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2015年中国经济未必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8 次 更新时间:2015-02-25 22: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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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涛  

   近期包括PMI、货运量、用电量等在内的经济数据表现不佳,表明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很大,加之市场普遍预计宏观决策层可能将今年GDP增速目标降至7%左右,因此,2015年经济增速将进一步下滑几近成为市场共识。当然对于研究人员而言,经济预测的准确性,并不比掷骰子的概率能高到哪去,所以更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找到当下经济运行的逻辑所在。

   在阐述自己的逻辑之前,笔者先把自己的结论摆出来:2015年经济增速未必差。

   2014年的变化

   在经过一年多的讨论之后,大家对于“新常态”一词已出现了些许审美疲劳,但客观地讲,2014年作为新常态确立之年,在这一年中,中国经济出现了三个显著变化:

   1.就经济实际增速而言,2014年7.4%的增速是本世纪以来实际增速首次略低于年初预定目标(年初预定目标7.5%),表明实际经济增长和潜在增长之间的缺口正在逐渐缩小。

   2.就经济结构而言,第三产业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连续两年超过第二产业,并且超出幅度由上年的0.1%扩大到0.6%,表明经济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

   3.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进一步提高,2010年至2014年间,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创造的新增就业人数分别为112万人、131万人、164万人、170万人和179万人。

   在这三个变化的同时,经济运行中还有三个不容忽视的地方:

   1.去年四季度GDP同比增速与三季度持平于7.3%,但GDP季度环比增速的下降幅度还在扩大。去年四季度GDP季度环比增速为1.5%,对应的环比折年率为6.1%,是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表明经济下行没有发生趋势性的逆转。

   2.伴随经济增速的调整,实体企业盈利能力尚未恢复,诸如债务、金融等潜在风险防范压力在增加,即“水落石出”问题不容忽视。例如,去年底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8.0%,月降幅为3.8%,为史上之最。与之对应,2014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已升至1.29%,年内四个季度不良贷款率的提升幅度依次为0.04%、0.04%、0.08%和0.13%。

   3.供给端的通缩压力丝毫未减,截至2014年底,中国的PPI工业出厂价格已经连续34个月出现负增长,而PPI的季调后环比折年率更是连续39个月负增长,通俗地讲,就是企业产品卖不出好价钱,销不出去,库存积压。

   上面的“3+3”意味着,目前中国经济已经产生了宏观和微观的“脱节”,即宏观在优化,微观还很冷,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目前的结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不再过度追求速度之后的被动结果,因为大个子不行了(第二产业),所以才把小个子(第三产业)显出来,而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更多体现为“淘宝+快递”的组合。这样自然带来一个问题,结构调整只能是被动的吗?

   2015年宏观调控的期许

   经过长达一年之久的大讨论,目前大家对于经济运行不再过度追求高速度已经形成共识,但经济减速更多是对经济运行外部约束的客观承认,如果能够在结构调整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速的稳定,才能说结构优化是我们的主动作为之果,也才能说中国经济运行有真本事。

   这个真本事是什么,就是中央一再强调的“稳中求进”。即不再依靠经济增长速度,而转为追求经济质量,最终目标则是实现中国经济效益的提升。反过来说,经济效益的提升又取决于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化解。因此,在“新常态”经济运行期内,如何凸现出“新”字才是重点,即对于新增长点的把握。这取决于政府和市场能否对现实和潜在需求全面了解,并不断提升供给层面的技术手段,使之能够在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做出相应调整之后(体现在政府的倾斜和侧重),实现规模效应,如果做到了,增长点就找对了。

   然而笔者观察当前有关结构调整的讨论,很多焦点都集中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应该如何施展;相应在政策建议方面,也更多关注货币政策应该松还是紧,财政政策应该是积极还是谨慎。

   众所周知,一个经济体的结构调整路径可以有很多选择,但整体而言,无外乎被动适应和主动作为两类。其中,被动适应最极端的方式就是通过危机的形式,完成“伤筋动骨”的调整,可是政府作为宏观调控者,对此种社会承受压力最大的方式肯定是要尽量避免的。因此,就有了凯恩斯主义、逆周期调控等一些宏观调控的做法,也就有了“在聚会渐入佳境时收走大酒杯”、“泡沫无法避免,重要的是如何应对”等流行的说法。

   但若用辩证思维来看,每次危机的出现,必定是难得的机遇期。具体到当前我们面临的结构性调整任务而言,就是能否做到主动作为,而非一味被动应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上指出的“我们提出要准确把握、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就是适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辩证分析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作出的判断”。

   当前结构调整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找到符合外部约束条件下的新增长点,这既不是财政一家之事,也更不是货币能独立完成的,而首要的是产业政策的事。如果产业政策不清晰,那对于财政和货币政策而言,就只能无的放矢;只有产业政策清晰了,财政政策才能在分配领域发挥有效的结构调整的引导作用,货币政策也才能在流通领域有所侧重,显然这样的讨论已经远远超出经济学家的视野。

   因为在一般规律的角度,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始终是生产和需求之间的矛盾,面对不断升级、多元化的人类需求,如何通过产业政策找到适宜的新增长点才是保证发展不断高级化的必经之路。然而,相应产品功能是否与人们需求匹配、产品需要何种材料实现从实验室到工厂、产业实现规模效应对于区域布局和环境的要求等方面的确立都来自于自然科学领域,只有确立了这些,经济学界才能进入真正的角色,给出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方略。

   令人欣慰的是,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较以往会议最大的亮点,就是在九个方面对经济运行给出了方向,其中有关产业政策的篇幅更是史无前例的。当然这些顶层设计还需要实践的检验,而在这一检验过程中,就需要“两只手”的配合。但前提一定是“产业政策为先,财政和货币政策在后”宏观调控思路的成行,笔者认为这是2015年最值得期许的地方。

   2015年经济的积极因素

   1.房地产对于经济的拖累预计走过了最差的阶段。目前中国经济的投资中,至少有四成是房地产及与之相关的投资,然而从2010年中开始,房地产投资增速一路下滑,到2014年底,由2010年中的38%降至11%,相应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由33%的峰值降至16%。客观地讲,现在期望房地产再次恢复高增长,既不现实,也不是决策层想的,但去年底包括限贷、限购等政策的松动,地方政府回购商品房用于棚改的新政等,可以预计2015年的房地产投资增速很难看到继续下滑,加之基建投资的增加,笔者预计2015年固定投资的增速较去年会有一个明显的上升。

   2.财政政策会真的积极起来。金融危机爆发至今,虽然中国采取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但从数据来看,财政似乎并不“积极”。2009年至今,中国财政支出/财政收入比值平均为1.07,但远不及1998年至2002年间首次积极财政时的1.13的水平。

   造成积极财政不积极的原因是,中国在本轮危机中采取的独特反危机措施,即中央政府的反危机策略选择通过向地方政府下放金融配置权来拉动经济,此举实际上意味着中央对地方投资饥渴症和财务约束的放松,因此才出现了融资平台、影子银行快速扩张和金融加速脱媒等问题,这些变化又带动家庭居民金融介入程度的加深,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融资结构的快速变化,导致近两年来“金融和实体冷热不均”异化问题的出现。

   2014年,作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落地制度设计之一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已经给出了2020年现代财政制度完成的路线图,在此方案中,首次提出财政的跨期收支平衡,意味着过去按年的财政收支预算安排的刚性约束可以打破。比如2015年的财政收支可以突破年初人大的审议意见,只要在未来3年中,保证中期财政收支平衡即可。由此,从理论上对于财政政策可积极的规模给予了一定放松,笔者预计2015年财政赤字规模较去年会有明显扩大。

   3.信贷融资回归主流,融资贵问题明显缓解。在2013年上半年之前,包括影子银行、直接融资在内的非信贷融资的比重已经上升至全社会融资的一半左右,但是与实体经济不断下行相比,以“金融脱媒”为主的金融业的变化显然正在脱离中国经济的实际,或者说金融行业跑得太快了,而自2013年4月份债市核查开始至今的一系列监管政策的收紧,显然表明决策层已经开始矫正这种“脱实向虚”的局面。作为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全社会融资量的缩减,所以2014年社会融资总量仅为16.4万亿元,较2013年17.3万亿元,缩减了近1万亿元。

   客观地说,造成经济下行的众多因素中,融资量缩减显然是重要的一个,当然政策效果离不开“矫枉必过正”,但是伴随中国金融业进一步规范,已经为弥补融资总量不足提供了条件和要求,所以去年底宏观层已经要求银行业适度扩大合意贷款的规模,而2014年9.78万亿元的新增贷款也成为了历史最高水平。笔者把这种变化称作“金融脱媒”的回退,并预计在今年,这一变化还将延续。

   信贷融资回归主流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在目前中国利率体系下,贷款利率仍然是影响实体融资成本的最主要的因素,换句话说,就是央行的目标利率要想传导得更好,也需要信贷融资的比重不能太低,如果再结合央行去年的降息和近期的降准透露出的信号,可以预见融资贵的问题在今年会有很大的改善,此点无论是对于经济增速,还是结构调整都属福音。

   正是由于上述的政策期许和积极变化,笔者认为2015年经济未必差。况且2015年还有“收好十二五的关”和“开好十三五的局”的重任在身。

   (作者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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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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