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质平:胡适光焰不熄——纪念胡适120岁生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4 次 更新时间:2015-01-20 14:5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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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质平  

  

   今年(2011年——编者注)12月17日是胡适120岁的生日,海峡两岸都举行纪念胡适的学术研讨会。一个出生在晚清,成名在五四前後的知识分子。至今还让无数的中国人缅怀追思,这究竟是因为胡适的思想历久常新,还是因为社会的变动不大,使胡适的思想始终不过时?

  

   由於工作的关系,我经常往返於两岸三地,有机会和美国、大陆、港台的学生谈到胡适的思想。对美国学生来说,胡适所提倡的自由民主,只是常识(common sense),他们很难理解,这样的「卑之无甚高论」,何以竟能震动一时,开启一个新时代。对台湾学生而言,胡适只是一个过气的白话作家和政论家,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直言、敢言,衡之以今日的言论尺度,都不免失之「温吞」,很难激动台湾少年人的心。至於五四时期胡适意气风发的言论,对80後、90後的台湾青年来说,都已是遥远的「中国上古史」。他们两手一摊,肩膀一耸,来一句,「这和我们台湾人有什麽关系呢?」无论是美国学生也好,港台的学生也好——胡适,毫无疑问的已是个过去的人物。

  

   但和中国大陆学生谈胡适,他们还有许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鲜感。读到胡适1919年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的这几句话:

  

   因为愚昧不明,故容易被人用几个抽象的名词骗去赴汤蹈火,牵去为牛为马,为鱼为肉。历史上许多奸雄政客懂得人类有这一种劣根性,故往往用一些好听的抽象名词,来哄骗大多数的人民,去替他们争权夺利,去做他们的牺牲。

  

   我相信,只要是经过「反右」和「文革」那一代的中国人,看到这样的文字,不能不在心中引起深沉而恒久的震撼。「主义」和「革命」这两个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被孔丘、朱熹牵?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今天回看这几句话,依旧是光焰常新。

  

   邓小平与胡适不谋而合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社论,一般都将此文视为改革开放的先声。从此以後,「革命」这个在中国风光了几十年的词,渐渐地,悄悄地被「改革」取代了。中国人也终於从「主义」的迷幻中,走出了「革命」的梦魇。胡适毕生反对暴力革命,主张一点一滴渐进式的改良,他提倡的「实验主义」,其精义无非就是「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唯一的试金石。」(《杜威先生与中国》)30年来对胡适思想的打压、铲除,结果竟走回了胡适「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老路。而毛泽东与邓小平之别,也无非只是「主义」与「问题」之争。中国人猛然醒悟到,原来,改革开放大设计师的思路竟和胡适思想有不谋而合的地方。

  

   而今我们回看1950年代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无非只是一个政权集全国之力,对一个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进行长达数十年的诬蔑和歪曲。但有趣的是被批判的,不但不曾被打倒,反而浴火重生。胡适思想在上世纪80年代和中国人重见的时候,他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温和,再度成为中国思想界久旱之後的甘霖。当政者费尽心机要打倒,铲除胡适的思想,结果却把一个在五四时期「应时之人物」,一变而成了「改革开放」初期「先时之人物」了。(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语)

  

   这一改变,绝不是因为胡适思想,在他晚年有了飞跃,有了进步。恰恰相反的是,胡适思想定型的很早,他不像梁启超,「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胡适四十岁之後,无论在学术上或政治上都少有新理论的提出。然而胡适由20世纪初期「应时之人物」,到80年代反而成了「先时之人物」,却又实事俱在。由此推论,不是胡适思想进步了,而是中国社会倒退了。

  

   胡适幸运不曾被偶像

  

   和鲁迅相比,胡适最幸运的是他始终不曾被偶像化过,始终不曾受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毫无保留的赞扬。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三家」—「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五最」—「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的褒扬,把鲁迅变成了一个为共产主义冲锋陷阵的旗手。鲁迅地下有知,也会哭笑不得的。鲁迅自己写过一篇题为《骂杀与捧杀》的短文,值得警惕的是被骂的未必被骂杀,但被捧的已被捧得鼻青脸肿,失了本来面目,成了一个人神之间的怪物。

  

   偶像和傀儡,表面上看来,一个受人顶礼膜拜,而一个受人摆布戏弄,似是两极。但实质上相去是极其有限的。所谓偶像化,无非就是要偶像来为一个目的服务,一旦有了服务的对象,偶像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成了傀儡了。鲁迅在死前10年,1926年发表《无花的蔷薇》,就已经指出:「待到伟大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不幸的是,他自己竟防止不了这个「傀儡化」的过程。周作人在给曹聚仁的信中就说到,「(鲁迅)死後,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真是一针见血。

  

   胡适始终没有被偶像化,这正是他的大幸,也是他独立自主最好的说明。北大红楼前的五四纪念碑上,有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的浮雕,而独缺主将胡适。多年来有人倡议在北大为胡适立像,但始终没有得到当局的同意。这种种都说明,胡适至今是个「违碍」。胡适不但没有被偶像化,甚至没有得到过正式的「平反」。其实平反不平反,对死者来说,已毫无意义。平反胡适,既不能为他增添什麽,也不能为他减少什麽;但对当年判他「有罪」的当局来说,平反胡适这样一个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与尊荣,做出过划时代贡献的人物,是可以为当道统治的合法性,加上一个可观的砝码的。

  

   胡适一生服膺吕坤《呻吟语》中「为人辨冤白谤,是第一天理!」这句话。一个大有为的政府,竟不能为胡适这样一个惊天的「冤假错案」,出来说一句公道话,天理何在?公道何在?当道的道德勇气又何在?

  

   过去30年来,是胡适思想在中国大陆,重见天日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让我想起《呻吟语》中的另一段话:

  

   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焉,而理则常伸於天下万世。

  

   用政权的力量来迫害知识分子,钳制言论自由,基本上是一种「理」与「势」的斗争。表面上,短时期,「势」往往居於上风,但「理」终将「伸於天下万世」。掌管言论的当道,在禁令下达之前,不妨三复《呻吟语》中的这段话,就能知道「禁毁」的工作是如何的失人心,而又徒劳了。

  

   不自由毋宁死

  

   1954年胡适发表题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文章,将范仲淹九百多年前在《灵乌赋》中的这两句话比作与18世纪Patrick Henry 所说「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有同等的意义,都是人类历史上,争取言论自由的名言。21世纪中国人的一点言论自由,学术独立,如果依旧要靠知识分子不怕死的脊梁来撑,那麽,近一千年来,中国人在言论自由上的进步又在哪里?我们不能始终冒?生命的危险来「鸣」。范仲淹把「鸣」看成是「人臣」对「人主」的言责,所谓「死谏」是「宁鸣而死」的极致表现,这与其说是争权利,不如说是尽职责。

  

   1948年10月5日,胡适在武昌对公教人员发表题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演说,他痛切地指出:

  

   中国历代自由最大的失败,就是只注意思想言论学术的自由,忽略了政治的自由。所谓政治自由,就是要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否则一切基本自由都是空的。

  

   这段话,在今天看来,依旧是切中时弊的。没有政治上的自由,不但「一切基本自由都是空的」,甚至经济上的富裕,也成了一定的虚幻,因为个人财产,是和言论自由一样神圣而不可随意剥夺的。若因为思想上的问题而可以失去人身的自由,那麽,经济上的富裕,对这个失去了自由的人而言,又有什麽意义呢?

  

   周质平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 

  

   转自:《明报》文化人间官方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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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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