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强:历史意识与帝王意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37 次 更新时间:2020-12-12 09:5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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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强  


   清人章学诚说过:“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 在政治学还没有移入中国的时代里,史学曾经长久地托负着天下的政治意识:“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政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 前代的盛衰起伏之迹便在一遍一遍的翻耕中化为知识、智慧、思想和经验,融入了后来的国运和世运之中。因此,从孔夫子以来,中国人重作史,也重读史。居庙堂之高的人物和处江湖之远的人物,心为“宗社之安危”与“民情之利病”所牵,都对史学有着一种诚意和敬意。

   虽说二千多年的议论常常以三代(夏、商、周)为理想,但后起者从已经过去的岁月里寻取镜鉴,则视野和重心大半都在秦汉之后。于是而有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和一代一代推陈出新的史论。其间贯注的滔滔心力,使述史和论史成为中国文化中绵延厚积的传统。今人读古人,容易把他们头脑中的天命观念想得很大。其实历史的中心在人事,述史和论史成为中国文化厚积的传统,正说明了二千年政治代谢之中人事重于天命的理性清明。

   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里产生过许多辉煌。在一姓之天下的时代里,这是一种王朝的辉煌。但就“政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而言,更引人注目并能催人长思久想的却往往是王朝的坍落和崩溃。秦始皇灭六国,置郡县,为后来的历史重造了轨辙。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影响是不灭的。然而秦汉易代之后,贾谊作《过秦论》,思虑所及,全在前朝的兴亡之间:“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这是一个久耐思索的题目。在他之后,一个一个王朝嬗蜕相续于此兴彼亡之中。因此,唐人杜牧作《阿房宫赋》,仍然从这个题目说起,而感慨所寄,则统括了后来一个一个倒塌了的王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将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其间的反思,显然包含着更富广度的历史内容。这些文字相隔八百余年,以一种共相写照了古代中国人读史之际的忧患心结。每一代人的忧患因每一代人面临的世局纷披而不同,但每一代人的忧患都会在比照古今中显示出深刻的历史意识。

   一姓之王朝在兴亡中前后嬗蜕,反射了二千多年历史里的盛世、衰世和乱世。贞观年间,侍御史马周作奏议说:“三代及汉,历年多者八百,少者不减四百,良以恩结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才二十余年,皆无恩于人,本根不固故也。”然后对唐太宗恳恳而言:“陛下当隆禹、汤、文武之业,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得但持当年而已。”他比较了盛世、衰世和乱世,怀着一腔惕厉之心为天下筹久远。因此,读奏议的帝王掩卷深思而“称善久之” [5] 。开国的君臣常常是从衰世和乱世中立起来的,他们的阅历决定了他们心多警醒。而究其底里,惕厉的本义正是一种畏惧。它们使传统中国最有权力的这一部分人从眼前想到后来,面对衰世和乱世留下的疮痍战战兢兢,不敢自是,不敢自喜,不敢自负,不敢自大。唐太宗君临天下六年之后曾对近臣说:“朕年十八,犹在民间,民之疾苦情伪,无不知之。及居大位,区处世务,犹有差失。” [6] 这些话表达了帝王的内省,也表达了帝王的自抑。于是,作为已经过去了的历史,衰世和乱世制束了开国的君臣。这是一种被迫的制束。然而由此产生的安天下而后安宗社的清醒,却以实实在在的兴利除弊为后来的盛世筑成了初基。世人常常悬想帝王的纵心所欲,但在衰世、乱世转向盛世的过程里,帝王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个人自由和个人意志。康熙曾经营造了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个盛世,然而晚年自述,说的都是辛苦和疲惫:“予年将七旬,在位五十余载,天下粗安,四海承平。虽未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但孜孜汲汲,小心谨慎,夙夜未敢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岂劳苦二字所能概括?”这是一种不易承受的重负,又是一种无法解脱的重负。因此,“身当暮年,每览老臣致仕之奏,未尝不流涕。尔等有退休之时,朕何地可休息耶?” [7] 后人读史,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到一种帝王的勤勉敬业,也可以看到一种帝王的身不由己。

   帝王的勤勉敬业和帝王的身不由己,既出于贾谊在《过秦论》里对前朝兴亡的那种长思久想;也出于马周在奏议里“为子孙立万代之基”的那种殷殷悬望。其间自多创盛世和守盛世的苦心。然而竖看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称得上盛世的朝代其实并不多见。士人论史,常常因之而感慨惘然:“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其国常至于不可救者,何也?所忧者,非其所以乱与亡,而其所以乱与亡者,常出于其所不忧也。” [8] 每一个曾经有过辉煌的王朝最终都会在衰乱中走向了局,于是盛世便不能成为一种常态。民间人惯看盛衰起伏,熟视之后,便催化出民间的史论。《三国演义》卷首有一首词,其中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在这种兴亡无常的咏叹里,多的也是感慨和惘然。

   一代一代的君与臣都在向历史求教,而一代一代的历史都在演进中越出了帝王与人臣的预想悬望。这是一种深刻的矛盾,也是一种牵动人心而富有思想魅力的矛盾。这种矛盾产生于历史过程之中,只有历史过程本身才能说明这种矛盾。历史能够一遍一遍地撰写,其意义和价值正在于此。

  

   比之秦代一夕土崩,两汉四百多年历史是在瓦解中走向终局的。四百多年时间里,帝王常常抱防患之心而天下往往起落于跌宕之中。后来苏轼曾以此为题目谈汉代历史,统括而言之曰:“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当时之所忧者,韩、彭、英、卢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终高帝之世,相继仆灭,而不复续。及至吕氏之祸,则犹异姓也。吕氏既已灭矣,而吴、楚之忧,几至于亡国。方韩、彭、吕氏之祸,惟恐同姓之不蕃炽昌大也。然至其为变,则又过于异姓远矣。文、景之世,以为诸侯分裂破弱,则汉可以百世而无忧。至于武帝,诸侯之难少衰,而匈奴之患方炽。则又以为天下之忧,止于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诸侯王既已无足忧者,而匈奴又破灭臣事于汉。然其所以卒至于中绝而不救,则其所不虑之王氏也。世祖既立,上惩韩、彭之难,中鉴七国之变,而下悼王氏之祸,于是尽侯诸将,而不任以事,裁减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权,以为前世之弊尽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权盛,而党锢之难起,士大夫相与搤腕而游谈者,以为天子一日诛宦官而解党锢,则天下犹可以无事。于是外召诸将,而内胁其君。宦官既诛无遗类,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汉。” [9] 他描述了天下跌宕起伏与帝王忧思应变的种种的因果。然而四百多年之间的因果各成片断,它们没有在贯通中进入历史,因此,忧思不能升华为烛照后来的理论思维,当国的帝王便常常成了被时势摆布的人。

   而后的历史,由三国而两晋,由两晋而南北朝。原本杂居于边地的匈奴、羯、氐、羌、鲜卑五族先后逼入中原,迫使晋室南迁东渡。旧史谓之“五胡乱华”。此后一百三十多年,天下在动乱中走向分裂。北中国由五族演为十六国;南中国则次第易姓,换了五个朝代。比之四百多年的刘汉王朝,这个时期的君权转移可谓起也匆匆,落也匆匆。其改朝换代之间留下的大半是斑斑血泪。南朝宋起晋灭,晋代的最后一个皇帝被“兵人以被掩杀之”。陈起梁灭,梁代的最后一个皇帝死,临危之际“绕床而走”,且呼且叫,卒为近臣“执帝衣,行事者加刑焉”。北朝的(北)魏孝庄帝为臣下尔朱兆所囚,缢杀于佛寺,“临崩礼佛,愿不为国王”。(北)周孝静帝被废,“遇酖而崩” [10] 。在这种血色染成的君位嬗递里,旧朝的强臣一个一个成了新朝的帝王。而本来重心所归的君权则因之而成了一种没有稳定性和连续性的东西。赵翼后来作《廿二史劄记》,考证说:“宋武(帝)微时伐荻新洲,又尝负刁逵社钱被执,其寒贱可知。齐高(帝)自称布衣素族,非高门可知。梁武帝与齐高同族,亦非高门。陈武(帝)初馆于义兴许氏,始仕为里司,又仕为油库司,其寒微又可知。” [11] 这些人虽以强臣作帝王,但来无渊源,去无余响,此起彼伏之间,每一个王朝都犹如世间的过客。与他们相比,被称作“高门”的世族,则大半可以把累世贵显的谱系追溯到汉代。累世贵显不仅是富与贵的累积,而且是学术文化和政治经验的累积,是物望和权威的累积,并最终是影响力和支配力的累积。因此,在一个君权没有稳定性和连续性的时代里,世族便成了稳定性和连续性的据有者。他们与每一个帝王共治天下,但在一个一个王朝来来去去的过程里,他们却自能依旧故我而岿然不动。没有历史厚积的帝王需要世族拥有的历史厚积,但世族所拥有的历史厚积却既使帝王忿妒,也使帝王自卑。所以,用那个时候的尺度论短长,是“爵位不如族望” [12] 。爵位与族望的长短之比,正反照了君权与门阀在人心中的轻重。

   这种君权为世族所制约的关系,是魏晋南北朝政治史中特有的现象。世族的存在和繁衍,减杀了君权内含的惟我独尊,也限制了“高门”之外的“寒人”进入国家权力的路径。因此,世族的存在和衍延一定会催发帝王的憎恶和士人的憎恶。这两种憎恶在一百三十多年沉积起来,助成了日后科举取士的改制。从此入仕别有途径,则以门阀为凭藉的世族不得不渐次消亡。而后,“寒人”没有了限制,遂能成千成万地应试入仕;帝王没有了制约,遂能使君权日趋日尊。然而以史论史,则这种既使帝王憎恶又使“寒人”憎恶的世族,却在一百三十多年的南朝和北朝之间维系了一种统一的文化。南朝的文化自中原移来,世族本是身载肩负者。而被旧史称作“胡人”的北朝君主,其中之有作为者大半都乐于“汉化”。寻其本义,“汉化”正是北方世族的文化调教。因此,一百三十多年的分裂便成为一种文化统一之下的分裂。由于文化统一,北朝的中国人与南朝的中国人仍然血脉相连。当能够统一南北的力量出现之后,这种血脉相连便为中国的统一提供了自然的基础。而后,统一的中国在隋唐进入了盛世。

  

   隋唐以科举取士,国家权力本在文官政府。然而“安史之乱”以后,天下重心日甚一日地移入了军人的手里。

   由于朝廷寄重开边与备边,统兵的将帅在盛唐之世从都护变为节度使,又以节度使兼治按察、安抚、度支,一个一个军镇遂拥有土地、人口、赋税、甲兵、职官,犹如小国诸侯。而唐人以武功成文治,盛世之际,帝王多自负而少疑忌,用人逸出常格。玄宗一朝,往往以“蕃将”作边帅。日后造反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在旧史的记述里皆出“营州杂胡种也”。而平定“安史之乱”的众多节度使里,还有更多的“蕃将”。用“蕃将”作节度使,说明了那个时候帝王的心里还没有夷夏之防。被后来的历史学家以族类区别而称作“蕃将”的人们,在当时帝王的眼里是一种可以充作爪牙的职业军人。但与此前的儒而将者相比,作为职业军人的“蕃将”显然是一种缺乏文化意识与政治意识的群类。于是,一方面,节度使的职分已由统兵而兼察吏、理财、治民,需要越来越多的政治意识和文化意识;另一方面,以职业军人作节度使,导致的则是越来越少的政治意识和文化意识。对于拥有权力的个人来说,政治意识和文化意识始终是一种束缚和限制。以此衡量那个时候的人情物理,则盛唐的节度使便成了朝廷亲手制造出来的一群有权力而无束缚的人。“安史之乱”因此而起,“安史之乱”以后的藩镇遍地,割据自雄也因此而起。

节度使制度制造出了一个职业军人的时代。唐代的历史在这个时代里终结。而后,这个时代在延伸中走向五代十国。五十年间,梁、唐、晋、汉、周依次而起,各成一朝;而割据方隅者,前后又有十国,在纷乱中兴,又在纷乱中废。其间的开国君王,大半都是分属方镇的节度使。与南北朝相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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