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30多年高增长之后，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出现下滑。对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及其走势有多种分析和判断，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在经历30多年高增长之后，我国经济必然如同日本、韩国那样，要经历一个“大幅度”下台阶、转入中速增长区间（6%—7%）的过程。理由主要包括投资（基础设施、房地产、制造业“三只靴子”）拉动力减弱、要素投入成本上升、外需（即出口）增速从20%以上降至5%—10%。另一种观点认为，追赶型国家在经历一个持续的高增长期后通常都会出现增速下降现象，但不一定“大幅度”下台阶，“大幅度”下台阶不是必然规律。

分析表明，在未来七八年内，至少有以下几个因素支撑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我国经济增长率不会过度偏离甚至明显低于7.5%左右的水平。

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发展趋势。改革开放前28年，我国经济发展曾出现大起大落。改革开放后30多年，虽然经济增长仍然有波动和起伏，但波峰和波谷的高低差距逐渐缩小。目前，我国经济收敛于明显高于7.5%的水平上。即使从趋势线角度看，其收敛点也高于7.5%。这个趋势对于未来经济增长走势无疑具有相当的影响。

人均收入水平及其差距。目前，我国收入差距比较大。这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有很大关系，也就是说相当大一部分收入差距属于“发展中的差距”。缩小收入差距是我们的努力方向。但从我国发展阶段看，适度的收入差距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的一种必然存在，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特别是在劳动为主要谋生手段的条件下，收入差距将继续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空间。

地区收入水平及其差距。我国自然地理西高东低，但经济地理东高西低，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东中西依次递减。但是，这个东中西依次分布的经济地理并非历来如此。比如，改革开放前，浙江经济在全国仅排在第十二位，从1994年起排名前移到第四位。东中西有差距是坏事吗？从一个角度看是坏事，最好是东中西协调发展。但是，西部比中部落后、中部比东部落后，是到目前为止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仍然客观存在的一种“发展中的差距”。从经济发展角度看，这种“发展中的差距”必然导致后进追赶先进、低收入追赶高收入，从而成为推动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一个基础性动力。

新人口红利正在形成。据估计，到2016年我国传统人口红利将消失。传统人口红利虽然已进入消失期，但新人口红利正在形成，主要表现为每年700多万大学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因而形成新的高素质劳动人口红利，会带来更多的经济剩余。这种新人口红利将成为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的一个重要支撑。

工业化后期城镇化加速。我国城镇化已进入加速期，最近几年城镇化率几乎每年提高1个多百分点。这与其他国家城市化率超过30%达到70%前经历一个快速发展期、达到71%后进入平稳发展期是相吻合的。城镇化率大幅度提升，改变的不仅是人口结构，而且是消费结构，继之是产业结构。我们讲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其原发性动力就是人口结构变化和消费结构升级。所以，与我国城镇化发展加速过程相伴随的，不仅是消费结构大调整、大升级，而且是产业结构大调整、大升级，这两个过程的互动又必然在更高水平和更大力度上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全面深化改革带来发展红利。全面深化改革必然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从而带来新的发展红利。而从对外经济关系看，尽管到目前为止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仍未脱离经济周期的下行通道，在外部市场还不那么宽松的情况下，我国出口需求仍然受到一定抑制，但在国际市场对中国制造具有一定程度依赖的条件下，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实施“一路一带”和自由贸易区战略，我国经济的优势还会进一步增强，国际市场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度还会进一步上升。这些都将对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构成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