理性主义认为,研究者独立于由“事实”所构成的世界之外,而且可以“客观地”解释“事实”,并赋予它们含义。也就是说,理性主义理论是以观察者对“事实”进行“客观”认识作为基础的,因此,知识和价值之间、知识和现实之间、知识和权力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后现代主义挑战这种说法。[15]吉姆·乔治指出,传统的实证主义认识论和归纳知识的方法限制了人们观察世界政治的视野;现实主义追求所谓具有“普遍意义”的叙述的主张也是虚伪的。[16]在乔治看来,现实主义者在叙述国际政治知识方面脱离了与人类相关联的历史、文化和语言的背景。所有关于真理和正义的叙述被压缩或简约为对物质权力和利益的叙述。现实主义对知识所采取的这种方法,造成了它既具有排他性,也是狭隘的这一事实。[17]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人类的经历和认识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政治和价值的背景中,所有的国际政治理论都是意识形态的产物,都是有争议的“知识体系”,因为它们是通过社会、政治、文化和个人等因素而表达出来的。
“现实”不是客观存在,相反,它“永远是被诠释过的‘东西’”,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讲,它“永远是在不和睦与冲突状态中得到诠释的”。[18]作为一种被诠释过的领域,世界应该从它的内部而不仅仅是从其外部得到观察,也就是说,它应该在社会、历史、文化和语言实践的背景中得到诠释。绝对客观的知识是无法获得的,哪怕是依据正确的科学方法。真理与权力之间没有区别:发现“真理”和表述“真理”是一种社会过程,知识的构成和话语的过程乃是权力关系的结果。简单地讲,研究者不是被动地观察一个已经存在于“那里”的世界,所有关于世界的知识以及分析活动是与人类的经历相关联的。
它由此引出后现代国际关系对另一个主题的关注,即话语和文本如何建构了国际关系“现实”。[19]如果说后现代国际关系的思想来源颇为广泛,那么它其中包括前面提到的德里达和福柯的思想。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者试图在文本和话语分析方面从理论上做出一些努力。受德里达思想影响的后现代国际关系强调把世界政治理解为一种文本,世界政治的含义始终是不确定的、不稳定的,它不仅不断处于被解构的情形中,而且还产生于它与其他领域(文本)的相互关系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国际关系关注并揭示“权力政治背后的文本相互作用”, [20]探讨权力政治的“社会现实”如何由文本经过一定的再现方式加以建构而成。后现代国际关系认为,“安全”、“利益”和“国家”等都是被书写出来的。研究国际关系,就是对国际关系不同文本的差异关系所产生的含义不断进行重读和重建。受福柯思想影响的后现代国际关系,则强调话语建构世界政治以及知识话语与权力政治之间的构成性关系,关注在一定的社会及文化环境里话语和权力关系是如何得到分配的。在方法论方面,后现代国际关系采取了对文本进行解构并对话语进行系谱学分析的方法。双重阅读(double reading)是对文本进行解构的一个主要战略。它的主要任务在于理解一个文本如何被建构成为一种核心叙述或占支配地位的叙述,同时揭示这种文本叙述如何总是处于面临被解构的危险中。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双重阅读的内容广泛,主要涉及国际关系领域的经典理论(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摩根索、华尔兹等)、国际关系重要概念(无政府状态、结构、权力、利益、主权等)、国际关系研究主题(国家对外政策、战略及安全、外交等)。此外,人们试图通过对一定的国际关系话语含义进行历史的分析,理解国际关系事件和对外政策演变的轨迹。[21]
此外,后现代国际关系倡导者鼓励“新的思维方式”和“另类看法”、“尊重差异”,在不赞成对国际关系进行宏大叙述的同时,倾向于从经验上关注世界政治中的细节问题,提倡微观叙事,对局部的、地方性的国际问题尤其那些先前被边缘化、被忽视的国际关系问题给予细微的关注。[22]
后现代国际关系的第三个基本主题是对伦理问题给予关注。后现代国际关系伦理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倡导国际关系中的公平、公正及正义。由于国际关系主要是主体间活动的结果,而且有关该领域的“知识体系”也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因此,后现代国际关系鼓励对差异、认同、规范、文化及社会环境等进行研究,认为研究它们是理解国际关系含义的重要途径。
四 结束语
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就观察到,在各个历史时代,社会被划分为各种不同的二元对立等级,而且,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关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到目前为止的所有社会,人被分裂成为两类:一类人是有产阶级,他们拥有并控制着“生产资料”(包括原材料、技术、金钱或雇佣、购买劳动力的资源) ;另一类是劳动者,他们只拥有其自身的劳动能力。有产阶级凭借其经济资源而享有更多的权力,包括拥有控制分配社会财富的权力。[23] 不仅如此,“拥有可任意支配的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因此也控制了精神生产的方式,所以⋯⋯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24] 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揭示了二元对立关系中一方对另一方的压迫和剥削,后现代主义则更关注在这种对立关系中一方如何利用与符号系统有关的东西(譬如话语、文本、叙述等)向另一方实施压迫和控制。后现代主义把话语实践活动同公共机构及政治体制联系起来,无论是谋求通过对文本的解构式分析还是通过社会批评,其目标是为了摧毁现代文化和社会中的等级体系及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主义的某些偏激立场造成它对现代主义的偏激看法。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现代社会曾经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对封建时代的一种决裂和摆脱。应该看到,早期启蒙运动的思想里包含着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而且具有追求更加美好社会的愿望,譬如容忍差别、保护个人权利和隐私、提倡民主和平等。人们不应该忽略许多启蒙运动思想家为容纳社会差别、妇女权利或社会平等所进行的斗争和呐喊,他们也提出过建立一种个人自治、平等、民主和宽容的世界的设想。
尽管如此,后现代主义还是做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贡献。本文认为,在国际关系研究方面,它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后现代主义对国际关系中所有形式的“理性主义”或“宏大叙事”思考及实践进行清算,动摇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哲学基础,对“知识体系”的“科学性”、“客观性”、“逻辑性”进行了揭露,从而打破了国际关系领域长期以来由某种单一理论占支配地位的局面。第二,它重视扩大国际关系研究的范围和视野,从物质层面扩大到非物质层面,尤其将伦理话题重新引入国际关系,为人们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寻找新的研究课题,使用新的政治分析工具提供了方向。后现代主义试图在西方理性主义之外提供一条道路,鼓励人们探究语言、文本、概念框架以及范式等如何影响并建构着世界政治。第三,后现代主义揭示了这样一个奥秘,即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活动。一旦某种理论得到传播,并被人们所相信和接受,那么人们就会以这种理论作为指导去采取行动,行动的结果造成该理论所描述的世界画面部分地成为“社会事实”。换句话讲,根据一定的理论作为指导的社会实践所造成的社会实践后果,会与该理论所描述的情形大体相符合。它不仅给理论家声称自己的研究具有“科学性”、“客观性”和“预测性”正名,而且使理论活动本身成为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后现代主义指出,现实是被建构起来的。在各种社会控制机制的作用下,一定的理论以及作为语言结果的一定规则和规范得以制度化并得到执行和遵循,因此,一种社会现实便存在了。
不过,超越后现代主义的情形也存在着。由于后现代主义似乎比其他“另类理论”走得更远,这使它存在着一些看来是“美中不足”的地方。第一,后现代主义在对占支配地位的国际关系理论知识大厦进行政治颠覆和破坏的过程中,没有或不打算建立一个后现代国际关系知识体系。第二,如果说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权力政治现象,仍然需要“权威”和“共识”,那么在打破了旧的“权威”之后,新的、合法的“权威”和“共识”应该从哪里而来,后现代主义似乎没有给予明确说明。第三,“解构”的方法有助于揭示国际关系含义的不同层面,但是,它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使含义尽可能地清晰,而不是把含义弄得更加艰涩难懂。
注释：
[1]在西方,人们常常交替使用后结构主义、后实证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细微差别。本文主要使用“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
[2]D. S. L. Jarv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nges of Postmodernist Defending the D iscipline,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0, p. 55.
[3]参阅J im Powell, Derrida, London: Writers and Readers, Ltd. ,1997。
[4]Jenny Edkins, Poststructu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 ring the Political B ack In,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9, pp. 45-48.
[5]转引自D. S. L. Jarv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nges of Postmodernist Defending the D iscipline, p. 58。
[6]D. S. L. Jarv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nges of Postmodernist Defending the D iscipline, p. 62.
[7]有关索绪尓的结构语言学理论,可参阅由后人整理出版的他的著作, [瑞士]索绪尓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8]关于解构问题,德里达曾经写道:“讲到底,解构是指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将等级秩序颠倒过来。”参见Jacques Derrida, Position, Minuit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56 257。另参阅J im Powell, Derrida, 1997。
[9]Roland Barthes , “From Writings to Texts, ”in Josue Harrai, ed. , Textual S trategies: Perspectives in Post2S tructuralist Critic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77.
[10]参阅Roland Barthes,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and“Writers, Intellectuals, Teachers, ”in Roland Barthes, ed. , Images, Music, Text, New York: Hill andWang, 1977; Michel Foucault, “What Is the Author?”in Josue Harrai, ed. , Textual S trategies: Perspectives in Post2S tructuralist Criticism, 1979。
[11]在后现代主义那里,权力被理解为不仅具有暴力性、破坏性,而且还具有创造性、劝说性。福柯指出,人们不应该只看到权力的消极方面,“事实上,权力可以进行制造活动;它制造现实;它制造客观领域和法的规则”,参见Michel Foucault, D 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 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5, p. 194; JamesDerDerian,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 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 tudies, Vol. 17, No. 2, 1988, p. 189。
[12]JamesDerDerian,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89.
[13]在欧美,运用后现代方式进行写作/叙述的国际关系研究者主要有: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K. Ashley) 、詹姆斯·德里安( James DerDerian) 、吉姆·乔治(J im George) 、迈克尔·夏皮罗(Michael Shap iro) 、沃尔克(R. B. J. Walker) 、威廉·康诺利(William E. Connolly) 、布拉德利·克莱因(Bradley Klein) 以及斯派克·彼特森(V. Sp ike Peterson)和克里斯廷·西尔维斯特( Christine Sylvester) 。在中国,一些研究者注意到后现代国际关系的兴起和发展,并对此进行评介和研究,参阅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刘永涛:《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载《欧洲》, 1998年第5期;郭树勇和唐小松:《试论后现代主义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1年第3期;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14]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的解体,占支配地位的国际关系理论更加明显地暴露出自身缺陷,并成为后现代主义批评的主要对象。譬如,一位新现实主义者曾写道:“百年之后,谁更有可能依然存在呢? 是美国、苏联、法国、埃及、泰国和乌干达,还是福特、IBM、壳牌石油、联合利华和马西—弗格森这些公司呢? 我确信是国家,甚至是乌干达这样的国家。”参见[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127页。
[15]这也是国际关系“另类理论”中其他分支如批评理论、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等所提出的挑战。
[16]参阅Jim George, Discourses of Global Politics: A Critical (Re)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 1994。
[17]Jim George, Discourses of Global Politics: A Critical (Re)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4.
[18]J im George, D iscourses of Global Politics: A Critical (Re)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27.
[19]近年来,从语言角度探讨世界政治、国际安全和国家对外政策的著述明显增多。一些国际关系研究者对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和话语建构“社会事实”等方面,做出了有意义的学术观察,譬如David Campbell,W riting Security: United S 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Minnesota Press, 1992; Henrik Lanson, Foreign Policy and D iscourse Analysis: France, B ritain and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1997; Andrew Linklat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 Ethical Foundation of the Post2westphalian Era,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8。
[20]JamesDerDerian, “The Boundaries of Knowledge and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ames Der Derian and Michael J. Shap iro, eds. ,International / Intertextual Relations: Postmodern Readings of World Politics,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1989, p. 6.
[21]理查德·阿什利对“无政府状态”概念进行再分析是一个例子。他的批评靶子是无政府状态难题以及它在国际关系理论及实践方面所带来的后果。通过双重阅读分析方法,阿什利对权力政治是由于缺乏国际核心权威所致的认识提出挑战。可参见Richard Ashley, “Untying the Sovereign State: A Double Reading of the Anarchy Problematique, ”M 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 tudies, Vol. 17, No. 2, 1988, pp. 227-262。不过,阿什利的后现代国际关系话语也受到批评,参见Roger D. Spegele,“Richard Ashley’s Discours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Darryl S. L.Jarvis, ed.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Third Debate”: Postmodernism and Its Critics, Connecticut: Praeger, 2002, pp. 91-126。
[22]大卫·坎贝尔对冷战后美国对波黑的干预政策的分析是一个例子,参见David Campbell, “Identity, Sovereignty, Responsibility: Reflectionsof a Post2ColdWarMoral Cartography, ”in Yoseph Lap id, ed. , 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 : Lynne Rienner, 1996。
[23]马克思曾经写道:“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参见[德]卡尔·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250～251页。
[24]Karl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Collected Works, Vol. 5,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75, p. 59, 转引自[美]史蒂文·塞德曼著, 刘北成等译:《有争议的知识———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