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的并非都是坏消息：中国经济的大部分仍在发展，其总体增长率仍高于世界其他经济体。此外，尽管存在对资本外流的担忧，中国拥有坚实的净外汇资产头寸，高达1.7万亿美元(占GDP的17.6%)，足以帮助中国度过艰难的转型期]
中国经济减速的迹象从未如此明显。决策者是否能够成功避免硬着陆，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应对来自日益分化的双轨经济的挑战。
1月份的最新同比数据彰显出危险程度。消费物价指数下跌0.8%；生产物价指数下跌4.3%；出口减少3.3%；进口减少19.9%；广义货币(M2)增速放缓1.4%。
此外，人民币正在经受贬值的压力，部分是因为美国经济复苏加速了资本外流。考虑到工业利润增长下降(从2013年的12.2%下降到去年的3.3%)和地方政府卖地收入下降(2014年下降37%)，不禁令人担忧，目前的通缩周期可能引发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
中国希望通过实现从国家主导的经济向市场导向的经济转变，以确保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但该过程导致其双轨经济在效益方面的裂变，国有企业表现明显劣于民营企业，尽管前者比后者更容易获得信贷。中国繁荣的一、二线城市和落后的三、四线城市之间的房地产行情差别也越来越大。一、二线城市的地产行情不仅好过三、四线城市，前者由于平均家庭收入更高而对房价的承受力更强。
政府目前的任务，一方面是针对表现较好的民营企业和一、二线城市出台可以巩固及持续其增长的措施，另一方面是针对表现较差的国有企业和三、四线城市出台可以消除过剩产能和提高生产率的措施。要想成功，就必须纠正此前政策的缺陷——向落后者提供更多资金和优惠政策，否则将助长产能过剩和不可持续的地方债务。
换言之，中国必须面对由于过去地方计划及决策失误而产生的沉淀成本，不能继续指望靠官僚系统的干预来粉饰有缺陷及不可持续的项目。政府应该采取市场化的方法，让这些失败的项目的财务损失通过破产程序来处理，从而让所有相关的生产要素解放出来，并转向更具创造性的活动。
中国经济的双轨结构也带来了宏观金融管理方面的独特挑战。高速增长部门吸收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因此需要利率市场化来确保资源可以有效配置。与此同时，低速增长部门有可能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比如，高负债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将主要精力用在偿还债务上，而无法继续投资于必要的基础设施，甚至在利率下降时也是如此。结果，传统的货币政策和审慎的宏观政策都难以满足目前双轨经济对信贷的大量竞争性需求。一轨需要更多贷款来支持其创新及生产率增长，而另一轨则需要更多贷款用于兼并、重组、破产、维稳及为改革赢得时间。
中国央行试图通过根据部门或金融机构的类型，采取不同的准备金要求以应对这一困境。但结果并不乐观。
比如，去年11月，当央行降低基准利率以减轻民营部门借贷成本时，却引起了投机性的股市暴涨。今年1月份令人失望的宏观经济数据，使得央行再次采取行动，将准备金率降低50个基点，并进一步降低了专注于中小企业贷款的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准备金率(分别降低了50个基点和400个基点)。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但两条轨道的经济主体似乎还面临信贷不足的状况。
应对这些结构性挑战的措施之所以不容易推进，不仅因为有制度壁垒，也因为根深蒂固的官员腐败。反腐措施赢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但也在短期影响了官僚体系的效率——在关键的改革之年解决这一问题尤其紧迫，特别是考虑到目前经济增长显著放缓的情况。
结构改革旨在打击腐败、削减过剩产能、处理不可持续的地方债务，以此产生长期的改革红利与可持续的回报。但结构改革在短期从宏观层面看其实不可避免地会有紧缩效果，这就很自然地需要短期对冲刺激手段——如减税和增加财政赤字——来保证增长波动不会太大。这意味着需要改变目前政府预算赤字下降的趋势。中国预算赤字从2013年占GDP的2%下降到去年的1.8%。
从双轨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绝非易事。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显然急需修复。但我们看到的并非都是坏消息：中国经济的大部分仍在发展，其总体增长率仍高于世界其他经济体。此外，尽管存在对资本外流的担忧，中国拥有坚实的净外汇资产头寸，高达1.7万亿美元(占GDP的17.6%)，足以帮助中国度过艰难的转型期。
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为了确保可持续增长，重要的制度改革势在必行，虽然对短期增长放缓的担忧不可避免地会要求出台一些解决当前问题的措施。当局正在采取强硬手段治理污染、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施养老金改革、扩大医疗保障和廉租房覆盖面。
更重要的是，中国领导层决心铲除腐败的毒瘤。与实施人命关天的重要手术一样，成功的一个重点在于确保必要的生命支持系统(如供氧、供血、止痛)运转良好。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在强力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时候，需要保持充足的金融流动性及财政支持。
最终，可持续发展需要中国经济的双轨合一。在这个正确的方向下，在改革的过程中维持相对稳定快速的增长，并避免硬着陆，不仅对中国有利，还能确保全球经济所急需的增长与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