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共性生产是城市文明发展的基础和目标之一。建筑与城市空间不能被理解为单纯的物理容器，它们是社会关系与文明建构的空间化投射。城市研究挖掘城市空间营造的深层价值，就要通过对权力、资源与机会的空间协调，打破现代社会的刚性区隔，构建容纳差异、促成协商的公共场域。建筑的公共性实现是对“共在”的空间赋权，让空间成为多元主体平等互动、生成共识的媒介。城市作为公共性生产的动态系统，其文明高度在于能否通过空间实践激活公共精神，将文化共识转化为持续的社会联结。因此，要以公共性生产为锚点，重构空间、社会与文化的共生关系，为新时代充满人性关怀与生命活力的城市文明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
关键词：城市活力 空间正义 公共性 流动性 多样性
在21世纪的今天，“城市”无疑是世界性空间营造中最具普遍性的范畴。它不仅是一种类型学上的场域分类，而且也是现代文明的理念实践和关系生产的在地化。作为普遍性的现象，一方面，城市构成了当代工业文明和地区发展最基础的整体框架；另一方面，承载着独特的地方性知识、历史文化想象与政治可能的每一个城市的特殊性都无法复制，难以用形式一致性来概括。全世界有高达45亿、约占总人口比例57%的人居住在城市中，这个数字在2050年预计达到近70亿。在这些惊人数字的背后，不断攀升的城镇化水平实际上是一场深刻的空间政治革命，它意味着人类生存方式、社会关系再生产模式乃至主体性本身的根本性转型。这也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现代性经验塑造的阶段性特征。
解读全球范围内的城市化过程，需要认识到不同城市发展和转型的多样化轨迹、空间形态的异质性以及功能分类和聚集密度的非对称模式。这种多样性拒绝任何线性的进化论叙事：从古代城邦到中世纪市镇，从区域性的金融枢纽到数字游民城市，每种城市形态都蕴含对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形态的不同回答。城市规划和建设不是线性的、不可逆的，也并不遵循统一的、预定的方向，它以不同阶段中对城市生活及活动于其中的行动者的理解为基础。空间分布通过联系、网络和流动将不同目的与行为联结在一起。这种非线性特征在当代表现得尤为明显：资本、信息、人口以空前速度跨境流动，使得城市成为多重时空逻辑的接合处。全球化与地方性、加速与减速、连接与排斥在其中持续角力。这种联系纽带以非线性的块茎方式彼此纠缠，在放大和增强某些空间及功能的同时压缩另一些空间和功能。这一过程凸显出城市化的内在博弈：空间的赋能与剥夺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作为一种社会过程，城市化是通过重新分配空间供给与功能来为现代性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创造可能性条件的过程。这种再分配远超单纯的经济理性，是深深嵌入权力结构、文化惯习与日常实践的微观政治。列斐伏尔所言的“空间生产”的意义正在于，城市既不是纯粹的物理场所也不是隐喻的空间，而是社会关系的物质化显现，是冲突与协商的战场，是想象与现实的持续交换。
无论是城市，还是城市中的空间或建筑，都不应该被视为单一的、孤立和封闭的分析单元。规划作为一种融合了宏观和微观的空间实践，是由对城市形态和发展过程的文化想象和政治经济学理解所促成的。城市活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对空间包容性和韧性的强度测试，它是异质性元素的偶然相遇、非计划性的社会互动以及由此迸发的互动可能。其前提既可能是宏观层面全球资本、国家规划、区域政策勾勒出城市整体的格局与命运，也可能是微观层面流动商贩的选址策略、文化中心的开放程度甚至是社区居民对广场的临时占领。这些日常的空间协商不断叩问着既定的功能边界，为城市系统注入了适应性的冗余，使得其在持续地重写空间的同时也完成了公共性的生产。
一、流动的公共性生产：城市文明的生存论转向
建筑与空间视域下的“公共性生产”并非指向空间表面的开放性表征，它直接关系到城市内部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空间再分配与去中心化协商机制，即通过系统性的设计规划，使空间成为权力、资源与机会的空间分配载体，从而打破原子化生存的壁垒，构建容纳多元差异、促成理性协商的公共场域。这一认知要求城市研究从形态学描述转向生存论反思，将对城市的理解从人类生产生活的场域扩展到文明得以可能的“共在”建构。
现代城市的发展无疑是人类文明史上的辉煌篇章。高效的基础设施、精密的组织管理、多元的文化交融使城市成为创新与财富汇聚的高地。然而，现代性加速进程中的城市发展，却也使得公共性生产这一文明存续的本体论承诺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首当其冲的是原子化生存的普遍化趋势。如果说早期现代城市的发展是在交通工具和立体出行网络的加持下缩小了距离感的话，那么数字智能化浪潮带来的虚拟社交的兴起和远程办公/购物的普及，则在客观上强化了原子化的个体生活形态，推动公共生活向去空间化方向发展，形成了松散化的社会关系，从而使公共生活的开展变得愈发困难。沿着列斐伏尔的批判，日常生活被资本主导的消费殖民化的过程表现为“资本主义成功地彻底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被技术加持的功能主义分区理念更直接导致新技术条件下社会交往的弱化。于是，空间本身不再是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场域，很多时候它成为区隔、分类和界线制造的技术性容器。威廉·怀特曾论证适当的拥挤对于空间内关系塑造的影响：“在人群中，我们有了最大的选择，我们可以终止谈话，转换话题，继续谈话。”他以实证研究表明，“百货公司入口处和大街拐角处也是人流最集中的地方。最大数目的谈话发生在百货公司入口处和大街拐角处，实际上，这两个地方的空间都是相对狭小的。”这从反面证明在线/远程商业形式对城市空间的去关系化作用。
与此同时，空间区隔的结构性固化成为现代城市规划高效理性的副产品。工具理性主导下的功能分区原则通过严格的专业化分割确实提升了城市运行效率，但也催生了异质性空间之间交往关系的不均衡分布。过去以层级化的城市化为形式的“空间修复”机制，在此演变为资本与权力通过精细化的空间分配进行的身份筛选。这种区隔的本质是理性化过程中分类逻辑的实体化，大多时候它并非被刻意制造出来的歧视，而是市场逻辑与规划理性相互作用的自然结果：土地价值最大化驱动下的簇群效应，客观上形成了同质化的居住单元和功能场所，其结果是以功能性效率代替了流动性共在的生成。扬·盖尔在《交往与空间》中批判交通主导型设计造成了公共空间的可达性障碍：宽阔的车行道出于交通流量优化的目的，却割裂了步行网络；私有化的公共空间（如大型购物中心）基于维护成本与品牌定位的考量，以消费力为标准筛选使用者，将部分弱势群体系统性地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成为低质量的公共空间。究其原因，可以发现“在特定环境中的物质条件可以有利于或是阻碍接触的形成与发展。这一点特别与建筑的规划设计有关，它们决定了户外生活发生的可能性”。
一旦空间被高效地规划为纯粹的功能性容器与资本增殖工具，其承载文化记忆、身份认同与价值协商的能力便持续萎缩。理查德·森内特认为，“公共性的特征在于，如果人们想获得各种各样的生活体验，想了解社会的某个区域，那么就必须离开自己的私人生活圈子”。这意味着，主体必须进入异质性的他者场域，通过遭遇差异来确认自我在世界中的位置。然而，功能主义规划却通过垂直交通、门禁系统、地下停车场等设计，将个体从居所直接传送至目标功能区，全程无需经历公共领域的浸润。而一旦由功能性的空间表征主导意义生产，却忽视空间本身的多元意义，就会导致多种意义空间无法共存，概念化的空间压抑了意义空间。这也就不难理解大规模古城或古街热所带来的审美疲劳，很多时候是源于原住民生活叙事的复杂性无法被复制，植根于在地性的历史文化生成被简化成了平面景观，经不起探究。类似地，部分城市街道虽然通过交通工程优化提升了通行能力，却使得原本承载部分生活属性的空间全部让渡给了交通功能，因而丧失了街道作为社交场所的“闲逛”功能。
出现这些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代城市规划中工具理性的单向度扩张。作为现代性理性的标志性特征，工具理性所带来的效率提升与技术进步无疑是现代城市文明赖以产生的基础；与此同时，它所强调的功能主义的过度应用却又将城市的复杂性简化为可计算、可优化的技术问题。这种规划模式以效率与理性之名，使交换价值占主导地位。从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设想到当代新城规划，功能分区原则通过将生活拆解为独立模块，极大地提升了基础设施的运行效率，但也彻底摧毁了日常生活的有机体。这种将空间过度理性化的想象方式将鲜活的体验形式化、同质化，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空间想象上的去生活化和去审美化特质。功能主义规划在解决卫生、交通、密度等问题上功不可没，但将其推向极致后，空间成为技术管理的对象，排除了自发性与偶然性，使公共性退化为被动的表象。与此同时，人也被简化为经济理性的生物。扬·盖尔的研究证实，必要性活动在任何条件下都会发生，但可选择性和社会性活动的发生频率与多样性却取决于空间的质量，功能主义恰恰通过僵化分区扼杀这种品质生成的可能。
为了回应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美国的城市研究从19世纪中期开始就对“开放空间”主题产生了关注。虽然主张各异，但该范畴无疑被当成城市实践的校正性原则，希望通过它实现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动态平衡。19世纪以奥姆斯特德为代表的研究者针对工业城市所面临的拥挤、污染与阶层割裂问题，主张以自然式公园与系统网络缓解城市病、促成社会融合；20世纪麦克哈格等聚焦城市开发对自然的破坏，提出“设计结合自然”的生态规划理念，推动开放空间走向系统保护。2000年后，针对城市空间碎片化难题，詹姆斯·科纳等学者又提出将开放空间作为城市基础结构，整合生态、社会与经济功能的核心主张。纽约高线公园项目和旧金山韧性城市改造等一批实践项目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开放空间”理念的影响。
然而，在当代城市复杂而多样的问题面前，“开放空间”这一范畴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它实在难以成为破解城市危机的根本方案。在实践层面上，由于空间生产机制中多种力量的博弈，开放空间规划往往面临物理开放与公共可达之间的断裂。以纽约高线公园为例，该项目作为工业遗产再创造的典范，通过景观设计将废弃铁路转化为主题公园，在物理边界上完全免费开放，并设置了无障碍设施与社区参与项目，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公共性努力。然而，项目改造导致的周边地产价格飙升和消费价格上涨，使得公众可及性受到一定的抑制。尽管公园本身不设门禁，但区域性租金上涨、商业业态高端化以及文化符号的精英化取向，客观上使低收入者、老年移民等部分群体难以真正融入并自在使用。这种形式开放性背后的结构性不对称使更多的设计者意识到，如果开放空间规划只关注形态设计，而不能同步调节资源分配与社区结构，就会使项目呈现景观化的特质，难以真正实现空间正义。
除此之外，无论是作为社会调和工具、生态保护载体，还是隐性基础设施，开放空间一直被定位为解决特定问题的手段，这使得其规划往往聚焦于一定的量化指标，如绿地率、服务半径、生物多样性指数等。但当这些KPI和社区居民及空间参与者的社会生活内容相脱节时，它们就难以回应城市日常生存层面的复杂挑战。例如，许多城市的社区公园虽满足一定的服务半径标准，但因忽略周边人口密度或年龄职业构成以及人群对设施的特定要求而无人问津。因为任何时候居民或参与者在状态类型乃至于要求上都不是均一的，他们携带着特定的个体历史与生活习惯，无法按照统一的模式和空间发生关系。空间设计上的功能化思维预设了空间的中立性与可塑性，仿佛它是均质容器，只需填入正确功能模块即可自动实现社会整合，因此虽然在形式上完成空间的开放，却难以将其真正建设为多样化的社会生活和联结的载体，从而导致身体缺席或身体虽在场却难以共享意义生成。
而且，更多时候，传统规划所依赖的相对稳定的空间边界与功能定位与当代社会的高流动性之间存在根本张力。数字技术的普及与智能终端的便携化更强化了个体生活和集群方式的流动性特征：外卖、快递、网约车重构了街道的使用模式，远程办公改变了通勤需求，社交媒体塑造了新的聚集方式。在加速发展的时代，由于数字技术实现的远程性和在线服务，城市内部的社会关系呈现出对传统相对固定的社群边界的突破：工作方式弹性化、居住选择短期化、社交圈层虚拟化。一方面，空间需求不再固定不变，单一居住区域的组成结构更加多元化；另一方面，相对年轻的居住社群有可能呈现出远郊化的倾向，这既增加了通勤的压力，也对居住区域周边的人文环境提高了要求。于是，仍以传统的预设功能分区和刚性空间边界为基础的开放空间规划便难以承载这种区域扩张性的多元动态交往需求，导致部分开放空间的利用率不高和区域性开放空间不足的情况并存。日益扩大的僵化空间形态与流动生活方式之间的鸿沟，削弱了开放空间自发激活公共生活的能力。
要直面和解决当代城市发展中的时代性新问题，单纯空间形态上的“开放”显然已经不够，它更需要由空间所承载的“公共性生产”的实现——这正是城市文明生存论转向最关键的要义。如果说前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是自发形成的，公共性是城市生活的自然属性，现代城市的开放空间成为工具理性的产物，公共性被简化为空间的表面表征，那么当代城市文明的进阶则必然要求回归公共性生产的本质，将“共在”关系的生成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目标。这一转向不是要否定现代城市研究中开放空间探索的价值，而是希望将开放空间真正实现为公共性生产的载体，重新定义空间与公共性的关系，即如何在具体的空间实践中让公共性生产超越空间的物理表征，指向空间中多元主体的平等交往、理性协商与意义共创。这才是城市“共在”文明得以存续的本体论基础和活力来源。这意味着，不但要理解和分析空间中不同主体间持续冲突的现状和原因、寻找发展协商与承认的可能，更要解构空间内部默认的排斥性与同质化机制，让空间的使用规则弹性化和生产化，真正让公共性从空间形式转化为社会关系的持续创造和深化。
二、共在：公共性生产中的差异正义
和公共性生产直接相关的“公共领域”概念一直是一个有争议性的理论范畴。在该问题的讨论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哈贝马斯，其标志性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变》的英译本于1989年出版后曾招致不少批评，其中来自女性主义学者的意见甚为尖锐。批评点之一就是学者们认为哈贝马斯忽略了经济、政治、性别、阶级等因素所导致的公共领域可及性的不平衡，他将理想化的“公共领域”假设为一个对所有人同等开放的乌托邦式场域，因而没有触及权力结构对话语的影响。这一理论上的先天瑕疵也导致他的交往理性范畴呈现出与现实脱节的缺陷。类似的意见也出现在对于开放空间设计的思考中。夏铸九认为：“公共空间，则是在既定权力关系下，由政治过程所界定的，社会生活所需的一种共同使用之空间。因此，公共空间关系着空间的使用价值实现。”而这种共同使用是否真正得以实现，则是由关于开放空间的构想和其他综合决策所决定的，它是宏观和微观权力形塑下的社会关系，即“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中介，也是可以影响社会关系的物质产物”。
彼得·霍尔在《文明中的城市》一书中曾谈到1897—1908年间全美范围迅速兴起“五分钱电影院”，因为放映的是默片，不存在语言障碍且价格十分便宜，所以吸引了最大数量的观众：少数民族、移民和不富裕的平民。其普及范围不但是之前的公共设施和活动从未达到的，也是后来者难以望其项背的——尤其是有声电影出现之后。这一最大范围内的公共性生产在社会范围内产生了极大的经济效益：“他们也许贫穷，但正是这些人群花费的小钱在10年内创造的交易量比所有的话剧院、简易博物馆、杂耍屋、演讲局、音乐厅、马戏团和街头游艺场创造的还要多。”这里问题的关键其实不完全在于价格，而在于默片特有的无语言障碍和便宜的价格共同促成的通达性使得“五分钱电影院”成了受益群体最多、也最能引起共鸣的公共空间，它甚至冲破了在当时极为严重的身份阶层区隔，实现了差异性的共享。
这一历史案例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公共性生产的本质要件：真正的公共性不在于空间形式的开放许诺，而在于差异性的可及正义，即不同经济能力、文化背景、语言系统的主体能否以各自方式进入并参与空间实践。这意味着，任何公共空间的生产本质上都是差异政治的场域。从这个意义而言，Mclaughlin的批评切中了要害：当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预设为理性辩论的平等平台时，他忽略了谁有权发言、谁的语言被承认为“理性”、谁的身体能够安全地出现在公共空间这些根本问题。南希·弗雷泽指出，资产阶级男性在咖啡馆、沙龙中所进行的关于“普遍利益”的讨论，是以将女性限制在家庭领域、将工人阶级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的“双重排斥”为前提的。这种批判同样适用于物理空间：一个24小时开放的城市广场，若缺乏对性别暴力、种族歧视、警察执法滥权的制度性约束，对女性、少数族裔、流浪者而言，其“开放”实为风险而非机会。在此基础上就可以解释，在很多城市实践中车站与路灯的距离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决定夜间女性出行的意愿和数量。
空间不是一个中空体，而是一个从基础设施的设置、区域所在和交通的连接到场所的分类以及管理规则都充满了利益、权力和价值具象化的装置。以何种理念和方式为空间赋予意义并推动其实现，关系到在这个空间中是否能产生有积极影响的联结。所以，“共在”所强调的意义并非抽象的或经济上的“无门槛”，而是公共性生产必须介入可及性的差异配置，即为不同主体创造差异化的可达路径。这包括：经济维度上的价格弹性机制，文化维度上的多语言符号系统与非文本的质性表达，社会维度上的安全承诺以及决策维度上的代表性参与。一个城市真正的生命力在于创造出多元共享的文明，这就意味着在保障功能性的同时有必要将公共性生产作为缓和或部分解决空间碎片化和社会区隔的途径。
这同时也指向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哲学抉择：是将城市视为差异的博弈场，在其中各群体为争夺空间资源而持续斗争，还是将其理解为差异的协商域，通过制度化的设计使冲突转化为合作的能量？巴西学者梅·伊斯特在《女性如何设计城市？——建设女性友好城市的33个支点》一书中基于对来自格拉斯哥、爱丁堡和珀斯三个苏格兰城市的富裕和偏远地区的274名女性社区专家进行的步行访谈，总结出非常实用的建设女性友好城市的建议。作者认为，由于女性在城市中的居住、出行及其关注的问题都和男性的日常习惯不同，她们和城市区域之间的关系以及生活交流更为丰富，因此如果从她们的视角进行城市规划，就会使得空间能够更有利于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例如，如果女性规划城市，她们会强调邻近性而不是汽车的机动性，并且鼓励积极出行的生活方式。她们会更多地采用公共交通或步行的方式穿梭在城市当中，因此会优先考虑连接性和安全性，在此基础上注重城市绿色空间的创造，同时也为各个年龄段的居民提供持续体验。这种将环境作为复杂性系统的批判性认识和行动能力会赋予城市更多的活力。从这个意义而言，伊斯特的研究和实践并不是在写一本与男性争夺城市规划控制权的著作，而是力图在激发出城市更大的创造性的基础上实现不同群体的互惠共生。
开放空间从属于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群体。但很多时候，虽然有些号称性别中立的设计表面上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去性别化的包容性，但在具体实践中仍然存在对某些性别刻板化设定的默认。这显然不是显性的歧视或排斥，它体现的是进入社会无意识层面的性别理解和想象。尽管大多数城市规划都必须考虑保障公共空间安全的问题，但从实践的效果来看，一些设计理念常常不加深思地默认了某种隐性排斥，其根源当然是在没有专门伦理讨论的情况下，设计主体难以共情女性或其他特殊群体的需要。“英国交通运输部的研究凸显了男性和女性对危险截然不同的看法，结果显示62%的女性害怕在多层停车场行走，60%的女性害怕在火车站台候车，49%害怕在公交车站候车，59%害怕从公交车站或火车站步行回家。”相比之下，男性的数据要低得多。然而现实中，大多数设计者是男性，他们的需求认知往往受自身社会身份与生活经验的局限，不自觉地将自身群体的空间体验作为“正常”的基准，导致所谓的“中立”设计实质上沦为以男性群体经验为核心的标准化生产。“建筑学的空间或者城市规划学的空间，具有这样一个双重特征：在统一性的伪装下，是断离的、碎片化的，是受到限制的空间，也是处于隔离状态的空间。”这种以特定群体经验为隐性基准的设计逻辑，还集中体现为空间尺度与功能配置的特殊化倾向，对其他群体形成系统性的空间排斥。例如，在物理空间维度，基于“平均男性”生理特征设定的座位高度、扶手间距、支撑结构位置等空间要素，往往超出女性的身体适配范围；而通道宽度、出入口尺寸的标准化设计不仅难以满足携带婴幼儿、推送辅助器具等日常通行需求，更会对老年群体、残障群体等照顾者的空间移动形成阻碍。在空间动线维度，换乘节点的复杂布局与耗时设计、照明设施的覆盖不足都有可能进一步放大女性在公共空间中的通行成本与安全风险，客观上压缩了女性和其他弱势群体的空间活动范围与参与可能性。
从这个层面来看就不难理解，公共性生产要对当代城市问题形成有效回应，就必须重构对空间分配的正义理解。它要求开放空间超越物理形态的开放性，成为权力、资源与机会平等分配的载体。这意味着空间规划必须突破身份区隔的划分，充分吸纳不同群体的需求与诉求，通过去中心化的协商机制确保不同阶层、种族、文化背景的主体都能平等享有空间使用权。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以公共公园中的户外健身场所为例，列举了女性放弃那里的原因，认为它们都属于“典型的假装平等开放、实则偏向男性的公共空间”。她也记录了维也纳市政官员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所做的努力：将单一的大型开放空间划分成多个小区域，增加并拓宽入口，增加非正式活动区域。这些设计上的微小改动被证明行之有效。现在，很多城市的社区绿地和公园就通过居民的深度参与，将空间设计与社区的生活需求、文化记忆相结合，不仅避免了精英化的景观叙事，更让空间成为社区主体平等交往、共建共享的场域，真正实现了资源的公平分配与关系的有机重构。这种公共联结本身同时指向对城市意义的再创造，它通过促成多元主体的交往实践，也增加了非正式的活动数量，提高了非正式的活动质量。在这样的空间中，不同主体的生活叙事、文化体验得以碰撞融合，形成多元共生的意义体系，重塑城市的人文温度。夏铸九特别指出，只有在这样无预设性多层互动的自由流淌中，才能产生出“创新氛围”，它既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和文化的。公共性生产以动态的交往逻辑契合了当代城市的流动性本质。它并非依赖固定的空间形态，而是强调空间的“包容性”与“可塑性”，允许不同形式的交往实践自发生成，适应动态变化的社会需求，让公共生活和交互在流动中持续生成。
墨尔本的“Free to Be”App是新一代城市微观实践的一个成功案例。女性用户通过该App标注城市中的安全点，累计生成了5.1万个数据点。这些数据为政府了解城市安全状况提供了宝贵依据，让政府意识到路灯亮度与性骚扰报案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基于这一发现，政府可以有针对性地优化城市照明设施，提升城市公共空间的安全性。这种让女性直接参与城市安全数据收集的方式，充分发挥了女性对城市空间安全的敏锐感知，为城市安全规划提供了独特视角。它的成功对于男性财产和人身安全本身也极具正面意义，不仅彰显了对差异正义的观照在公共性生产维度上的强大生命力，更提醒设计者和决策者，城市空间和公共性从来不是零和博弈的输赢局，而是互惠性共在共生的多赢。
由此可见，公共性生产的真正挑战在于如何超越无差别性的“包容”假象，转向以差异为基础的“共在”实践。这意味着，首先要将公共空间理解为一个始终处于生成和变动状态的差异共振场域：异质性在此邂逅、冲突、协商、调和。从空间规划到硬件设施乃至管理规则，都会决定冲突的协商和调和乃至供应是否可能，它们是公共性生产的现实条件。“共在”本身并不追求建构一个完全和谐、无冲突的乌托邦空间，而是旨在培育一个能够承载并转化冲突、让差异得以安然呈现并相互赋权的政治—物质环境。这就要求从根本上重构城市权力的运行逻辑——从对空间的管辖与控制，转向对空间潜能的培育与调配；从追求静态的秩序与效率，转向拥抱动态的复杂性与生成性——让不同群体以其独特的方式，共同参与城市意义的书写。
三、间性互动：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城市活力生成
齐格蒙特·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中引用了塞纳特对城市的定义——一个陌生人可能在此相遇的居民聚集地——来描述陌生人相遇在城市的日常交往中的特殊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公共礼仪和文明。在此基础上，鲍曼批评了当代都市中很多开放空间的设置：它们要么完全不具有友好性（如没有长椅和树荫的路途广场），要么只鼓励目的性行动而不是人与人的互动。前者的空间傲慢而专横，后者不过是被身份质询预设了“位置”的人的“聚合”，它们都缺少随机互动从而激发间性互动的机会。
这种批判质疑了现代城市规划中某种引以为傲的惯例：当城市空间开始追求任何意义上的“纯粹”目标时，其设计往往成了对“间性”的系统性清除。第一类空间的不友好，并不是因为设计师有意排斥使用者，主要是其设计逻辑遵循纯粹的交通工程或视觉美学原则，将空间视为流量通道或景观客体，而不是相遇场域。宽阔而裸露的硬质铺地、缺乏遮蔽的线性路径、禁止停留的设施配置，这些硬件空间以物理环境的限制直接阻断了主体停留与互动的可能，从根源上消解了间性互动的生成基础。空间被优化为单一目的的工具，任何偏离该目的的“闲逛式”行为都会遭到隐性禁止。陌生人的相遇也只会产生物理性的而非社会性的交互。第二类空间的问题更为隐蔽。购物中心、美食广场、商业步行街等看似充满活力，实则将交往嵌套在消费逻辑之中。空间的可达性以支付能力为前提，互动被限定在交易关系之内，个体在进入前已被身份质询和预设。这种相遇看似制造聚集，实则强化了原子化生存的集体形式。因为任何偶发性的互动和联结都会偏离个体被预设的行为轨迹。威廉·怀特观察到的事实——交谈的人群容易聚集在百货公司的入口处而不是柜台周围——恰恰证明了上面的观点。
如果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视角进行审视，城市本质上是由多元主体、空间环境与社会关系相互嵌套形成的动态演化系统，而城市活力的核心生成机制正是使互动得以生成的“间性互动”，即不同身份、需求与行为逻辑的主体，在开放空间的互动场域中形成的非预设性协作与意义共创。不同于机械系统中线性的因果关联，复杂适应系统的核心特征在于主体的自主性、互动的非线性以及系统的涌现性，间性互动恰是这种系统特性在城市交往实践中的具象体现。它是差异主体之间生成的关系势能，以及这种势能通过非线性互动涌现出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协同效应。间性互动打破了“目的性行动”对主体互动的桎梏，使陌生人的随机相遇转化为活力生成的源头。
首先，间性互动的生成依赖于开放空间对相遇可能性的容纳，其目标不是预设空间用途，而是设置低门槛的互动激发场域。这要求设计师放弃对空间使用的刚性想象，转而培育一种包容性的不确定性，通过“未完成”的空间形态和弱规则管理既让使用者成为共同生产者，也为自组织留下制度空隙。由此，空间设计可以通过模糊的空间边界、多元的功能配置与人性化的环境营造异质性功能杂交，制造出不同人群不得不相遇的情境，为陌生人的随机相遇提供了物理载体。从本质上而言，一座城市的活力就是其对间性的容纳度，它不但吸引陌生人，更让他们乐于徜徉其中。
《香港造城记》一书总结了香港城市实践经验中，以开放公共住宅、建设公共交通、打造立体城市的特殊做法努力营造间性互动与公共性生产的政策原则，将其同时肯定为“对环境的实用主义反映”和理想主义的企图。在高密度城市发展的语境下，作为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香港的建筑与城市空间的设计规划绝非单纯的功能适配或形态塑造，其关键在于通过公共性生产，为社会关系的建构与联结提供富有弹性的空间载体。城市空间始终处于政治调节、意识形态渗透与社会斗争的动态过程中，在本质上其可塑性决定了它既是特定历史阶段社会权力关系的场所，也是维系和重构这种关系的媒介与结果，空间的每一次设计与改造都是对社会联结方式的隐性重塑。香港在空间形态学上的努力“是一种大胆的做法，试图捕捉那种把集中城市品质——集中、密度、复杂和垂直性——组合起来的做法，这四种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一种强度水平，它远比各个部分之和的含义深远”。如果说香港城市高度的“垂直”受限于土地面积和人口总量，那么其通过各种方式拓展的“水平”维度则在交通、住宅、业态和生活层面促进了公共性的实现，它使得香港这个地形复杂、自然条件有限的区域成为对公众多层次开放的强城（intenCity）。
香港的案例说明，空间营造的深层价值取决于建筑或布局能否为主体间的互动提供多元可能性，这当中既包括基于亲缘、地缘形成的情感联结与互助网络的“强关联”，也涵盖基于偶然相遇形成的“弱联系”。这种对主体“共在”多元化状态的空间赋权正是建筑公共性的本质内核，也是间性互动得以发生的制度性基础。比尔·希利尔与朱利安妮·汉森在《空间的社会逻辑》中早已指出：“从形态的角度，建筑为我们的物质世界提供了一个空间体系，使我们得以在其中生存和活动，在物质层面上为出行、相遇和回避等行为模式的实现提供了前提。这些行为既是社会关系在物质层面上的体现，有时也作为社会关系的生成机制。如此一来，建筑与我们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并非是象征性的，而是相当直接的。”《香港造城记》中记载的诸多区域性实践正是这种空间逻辑的实现。之所以香港没有陷入高密度开发与公共空间匮乏的悖论，是因为其创新性的“垂直公共空间”设计在有效利用城市基础设施和建筑专用功能的同时，实现了间性互动与公共性的高效生产。以中环行人天桥系统为例，该系统以立体交通网络为纽带，串联起写字楼集群、公共绿地、商业设施与交通枢纽，形成全天候、全时段的复合型公共活动场域。在此空间中，通勤者的急促通行、市民的悠闲休憩、游客的驻足观光、创业者的临时洽谈无缝衔接，不同身份、不同行为目的的主体在此打破了预设的社会边界，自然相遇、自由停留并产生多元互动。除此之外，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还大量采用开放或连通式的主楼平台、中庭、基座与空中花园以形成非功能性的相遇空间。发生在这些空间中微观层面的互动行为，正是强关联深化与弱联系生成的动态过程，它们如同毛细血管般，让抽象的城市空间转化为承载社会关系、激发创造活力的具象载体，真正使“未完成”和“非正式”的互动场域成为公共性生产的基础。
1964年兰德公司在研究通信结构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时发现，星形结构是恢复力最差的结构，而分布式的网状结构的恢复力则最为强大，因为它能够为复杂系统的信息、资源和行为的流动提供框架。心理因素之一的“信任”被证明对恢复力系统至关重要。这意味着，要在空间规划中实现心理地理的情感共振与分布式网状结构的系统韧性，比起功能主义的设计思路，有更多非正式可能的混合功能区会更契合当代城市特征。这一点可以从大型办公空间中茶水间的活力度得到佐证。它以多元非正式交往的有机交织柔性渗透并打破传统功能分区的刚性割裂，既缩短了异质性主体的地理距离以强化邻近效应，又以丰富的场景供给优化空间组成，更通过网状动线设计重构空间布局逻辑，使差异主体的偶然相遇有可能转化为更持续的互动或群体效应，进而构建起具有黏性的空间和心理的关联。
马里奥·L.斯莫尔与劳拉·阿德勒于2019年发表的综述研究《空间在社会关系形成中的作用》，从微观与中观双重视角切入，聚焦空间与社会关系建构的深层关联，其核心洞见在于将陌生人社会关系的形成拆解为“接触机会”与“交往决策”两个相互独立又彼此关联的过程：前者关乎互动发生的可能性，属于“供给方”的空间条件创设；后者则涉及接触发生后关系能否持续的主观选择，对应“需求方”的互动意愿激发，二者共同构成社会关系生成的完整链条。研究提出了空间环境影响社会关系形成的三个因素：空间邻近性、空间组成和空间布局。只有合理布局下的空间组成才能够让邻近性与居于其中的多元性组成真正转化为互动行为。一个可以借鉴的例子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创意孵化区”（Broedplaatsen）政策：政府主动释放闲置的城市资产，设置孵化区，旨在支持社会创新、创业和可持续发展项目。这一举措降低了准入门槛，使得创意阶层能够低成本激活空置建筑，从而在官方规划之外催生出多个极具生命力的亚文化与创新中心。这些中心强调环保、社会包容和本地协作，不但平衡了本地文化与活力创造，更成为当地文旅的亮眼之处。
德波在《都市地理学批判导言》中，将“心理地理”定义为“空间与个体心理感知、情感体验之间的动态关联，即特定空间环境对人的情绪、欲望与行为选择的隐性塑造”。这说明，真正能够维系互动持续性的不仅是物理层面的相遇条件，更是空间能否与主体的心理感知形成共鸣，进而激发其重复进入、主动互动的内在意愿。持续性至关重要，无论是在时间维度还是在空间维度上。傅军在谈及作为公共空间的美术馆设计时特别强调：“尺度宜人对于公共美术馆至关重要，因为它影响着观众的生理舒适度、心理感知、观展体验以及与艺术品的互动深度……尺度宜人本质是对空间公共性的一种召唤，是在艺术神圣性与公众可及性之间的一种平衡。”她以采用漫射光或光膜作为美术馆照明系统为例，论证了视觉心理和空间美学的协调是如何成功塑造观者体验的。在这个视角之下，空间必然不是中立的，它和行动于其中的个体形成共振，能够引发行动者的情感共鸣并塑造其行为的惯性或可模仿性。这正是斯莫尔与阿德勒“需求方视角”的延伸。
四、结语
城市活力的生成和持续是公共性生产的具象化呈现。它的强度取决于空间容纳差异、促成互动的能力。有多少差异性能量在流动中碰撞，有多少不可通约的经验在交往中转化，就有多少持续生长的活力生态在城市中涌现。在流动性与复杂性日益凸显的当代社会，活力的本质是主体间活动的多样性与社会关系的联结度，公共性生产既是城市活力的源头活水，也是城市文明的本质底色。营造城市活力的重要路径之一，是以公共性生产为目的重构空间、社会与文化的共生关系，让空间回归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本质，通过空间实践激活公共精神，让城市真正成为多元文化共生共融的载体和公共精神培育生长的土壤。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