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涛:冷战后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影响及局限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55 次 更新时间:2006-10-24 01: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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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涛  

  

  【内容提要】近年来,“新保守主义”成为人们分析和考察美国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时的一个出发点。冷战后,新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美国东山再起,它不仅有自己的基本主张,而且提出美国外交战略思考所遵循的指导原则。本文对这些基本主张和指导原则加以叙述和归纳,并对冷战后新保守主义者所制造的一系列对华政策话语进行解读,指出冷战后新保守主义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施加影响的程度,既与新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中得势程度有关,也与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理念与变化中的世界政治及中美关系发展趋势相吻合的程度有关。

  【关键词】美国新保守主义 对华政策话语 美国政府 影响力

  

  近年来,在美国对外政策分析中,“新保守主义”不断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1] 一种比较趋于一致的看法是,随着冷战结束,尤其随着“9.11”事件后,美国新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美国东山再起,它不仅有一套指导冷战后美国外交战略的基本原则,而且竭力试图对冷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制定施加影响。对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施加影响是新保守主义的一个重要侧面。[2]

  那么,新保守主义对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构成了影响吗?如果构成了影响,影响的程度有多大?提出这类问题实际上是要理解“谁在影响美国对华政策”这个更具一般性问题中“知识精英话语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问题。一种假定是,所有的美国对外政策受影响于一定的观念、信仰和政治意识形态,而新保守主义者试图对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施加影响的情形,在布什政府执政时期变得更加明显。不过,本文同时认为,有关“影响的程度”问题又是一个在经验上难题实证的问题。于是,本文采取一种诠释的方式,通过对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的解读,并从新保守主义的盛衰地位和中美关系的现实环境,去理解在这类话语和冷战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之间的可能联系。

  本文首先叙述冷战后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基本主张,揭示这些主张在新保守主义外交战略原则中的体现;然后对冷战后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进行适当解读和归纳,以便抓住它们的核心含义。本文最后从新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中的变化以及它与世界政治及中美关系现实变化环境之间的关系,去理解新保守主义对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构成影响的程度及其局限性。

  

  一

  

  美国新保守主义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在外交战略方面,新保守主义者所推崇的主要人物被认为有西奥多·罗斯福和罗纳德·里根,这两个已故前美国总统的思想对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最喜欢阅读的著作之一被认为是古希腊人修昔底斯的《伯罗奔尼撒之战》。就世界观而言,美国新保守主义属于对人性和人类社会持悲观看法之类的意识形态。在美国,悲观的思想是与这个国家的传统精神(譬如美国独立宣言所体现的美国秉性的一般特征)相悖的。尽管一些新保守主义者经常使用“自由、民主、人权”等字眼,并在政治目标上显得很乐观,但这种乐观主要只是反映在文字上。实际上,许多新保守主义者更倾向于把这个世界看作是一种霍布斯式的“残酷”世界。新保守主义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派别和分歧,但是,它们均分享着以下的基本主张:

  第一,从根本上讲,人性是恶的,而且人的理性是有局限性的。人类的生存状况是依据善与恶而得到确定的;考察一个行为体具有何种政治特征,关键是看该行为体对善与恶所做的选择。在(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善与恶之间的斗争中,美国不仅一直高举道德的旗帜,而且还是对恶加以遏制和铲除的主要力量。

  第二,在确保民主自由和制造革命性变化方面,全球市场所培育的竞争手段——而不是机构合作——才是更为主要的动力。在建立市场规则方面,存在一些机构性的框架是有必要的。但是,这些框架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它们强调了结果平等,而忽视了过程平等。

  第三,合法性更多地来自于致力于民主建设,而不是来自于普遍参与国际机制,更何况有些机制中的许多成员尚不属于民主的国家。

  根据这些主张,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提出指导冷战后美国外交战略思考的基本原则:

  第一,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均势是维护各主权国家独立及自由的保证。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不民主的国家,那么,这种权力均势就是一种必要选择,而不是把倡导集体安全或依赖国际机构作为替代选择。无论是集体安全还是国际机构,它们只有在权力均势的作用下才是有用的。

  第二,决定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要素是军事力量以及对这种力量加以使用的政治意愿。军事力量优先于包括经济、外交或所谓软力量在内的其它力量,理由是,假如没有军事力量,其它所有形式的力量都是虚弱的、靠不住的。

  第三,当今世界处于一种“单极时刻”,美国是这一时刻中的唯一超级大国。使用军事力量的政治意愿以及将自身充足的物质资源转换成所渴望的政治结果,应该是对美国外交战略的首要选择,而不是最后的选择。在对外政策制订过程中,美国应该把“慕尼黑绥靖”而不是“越南战争”作为历史类比,因为前者可用于作为确立美国军事上先发制人思想的依据,后者则会挫伤美国军队在反恐战争中的士气。

  于是,美国新保守主义者不赞成冷战后世界政治潮流所倡导的一些基本理念。在美国新保守主义那里,争夺军事上的优势是一条永恒的法则;国家之间建立共同体去协调国际事务是不可能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是不可靠的;在敌人决定消灭你之前,先发制人地消灭敌人;不相信也不说服别人相信“世界将会变得更好”。2001年,一些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给新执政的布什政府写信,建议总统不要关注国际政治中诸如“稳定”、“正常化”之类的概念[3];所谓国家之间“良好关系”是一种令人产生猜疑的外交辞令;“威慑”、“遏制”、“集体安全”、“建立互信”、“对话”、“共识”等在当今世界政治里基本上是不奏效的[4]。在他们看来,一些国际条约和协定并不是维持世界秩序的基础,而是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谋求“制约和控制美国权力”的工具[5]。新保守主义者也不太关注非军事因素的作用,如鼓励经济、减少贫困、软实力、环境保护、国际商务等,甚至在一些新保守主义者看来,“9.11”事件后美国发动入侵伊拉克的战争,其主要考虑是要在中东推广民主,而不一定是为了那个主权国家的石油。

  在美国,所谓新保守主义,它实际上是一种激进的意识形态。它从冷战时期竭力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转向冷战后努力倡导“单极”理念。所谓单极论,它是一种关于美国处于全球主导地位的理念,是一些美国人针对冷战后国际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所做出的一种反应,其核心含义是要求维护和巩固“美利坚强大”的事业。这种理念起源于老布什政府时期,并在1990年代获得发展。冷战结束前夕,一批带有新保守主义倾向的政策制定者和知识精英开始提出,一个以美国单独主导世界秩序的时刻到来,即所谓的“单极时刻”[6]。冷战结束后,单极论倡导者们试图为未来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确立一幅宏大蓝图,并提出美国全球大战略。他们指出,美国应该建立“一种全球超级大国的标准,这种标准旨在影响国际环境自身的发展”,使其符合美国的“核心利益”[7];“美国不仅应该是这个世界的警察或掌管者,而且还应该是这个世界的灯塔或指南”[8]。在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看来,这个世界应该由一个超级大国所支配。美国对外政策在冷战后的新目标是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美国的国家利益应该从全球的角度加以定义,任何地方发生冲突,将被认为是在美国周边所发生的冲突。为了维持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美国必须采取建设性的行为并利用充足的军事力量,威慑和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挑战美国的支配地位。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冷战后的美国安全不单是狭隘的美国本土安全,而且还包括全球的安全,因此,冷战后的美国不但不应该削减自身的军事开支,反而需要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使其延伸到世界的各个地区,并运用美国庞大的军事力量去重铸一种新的“美国治下的民主和平”。

  

  二

  

  美国新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美国东山再起之后,不仅提出指导冷战后美国外交战略的基本原则,而且竭力试图对冷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制定施加影响,其中包括对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施加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随着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美国新保守主义开始对中国的变化给予密切的关注,并在冷战后的不同时期提出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主张。对于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总体认识和看法,主要是建立在上述的新保守主义基本主张和对外政策战略考虑基础上。这些认识和看法是审慎的、悲观的,甚至是带有敌意的。他们的对华政策主张是以这样一些假设作为基础:中国仍然是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共产主义国家之一;中国的崛起必然对现存的美国超级大国地位构成挑战;美中之间的冲突最终表现为军事上的较量。

  于是,冷战后美国新保守主义制造了一系列对华政策话语。它们可以从三个主要方面加以解读:一是批评美国政府(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在对华关系方面采取温和、妥协的政策;二是把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社会关系确立为敌对的、至少是竞争的关系,但绝不是战略合作的关系;第三个方面是,中国物质实力的增强从逻辑上讲对美国构成潜在的军事威胁。

  从历史上看,每当美国政府试图对华采取较为温和的政策选择时,新保守主义者便会对美国政府温和的对华政策提出批评。1970年代末,中美两国恢复外交关系。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后,对美国扩大与共产主义中国的联系一度表示怀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里根政府的立场开始发生变化(譬如,1981年6月,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访问中国),并试图沿着尼克松和卡特政府时期的努力方向与中国改善关系。于是,里根政府和新保守主义之间在对华关系问题上发生分歧。在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和主要的共和党人看来,里根的对华政策“令人不舒服”。有趣的是,当时的美国国务院官员保罗·D·沃尔福威兹则鼓励美国政府与中国的接触,尽管他和当时的国务卿舒尔兹都不赞成亨利·基辛格关于冷战时期中国在抗衡苏联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看法。1983年,里根提出想访问中国,沃尔福威兹建议,为了避免看上去美国人再次向中国人“磕头”,这次要求中国总理先访问美国,然后美国总统再去中国,否则,它会给人感觉中国处于强势地位。据称,沃尔福威兹的建议在美国政府内占居上风[9]。1984年1月,中国总理访问美国,同年4月,美国总统访问中国。

  新保守主义者对克林顿政府和后来的小布什政府的若干对华政策也提出批评。威廉·克里斯托尔和罗伯特·卡根强烈指责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政府对华采取“全面接触”政策,认为美国政府出于对华贸易利益而与中国打交道是在搞绥精政策,而“绥靖中国”是一个错误;在他们看来,美国政府与中国做贸易不会使中国变得更加民主、更加负责任[10]。乔治·W·布什曾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批评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称如果他当选总统,他将把中国看作是一个“竞争者而不是一个战略伙伴”[11], 布什的对华政策表态得到新保守主义者的赞赏。然而,当2001年布什步入白宫后不久以务实态度处理中美之间撞机事件时,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开始对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表示强烈不满,指责布什政府在外交处理上对中国人使用“遗憾”一词,声称该事件表明“美国已经处于被羞辱的路途上”[12];并呼吁美国对华政策目标应该是帮助中国向民主社会和平过渡[13]。这些言论成为当时新保守主义开始对布什政府对华政策不满的一部分。

  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的另一个方面,是把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社会关系确立为敌对的、至少是竞争的关系,但绝不是战略合作的关系。一些新保守主义者沿袭冷战时期对国际政治的思维,利用简单的善恶二元论,把冷战后的中国继续列入美国的“敌人”名单上[14],。他们建议,美国应确定“审慎的地缘政治”战略,谋求与越南、印度和俄罗斯建立更良好的社会关系,减少对日本的经济压力。在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包括带有新保守主义倾向的国会议员们)看来,由于对华经济制裁作用不大,美国政府应该加大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批评,以便使中国政府感到不安。

  “9.11”事件后,在全球反恐战争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在打击恐怖主义、经贸合作、外交及军事交流等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双方之间面向21世纪的伙伴关系被赋予明确的内涵。中国力量的崛起再度成为美国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在这个期间,美国一些新保守主义者直接参与了国内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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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问题论坛》2006年夏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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