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论史，已久归袁世凯于窃国之奸雄一类。然而民国初年的时论犹以为辛亥之秋“若非项城袁氏主持于上，冯、段二氏主持于下，则清室退位之诏，不能遽下，而汉阳之役，民军已溃败四窜，各省且相率而解体矣，胜负未可即定，雌雄差难遽决”。故“共和之成，袁与段、冯，功不在黎、孙、黄之下也”。以此而论，黎、孙、黄缔造了共和，袁、段、冯也缔造了共和。若细说其间的情节，则时当“天下匈匈”之日，袁世凯周围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有过劝进之议，即使是后来反对洪宪帝制的张一麐，此日也主张袁世凯做皇帝，以期“民有所归”。而袁世凯不受劝进，虽未必出于全心信仰共和，但其处鼎革之际犹能以共和分顺逆则是可见的。

然而国体代谢之日，袁世凯又是带着他在晚清获得和拥有的支配力和影响力急步走入民国的。用张謇的话来说，便是“揽天下重兵”而“肩天下重任”。前者说的是军队，后者说的是权力。就两者合于一身而言，斯时无出袁世凯之右者。在旧日的社会秩序分崩离析之日，这种与“重兵”相因依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可以重建秩序，因此外国人倚重袁世凯，企盼干戈止息咸与维新的中国人也倚重袁世凯，章太炎谓之“国家多难，强敌乘之，非一时之雄骏，弗能安尔”。但以共和政治立论，则袁世凯由晚清的强人变为民国的强人，其独有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都是需要制束衔勒的东西和必须制束衔勒的东西。党人尤其以此为自觉意识和群体意识，而后是民国初年的政治，便非常容易地演化为代表约法的国会与代表政府的袁世凯之间的对抗。目睹过对抗的那代人后来说：“当清帝退位，南北统一时，南部诸省均在民党掌握。”而“国会开会，其中议员半属民党分子，遂依仗南方诸督势力，频向袁氏挑拨恶感。”显见得在这种以国会对付袁世凯的争斗里，党人自始便是主动的一方和进取的一方。虽说他们始终标张约法，但代议政治而以一人为对手并以一人为转移，则其立意便已不能全合宪政的本义。而时当袁世凯以总统职分作国家元首之日，袁世凯之一身其实已经与统一和分治，中央和地方，国权和民权，有序和无序深相关联而难以切割。因此党人“频向袁氏挑拨恶感”，在外观上已不能不成为党人逆反统一、逆反中央、逆反国权、逆反秩序，以彼时中国的情状而论，最终是逆反了多数人的情理，以至于当日章太炎比议员为“民贼”。因此，当党人与袁世凯之间的冲突因宋案而激化，走向“以武力济法律之穷”以后，“揽天下重兵”的袁世凯遂放出虎狼之师以辣手重造乾坤，在极短的时间里既荡平了“南方诸督”，又摧折国会而压平了议员的喧哗。若以无国会则无宪政作衡量，这个过程显然是既重挫了党人，也重挫了共和。然而世人惯见“挑拨恶感”而厌之已久，多漠漠然视之。梁启超事后评论，且以“今在共和国体之下而暂行专制”为“不得已”。

袁世凯用武力敉平了政争，世人之一时向背又包容了袁世凯用武力敉平政争。随后是民初政治的走向由此大变，一种原本苦于制束衔勒的权力在打破约束之后变成了无可匹敌的东西。而以旧日的强人握无可匹敌的权力，则应属民国的公共权力便很容易沿其熟识已久的历史惯性而私人化。因此，曾被梁启超当作“不得已”的“共和国体之下暂行专制”一旦开始，就一定会节节伸展而没有止境，演为康有为眼中的“政权专制，过于帝制”。袁世凯用这种办法为企盼社会秩序的世人建立了一种社会秩序，但这个过程既改变了民国，也改变了曾经以共和分顺逆的袁世凯。章太炎说“袁氏晚节，匿深宫，设周卫而不敢出，所任用者皆蒙蔽为奸，神怪之说始兴”。此后的洪宪帝制兴和洪宪帝制灭都是由这个过程派生出来的因果。在二千年维系天下的君权倒塌之后，中国人需要的是再建一种人心所归的信仰和愿想，梁启超称之为“公共信条”。袁世凯不能提供这种公共信条，所以他所建立的秩序又在他的手里霎时崩溃。党人也不能提供这种公共信条，所以“开国十余年来，赞帝制，背民国，参贿选，及诸背义卖友之事，革命党之不肖者皆优为之”。世无信条则世无守则，于是，在袁世凯的身后，原本犹为强者管束而囿于一统之中的军人便兕虎出柙，以其咆哮跳踉为中国带来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南北分裂的时代和军阀割据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