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保罗·G.黑尔（Paul.G.Hare ）著，赵阳译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转型国家的横向比较分析，认为转型国家的制度变革与经济发展具有直接的正相关性。转型国家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包括三个方面：即宏观经济稳定、稳定的政策环境、有效的政府，但更为重要的是持续发展则取决于制度的变革和创新。所以转型国家应重视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关键词」制度变迁/经济发展/转型
一、引言
从转型的早期开始，制度的变革作为改革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东欧和前苏联得到很大重视，改革政策的目标是要从计划经济过渡到民主政治框架中市场经济。
对所有国家来说，这一转型包含了中央银行业务，税收和财政政策，产业和贸易政策，财产法和商法等方面的制度改革。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倒闭造成的失业问题几十年来第一次在这些国家变成了现实，相应的建立一个人力市场制度以应对再培训，失业救济和数据统计等的问题就变得迫在眉睫。因此，在1990年代初纯粹的制度变革并没有被放在整个改革计划中的最优先的位置，而是根据其他政策的需要才得以推行的。
对制度改革缺乏应有重视的第二个原因则是由经济学理论对市场经济的制度重要性的低估造成的，大多数教材甚至前沿的理论都很少提及私人产权、商务合同或者商务信用等制度的重要作用。转型国家的理论最初认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相比是一种更有效率的体制，而且一旦计划经济被中止，马上会有市场经济快速平稳的取而代之。但是，转轨过程的复杂性已使人们认识到，能否建立并维持一个新制度是改革成败与否的关键。正像McMillan在1997年讨论转型经济中的市场时说的那样：“市场是一种在法制和惯例的基础上运行的制度，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只有明确的交易准则才能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行。这也就是要求市场的制度和组织能够起到传播信息并提供恰当的激励的作用”。
第三方面的原因则是，尽管存在对新制度的需求，早期转型中存在的错误和偏见影响了制度发展的方向。改革初期更多关注于私有化，而忽略了相关制度的建设。
最后，申请加入欧盟的10个国家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有了不同的改革方针，也就是加盟前大规模地推行制度改革，以此满足欧盟要求。这些新的举措包括了大量的制度现代化，制度更新乃至重建。在把制度变革的重要性捉升到了一个合适的高度的同时，也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暴露出来，例如是否一个欧盟的制度框架适合于多个尚在经济重组阶段的转型国家等。
以上论点都是建立在转型经济的某种共性的基础上的，以便于进行转型国家间横向的比较。具体说来，它假设现有的和即将进入转型阶段的政治实体是在常规研究范畴内的，这些国家有能力进行深入的改革并且以转型为通常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为其主要改革目标。不幸的是，过去十年的经验充分证明，这些假设并不完全正确。
二、制度变迁——概念与定义
关于什么样的制度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强调“文化”因素（Landes，1998），有的则更多强调“新教伦理”、“公民社会”以及中小企业创业发展的社会环境（Braudel ，1998），而有些则着重“西方文明模式”（Kennedy ，1998），Kennedy 强调“军事实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他认为经济发展良好的国家如果趋向发展军事势力，则会造成经济发展的滞后（1988）。Fukuyama则从政治制度经济规则趋向一致而经济发展水平则表现出高低差异的横向比较中，进一步强调了文化差异的重要性。
由于上述原因，我们认为应首先明确界定经济制度的涵义，并以此归纳出适用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的基本特征。最后，通过研究一些制度发展理论和市场经济的变化，来进一步探索各个因素的重要性以及制度变迁发生的机制。
制度的一般定义
作为社会安排（Social arrargements ）的经济制度具有以下特点：（1）制度是规制经济行为方式的规则，而这种规制方式在短期内常与个人偏好相抵触；（2）制度是基于习俗、信任、法律规定而形成的共同的预期；（3）如果经济被看作是多种交易多次发生的“重复博弈”的交易过程，那么制度就是最为广泛的共识；（4）制度具有匿名性，所谓匿名性就是制度运行不能由寻求某种与制度相关的交易活动的经济个体所决定。
依据上述特点，大多数制度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这就意味着依靠市场机制产生的“制度供应”将难以达到社会最优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必须一方面建立不能由市场建立的经济制度，一方面对公共偏好进行规范。
典型制度
一般来说，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包含有能够提供以下重要经济功能的制度或者制度类管理办法。
——私人产权与合同
——银行及其他金融市场：存在，运转，规范
·提供完善的信贷机制
·破产／分流政策
——人力市场制度：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
——透明的行政环境，要求公平，可预见并且可实施（例如：在类似于俄罗斯的多级社会国家，地方应该没有权力设置与国家政策相冲突的税率，并且税率不能经常变动）
——与行业竞争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相关的制度
——经济机构之间的信任，公共机构中的诚信（体现为较少的腐败，可以依赖的执法等）
制度缺失导致的经济行为
在转型经济中，转型初期可以看到重要制度缺失或相关的法律制度不完善、不能有效实施或者受到严重的政治分歧影响的情况。在这种制度不确定情况下，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这种情况在一些转型国家中可以看到（MeMillan，1997）。
首先，私人部门可能插手缺失制度的创设。如前苏联有些地区中私人产权和商务合同不能通过适当的法律制度得到有效保障，因此，有时涉及到某些企业利益的私人机构会利用暴力手段追索债款。尽管此类手段有时对于公司来说确实有效，但由于它不能提供普遍服务而且严重损害法治原则而不为社会所认同。但是，这样做可以填补制度缺失造成的“空缺”。相反，现有制度软弱或法律执行不力时，更具掠夺性的私人部门式的“解决方式”就会通行，甚至造成“黑社会”有组织犯罪，诸如索要“保护费”。这种情况会抑制企业的发展，而且严重损害经济环境。
其次，国家自身可介入创设缺失的制度。欧盟援助转型国家的PHARE 和TACIS 项目就服务于这一目的，世行和EBRD在这一地区推行的计划也是促使相关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如匈牙利以及其他国家实行的产业政策，以及新的税收体制的设计等措施。
第三，由于制度的缺失以及政治、法律和其他障碍造成制度难以创设。如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由于制度上的严重的政治对立，造成了农用土地合法的私人市场交易，结果造成俄罗斯私有农场发展严重受阻，而国家又缺少扶持现存国有农场和其他非私有的农业组织的充裕基金。当然，这并不是俄罗斯农业发展的惟一问题，但是，毫无疑问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尽管目前国家杜马已采取了合适的法律措施，但仍有相当多的问题尚未解决。
最后，有时有些国家缺少像私人产权这样一些重要制度，但是可以通过寻求发展的偶然机遇找到解决制度缺失的发展路径。这样的进程从中国的发展经验中可以看到，正是在1970年代末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促使了中国产权制度创新。当然，中国乡镇企业并非在制度真空中发展起来，正是地方政治网络的保护和地方区域性信任关系网络取代了制度缺失。然而，有趣的问题是在缺少最为基础性制度改革情况上，这些企业的发展是否会达到其可能的限制界限
制度变迁的理论
目前关于转型经济的制度变迁理论已经非常丰富，从由改革整个过程着眼的宏观理论到具体对某个制度变迁方面的建模分析都有涉及。
目前可能最为庞大的是Roland在2000年一系列论文中总结提出的最为普遍的看法。在文中Roland提出了渐进式和所谓大爆炸式的制度变革方法，并为此研究了在改革不同阶段上反对抑或是支持改革的不同联盟对制度变革的影响作用。这种制度变迁理论方法在分析中没有就具体改革措施的特征进行具体分析而过于笼统，但是这一研究方法却从反对或支持改革的复杂的政治结构角度分析制度变迁的惟一方法。
斯蒂格利茨尽管没能把研究集中于我们所说的制度问题上，但他却从市场经济的新古典理论范式的缺陷角度，为转型国家的政府提出了改革的战略选择。他关注于市场经济中的信息和激励问题，以及国家干预和规制的不同措施。可以说，斯蒂格利茨的著作为经济转型中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有时这一基于信息分析的理论分析可以得出强有力的结论，如对信用市场的分析、对金融制度的分析以及竞争的作用、私有化和产权的分析等都具有政策意义。
与上文我们给制度所下的定义相反，许多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的实际情况则与我们所分析的完全不同。尤其是，由于一些大型企业和经济利益集团利用其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对国家的控制，严重破坏经济政治制度有效运行。Ericson （2000）对俄罗斯做过这方面较深入的研究，依据1999年大量的企业数据统计，Hellman ，Jones 和Kaufman （2000）做了范围更广的研究。前者发现了一种持续的传统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相互渗透的现象。并且把俄罗斯的市场结构定义为一种“不连续”的市场结构。后者的主要结论是对产权保护和国民自主权的加强可以显著的减少经济发展的阻力。
在一个不健全的体制下公司寻求生存的另外一条途径是灰色经济。如果大多数企业寻求体制外的收益，这就说明制度运行存在着严重问题。Schneider 和Este（2000）探索了灰色经济的本质和多样性，并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存在的这种经济的规模做出了一个估计。据估计，原苏联的灰色经济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35%左右，对于中欧国家来说这一数字是21%（取原文中两个估计值的较低者），OECD国家是11%.专家评价说：“多数对于灰色经济的研究倾向于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和国家收入的流失，但是经常被忽略的是灰色经济对合法制度、标准规范和法制可能造成的后果，灰色经济可以被理解为对现存政治制度和正常经济活动规则的合法性的一种透支。”
我们所期望的经济发展应该是总体经济的增长和持续发展的结合，而这在根本上取决于个体企业的水平。这个关系中包括有企业的准入、退出及业内企业的重组。这些能够正常进行的一个重要条件便是合理制度的存在，因此对制度的一套评估方法就显得非常必要了。Aghion和Schankerman （2000）为制定这样一套评估方法进行了很有价值的研究，并将其命名为“市场优化基础结构”。他们所提供的模型包括以下3个主要方面（衡量交易成本或其他形式交易成本的减少量）：直接市场选择（更多的高成本运营公司破产），重组（对公司而言努力寻求降低成本方法的强大激励）和准入（吸引低成本公司进入，抵制新的高成本公司加入到行业中来。）在一个多样化的体系中，尽管初期状况，初始基础结构水平、重组和进入的成本的不同可以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整个过程不论在部门，地区还是整个国家范围内都使生产力得到了极大提高。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过程可能会因时间，地区的不同而实际出现差异。作者最后总结中提到研究可能的发展方向是更多应用政治经济学（例如：业内高成本公司可能会反对对基础结构的投资，低成本公司反之）和基础结构投资通过实验和规模性效应的方式影响公司学习过程的具体途径。
在对转型制度非正式的讨论中，法制环境一贯被认定为私人部门发展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一般的理论主要研究执法的效率，在更具体的研究中，特定部门的市场制度的法制规范和比较不同国家情况则是研究的主要侧重点。Roland和Verdier （2000）对私人产权做了出色的第一类研究，Rapaczynski （1996）和Black （2000）分别对福利市场规范和投资者保护做了第二类研究。
Roland and Verdier（2000）分析了与执法有关的社会协作问题。民众必须要交纳税金以维持执法体系的运行，但是在执法力度不强的管区，税收工作难以开展。另外在执法支出固定的情况下，守法地区的执法更为有效，反之违法现象较多的地区执法的实际效果就会缩水。在这个合作问题上，众所周知会出现多重平衡的现象，前者会出现好的平衡而后者则得到不好的平衡。通常，这类模型很少具体涉及某一个法律，我们这里的前提是在守法人群为主的地区会有私人部门的发展、商业信心等方面的优势。但是事实上，由于没有充足的理论支持，所以很难判断在具体情况中会出现什么样的平衡结果，作者考虑了什么样的制度机制可能消除转型经济中的不好的平衡：中国的二元结构和加入欧盟的条件（即将来欧盟对于执法有效性的要求提供了目前守法的激励）等。因为俄国或其他CIS 国家都不存在类似的制度，所以出现现在的种种社会问题并不奇怪。
在证券市场领域，Black （2000）分析了信息不对称和信誉的问题。除了认为正式的法规非常重要之外，他还认为没有一个由以信誉为重的中介组成的网络，证券市场同样不能良好运行。特别要提到的是小股东，他们需要有关公司价值的充足信息，对经理和大股东的信心。同时能满足这两个要求是很困难的，所以目前为止很少有国家自称在证券市场方面无可挑剔。有时小国家可以通过别的国家已经建立的证券市场发行自己的股票，但是这样的机会很少。然而，没有一个正常的证券市场导致公司内部融资或者求助于银行。但是一再强调复杂灵敏的制度结构对证券市场的作用，使我觉得Black 过度简化了他的分析。同样存在这样的国家，证券市场很简陋或者根本没有，但是它们依然在经济持续发展上获得了成功。总之，我们在处理转型经济的问题时要特别谨慎，不是所有新产生的制度都是对任何一个国家适用的。
三、转型经济中的制度变迁
转型经济中的制度转变和市场制度的发展情况究竟如何呢？在一份EBRD涵盖26个转型期国家一系列量化的转型指标年度报告中，我们得到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EBRD同时还公布了显示宏观经济稳定（主要指标：CDP 增长和通货膨胀率）、增长和法制改革作用——特别是产权与商务合同方面——程度的总结性指标表格。IMF （2000）也发布了一些评估制度状况的标准：a ）初始水平，b ）自由化指数，c ）制度水平。所幸的是这些千差万别的指标之间还是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的，说明尽管他们旨在衡量看起来不尽相同的制度变化层面，但是实际上还是落脚在最根本的制度发展指标上。这个结论并不适用于IMF （2000）的a ）指数，这是由于IMF （2000）没有衡量制度的变化，他衡量的是在不同方面1990年前后转型经济中出现的扭曲和制度缺陷，也就是改革开始前存在的差距。
资料显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转型经济不论是在增长和通货膨胀上还是在制度改革的本质和外在上都体现了极大的不同。
从更大范围来看，申请加入欧盟的国家即CEE 国家普遍具有较高的改革起点，并且自由化已经取得显著效果，制度水平也相对更高。他们在欧盟的转型评估中都有上佳的表现，同其他转型国家相比它们受共产主义时期经济衰退的影响已经较小，GDP 水平已经接近或超过（波兰）转型之前。总的说来这些国家有着令人满意的经济增长，而且各个指标长期保持稳定。
对比之下，很多CIS 国家初始状况较差，还没有取得自由化的决定性成果，制度欠完善，根据EBRD的转型指标，这些国家的改革成效至多是“尚可”。很多CIS 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恢复，但是由于他们受前一时期经济萧条的冲击太大以至于它们还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以恢复到转型前的收入水平。在CIS 国家的研究中，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经常被相提并论，因为他们受的经济衰退冲击极小，它们也基本没有进行任何正式的市场主导的改革。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制度稳定和长期经济活动中，前者被认为更为重要。当然这种论点是值得怀疑的。格鲁吉亚，摩尔达维亚和乌克兰则处于另外一个极端，他们的经济在1990s中缩小了2/3，如此惊人的经济倒退在和平时期是匪夷所思的（前两者在1990s 早期经历了严重的国内冲突，乌克兰完全没有战乱）。严重的经济衰退和有限且不连续的改革使得这一地区几乎变成了转型最不成功的地区。因此，要完全解释某些国家中罕见的经济发展落后，还必须进行更多的分析研究。
四、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间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很多关于转型经济中各种制度变迁与其经济绩效关系的研究了。其中有的注意研究宏观经济表现，更多的集中精力在制度环境的整体特征及其对经济总增长的影响方面。其他则侧重微观方面，着重在个体企业层面研究制度变迁影响重组过程的途径。这两种研究同样重要。
1、宏观经济研究
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有人提出：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参差不齐，有些中东欧国家已经走出后共产主义时代经济衰退的阴影，开始经济复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波兰。与此形成明显对比的是所有12个CIS 国家的经济水平仍然低于1990年水平。从这个现象出发，我们很自然的进一步研究：是否中东欧更快更持久的经济复苏可以被更早更有效的宏观经济稳定和提出包括相关制度改革在内的更明确的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两个原因所解释，如果可以的话，其具体方式又是什么。
在正式讨论开始之前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更大范围内的研究成果：即对于包括转型国家和非转型国家在内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的研究，据此探寻不同国家经济发展速度不同的原因。其中，Sach和Warner（1995）的论著就是主要围绕经济趋同的问题展开的。一般认为增长的规模收益造成了穷国和富国间不可逆转的差距，但Sach和Warner却认为有良好的政策更为重要。通过对大量国家的分析他们发现，开放的贸易政策和对私人产权的保护足以使一个发展中国家获得高于平均的发展速度。1997年，他们进一步提出，较高的政府储蓄和良好的制度都能够加快收入的增长并最终促进经济发展。有趣的是，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资源充足的国家却往往发展较缓慢。
早在1996年Fischer ，Sahay 和Vesh就力图对转型国家宏观经济情况进行分析，他们运用20个转型国家1992-1994年的统计资料考察了宏观经济稳定和早期的体制改革对增长的影响作用。其他一些专家则更关注选择改革路径国家中决定其经济增长的相关因素。
从其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转型初期，高通胀和巨大的财政赤字对抑制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在迅速获得稳定的国家中，其市场趋向的体制改革则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众多转型国家的量化分析以及有关国家发展的经验来看，宏观稳定是经济增长的前提因素，而市场趋向的制度改革对经济增长则具有持续性的重要影响。Havrylyshyn 和Van Rooden在对制度变革与经济绩效相关性研究中发现，从25个国家1991-1998年间各项经济指标分析来看，影响GDP 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是宏观稳定和制度改革，他们把制度改革区分为结构性改革和体制性改革。所谓结构性改革，主要是指价格的自由化、贸易自由化、汇率自由化、银行和金融市场的开放等自由化。而所谓体制性改革，则主要是指社会范围的基本法制和政治体制的变化，一般用法制改革和政治自由化程度来衡量。从大量数据分析和经验性观察中，Havrylyshyn 和Van Rooden认为，制度变迁对转型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并不否认良好的政府政策在宏观经济稳定中以及促使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Grigorian 和Martinez（2001）主要研究了27个亚洲和拉美国家制度优劣的程度。包括政府的合同信誉，强制征收的风险（主要针对国外投资者），腐败，法律的权威性和政府机构质量的五个指标被用于估计这些国家的制度有效性。他们在各个方面体现了国家和个人部门间共同的问题，综合起来则体现了在这些国家进行商务活动的便利程度。尽管研究本身还存在不够具体的问题，但是这些指标和建立良好运行的银行机构和金融市场，自由化和开放的贸易制度以及实施竞争政策等制度之间，还是有明确的联系的。
研究表明他们衡量的制度优秀程度可以极大地促进产业的发展。这种影响的发生主要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鼓励投资，优化资源配置。因此作者总结道：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与其发展很多国家不能有效管理的产业政策，不如切实减少腐败，减少企业建立和发展时来自官僚机构的阻碍并强化法制环境。对转型国家来说，这种做法被公认为有助于提高投资，教育，研究开发和大型企业私有化的水平。
2、企业层面的研究
真正造成经济绩效变化的因素归根到底还是企业的行为。因此，在能够完全解释制度对于经济绩效影响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考虑一个分为两个步骤的过程：制度环境在多方面影响着企业行为。由此产生的企业行为的变化形成不同的，而且可能是更好的经济表现，经济绩效。第一个步骤中比较重要的三类变化是：新公司的准入或高产量公司的相对增长；现存公司的重组和重新组织化；经营不善公司的退出或低产量公司的减少。
以上就是一个经济在竞争压力，市场契机和不同角度的政策和制度环境激励下逐步适应一个环境并更新，发展成长的过程。在不同情况下，这三类变化之间的平衡和各自对经济绩效的影响都会出现很大不同（尽管目前经济理论对其具体影响途径还没有很好的解释）。尽管Aghion和schankerman （2000）已经为分析这个问题建立了一个模型，但是严谨的数据研究的重要性还是不容低估的。
这个过程中极端的情况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现，具体来说，在中央控制下，总体说来是缺少行之有效的准入退出机制（这是我们熟悉的软预算约束问题的一个方面，Kornai1992，Hare2000，Schaffer1998），实际的重组也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1980年代社会主义经济的表现令人堪忧就毫不奇怪了。在个体公司的微观层面，稳定和僵化对于经济绩效来说是灾难性的，而在所有良好运作的经济中，每个公司都是建立在无数失败公司的废墟上的。
Carlin et al（2001）指出，上述过程可以被认为是并行的激励与选择过程的组合，分别对应上面的步骤2和步骤1.要确保整个过程良好运行，很重要的就是要求市场能够提供足够的可靠信息，即提供市场中存在的商业契机。同时，作为一种良性的反馈，丰富的成功案例也使其他公司得以效仿，这无疑对过程的推行扩展是很有裨益的。
对于转型国家，类似英国这样几十年的详细统计资料通常没有。Carlin（2001）发展了他在2000年所做的企业调查报告，这份报告的资料来源是由EBRD和世界银行对25个转型国家中的3500个企业所做的调查。其中不乏很重要的结论：对于转型国家的生产率增长而言，大规模的优化资源配置并没有很明显的效果。进一步说，尽管绝大多数新老企业都热衷于资产重组以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但实际上总体的生产率提高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CIS 国家之外，制度更稳定完善的情况下重组往往能获得良好的收益，但是CIS 国家中的无序重组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微乎其微。
因为上述现象的存在，转型国家很少有能够对症下药地制定政策。但至少现在我们了解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是产权界定和市场信号方面的不足。进行重组的很多公司不了解重组的含义而在错误的时机选择了重组，重组的目标是提高生产率，因此重组必须有正确的方向——不仅仅是狂热的投机，而应该是有目的的在正确市场信号指引下有序开展的。与此类似的是企业的所有者——一般由经理为其代言，应该正确地使用公司的资产进行生产或者技术方面的投资。因为没有达到这些基本的要求，经济环境充斥着不良竞争，呈现出混乱的状态，在这种状况下很难实现经济的发展。Carlin（2000）指出，垄断无疑会造成低效率的结果，但是过度的竞争也会导致企业没有足够的能力进行正常的投资活动（尤其在银行提供信贷的能力有限时），同时扰乱市场信号。
Djankov 和Murrell （2000）对转型经济中的企业重组做了综合的调查。作者试图通过对125个重组的案例分析找出其中的共性并提供设计经济政策的一些启示。该调查的前提是重组有助于提高长期经济绩效，因此转型经济中的重组应当是多多益善。现有的研究大多关于如何建立有利于重组开展的环境，但正如我们刚讨论的那样，重组不是整个过程中唯一重要的因素，实际上准入和退出的重要性至少不低于它。
虽然如此，Diankov 和Murrell 的很多结论还是适合我们研究的，像：强调私有化的重要性，提倡硬预算约束和以适当的产品市场竞争来促进重组等。同时他们还提出中东欧国家在改良经济效率和企业竞争力方面远远胜过CIS 国家。这就引入了更大范围制度环境支持市场过程，和其与企业所有权／公司治理间的联系的问题。遗憾的是，目前的研究在这个环节上缺少详尽的资料来推导出精确的结论。
Frydman et al.（2000）分析了制度特征对硬预算约束——对应着更好的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他们发现更强的预算约束可以使已经私有化的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因为这些企业不能依靠政治上的联系来帮助他们通过拖欠税款，延迟向国家返还贷款等渠道打破信用的约束来筹集资金，所以它们只能通过重组或者退出来解决自身的问题。但是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准政治关系依然存在甚至有继续发展之势。结果是，一方面有些本应重组或者退出的企业得以存活，另一方面这使得有利于提高长期经济活性的重组难以进行。Frydman 主要的结论就是因为只有私有化能够使国有企业行为规范，所以其进程不应被耽搁。由此看来，作者确实抓住了企业和国家有效分离的实质含义：国家制定游戏规则——对应我们在第二部分提出的制度的定义——个体企业做出如何应对的决策。
在准入的问题上，合理的立法和执法可以保护股东，并进一步鼓励外部控制和新的投资。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有效实施竞争政策，不仅仅是防止大公司垄断，更要消除准入障碍和对不正当竞争的限制。
五、结论和政策的启示
本文的主旨是分析市场经济中制度结构的各个方面对提高经济绩效的帮助。通过对事实的观察我们总结出如下四个指标，第一个关于宏观经济情况，另外三个是对应的微观经济指标，它们对于经济的繁荣都是有决定作用的。
a ）高国民储蓄投资率；b ）高的新公司组建率；c ）充足但并不过量的竞争；d ）对经营不当公司有序退出的有效安排。
从经验观察看，高储蓄投资率是经济增长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根据经济有效性进行有选择的投资也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另外，完全依赖国外直接投资而忽略国内储蓄流动的需要也是绝对不可取的，以大量国外直接投资补充国内储蓄不足的构想仅仅是一个空想。对于所有国家为了经济能够持续增长不论初始状况如何差都要大力发展储蓄。如果转型国家计划在人均收入水平上赶上发达经济的话，必须保证每年4-5%的增长率（连续数10年），这就要求储蓄率至少要达到25-30%的水平。绝大多数国家地区，特别是CIS 国家据这个标准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综合b ）、c ）和d ），再次强调了整体经济绩效还是根植于各个企业的水平的。就经济发展而言，没有什么是比制度政策的影响更为重要的。
制度改革与创设
为了让关于制度对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影响的讨论更为严密，涉及宏观经济稳定是必要的。稳定对于经济持续增长无疑是必需的，这需要一个稳健的货币政策以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国家也必须有能力管理好财政避免巨额财政赤字的出现。在各种需要达到的目标中，稳定，确定能够收缴的税收是最重要的。
稳定之外，宏观经济状况a ）项需要大力发展银行，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一方面方便了储蓄的流通，另一方面也有效配置了资源。这简单的一个要求包含非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以下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些（多数情况下达成目的的手段并不惟一，可能其中一些不是仅有的规范的做法）。
一个良好的银行体系和储蓄机构的网络；称职的有竞争能力的商业银行选择项目并监管贷款和投资；大量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保险，养老金等；大量的金融资本流通，政府债券，商务证券等；有效的金融部门规章制度；对投资者和储户的保护。
显然，这些都是制度基础建设所要求的。从微观角度出发，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国家的职能。在转型国家中和非转型国家中，国家对于微观经济的干预应该尽可能的少。政府，包括在转型中的国家中，从来没有管理企业的成功纪录，更有甚者国家不但倾向于保护业内公司抵制外来竞争，而且妨碍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的重组的开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总是对游说缺乏正确的应对，因此和市场相比，政府更容易容忍企业的失败。为了解决此类问题，以下是转型国家必须注意的几个方面的制度建设：私人产权的保护；对私人商业合同的有效法律保护；关闭长期亏损公司的相关破产分流法案；取消对困难公司的各种扶持，包括补贴，定向贷款等，（软预算约束的终止）全力推进民营化的完成，必要的话进行第二轮民营化以保证公司所有者具有管理的能力，能够提供新的资金来源，新技术；关于价格政策，客户服务和投资的可靠有效的规章；为公司准入提供便利的制度。为人员流动提供便利，减少重组中工人损失的制度。
政策启示
如前所述，很多转型经济为了进入正常的市场经济模式，在制度重建和革新上已经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很多国家仍然距离目标有相当大的差距。在一些国家中，已经采取的制度改革实际上为日后深入的改革设置了障碍，随着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这些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障碍就需要被破除。
现在关于转型政策的讨论很少有涉及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的，也就是旨在提高储蓄投资率的政策。更多的政策讨论集中在产业、贸易或竞争政策的范畴。
储蓄和投资
转型国家的政府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就是向个人、公司、整个社会强调储蓄的重要性并建立相应的机构来推动政策的实施。然而，高储蓄率只有在确保投资有较好收益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作用，而确保投资收益则是比加强储蓄更难更富有挑战性的一个任务。在另一方面，高储蓄率和高投资回报率最终会相辅相成，因此，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政府如何能够形成一个高投资回报率的环境。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可能最重要的是维持物价和汇率的稳定，保持公共财政的有序，平衡政府的财政收支。
在微观层面，尽管下面所列的方法也有综合的效果，但更重要的还是个体投资者的情况。尽快简化授权或给予投资计划许可的程序，这样可以减少腐败的机会以减少不称职政府对经济的介入，也可以提升经济的灵活性。我意识到根本不需要如此多的官僚机构和程序来处理经营地点，健康安全，建筑规章之类的问题，这种无效率在CIS 国家中尤为突出。规章应该公开宣布，公平执行并定期接受质询。
银行和／或股东应当对投资进行有效的监管，以便在投资失败的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并转移资金，将设备重新使用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去。政府应该基本不参与补救行为；银行也不应当介入这一过程。另一方面，发现有前景的投资项目（很可能是在意料之外的），投资者也应该能立即寻找到资金来源对其做进一步的拓展。
产业，贸易和竞争政策
当一个国家出现当前很多CIS 国家出现的情况，即政府不够称职、腐败成风时，推行复杂精密的政策就难以收效了。这是应该更多依靠简洁，可能的话不需要外力维持的政策。国家制定游戏规则，个体最循这一规则，不给讨价还价交易甚至腐败任何可乘之机。
下面我将通过几个失败政策的例子来进一步说明，然后给出积极的建议。一个贸易政策，基于统一关税或者针对几类产品设置几个关税率，要远远胜过经济上毫无意义的设置成千上万个关税率。一个过度复杂的关税体系容易使进口者贿赂海关重新设定关税率变得容易；实际上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造成效率的极度低下。
第二，有的关于小企业的政策要求他们获得经营许可前必须通过20几个有关部门的审批，在多数法规还没有公布或者有待完善的情况下，这给腐败提供了生存空间。至少20个部门可能会被业主贿赂，即便如此想获得许可的业主仍然不会感觉完全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公司企业建立前就困难重重，能否发芽尚未可知更罔论茁壮成长了。
第三个是关于对企业的调查。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很多公共机构有权在几乎不提前通知的情况下调查公司的账目，纳税情况，是否遵守健康安全条例，员工守则等。这同样给腐败提供了温床（也在管理上浪费大量时间）。调查不总是一无是处但是执行过程应该更公开，附以明确的问题反馈和解决建议。
最后一个也是最司空见惯的低效率问题是纳税、企业间买卖等过程中的实物交易现象。在政府无力推行现金支付或在其他制度存在缺陷的情况下，物物交换才会出现。举例来说，在一些转型国家中，企业通过银行纳税，这种制度就给企业很大激励进行非现金交易以逃避纳税。出于这样的原因，在俄罗斯公共机构免费使用能源已经成为一种正常现象，能源部门也就据此同政府就纳税数额讨价还价。
现在来看有积极效果的产业、贸易、竞争政策是促进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的政策的制度环境。Eisner and Groenewegen（2000）和Cowling （1999）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前者认为产业政策应该注重本国的福利，减少跨国公司对本国产业的冲击，并扶持不依赖国外投资和没有与跨国公司合作的本地公司，更注意基础设施和制度的建设而非对某个公司扶持。Cowling 不赞成传统的部门政策，因为政府有选择的扶植通常不会有好的结果。他更支持所谓的“当地选择方式”。虽然可能也有一些部门政策的色彩，但是部门的选择和具体的模式多是以更民主的方式在当地决定。
在转型经济的贸易理论方面，Hare（2001）给出了不同国家经历的综合调查结果，并建议建立一个良好的贸易制度，允许分不同阶段进行改革和不同程度的政府能力／诚信。Brown和Earle （2000）建议减少进口关税和市场的地域划分——后者对幅员辽阔的转型国家尤为重要——提倡适度的行业竞争以提高行业生产率增长速度。
在关系人力市场的方面，Boeri （2000）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从早期转型失败经历中吸取的经验教训。他指出要加入欧盟的国家多数有较高的福利／税收体系，而其他，像CIS 国家则恰恰相反。尽管在实施上有它不便的地方，但是前一种体系更能促进企业的重组，所以总的来说还是大大优于后者的。但是作者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像CIS 那样的转型国家由于税收能力的不足可能无法选择前者的模式。因此并非这些国家不了解低福利／税收的后果，而是由于政治上受到限制无能为力。如果事实正是如此，这就意味着这个问题的成因和解决办法上还有很多研究要做，但显然这已经超出本文所应涵盖的范围了。
欧盟制度模式
Boeri （2000）同样提出对于制度而言，加入欧盟和整个过程的可靠性非常重要。但是值得质疑的是欧盟加盟国一直热衷的aequis communautaire是否在这个阶段适合于它们。对其他国家而言，他们也在尝试是否能够效仿欧盟的制度以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样做出于三方面的考虑，其一它们已经被证明是可行的制度，其二采用它们的制度减少了自己创立制度的成本，其三和欧盟国家保持制度的一致性有利于贸易和其他经济方面的联系。
正如Boeri 所强调的那样，加盟欧盟的过程拖延的越长，欧盟“计划”的可信性在转型经济中就会降低，由于相关制度改革的复杂性和高成本，推行改革的决心也会被削弱。欧盟的制度结构适用于相对发达的经济发展平稳缓慢的国家，但是转型国家希望能够在短期内赶上更发达国家，这种需求的不同造成它们对制度有不同的要求。欧盟制度实施成本较高，而且很多制度设置和政策相当复杂，需要在一个腐败几乎绝迹的环境中由受过良好训练的人员驾驭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对于转型国家来说，在上述条件难以满足的情况下显然采取简单易行的政策更为实际有效。
来源：原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第5期
［美］保罗·G.黑尔（Paul.G.Hare ），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译者」赵阳，现为荷兰蒂尔堡大学经济学院留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