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晓光:中日邦交正常化与对日政党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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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晓光 (进入专栏)  

 

林晓光,国际政治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步入"不惑之年"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在稳定和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各种各样、一时难以妥善解决的结构型矛盾问题。如何维护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大局,如何妥善和理智地处理、至少是有效地控制中日之间众所周知的矛盾问题,使之不至于频频激化摩擦乃至于干扰和冲击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大局,是中日两国都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40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艰难历程,反思这一过程中的利弊得失,并就其中当时双方反复协商、甚至激烈争论的一些主要问题和谈判过程的细节,做进一步的说明、解读和反思,也许可以为我们处理当前中日关系的结构性问题时,提供历史性的思想资源。

根据日本的《情报公开法》,凡是期满30年的政府档案(除涉及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的)均应公开。依据这一法律,日本外务省于2002年公开了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有关档案,其中包括周总理与田中首相的4次政府首脑会谈记录,姬鹏飞外长和大平外相的3次会谈记录,以及以"竹入笔记"而闻名于史的周总理与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的3次会谈记录。这些档案的解密和公开为我们研究40 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以及中日关系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由于中方尚未公布相关外交挡案,因此本文主要依据日方公开的会谈记录,并参考有关这一段历史的相关资料(专著、回忆文章、论文等),展开分析研究。

一、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前奏和序幕:多元化的政党外交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的安全环境和国际格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关系解冻,为中日关系的柳暗花明又一村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1971年,中方抓住日本内阁更迭、对华政策调整的契机,不失时机地推进"以民促官"的民间外交,寻求与日方各种渠道的非正式接触以了解情况、沟通信息,展开以争取日本政府领导人访华为目标的超党派外交。

1、政党外交的启动和加速

1971年3月下旬,中国乒乓球队赴日本参加第31届世界锦标赛,周恩来安排中方对日工作班子成员王晓云等随行。王晓云赴日后与自民党领袖大平正芳、三木武夫以及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等政界人士见面并交换意见。中方主动发起的新一轮对日政党外交就此拉开序幕。

l971年6月,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率代表团访华,与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王国权进行了会谈。由于双方在日本军国主义是否已经复活的问题上产生了原则性分歧,所以经过长达l0天的会谈以后也未能达成共识,会谈因此陷入僵局。正当竹入准备放弃与中方发表联合声明的设想,打点行装、率团回国之时,却突然接到中方通知:周恩来将于6月28日接见公明党代表团、并与之进行会谈。会谈开始后,周恩来首先强调"中日双方在所有问题上达成一致是不可能的",然后将公明党有关中日关系的政策方针归纳为5项主张,同意在这5项主张的基础上发表中国政府和公明党的联合声明。后来这5项主张压缩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则",作为中方提出的有关中日间复交谈判的基本原则和先决条件。8月,中日备忘录贸易的开拓者松村谦三去世,周恩来派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中日友协副会长王国权作为特使赴日吊唁。王国权在日本与三木武夫、竹入义胜和民社党委员长春日一幸等见会面并交换意见,耳闻目睹日本国内要求改善中日关系的社会舆论日益高涨的情况,回国后向周恩来做了报告。周恩来随即指示中方有关部门抓紧时机开展政党外交。从9月开始,中方陆续邀请日本政界人士访华,探索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途径。

中方积极主动的外交活动和日本国内要求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社会舆论,从内外两个方面构成巨大压力,使日本政府深感形势逼人。当时的内阁首相佐藤荣作长期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此时也觉得再不寻求与中方对话将陷于被动,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私下里却不得不寻找与中方沟通的机会和渠道,开始了"在水面下激烈划腿"的"鸭子外交"。执政的自民党派干事长保利茂和外相福田赳夫找到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托美浓部携保利茂致周恩来总理的亲笔信(即"保利书简")于1971年11月上旬访华,试图建立自民党对华交流的新渠道。"保利书简"称:希望举行中日间的政府会谈,尽早克服中日关系的"不自然状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政府",但却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表述。周恩来会见美浓部时明确拒绝如此暧昧含混的表述,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个问题已经由联合国解决了,言下之意无论日本政府承认或是不承认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日本政府需要做的是顺应历史潮流,那种分裂中国的思想只能存在于帝国主义者的头脑里。  由于"保利书简"没有按照中方的主权承认原则作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表述,因此美浓部的访华未能如愿搭建成功中日两国政府和执政党之间的沟通渠道,但日方却通过中方对于涉台问题的严正立场和问题意识,深切感觉到中方对台湾问题的重视,于是开始筹划如何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中,通过"法律解决"的模式回避或淡化台湾问题。

1972年4月,日本民社党委员长春日一幸访华。由于春日在出发前曾与自民党内的派阀领袖、重量级政治家田中角荣、福田赳夫、大平正芳会谈,达成了中日政府间对话时机已经成熟的共识,因此带有"为政府间交涉开路"的目的。春日到北京后,在与王国权的会谈中强调:日方尊重中国主张的"台湾问题"原则,但"日台和约"规定了战后日台关系的事实也不能抹煞,所以应该通过双方政府间的事前交涉来解决坚持原则与"灵活处理"的问题。周恩来在4月12日会见春日时提出:中日两国的目标是促进友好、恢复邦交、消除战争状态、缔结和平条约,政治问题虽然不可能都达成一致,但可以求大同、存小异。表明中方在原则上不反对春日提出的"灵活处理"。根据双方达成的共识,会谈后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尽量压缩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前提条件到"必要的最小限度",即集中于"台湾问题"的"中日复交三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台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对于双方立场距离过大而无法妥协以达成共识的钓鱼岛主权争议、日美安保条约等问题,采取了回避、搁置的态度。

通过与日本民社党的联合声明正式公布"中日复交三原则"后,中方的政党外交目标进一步兼顾到日本的执政党。周恩来布置王国权邀请作为日本自民党总裁候选人之一的三木武夫访华。三木来华后,周恩来于4月17日和21日与他两次会谈。周恩来在会谈中强调"中日复交三原则"的不可动摇和重要意义,三木提出了自民党关于中日恢复邦交的"三步走"构想:日本下一届首相访华并就战争历史作出道歉,中日双方发表结束战争状态和实现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本政府单独发表声明宣布"日台和约"失效;最后由双方外交部门谈判缔结和约。同时仍希望中方"灵活处理"具体问题,以有利于日本国内团结亲华派、说服中间派、瓦解亲台派。 日方的三步走构想包括了"政治解决"和"法律解决"两个部分,但重点在于"法律解决",以模糊的态度处理"日台和约"问题。周恩来还亲自指令驻日记者会见自民党派系首领之一的中曾根康弘,了解到时任日本内阁防卫厅长官的中曾根十分介意被称作"军国主义分子",遂令驻日记者转达口信:欢迎中曾根访华。中曾根认为这等于是中方为他摘掉了"军国主义分子"的帽子,于是决定支持主张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田中担任自民党总裁。  这对于田中在党内总裁选举中战胜福田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政党外交的进展,中日双方对于对方政策立场的了解逐渐增加和深化,同时也更加需要及时沟通信息。鉴于当时日本自民党内总裁竞选日见激烈,中方出于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考虑,非常关心谁能成为现任总裁佐藤荣作的后继者,正在通过各种途径收集资料。于是1972年5月1日向竹入发出"欢迎在5月10日前后率领10到12人的代表团访华"的电报,结果竹入只是派二宫文造副委员长率领公明党第2次访华团于5月ll日抵达北京访问。周恩来在代表团抵达北京的当天就接见他们并详细询问了自民党总裁候选人之间"角福战争"的情况。代表团成员提出各种证据以说明田中角荣获胜的可能性较大,周恩来当即请公明党方面秘密传话给时任通产大臣的田中:"如果田中做了首相要到中国来谈中日两国关系问题,我们欢迎。""我作为东道主迎接田中,决不会让他感到为难。"公明党也向中方通报了日本国内政治的最新情况:1、田中将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胜出,并承诺组阁后即着手解决日中复交问题;2、对于自民党政府的这一政策,公明党将给予全面合作。中方对此即刻作出了善意回应,周恩来请二宫向田中转达中方的口信:如果胜选并出任首相,欢迎来中国探讨恢复邦交事宜。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邀请竹入义胜再次访华,对于选择竹入作为中间人向日本政府传递更重要信息,似乎已经成竹在胸。

1972年7月5日,田中角荣当选为自民党新总裁后,在当天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我认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了。"7月7日新内阁成立后,田中发表就职讲话提出"要尽快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在动荡不安的世界形势下强力推行和平外交"。 周恩来立刻注意到田中首相发展中日关系的积极态度,并在7月8日召集外交部及相关外事、宣传部门负责人会议,研究田中讲话、商讨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之事。为了及时把中国政府对田中就职讲话的欢迎意向转达出去,周恩来于7月9日在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晚宴上,特意加了"田中内阁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一句话。这是新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做出可以与日本政府交涉恢复邦交问题的公开表明。当天的《人民日报》也根据中国政府的对日政策方针,报道了田中内阁的诞生及其对中政策。周恩来曾严厉回绝佐藤内阁要求与中国政府就邦交问题进行沟通的请求,但对田中首相的表态却给予快速回应,消息传到日本国内,犹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在社会各界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田中新内阁的外相是其党内盟友大平正芳,田中首相与大平外相达成共识:新内阁最大的外交课题就是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历来亲华的日本社会党表示:将积极推行超党派外交,全面支持政府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政策行为。社会党副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因此会晤田中、大平,并带着他们同意"中日复交三原则"的口头保证访华。佐佐木来到北京后:周恩来与他进行了两次会谈。佐佐木表示:"来中国以前我和田中首相进行了会谈,首相决心排除一切反对势力,全力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周恩来立即表态说:"欢迎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访华","接待的标准和接待尼克松时一样。"佐佐木于7月20日回日本后即向田中首相报告访华的情况。  促使日本政府更为积极认真地考虑如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恩来接见佐佐木时曾表示:不必再讲什么"谢罪"之类的话了,应该向前看。这一态度表明了中方的宽容大度和襟怀坦荡,但千方百计回避侵略战争责任的日方却利用这一点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中牟取了多重利益:政治上,在处理中日关系、涉及历史问题时不再使用"谢罪"一词;法律上,从"不必谢罪"自我引申、扩大到不必承担战争责任和赔偿义务;心理上,形成逃避侵略战争责任的"集体无意识";社会文化上,导致对于侵略战争历史的群体性的"选择性记忆"。

2、政党外交再掀高潮

中日之间政党外交紧锣密鼓的进行,日本政治家频频访华,既加深了互相了解,也营造了热烈气氛,使人如行山阴道上,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毛泽东根据这样的形势作出判断:"到了火候,要抓紧"。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先派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率上海芭蕾舞剧团于7月初访日,广泛接触日本各界人士,推高拉抬日本社会上支持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热潮;接着又派外交部日本处处长陈抗随中国农业代表团访日,转告孙平化:争取面见田中,当面转达周恩来的"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的口头信息。孙平化领命于7月22日面会大平外相,向日本政府转达了周恩来对首相和外相的访华邀请和"决不让田中首相为难"的承诺。  从"不必谢罪" ,到"都好商量"、"决不为难",体现了中方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外交目标谋求"政治解决"途径以及"灵活处理"的思路和做法。

为了向仍然迟迟没有明确答复的日本政府转达更为明确的信息,推动犹豫不决的田中首相、大平外相早日作出政治决断。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中方首席代表肖向前奉命于赴任东京不久后的1972年7月23日与公明党接触,转达中方邀请竹入义胜尽快访华的电报。由于7月17日的日本媒体已经广泛报道了社会党的佐佐木带回周恩来"欢迎田中访华"的口信一事,公明党内部对于短短2个多月之后是否应该接受中方邀请、组成第三次访华团议论纷纷,部分人提出"这时候派出公明党第三次访华团,还能起什么作用呢?"这样的疑问其实就是反对意见。特别是公明党的后盾----创价学会也反对竹入访华,理由是为什么要帮助田中和执政党,对竹入协助政府开展秘密外交进行牵制。竹入本人对是否有必要如此密集地访华也犹豫不决,但是在自民党议员古井喜实的劝说下,最终决定尽快访华。竹入回忆说:"二宫带回了周恩来欢迎田中访华的口信,我总不能空着手去中国吧。于是在访华前为打听到政府的方案而和大平外相见了几次面,可是大平外相什么也不肯告诉我。没有办法,出发前我去了田中首相的家里,但简直不能相信田中首相的态度却变得非常消极。"  对此,"竹入证言"有更为详细的记述。竹入回忆说:"访华前和大平外相在饭店见了四五次。我问他,田中首相到底有没有决心实现日中邦交,大平外相一边吃饭一边说'正在通过各种途径和中国方面接触并收集情报''正在讨论各种问题'等敷衍搪塞的话,其他的什么也不肯多说。连一句'请多关照'的话也没有。"完全不得要领。与田中的会面更是遭到直截了当的拒绝。竹入回忆说:"我在访华前两天的晚上秘密地去了田中首相在目白的家,正在吃寿司的田中首相说的话却让我大吃一惊。他说,竹入君,我才刚刚当上了首相,如果马上着手日中问题的话会遭到台湾派的强烈反对,田中内阁就会垮台。我现在没有精力考虑日中问题,也不想采取任何行动。"见田中如此消极,无可奈何的竹入只好退而求其次,提出"我只有一个请求,就是请你亲笔写个条子,就说我和你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但田中毫不留情地给予拒绝"这可不行,会让中方误认为你是我的代理。"田中和大平的拒绝,使本来准备带着田中的口信或亲笔信去访华的竹入计划落空了。情急之下,竹入"给正木(良明)政治审议会会长打了电话,让他把手头所掌握的有关中日关系的资料都找出来,从中整理出日本政府对于日中邦交的基本观点。但是不能站在中国和亲中派的立场上,而且这些观点要能得到广大日本国民的理解。"  由此形成了所谓"田中准备与中国谈判的20项内容"。至此,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原来竹入访华、与周恩来会谈时交给中方的所谓"田中准备与中国谈判的20项内容",并非由日本政府拟制形成的草案,而是公明党两位领导人自说自话编写的一篇"小作文"而已。

中方在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上对于公明党的厚望和重视,是公明党借助外部资源在国内提升政治地位、扩大社会影响的好机会。但对于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仅依靠在野党的实力和地位是不够的,精明的政治家竹入因此试图利用日本政府的政治资源,作为政府代表或特使与中方交涉,如此既能得到中日双方政府的重视,也能为公明党增加国内政治博弈的砝码,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为得到政府的正式授权,竹入拜会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要求得到政府授权他在访华期间与中方讨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相关问题。但田中和大平出于国内政治利益和政府主导外交的考量,不肯为竹入访华背书。田中坚决拒绝出具书面委托字据,大平则以政府方面"已经通过多种渠道与中国接触、收集情报"为托词,对竹入访华既无托付、更不信任。这使已经决定访华的竹入左右为难:不去北京,对中方失礼,以后难以再打交道;去北京,没有日本政府的委托和意见,怎么跟中方谈判呢?于是竹入吩咐公明党政审会长正木良明,根据对日本政府相关政策的理解,草拟了"维持日台条约、容认日美安保条约"等20条所谓的"官方见解",并将这份自行拟制的文件带到了与中方会谈的谈判桌上。

那么,在竞选时高扬"早日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做出贡献"的旗号,经过激烈竞争才获胜的田中,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不到两个星期后就态度豹变,打算放弃解决日中问题呢?从当时日本国内政治情况分析,大体上有以下几个原因:(1)当时自民党内亲台派议员人多势众,强烈反对日本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对党和政府的决策层形成强有力的制约,迫使在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上小心翼翼、谨言慎行。(2)出于政府主导外交的制度要求,田中、大平都极力确保政府对外交的全面控制,不仅在访华前指令自民党内多年从事中日友好的古井喜实、田川诚一等回日本,不得参与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当然更不想借助在野党的力量来完成秘密外交,以至为在野党加分、而令执政党失分。(3)最重要的,是当时田中内阁已经和率领上海舞剧团访日的孙平化取得了直接联系,正在就有关的访华事宜进行秘密交涉,不希望节外生枝、乃至泄露秘密。至此,所谓"和式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背景真相终于水落石出。竹入第二次访华并非像他自己所称以及许多学者记述的那样,作为"特使"受到了首相的委托和政府的授权,像基辛格那样秘密来中国进行交涉的,其实是接受了中方的紧急邀请而来到中国的。

1972年7月25日晚,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会见了竹入。竹入以中日邦交正常化在日本国内面临很大困难为由对中方施加压力,要求中方接受"认可日美安保条约、不废弃日台条约、维持日台交流"等三项条件,声称如果中方不接受这三项条件,不仅中日邦交正常化难以实现,连主张推进这一政策的田中内阁恐怕也难以为继,如果田中首相在这一问题上不能统一国内意见,就不得不考虑内阁总辞职、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

众所周知,国内政治和社会舆论的变化固然会对政府的外交决策产生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但国内政治和社会舆论并非决定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的唯一的、最关键的因素。日方无论什么人在与中方谈判时,都反复强调日本国内政治和社会舆论对外交的制约,以迫使中方作出让步和妥协。这种谈判手法与中方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为对方考虑、照顾对方困难的做法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当然,中方接受日方的辩解,一方面是为了尽快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外交目标,改善国家安全环境,以便进一步构建国际反苏统一战线的大战略,因此尽量避免在技术问题、文字含义上纠缠不休;另一方面也是中方多年以来的对日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仍然存在不少有待改进之处,如:对日本国情之动态现状的了解认识多,深入细致全面的研究分析不足,因事设策的后发应对措施多,宏观超前的战略策略设计不足等。其原因在于,对日工作与对日学术研究相对脱钩,第一线的对日工作未能从关于日本问题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学理性、学术性研究中汲取深厚的思想资源和学术营养。特别是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混乱不仅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动荡,也冲击和干扰了对日外交的决策程序和工作机制,对日工作干部或被打倒、或靠边站、或下放到五七干校,连最低限度的情报搜集、问题研究也无法保证,遑论外交队伍的建设、人员能力的养成和研究质量的提高,缺乏学术素养支撑和科学知识供给不能不影响中国的整体外交和对日工作,导致当时中国外交能力的结构性短缺。另一方面,"对日工作"作为"工作"有着"工作"的程序和机制,即要求上级对下级发布命令、指示,下级对上级必须服从、照办,尤其是在"外交无小事"这样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域,更有严格的纪律要求,以保证令行禁止和严守秘密。这就不免限制了工作人员的思维想像力和行动的自由空间,使之执行力强于创新力,工作中规中矩、一丝不苟,但很难出现创造力十足的神来之笔了。

在中日两国之间没有官方往来的情况下,中方为推进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与日本的在野党以及自民党亲中议员进行了广泛而密切的交流。当时日本的政党和民间团体如果要求访华并与中方接触,必须先期得到中方的正式邀请,这就是说,在什么时间、与何团体进行交流、交涉,基本上是由中方来决定的,因此中方在中日民间双向交流的过程中掌握着主动权。中方通过"民间外交"的模式与加强对日工作,不仅促进了战后中日民间的交流,同时也是中方收集日本国内情况以及将中方的想法意图、方针政策转达给日方的重要渠道。中日双方通过"政党外交""民间外交"的共同努力,举行了一系列的访问和会谈,及时沟通想法、互相交换意见,为日本首相、外相正式访华,最终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了周密的准备,可以视为中日两国政府就邦交正常化展开谈判的"前奏"或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气势磅礴之历史正剧的"序幕"。

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准备:周恩来-竹入会谈

1972年7月,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就与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举行了会谈,中方在三次会谈中向日方提出了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构想和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主要内容。

1、周恩来-竹入会谈与"竹入笔记"

1972 年7月25日,由竹入、正木和大久保直彦3人组成的公明党第三次访华团从东京出发。中方最初曾希望竹入一行能像基辛格那样秘密访华,提请代表团先到巴黎、再转机飞往北京。可是由于事前走漏了风声,因此只能按照当时的惯例,从东京到香港转机再去北京,这样的行程一般需要3天时间。可是公明党代表团到达香港机场时受到了新华社驻香港分社领导的迎接,并被安排坐汽车从深圳入境直达广州机场,然后乘坐专机当天夜里即抵达北京。从东京到北京能当天抵达,这在中日交流史上还是第一次。竹入等人到宾馆后来不及吃饭,就和等在那里的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进行了会谈。但两人会谈的内容因为没有正式记录资料现在无从考证,竹入曾回忆说:"我向廖承志和王晓云谈了十多条想法,并告诉他们这不是田中首相的口信,而是我们整理的内容。"王泰平对廖承志和竹入次日举行的正式会谈有如下记述:"7月26日上午8点,廖承志会见田中首相'特使'竹入义胜。竹入说他访华前和田中首相谈了三次,田中让他向周总理转告以下几点:(1)双方同是东方人,所以在遵守信义这一点上绝没有问题;(2)关于访华日期还要看看情况;(3)田中希望中方派廖承志先生率中日友协代表团访日;(4)田中希望访华时能直飞北京。"

7 月27日----29 日,周恩来连续三天在人民大会堂三次会见竹入,会谈时间总计6小时45分钟。 其中第三次会谈最为重要。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保存有这三次会谈的记录稿,这份名为《竹入义胜.周恩来会谈记录》的资料,根据《日本情报公开法》的规定于2001年由日本外务省公开。

在周恩来-竹入的前两次会谈中,双方提出和讨论的问题有: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将包括那些内容、如何表述?是否触及日美安保同盟条约?对于1969年发表的佐藤-尼克松共同声明怎样处理?"日台和约" 问题的解决最好照顾日方困难等。竹入表示,新任首相田中对复交三原则表示理解和尊重。但有一个问题,主要是第三条说"日华条约(即'日蒋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这是个难题。竹入认为:只要日中恢复国交,日美安保同盟针对中国的效力将不复存在;一旦日中发表联合声明并建立邦交,"日台和约"即自然失效。显然,这些问题都是日方所关心、也与中日邦交正常化相关的国际法、国际关系问题,日方希望在尽量减少对日本国内冲击和造成国际震荡的前提下,在不明确战争责任、不承担赔偿义务的前提下,对此前有关中日关系的国际法文件进行模糊处理,通过"法律解决"尽量低调地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

而中方则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虽然不免涉及到法律问题,但本质上是政治外交问题。中日"邦交如能恢复,一切就成为过去。这是从政治的角度说的,法律就不适用。"(周恩来语)所以应通过两国领导人的政治决断,因势利导尽快达成外交关系的恢复,不必拘泥于繁琐的法律条文的释义和解读。竹入本人也赞同中方的看法,他认为日中邦交正常化虽然应该根据战后国际法进行"法律解决",但如果严格按照国际法的条款规定,将出现各种难以协调的问题,如果是"政治解决",双方都会从政治现实出发而变得有"弹性"了。

在7月27日下午的第一次会谈中,周恩来首先回顾了中国建国后日本历届内阁的对中政策,并感谢公明党处理中日关系的政策和为中日交流所做的努力。然后周恩来就恢复邦交的程序、复交后日本和台湾的贸易问题谈了看法。当在座的王晓云告诉周恩来"昨天自民党日中协会初步统一了两个方案,一个是以发表联合声明的形式恢复邦交,然后再缔结和平条约"时,周恩来马上说:"这个方案和我们的意见基本一致。"接着周恩来谈了中国政府的基本态度:"(田中首相)到了北京不发表联合声明就失去了访华的意义,为了让田中首相、大平外相能安心地来到中国,(联合声明)(1)可以不涉及日美安保条约;(2)1969年佐藤和尼克松发表的联合公报也不涉及;(3)日方声明尊重复交三原则。"为了促使田中首相尽快作出政治决断访华,周恩来在会谈将近结束时说:"我们不会让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为难的,为了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希望他们早一点来。直飞北京是个好方案。"  答复了竹入请廖承志转达的田中的几点要求。

周恩来在会谈中并没有认真地追问或核实竹入是否具有政府代表身份和谈判资格的问题,而是说:"根据竹入先生的判断,把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意见告诉我们,非常地感谢。"对此,竹入假戏真唱、顺水推舟地回答说:"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并着重提出三点要求:1、中日邦交正常化不能缔结和平条约,因为已经与台湾当局有和约在先,自民党内大多数和外务省官僚都反对,将来如果签署和约也必须搞成以友好为主、面向未来的文件内容;2、鉴于日美同盟的重要性,中方默认日本事前与美国协商;3、中方确认放弃战争索赔权的立场。周恩来表示同意,并再次邀请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到北京来,经过谈判,发表联合声明、恢复邦交,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了,"这样全世界人民就放心了",等联合声明发表后,和平友好条约等其余问题就交给法律专家吧,政治信义要紧。

周总理问竹入,田中新政府是否像田中已多次说过的充分理解中国政府主张的复交三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谓"日蒋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  竹入回答说是的。周总理再追问,你的意思是说尊重中国方面的立场?竹入回答说,从客观上说,是尊重中国方面的立场。  由于竹入说明田中首相"理解""中日复交三原则"就是"尊重"之意,周恩来进一步表示中日联合声明将不直接触及"日台和约";竹入提出"中日发表联合声明、建立外交关系",其逻辑结果就是"日台和约失效",周恩来介绍了"毛主席说要放弃赔偿要求",不能加重日本人民的负担,不给日本政府"不出难题"的基本考虑,竹入表示"感谢不尽"。

值得注意的是,竹入使用"尊重"而不是"认同""支持"的用语,暗含着"尊重"但不一定"同意"的语义。这种刻意区分和严谨使用不同语气、不同意蕴的语词,一旦对方质疑就利用两国文字语言的差异进行模糊性解读的手法,是日方出于"法律解决"的意识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经常使用的,其中最著名的即是田中首相在欢迎宴会上致答辞时,使用"添了麻烦"的词句为侵略战争责任道歉,引起了中方的强烈反对。但中方为了达成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主要外交目标,不希望对于用语的严格释义导致无休止的争论而影响或阻碍外交目标的实现,认可了日方的文字学释义,并没有继续追究日方避重就轻的意图和责任。实际上是作为战胜国的大度,以"政治解决"智慧和大局观超越了日方的"法律解决"的短视和狭隘。

中日复交三原则的核心是对台湾问题作出原则性规定。这三项原则互为因果、缺一不可,要求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享有作为国际法行为主体订立和平条约、结束战争状态的权利和义务,构成了中国对于国家主权合法性的基本诉求,是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建立和发展彼此关系的规定性前提。由于是否认同这三项原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必要前提和充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台湾问题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核心问题。也正是因为如此,"日台合约"、何时结束战争状态等问题,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焦点之一。

会见竹入后,周恩来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日联合声明要点(草案)》,然后将这一文件提交毛泽东审批。

7月28日,周恩来与竹入第二次会谈并共进晚餐。周恩来在会谈中首先批评7月27日《东京新闻》、《读卖新闻》的报道说:"报道说田中首相访华不等于承认中国,如果不承认中国,他来干什么呢?""田中首相来中国只是为了表明战争状态的终结,这个太滑稽了。""如果按照《东京新闻》所讲的签了和约以后才能实现中日邦交的话,那就是在浪费时间。"表明了中方邀请田中首相访华的主要目标就是,首先发表双方政府的联合声明实现邦交正常化,以及稍后再签署中日和约的基本考虑。周恩来接下来针对田中首相关于美国可能不希望日本在美国之前与中国建交的担心,主要分析了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的不同,他说:"中日问题和中美问题是不一样的","中日两国之间有二十多年交往的历史,而中美之间却没有","美国和蒋介石之间缔结了军事条约,而日本只是签订和平条约","日本应先于美国同中国建交","这一点应该据理说服美国"。为了让日方放心,周恩来强调说:"基辛格也说过他赞成中日友好。现在中日两国人民想早日实现邦交,美国没有理由反对。请你把这些转告给首相,如果首相要取得美国的理解,那么由中国来向美国打招呼。"周恩来最后说:"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不仅对中美两国有利,对全世界和平也有利。这一点,中日关系也一样。所以要用中美联合声明来说服美国。告诉他们中日的早日复交,不是为了反对美国。"

1971年7 月29日,周恩来与竹入举行了第三次会谈。会谈一开始,周总理就开门见山地对竹入说:我们的第一次、第二次会谈是交换意见,现在我想说明中方提案的要点。对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做决策会有帮助。"并特意说明:"这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以强调这份文件的权威性、合法性。然后郑重其事地拿出已被印成铅字的中日联合声明要点的草案当面宣读,并要求竹入认真记录并做成文本带回日本供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参考,内容有什么问题完全可以商量。这份草案包括八项要点和三项默契。八项要点有:1、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的战争状态,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结束。2、日本政府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三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在这个基础上两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3、双方声明,中日两国建立邦交,符合两国人民的长期愿望,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4、双方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处理中日两国的关系。中日两国的纠纷,根据五项原则,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5、双方声明,中日两国的任何一方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反对任何一方与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企图。6、双方同意,两国在建立了外交关系之后,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缔结和平友好条约。7、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日本国放弃要求战争赔偿权。8、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扩大人员交往,在和平友好条约签字前,在必要和现已商定的基础上分别缔结通商、航海、航空、气象、渔业、科学技术等的协定。对于台湾问题,周总理为照顾日本政府的困难而主动提出:双方来规定几项默契事项如何,默契事项不写进宣言或声明,能同意吗,请商量一下。三点默契有:1、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2、联合声明发表后,日本政府从台湾撤走其大使馆、领事馆,并采取有效措施,让蒋介石集团的大使馆、领事馆撤出日本。3、日本的团体和个人在台湾的投资和企业,在台湾解放之际,要给予适当的照顾。  竹入了解中方的中日联合声明要点草案后极为感动地说:"不知道应该如何感谢才好。"周恩来以其高度的政治敏感立刻说:"不是感谢的问题,我们要努力使局势改变。"希望中日双方共同努力改变国际格局现状、开创中日关系的新篇章。周恩来接着说:"竹入先生来中国的时候,是不是心里非常地忐忑不安啊,现在没有必要了。"最后,周恩来针对竹入请廖承志转达的田中口言表示:"田中首相访华的时期最好在9月下旬","我将抽出比接待尼克松更多的时间接待他们,因为他们是来建交的",同意日方飞机从东京直航北京以及廖承志率团访日。会谈结束时,周恩来严肃地告诫竹入:"这三次会谈的内容都非常重要,除了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以外,一定要严格保密。"并强调"我是因为信任竹入先生,才把一切告诉你的。""我相信你们会完成任务"。竹入回答说:"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对于日方关心的日美安保同盟、佐藤-尼克松共同声明、"日台和约"的处理等问题,中方并无明确的规定性意见,甚至不准备过多讨论。周总理特意指出:有三个问题请田中首相、大平外相放心:(1)不涉及日美安保条约。中日邦交如能恢复,对中国的安保的效力就消失了。(2)也不涉及1969年的佐藤与尼克松联合声明 ,发表联合宣言就可到达和平友好条约。其余的可让法学家去办。(3)日蒋"条约"问题。竹入听见中方提出"中日联合声明要点草案"吸纳了他在第一次会谈时提出的要求,非常激动,特别感谢最为担心的"台湾问题"得到了中方的体谅和照顾。周恩来总结说:这个联合声明的条文回避了日美安保、佐藤与尼克松声明的"台湾条款"和"日台条约",因为"既然你来了,就希望成功。而且,如果恢复了邦交,也都成为过去了。这是从政治上而言,法律并不可靠。"竹入则表示:要把周总理的厚意负责任地转达给田中和大平。  以上"八点事项、三点默契"作为中方整理成文的《中日联合声明要点(草案)》的主要内容,是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由毛泽东审批的。  从而充分证明了中方在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时,采取了由最高决策层作出政治决断、回避法律陷阱和纠缠于文字的"政治解决"模式。

竹入认真记录了中方草案的要点,将这些内容作成笔记(史称"竹入笔记"),并当面与中方反复核对无误,然后返回日本,于8月4日将"竹入笔记"转交田中首相、大平外相。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均认为周恩来所谈通情达理,以中方的条件进行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定能成功。于是,大平外相于8月11日再次会见在东京的孙平化、肖向前,正式向中方转达了田中访华的决定。接到前方发回的报告后,周总理当晚即召集对日工作班子成员进行研究,决定授权姬鹏飞外长发表声明、欢迎田中访华。8月12日,姬鹏飞外长受权宣布:周恩来总理欢迎并邀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谈判并解决"这五个字是周总理要求明确写入的,就是要让日方明白,田中要来,就要有谈判并最终解决问题的决心。8月15日,田中首相会见孙平化、肖向前,首先表示感谢周总理的邀请,然后说已下决心访华,正式接受访华邀请,准备在9月下旬或10月初成行,希望通过访华,一举建交。但党内意见纷纭还要妥善处理,为做到万无一失,希望暂时不要公布他访华的具体时间,双方商定,待访华日程确定后,再由中日双方同时发表公告。 9月9日,自民党政治家古井喜实访华,受大平外相委托带来日方关于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的意见,与周总理举行了会谈。9月14日,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代表团访华。由于该协议会成员多数还举棋不定,所以田中首相派该团访华是希望中方做说服工作。周总理两次会见该团,对代表团访华给予高度评价;同时严肃批评了自民党副总裁推名悦三郎作为特使访台时,宣称"日台关系包括外交关系在内将原封不动保持下去"的说法,指出中方对台湾问题的立场绝无改变余地,坚决打消日方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的幻想。9月21日,中方在北京发表公告:"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愉快地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将于9月25日至30日访问中国,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以建立两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同日,日本政府以内阁官房长官谈话的方式正式宣布: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将于9月25日至29日联袂访问中国,通过两国首脑会谈,使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的日中关系正常化,建立和平友好关系。 至此,日本政府明确回应了中方要求,表达了田中首相通过正式访华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的决心,田中访华一事历尽曲折,最终确定下来。

尽管此后日本政府抛开竹入,先派古井喜实携带自民党关于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方案访华,然后又派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会长小坂善太郎为团长的自民党第一次访华团访华,与中方直接展开协商。但竹入的访华、与周总理的会谈和"竹入笔记", 确实"是一份促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上)犹豫不决的田中首相决定迅速访华的历史性文书",使日本政府在了解中方立场的基础上,最终做出了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正式访华、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决断。

2、关于竹入的代表身份和谈判资格

至今为止,仍然有不少中外学者都认为竹入是田中首相派往中国的"特使",称赞竹入成功地扮演了"和式基辛格"的角色,顺利地得到了中方关于中日联合声明的草案。如:作为外交部顾问亲自参加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张香山认为:"田中请好友竹入义胜公明党委员长在自己访华前先访问中国"。  作为中方对日工作班子成员的孙平化、王效贤也认为:" 1972年7月,竹入义胜受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之托专程来华就实现日本邦交正常化问题同周总理会谈,带回了中国方面的具体设想和意见,为两国复交做出了贡献。" 罗平汉《中国对日政策与中日邦交正常化》一书说"为了摸清中国方面在复交谈判中会提出什么样的条件,田中委托与其私人关系密切、与中国关系也好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带着他决心访华的信息和准备与中国谈判的20项内容,作为自己的'密使'于7月25日到达北京。" 日本学者古川万太郎也说:"为了把日本方面的想法传达给中方,同时得到中国方面的想法,竹入作为田中的密使访问了中国。"

时至今日、众所周知,当年访华与中方就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进行会谈的竹入,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正式授权,所以并不具备代表日本政府的谈判资格。但当年竹入对中方隐瞒了这一点,自诩为"和式基辛格",自称能代表日本政府的立场并转达首相田中和外相大平的想法,以自己了解和归纳的日本政府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策方针为方案与中方谈判。竹入本人在1998年《朝日新闻》连载的回忆录《秘话在55年体制的夹缝中》(以下简称"竹入回忆录")和2003年出版的专著《历史齿轮的回转》(以下简称"竹入证言")中,坦白了事实真相:在1972年7月25日访华之前,虽然与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会晤了数次,但"如果说和周总理的会谈是因为接受了田中的委派,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明确否定了上述研究成果和多年来的坊间传言。尽管如此,在当时中日之间缺乏正式官方沟通渠道的情况下,多年来通过在野党进行沟通早已是中国对日"民间外交"的行之有效的主要形式和重要内容之一。而且,竹入作为日本第二大在野党的领导人,在日本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影响,与自民党政治家交往甚多,对日本党政各界的有关中日关系的想法耳熟能详,在访华之前也并非与田中首相、大平外相等党政领导人毫无接触。尽管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正式授权,但至少能够起到在中日两国政府之间传递信息的作用。实际上,竹入回忆录中详细地记述了他和田中的私人交往与密切关系,中方的对日工作者当然注意到了这一情况,他们在提交周恩来的报告里认为:"(竹入)和田中的关系很好","(竹入和田中)个人关系很紧密",说明中方在考虑对日政策和措施的时候,对竹入与田中的个人关系确实有着相当深的认识和感受。

更为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奉行"人民外交"的外交理念和政策行为,对于日本各在野党推动中日关系、影响日本政局和社会舆论的作用相当重视。1969年1月,公明党全党大会提出了《公明党的外交、安全保障政策》,发表了《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方法途径》一文,周恩来对此评价甚高。周恩来认为:公明党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团体,主张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力量。 竹入义胜作为日本公明党委员长于1971年6月率代表团访问中国,同中日友协发表了联合声明,主要内容有:"一个中国"、"日台和约非法"、"反对美国驻军台湾"、"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等,提出了同中方观点基本一致的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五项主张,因而得到了中方的高度赞赏。这个声明是周恩来根据公明党的对中政策定案的,以后成为了对日交涉的"基本三原则"。周恩来在会谈中表示:"从公明党成立开始,我们就关注你们的主张。你们对发展中日关系有着很好的建议,所以我们要请你们来中国。对如何尽早实现中日邦交,你们有正确的意见。"对公明党的对中政策的肯定,说明了中方对公明党的赞赏和认同,不仅为日后双方的深入交往打开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更奠定了中方对公明党的基本认识。周恩来在7月27日的会谈中对竹入说:"公明党是主动提出了5项原则,而别的党却是在交涉以后决定的,我敬佩你们。"田中内阁诞生后,《人民日报》、新华社刊登了除日本共产党之外的在野各党的声明简要,按照惯例,对日本在野党的排名依次为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可是这一次却把公明党的声明放在了第一位。 日本国内各界注意到中方的这一不寻常的举动,都认为是中国对日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而且中方也认为,公明党的支持团体创价学会是亲中团体。1968年9月8日,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演讲,提出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主张。新华社驻日记者刘德有就演讲内容向国内发回的电讯被《参考消息》登载,中方对池田的演讲给予高度评价,从此视创价学会为亲中团体。孙平化回忆说:"创价学会早在60年代初就受到周总理的重视"。曾担任周恩来翻译的林丽韫接受采访时也说:"周总理对池田先生的(1968年的)建议给予非常积极的评价。"廖承志也曾"非常清晰地"地回顾了池田的演讲内容,足见池田和创价学会给中方留下的深刻印象。l970年3月松村谦三访华时,周恩来对他说:"请你向池田会长转达我的问候,非常欢迎他来中国访问。" 周总理亲自发出访华邀请,再一次证实了中方对于创价学会和池田大作的重视。

同时,周恩来对竹入个人的评价也很高。竹入率公明党代表团第一次访华时,非常坦率地向周恩来谈了对中日问题的看法,周恩来对竹入直言不讳、坦诚相待的人品非常赞赏,报之以"相见虽晚,如遇百年知己。"的高度评价。甚至对邓颖超说:竹入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日本人,是个男子汉。"l971年9月14日,第一次访华回国后的竹入在公明党总部门前遇刺受伤。日本警方认为只是"精神状态有问题的青年为反对创价学会而临时发作的行为",否定事件背后有政治因素。但中方却看成是第二次"浅沼事件",是"反动势力的卑鄙恶劣行为",认为原因在于竹入发表了谴责"美日反动派"的讲话。周恩来、郭沫若等迅即致电慰问。这一事件使周恩来对竹入和公明党有了更高的评价,竹入因此也更加受到中方的信任,被视为日本国内政界亲中的代表人物。 竹入与周恩来、廖承志等负责对日工作的领导人的私交也不错。1987年,竹入访问中国。邓颖超会见竹入时说:我们之间的友谊是不一般的。她转述周恩来当年对公明党和竹入的评价说,公明党是年轻的有希望的政党,竹入先生是一位有思想、有见解、有作为的政治家。孙平化、王效贤也认为:竹入义胜先生是中国人民的一位老朋友,好朋友。从1971年率领日本公明党代表团首次访华,就和周总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代表公明党代表团提出的日中复交五项原则受到周总理的极大重视。用竹入先生自己的话说,和周总理、邓大姐的友谊就是他和公明党同中国友好的基础!

因此中方对于竹入和公明党的联络渠道比较信任。从田中内阁成立到田中首相决定访华,中日两国的接触日趋频繁,这些接触同时经过三个渠道进行。一是正在访日的孙平化渠道,二是社会党--佐佐木渠道,三是公明党--竹入渠道。孙平化在田中当选自民党总裁之前的7月4日率领上海舞剧团从北京出发赴日访问,周恩来交给孙平化的任务只是做一个推动田中访华的联络员,不想孙平化被日方当成中方的对日交涉代表,于是给孙平化发出了"你们只是联络员,正式的交涉要等日本首相来华以后才进行"的电报。而周恩来邀请田中首相访华的重要指示则交由7月17日随中国农业代表团访日的外交部日本处处长陈抗带去。为了让田中能尽快决定早日访华,周恩来同时邀请社会党和公明党的代表团先后访华。但哪一条渠道能安全而秘密地把中方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草案传达给田中呢?这显然是周恩来当时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鉴于公明党第二次访华团秘密地将周恩来的口信带给了田中,因此从保密角度考虑,通过公明党--竹入渠道把中方草案转达给田中,自在情理之中。竹入本人也推测"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团访华时,中方说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话,但是在日本并没有见报。因为我们遵守了约定,承诺了就要执行。所以中方对我们产生了信任。"如果对日本国内各政党进行分析,也可以发现:公明党内部比较团结,与左、右对立的社会党以及亲台势力强大的民社党和自民党相比,公明党在对中政策问题上没有分歧,因而易于保守秘密。对此,张香山说"自民党内对实现中日邦交的意见纷纭不一,如果和日本外务省直接交涉的话,恐怕也会走漏风声",证实了选择公明党--竹入渠道的保密考虑。从邀请竹入尽快访华,到入境通道和即时谈判的特殊安排,都是周恩来亲自作出的部署,应该说是他选择了公明党--竹入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中充当重要桥梁。 选择竹入这样的老朋友作为信息传递人有助于双方缩小分歧、求同存异,既能保密、又不会泄漏消息,秘密地为正式谈判作好准备,从而大大节省双方正式谈判进程中的预备性磋商时间。在对外交往或传递信息时,相信和依靠足堪信赖的老朋友是中国外交屡试不爽的行为特征之一。周恩来没有选择自己的部下孙平化,也没有选择一向亲华的社会党--佐佐木,而是选择公明党--竹入渠道传递最重要的信息,足见对公明党和竹入的信任程度。

竹入本人对于自己能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当然感到非常自豪,对"竹入笔记"诞生的背景及其作用也给予了高度的自我评价:"在和周恩来总理的关于恢复日中邦交的会谈中,诱导出了中国政府的方案并把它记录了下来,写成了所谓的'竹入笔记'。与周总理的会谈结束后,又和中国方面的翻译王效贤做了非常认真细致的校对。这是一份促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上)犹豫不决的田中首相决定迅速访华的历史性文书。"本人作出如此评价,难免有溢美之词,但对"竹入笔记"之作用的评价基本符合历史事实。日本外务省官员当时也证实说:"那时表明中国方面想法的只有一份'竹入笔记'",  肯定了"竹入笔记"的作用在于,帮助日本外务省了解到中方的基本设想和政策原则,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也是在了解"竹入笔记"的内容后下决心访华的。因此"竹入笔记"在促使田中首相决定访华一事上所起到的推动性作用是毋庸讳言的。

但这份"竹入笔记"的产生实际上却是中方积极主动外交政策的结果。《周恩来年谱》关于《中日联合声明要点(草案)》的产生有如下记述:1972年7月27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与竹人义胜会谈的情况。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八点事项及三点默契……。次日,将《中日联合声明要点(草案)》送毛泽东审阅。"据此分析,中方草案既不是被竹入"诱导出来"的,也不是如同竹入所说"在会谈中和中方共同完成了联合声明的草案",而是在周恩来与竹入第一次会谈的当天就已完成。因为周恩来结束与竹入的第一次会谈后,立即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审议《中日联合声明要点(草案)》,所以该草案应该在周恩来与竹入的第一次会谈之前即已草成,会谈后基本成文,经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然后交由毛泽东批准的。而在周恩来与竹入第一次会谈的记录文本中,没有发现任何在竹入就中方草案与周恩来进行讨论和交涉的文字。所以竹入所谓的"诱导说"、"共同完成说"不过是自我标榜的溢美之词。

从周恩来--竹入三次会谈的记录看,中方用大量篇幅详细谈到了对于中日邦交正常化所涉及的诸多问题的设想,提出的建议更多一些,面对滔滔不绝地谈论中日关系和世界局势的周恩来,竹入基本上插不上话,而竹入则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日本政府政策立场参加会谈,对于中方提出的草案只能做一些简单应答、说几句感谢的话。几乎没有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建议或表示反对意见。竹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周总理对政治局势的正确判断等等,实在让我望尘莫及,简直就像大人和小孩子在会谈一样。" 由此也可以看出,竹入对于中方的提案,既不能提出日方的对案,也无法深入讨论、讨价还价,其原因就在于他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正式授权,所以只能起到一个会谈记录者、信息传递人的作用。

尽管竹入本人在周恩来去世后向媒体公开了自己并非"日本政府特使"的真实情况,并在访华时当面向邓颖超道歉。  但到目前为止,由于中方尚未公开相关资料,研究者并不知道当时中方究竟是否了解竹入并未得到日本政府正式授权的真实情况。在逻辑和事实上,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了解,有意识地利用竹入的身份和影响向日本政府传递信息;二是不了解,但仍选择竹入作为日本政府的密使而对日传递中方关于邦交正常化的构想。传统官方说法以及一些参与其事的老外交官回忆文章都没有明确表露过中方是否了解、在多大程度上了解竹入未曾得到日本政府正式授权的真实情况,但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宣称,是中方主动选择竹入作为中日政府之间信息传递人的。而一些研究者却认为中方被蒙在鼓里,真以为竹入是受日本政府委托的"密使"而与之认真会谈,以至于过早地亮出谈判底牌而凸显了要求承认主权合法性的弱势地位;日方通过"政治解决"的思路与试探掌握了设定议题的主动权,然后又以"法律解决"的战术和效果获得了逃避战争责任的实际利益,使中日"战后处理"的主题空洞化、形式化,把日本的战争责任置换成了中国有求于日本的"主权承认";"中日邦交正常化"仅仅是日方为回避"复交"这样正式的法律概念而提出的模糊用语,中日两国只用四天的谈判就结束了战后20多年的"不正常状态",只是象征性地完成了"战后处理"程序,未能解决很多实质性问题而导致战争遗留问题未决,中日关系周期性恶化的实态与外交的政治修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反差。中日邦交正常化并未结束中日关系的"不正常"历史。

由于周恩来本人从没有明确表态是否了解竹入并未得到日本政府正式授权的真实情况,而中方当事人的回忆文章的众口一词又缺乏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佐证,因此对于中方主观上似否了解竹入的代表身份和谈判资格的各种说法,大多不过是猜度和推测而已。所以,与其抱残守缺、固执己见,不如基于历史事实进行客观分析。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来看,中苏对立导致苏联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文革"的政治混乱造成社会的动荡,"左"的思潮泛滥、干扰外交工作,促使中国领导人考虑如何打破外交困境和国际孤立状态,随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更加需要尽快实现中美关系解冻和中日邦交正常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中日交流,为中日友好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心血和精力的周恩来在得知自己患了癌症后说:"我了解日本,但是我已经不年轻了。在我们还健康的时候,我想把中日友好的基础打好。" 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苦难,因此中国国内对于尽快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一时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为了说服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在1972年8月底起草了《关于接待田中首相访华的内部宣传提纲》,并亲自加以修改,主要阐述了"田中首相为什么要访问中国"和"为什么要邀请田中首相访华"两大问题,分析了日本需要同中国建交的现实性、迫切性和中国邀请田中访华的必要性和战略意义。然后作为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发到全国县级以上的党组织,甚至发到一些基层党支部,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对群众进行宣传、说服和教育工作。因此,竹入自称是"和式基辛格",作为日本首相"特使"来中国谈判,要求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说法,对于中国在内政外交方面的需要来说并非毫无意义,至少与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外交目标和说服、教育干部群众的宣传方针没有冲突。因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一个或然性的结论:中方基于对日的政策原则、战略考量和策略方针,一直默认了竹入的说法,以致于很多对日工作人员也一直以为竹入是田中首相的"特使"、是"和式基辛格"。

无论如何,即使中方确实不了解竹入未曾得到日本政府正式授权的真实情况,但周恩来、廖承志等人作为中国对日政策的拟制和决策的核心成员,积极邀请公明党和竹入访华,安排特别入境方式,亲自与竹入会谈,提出完整而明确的中方提案,并委托竹入带给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说明中方在主观上不是没有选择竹入作为中日政府之间信息传递人的动因和意图。这表明了中方抓住日本内阁更替、对中政策可能转换之有利时机,尽一切可能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主观能动意识和积极态度。而且从客观结果和历史进程上看,选择竹入作为中日政府之间的信息传递人,也确实有利于中日政府之间信息沟通,有助于推动日本政府领导人下决心访华,对最终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符合中方的预期目标。竹入自己也说:"周总理一定是这么认为的,管它是'竹入案'还是'田中案',只要把中国政府的想法成功地传达给田中首相,那么局势就会改变。或许,周总理已经知道我交给中方的不是什么'日本政府的试案',而只是我们编写的'竹入私案'。其实我是在周总理的手掌上跳着舞,完成了桥梁作用的。" 以积极主动的自主政策行为来改变国际环境恰恰是新中国外交的风格和特点,竹入的自我评价还是比较接近于客观事实的。

所以,无论中方是有心栽花、还是无心插柳,任何稍具理智且不戴有色眼镜的人,都不会不承认绿柳成荫、开花结果的事实。毋庸置疑,中日邦交正常化尽管还遗留了不少未决的问题,但在客观上改善了中国安全环境,维护了东亚地区格局稳定,乃至推动了世界历史进程和战略格局演进。试想,如果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没有通过积极主动的外交改善中美、中日关系以及周边环境,在70年代后期能顺利实现社会转型,实行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吗?如果连这一历史事实都视若无睹、矢口否认,恐怕就难免堕入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了吧?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85--488页。王国权:《跟随周总理搞外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52--57页。NHK取材班『周恩来の決断』,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93年出版第17-26頁。

2.《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85--488页。美濃部亮吉「中国の自民党政権観」と保利茂「保利書簡のいきさつ」と福田赳夫「アヒル外交を展開」、時事通信社政治部編『日中復交』,時事通信社1972年出版,75-79、86-87、152-155頁。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19~520页;春日一幸「政府折衝の促進に当たる」時事通信社政治部編『日中復交』,時事通信社1972年出版,第96-106頁。

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20页;三木武夫「三項目の復交提案」,『日中復交』,第111-116頁。

5.王泰平在北京中日交流史学会上的报告,2012年9月23日。

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25页;古川万太郎『日中戦後関係史』原書房1981年出版第366頁。

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37页;佐々木更三「田中訪中の筋道つけに」『日中復交』第119頁;二阶堂进:《日中建交秘话---中南海一夜》,李德安等编译:《大平正芳的政治遗产》,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78页。

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36页;孙平化《中日友好随想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92页。

9.竹入義勝「歴史の歯車が回った」、石井明、朱建荣、添谷芳秀、林晓光等編『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岩波书店2003年版第205-206頁。竹入义胜《秘话在55年体制的夹缝中》,《朝日新闻》1998年8月连载。

10.竹入义胜《周总理的决断转动历史的齿轮》,2003年http://yasai.2ch.net/koumei/kako/1010/10100/1010020879.html

11.参见,胡鸣《周恩来的对日外交和田中访华--《竹入笔记》诞生始末》,国际周恩来研究会http://www.zelyj.com/222222/html/?3356.html

12.参见,胡鸣《周恩来的对日外交和田中访华--《竹入笔记》诞生始末》,国际周恩来研究会http://www.zelyj.com/222222/html/?3356.html

13.石井明、朱建荣、添谷芳秀、林晓光編『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3-18頁と197-210頁;「竹入義勝元公明党委員長は語る」『朝日新聞』1997年8月27日;正木良明、古井喜実、岡田春夫「平和友好条約へ決断のとき」、『朝日アジアレビュー』1977年第3号第12頁。

14.竹入本人说,一共会谈7次、10小时。但日本外务省保存的外交档案只有三次会谈的记录稿。

15.参见,胡鸣《周恩来的对日外交和田中访华--《竹入笔记》诞生始末》,国际周恩来研究会http://www.zelyj.com/222222/html/?3356.html

16.竹入義勝「歴史の歯車が回った」、石井明、朱建荣、添谷芳秀、林晓光等編『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岩波书店2003年版第205-206頁。竹入义胜《秘话在55年体制的夹缝中》,《朝日新闻》1998年8月连载。

17.竹入说:会谈共7次、10小时。可能是把与中方的所有会面都合算在一起了。

18.《日中国交正常化交涉记录》,[日]外务省档案01-42-1,极密(无限期),复印第4部之第1号。

19.即1952年4月签署的"日本国与中华民国之间的和平条约",以下简称"日台和约"。

20.竹入義勝「こうしてできた日中復交の骨組み」、時事通信社政治部編『日中復交』、第146頁。

21.「竹入·周会談第一回」(1972年7月27日)石井明、朱建荣、添谷芳秀、林晓光編『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3-18頁。

22.石井明、朱建荣、添谷芳秀、林晓光編『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3-18頁と197-210頁;「竹入義勝元公明党委員長は語る」『朝日新聞』1997年8月27日;NHK取材班『周恩来の決断』、71-76頁。

23.中日复交三原则,见《中日友协代表团和日本民社党访华代表团联合声明》,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81页。

24.参见,张香山:《中日复交谈判经过》,《日本学刊》1998年第1期。

25.「竹入·周会談第一回」(1972年7月27日)石井明、朱建荣、添谷芳秀、林晓光編『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第3-18頁。

2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40页。参见,张香山《通往中日邦交正常化之路》,《日本学刊》1997年第5期。

27.「竹入·周会談第二回」(1972年7月28日)石井明、朱建荣、添谷芳秀、林晓光編『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19-26頁。

28.「第三回竹入-周会談」(1972年7月29日)石井明、朱建荣、添谷芳秀、林晓光編『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27-38頁。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89-96页。

29.「第三回竹入-周会談」(1972年7月29日)石井明、朱建荣、添谷芳秀、林晓光編『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27-38頁。

30.1969年11月19-21日,日美首脑会谈的联合声明中,强调"韩国的安全对日本的安全至关重要"、"维持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日本的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要素"。中国认为这是"美日反动派的军事勾结"。

31.「第三回竹入·周会談」(1972年7月29日)石井明、朱建荣、添谷芳秀、林晓光編『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第27-38頁。

3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40页。参见,张香山《通往中日邦交正常化之路》,《日本学刊》1997年第5期。

33.参见,张香山《通往中日邦交正常化之路》,《日本学刊》1997年第5期。

34.参见,胡鸣:"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中竹入义胜身份的考辨",《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5期。

35.张香山:《通往中日邦交正常化之路》,《日本学刊》1997年第5期。

36.孙平化、王效贤《邓颖超与竹入义胜的友谊》,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86369/86373/5958223.html

37.罗平汉:《中国对日政策与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事出版社2000年出版。

38.古川万太郎『日中戦後関係史』,原書房1981年出版。

39.参见,胡鸣《周恩来的对日外交和田中访华--《竹入笔记》诞生始末》,国际周恩来研究会http://www.zelyj.com/222222/html/?3356.html

40.王泰平在北京中日交流史学会上的报告,2012年9月23日。

4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40页。参见,张香山《通往中日邦交正常化之路》,《日本学刊》1997年第5期。

42.参见,胡鸣《周恩来的对日外交和田中访华--《竹入笔记》诞生始末》,国际周恩来研究会http://www.zelyj.com/222222/html/?3356.html

43.参见,胡鸣《周恩来的对日外交和田中访华--《竹入笔记》诞生始末》,国际周恩来研究会http://www.zelyj.com/222222/html/?3356.html

44.孙平化、王效贤《邓颖超与竹入义胜的友谊》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86369/86373/5958223.html

45.参见,胡鸣《周恩来的对日外交和田中访华--《竹入笔记》诞生始末》,国际周恩来研究会http://www.zelyj.com/222222/html/?3356.html

46.毛里和子『日中関係』岩波書店2006年出版215页。小菅信子『战后和解』中央公論新社2005年出版210页。

47.转引自,胡鸣:"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中竹入义胜身份的考辨",《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5期。

48.参见,石井明、朱建荣、林晓光、添谷芳秀编《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交涉》,岩波书店2003年196页。

49.刘建平:《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207、212页。

50.转引自,胡鸣:"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中竹入义胜身份的考辨",《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5期。

51.参见,胡鸣:"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中竹入义胜身份的考辨",《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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