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钱钟书先生数百万言著作中，谈得最多的作家是杜甫；在数以千计的中国作家中，钱先生评价最高的是杜甫；影响钱先生诗歌创作最大的也是杜甫。两年前我得知钱先生住院信息后，即着手《钱钟书与杜甫》的写作，并把这一信息向近二十年来一直支持、关心我的《杜甫研究学刊》编辑部及中国杜甫研究学会、四川杜甫研究学会有关专家、朋友作了交流，得到了他们极大的鼓励。如今，书稿尚未完成，钱先生已跨鹤仙逝，仅从书稿中抽出几节，敷演成此文，来表达我对杜甫、钱钟书两位历史人物深深的敬意，并提出一些学术问题供学者们思索。
一、中国诗尊子美——钱钟书诗学观总纲
钱先生对自己深思熟虑的一些观点，会在某些著作中反复强调。吾国“诗尊子美”，至少见于两部著作：《谈艺录》与《七缀集》。《谈艺录》（修订版）第106页：“余作《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 说吾国诗画标准相反；画推摩诘，而诗尊子美，子美之于诗，则吴道子之于画而已。”《七缀集》虽于1985年出版，其中《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其写作时间约于1948年（参《七缀集》附录《旧文四篇》原序），正是钱先生学术思想成熟，诗歌、小说以及《谈艺录》写作处于巅峰状态期内。《中国诗与中国画》认为，中国绘画的正宗、正统南宗画的创始人是大诗人王维，他“坐着第一把交椅。然而旧诗传统里排起坐位来，首席是轮不到王维的。中唐以后，众望所归的最大诗人一直是杜甫。借用克罗齐的名词，王维和杜甫相比，只能算‘小的大诗人’，而他的并肩者韦应物可以说是‘大的小诗人’。”接着钱先生举出下列论据，来证明杜甫代表中国诗的正统，为省篇幅，只提出处及论点：
元稹《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称杜甫“能兼综古今之长”；
宋祁《新唐书•杜甫传》与元稹一致；
孙何《文箴》“杜统其众”论，“统”即“兼综”；
秦观《韩愈论》比杜甫于“集大成”的儒宗孔子；
晁说之《和陶引辩》比曹、刘、鲍、谢、李、杜之诗为“五经”，“天下之大中正”；
吴可《藏海诗话》“以杜为正经”；
朱熹《语类》称李、杜为学诗者的“本经”；
陈善《扪虱新语》“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
吴乔《围炉诗话》卷二有“杜《六经》”之称；
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
潘德舆《作诗本经序》“诗足绍《三百篇》者，莫若李、杜”；潘氏另一书《李杜诗话》，李、杜好比儒家孔、孟，一个“至圣”，一个“亚圣”“还是杜甫居上的。”
最后，钱先生总结：“因此，旧诗的‘正宗’、‘正统’以杜甫为代表。神韵派当然有异议，但不敢公开抗议，而且还口不应心地附议。”全文结尾的总结是极为冷静的：
总结起来，在中国文艺批评的传统里，相当于南宗画风的诗不是诗中高品或正宗，而相当于神韵派诗风的画却是画中高品或正宗。旧诗和旧画的标准分歧是批评史里的事实。我们首先得承认这个事实，然后寻找解释、鞭辟入里的解释，而不是举行授与空洞头衔的仪式。
《中国诗与中国画》是钱先生一篇著名的论文，《谈艺录》又经历近半个世纪的考验，作了补订修正，钱先生一以贯之，始终认为杜甫代表了中国诗的传统。请注意结尾“我们首先得承认这个事实”，这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结晶，是五千年间民族文化发展自然而然形成的传统，这里没有任何个人的偏好的因素。请别把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又与八十年代一度聚讼纷纭的“李杜优劣论”混为一谈。学术研究本以理性为主，理性的精神就是应尊重客观存在的“事实”。一旦夹杂个人的主观偏爱，就易失去理性，偏离事实，坠入幻想梦境，至多只是个人的感受而已。至于何谓传统，《中国诗与中国画》开头就指出：“一时期的风气经过长时期而能持续，没有根本的变动，那就是传统。”传统形成文艺风气，“这个风气影响到他对题材、体裁、风格的去取，给予他以机会，同时也限制了他的范围。就是抗拒或背弃这个风气的人也受到它负面的支配。”可见传统几乎对所有的人有重大的影响力。我们从闻一多、钱钟书、冯至、老舍等受欧风美雨洗礼的人，无不受杜甫的巨大影响，便容易理解这一理论。当然，风气首先与时代大环境有关。闻一多、钱钟书、冯至等自国外返回中国，都恰逢抗日战争。多灾多难的国运民生，成为一股强劲的东风，使这些受过欧风美雨洗礼的文人自然而然地亲近杜甫，闻一多、冯至在杜甫研究上作出了重大贡献，老舍的创作也转向现实主义（详参《杜甫研究学刊》总第五十期廖仲安教授《记抗战时期三位热爱杜诗的现代作家和学者》一文，廖先生记及冯至、老舍、萧涤非；廖先生多次和我交谈中，还提及闻一多）；至于钱钟书先生的诗学观念变化、诗歌创作变化，则更能证明杜甫作为中国诗歌正统代表的巨大影响。
二、“涉少陵之庭”写忧患之诗
钱钟书的诗学历程，《槐聚诗存•序》只说了启蒙阶段、自学清诗：“余童时从先伯父与先君读书，经、史、‘古文’而外，有《唐诗三百首》，心焉好之。独索冥行，渐解声律对偶，又发家藏清代名家诗集泛览焉。及毕业中学，居然自信成章，实则如鹦鹉猩猩之学人语，所谓‘不离鸟兽’者也。”其实，钱钟书先伯父、先君均不善诗甚至不会做诗，即使钱基博这样的大学者，也基本不做诗，以致送章士钊的应酬之作，要钱钟书捉刀。《唐诗三百首》原本是清代无锡人蘅塘退士编，辛亥之后，上海各类书局曾大量印行，无锡则是上海出版中心最核心的辐射圈内，市面上大量有各种版式的《唐诗三百首》。钱钟书天资聪颖，心好唐诗，苦读苦学，“渐解声律对偶”，无师自通。所以钱先生学诗，自唐切入，由唐入清，掌握了作诗诀窍，尤以近体为主。这篇《序》作于“大病”之后，写得过分简略。倒是钱先生中年一段话，说出了自己的诗学历程。
十九岁始学为韵语，好义山、仲则风华绮丽之体，为才子诗，全恃才华为之，曾刻一小册子。其后游欧洲，涉少陵、遗山之庭，眷怀家国，所作亦往往似之。归国以来，一变旧格，炼意炼格，尤所经意。字字有出处而不尚运典，人遂以宋诗目我。实则予与古今诗家，初无偏嗜，所作亦与为同光体以入西江者迥异。倘于宋贤有几微之似，毋亦曰唯其有之耳。自谓于少陵、东野、柳州、东坡、荆公、山谷、简斋、遗山、仲则诸集，用力较劬（1984•《随笔》第4期， 吴忠匡《记钱钟书先生》）
吴忠匡与钱钟书同事蓝田，搜集抄录过钱钟书的诗。吴是钱基博指导的助教，年龄与钱钟书相仿，常在一起聊天。他记录下这一段话，大体上与钱钟书创作、研究的经历都能合拍，可信度大。简而言之，在《唐诗三百首》启蒙后，他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才子诗，学习对象为李商隐、黄仲则。江南地区的老诗人——年龄略大于钱先生者，多数均知道钱钟书少年时代写过李商隐式的诗，如今这些少作均遗佚了。这一传说，大体上符合钱先生的自述。第二，学习杜甫，写忧国忧民之诗（详见下）。学习对象为杜甫、元好问。正好，其时之国，正受日本侵略者蹂躏，诗人在欧洲“眷怀家国，所作亦往往似之”。第三，写宋诗。学习对象以黄庭坚为主。钱钟书对《山谷内外集》下过苦功夫，《谈艺录》留下大量记录。由于黄庭坚是东坡门生，故这一阶段对东坡诗也钻研更深。第四，以宋诗为功底，泛览百家，自成一家。《谈艺录》云“唐诗多以半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从《槐聚诗存》总体风貌来看，钱先生诗作受宋诗影响更大些。“人遂以宋诗目我”，众人眼光没有看偏；钱先生自己也承认更像“宋贤”；后来郑振铎因此借调他到文学所编《宋诗选注》；等等，这些与此有关。当然，像钱先生这样的大才，他有极强的理解力、记忆力，能融汇百家，自成一家，也不难。只是由于种种原因，1949年后，他极少写诗。诗歌的成就远比不上学术、小说、散文。
应该指出，在上述四个阶段中影响钱钟书诗学观的中国古典诗人中，李商隐、王安石、黄庭坚、元好问等都是深受杜甫影响的诗人。即如李商隐，虽是“风华绮丽”的艳情大家，但他是被王安石推许为学习杜甫登堂入室的人物。所以即便是学习李商隐，实际也与“涉少陵之庭”有关。
钱钟书的照相机式的记忆力，帮助他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中国诗的正统代表是杜甫。没有纵观全局的眼光，没有客观公正的态度，就不敢作出这种结论。近些年来的学者，总爱把自己的研究对象用高倍放大镜放大，拔高，以显示自己研究的重要性。对具有这种胸襟的人而言，往往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无法接受客观存在的事实。或者在貌似辩证的幌子下，这也重要，那也重要，却实际上在否定主次。对这些学者而言，钱先生《中国诗与中国画》是尤为重要的论文。
钱先生“涉少陵之庭”，写“眷怀家国”之诗，这在《槐聚诗存》中例证很多。诗人在英国的牛津公园，在法国的塞纳河畔，眼睛都注视着多灾多难的故国。现据《槐聚诗存》顺序，选录几例如下：
1936•《新岁感怀适闻故都寇氛》：
海国新年雾雨凄，茫茫愁绝失端倪。
直须今昨分生死，自有悲欢异笑啼。
无恙别来春似旧，其亡归去梦都迷。
萦青积翠西山道，与汝何时得共携。
海国雾雨，指雾中伦敦。“茫茫愁绝”者，钱钟书与杨绛；“西山”指无锡城西的风景区惠山；“汝”指杨绛。题中“寇”即日寇，全诗都因此字而发。
1936•《牛津春事》之一：
不见花须柳眼，未闻语燕啼莺。
开户濛濛细雨，故园何日清明。
牛津多雾，故乡无锡又不多雾，诗人为何盼“清明”，自然与面临战争有关。
1937•《读杜诗》：
何处南山许傍边，茫茫欲问亦无天。
输渠托命长熸者，犹有桑麻杜曲田。
漫将填壑怨儒冠，无事残年得饱餐。
饿死万方今一概，杖藜何处过苏端！
1938•《哀望》：
白骨堆山满白城，败亡鬼哭亦吞声。
熟知重死胜轻死，纵卜他生惜此生。
身即化灰尚赍恨，天为积气本无情。
艾芝玉石归同尽，哀望江南赋不成。
此诗写日军残暴，遣词造句全从杜诗学来。
此外，《游雪窦山》、《新岁见萤火》等均用五言，与杜甫避乱由秦入蜀中作五言一模一样。杜甫在安史乱中，做过俘虏，吟过“国破山河在”，麻鞋见天子，逃难避乱，都是亲身经历的悲痛遭遇，诗人写来格外真挚动人，有惊天地泣鬼神之魅力。钱先生毕竟身在欧洲，或只有湘西后方教书，没有像杜甫那样有入地狱般的经历，所以即使认真学杜，诗的感染力大不如杜甫。这类诗的艺术魅力是由生活而不是技巧决定的。
三、七律杜样
《谈艺录》第五一节，专论杜甫的七律，仅从七律一端，便能看出作为中国诗正统代表的杜甫在中国诗史上起着何等举足轻重、且无人可代替的影响。这一节，周振甫先生题名为“七律杜样”，概括性极强。这里仅提纲挈领地理出主要论点。
所谓“七律杜样”，钱先生认为：“少陵七律兼备众妙，衍其一绪，胥足名家。譬如中衢之尊，过者斟酌，多少不同，而各如所愿。……然世所谓‘杜样’者，乃指雄阔高浑，实大声弘，如：‘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指麾能事回天地，训练强兵动鬼神’；‘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路经滟滪双蓬鬓，天入沧浪一钓舟’；‘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一类。”钱先生这样的论述，宏观微观紧密结合，像连珠炮一样，排山倒海，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七律是近体中最难写、实用应酬又是常常非写不可的一种体裁。中国诗发展至杜甫，终于出现集大成者，众妙兼备，只学其一，便能成为名家。杜甫七律武库中十八般兵器，杜甫皆烂熟于胸，都有典型之代表作，学杜者只取其一，便是七律中的有特色之人。
钱先生举例说，“陈后山之细筋健骨，瘦硬通神，自为渊源老杜无论矣。”“瘦硬通神”本是杜公对书法美学的一种表达，源自“书贵瘦硬便通神”句，这里，钱先生借用来说七律的某种风格。陈师道的《春怀示邻里》颇能代表此种风格。
接着又以杨维桢为例：“即如杨铁崖在杭州嬉春俏唐之体，何莫非从少陵‘江上谁家桃树枝’、‘今朝腊日春意动’、‘春日春盘细生草’、‘二月饶睡昏昏然’、‘霜黄碧梧白鹤栖’、‘江草日日唤愁生’等诗来；以生拗白描之笔，作逸宕绮仄之词，遂使饭颗山头客，化为西子湖畔人，亦学而善变者也。”元末杨维桢，诸暨人，其父筑楼铁崖山，植梅百株，聚书数万卷，去梯，使读书五年，故自号铁崖。“铁崖”是他早年苦读的标志，却也是他晚年蓄家妓“嬉春”享受的代号。所谓“嬉春俏唐”，前者指诗的内容以艳情嬉弄为主，而其形式，铁笛道人诚“善变”者，他为了追求无拘无束，故专门摸仿杜甫的拗体七律，自由自在，钱先生幽默地称之为“嬉春俏唐之体”，妙不可言！这却有力地证明杜甫七律的多样性，提供了后人无数生路，去另作创造。
学杜甫七律最有功底、成就最大者要算李商隐：“唯义山于杜，无所不学，七律亦能兼兹两体。……而世所传诵，乃其学杜雄亮诸联。”现把钱先生列举的例子，列表对比，这样更能体会到玄妙的“雄阔高浑，实大声泓”的涵义。
杜甫 李商隐
万里悲秋常作客， 万里忆归元亮井，
百年多病独登台。 三年从事亚夫营。
（《登台》） （《二月二日》）
路经滟滪双蓬鬓， 永忆江湖归白发，
天入沧浪一钓舟。 欲回天地入扁舟。
（《别李剑州》） （《安定城楼》）
雪岭独看西日落， 雪岭未归天外使，
剑门犹阻北人来。 松州犹阻殿前军。
（《秋尽》） （《蜀中离席》）
钱先生真如老吏断案，百无一失。这些律句，意境雄阔，高远浑厚，平仄协律，虽为偶联，却扎实充足，读来自然使人为之振奋。杜甫作出了榜样，李商隐成为几乎是唯一的登堂入室的弟子，难怪能获王荆公赞叹。
中晚唐诗人，钱先生又举出郑都官、顾逋翁，虽为小诗人，钱先生却评之为“几为明七子之始作俑者矣。”对这样的无名之辈，许多卷本、大部头文学史，能有这样细致周到、公正无私的评论吗？
北宋已是自觉地尊杜、学杜时代，故“七律杜样”得到更多的实践模仿的机会。钱先生举了欧阳修、苏轼、张文潜，此处虽未提黄庭坚，在前面黄庭坚专论中，却介绍得更多。
钱先生给南宋陈与义学杜甫七律很高评价：“至南渡偏安，陈简斋流转兵间，身世与杜相类，唯其有之，是以似之。七律如：‘天翻地覆伤春色，齿豁头童祝圣时’；‘乾坤万事集双鬓，臣子一谪今五年’；‘登临吴蜀横分地，徙倚湖山欲暮时’；‘五年天地无穷事，万里江湖见在身’；‘孤臣白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雄伟苍楚，兼而有之。学杜得皮，举止大方，五律每可乱楮叶。”
评陆放翁时，钱先生指出他“哀时吊古，亦时仿此体，如：‘万里羁愁添白发，一帆寒日过黄州’；‘四海一家天历数，两河百郡宋山川’；‘楼船夜雪瓜洲渡，匹马秋风大散关’；‘细雨春芜上林苑，颓垣夜月洛阳宫’。而逸丽有余，苍浑不足，至多使地名，用实字，已隐开明七子之风矣。”显然，钱先生的七律美学标准中，苍浑雄阔高于逸丽细致。杜甫七律之所以成为历代摹写的范本，除“兼备众妙”，就是“雄阔高浑，实大声泓”，那是七律至醇至美的境界。
远在北方的金元之间元好问，是公认的学杜名家，钱先生对其七律评价却远比一般的细致周到：“元遗山遭际，视简斋（陈与义）愈下，其七律亦学杜之肥，不学杜之瘦，尤支空架，以为高腔。如《横波亭》诗之类，枵响窾言，真有‘甚好四平戏’之叹。然大体扬而能抑，刚中带柔，家国感深，情文自有。”
明代学唐调，仿杜诗，更掀起高潮。但钱先生一一鉴别，仔细品味，所作结论更切合实际。他认为“献吉、于鳞继之，元美之流，承赵子昂‘填满’之说，仿杜子美雄阔之体，不择时地，下笔伸纸，即成此调。……每篇必有人名地名。舆地之志，点鬼之簿，粗豪肤廓，抗而不坠，放而不敛。”实际上，这些人学杜之雄阔，由于缺乏杜甫的生活、才力，故流于空喊空叫，刻板地按七律平仄规律在作填充，并无真情实感。此类学杜，与元遗山相比，则等而下之了。此类人学杜的雄阔学不成，学悲凉之诗，则变成“无病呻吟”；学弘大之诗，则被诗评家讥之为“瞎唐体”。“穷流溯源，简斋、遗山，实不啻为之导焉。人知明七子之为唐诗高调，安知简斋、遗山亦宋元诗之易流于高声 者乎。故明人虽不取宋诗，而每能赏识简斋。”钱先生对一部中国诗史宏观、微观，皆了然于胸，所以对一些很特殊的现象如明人不取宋诗，为何能欣赏陈与义，作了简明扼要的结论。
在“补订”中，钱先生还涉及当代人学杜之七律。
在如此短的一章一节之中，对“七律杜样”的历史作了梳理，对唐、宋、金、元、明、清的各派各家，作了历史的、美学上的评价，这需要多少才、识、力，读者是可以想象的。这些论述，犹似压缩饼干，没有任何水份了，当然对一些读者来说，由于读书不像钱先生那么多，读来就十分吃力。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钱钟书先生像一个入海捕鱼的渔民，他使用的渔网网眼很小，他采用的是拉网式的作业方式，所以鱼不分大小，全在网中，全在他视力之内，一一鉴别。大鱼如李商隐、陆放翁，小鱼如郑都官、顾逋翁，钱先生一律都没放过。这种拖网式作业的操作方式，使读者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钱先生言必有据，尊重事实，他的结论是可信的。
四、信手拈来 随口而用
钱钟书先生对杜诗的熟悉，在《谈艺录》、《管锥编》中有大量的例证。有的读者或许会认为：这些学术著作经过编辑的校核、有关人员的协助，已难见原貌。这里且举钱先生给我信中一个例子，也许会更有说服力些。钱先生与我通信，始于八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他住院前，他常给我这样一位普通的年轻学者写信。他总是以平等的态度、坦诚的胸襟、幽默的语言，令我辈青年学子十分惊讶。八十年代的信，均以毛笔书写，流畅的行草，证明信是一气呵成的。现公布1984.6.30 的一信：
来因同志：
奉手书，奖饰逾量，只增愧悚。秉烛余明，仅堪如少陵诗所
谓“暗飞萤自照”耳。贵刊创办，不才乐观厥成。手边实无旧稿足补
白者，寒俭可笑亦复可怜也！草此多谢，并颂夏健
钱钟书上
（1984）6.30.
1984年，我的朋友刘隽甫先生积极筹办《江南诗词》，嘱我向钱钟书先生索要诗稿。我再三推辞，不想去勉强钱先生。但是江南诗词学会中一批元老反复说服我试试，我就把江南一批老诗人对钱先生的敬重与希望，告之钱先生。不久，我便接到钱先生复信，使我惭愧的是少陵原诗，阅信时我背不起来。我猜出这句杜公写于四川的，别的记忆不起来。对比钱先生，他以流畅的行草写此信，根本不会去查原诗，那是何等潇洒自在！查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四《倦夜》即是：
竹凉侵卧内，野月满庭隅。
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
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
万事干戈里，空悲清夜徂。
仇氏注“上四夜中景，下四景中情”。此卷为广德二年秋成都作。秋夜，“不眠忧战伐”的杜甫在床上失眠，竹林里传来习习凉风，遥望皓月当空，照亮庭园。静夜之思，视听十分细致，竹林里凝露园珠，已成涓滴有声；稀疏星星，在明月傍乍有乍无，忽隐忽现。竹林之外，暗淡的点点萤火虫，只能照亮自身；在水边住宿的鸟，互相呼应。这已是黎明前之情景。这一切背后，均从不眠的诗人视听情景着笔，故结尾补足题意，终宵失眠，疲倦不堪，只因“万事干戈里，空悲清夜徂”！诗人忧国忧民的深情如此真挚、真实，实在感人。据《王直方诗话》东坡赞扬“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为“才力富健”的名句（转引仇本此诗之后引）。仇氏注“暗飞萤，水宿鸟，上三字连读。自照，有感孤栖。相呼，心伤无侣。”颇能阐发诗意。钱先生引杜公此诗，虽意在谦虚，“手边无旧稿”，但仔细查《槐聚诗存》，却也是事实。
杜公“暗飞萤自照”给了钱钟书先生重大的影响《槐聚诗存》1940年《新岁见萤火》一诗留下了铁证：
孤城乱山攒，着春地太少。
春应不屑来，新正忽夏燠。
日落峰吐阴，暝色如合抱。
墨涅输此浓，月黑失其皎。
守玄行无烛，萤火出枯草。
孤明才一点，自照差可了。
端赖斯物微，光为天地保。
流辉坐人衣，飞熠升木杪。
从夜深处来，入夜深处杳。
嗟我百年间，譬冥行长道。
未知所税驾，却曲畏蹉倒。
辨径仗心光，明灭风萤悄。
二豪与螟蛉，物齐无大小。
上天视梦梦，前途问渺渺。
东山不出月，漫漫姑待晓。
整首诗主旨与《倦夜》相似，主要意象萤火虫，来自《倦夜》。萤火、自照等遣词，也来自《倦夜》。“上天视梦梦，前途问渺渺”，与杜公“万事干戈里，空悲清夜徂”，抒发的是一样的感情！杜诗的巨大威力，由《倦夜》也可看得如此清晰！钱钟书先生接受杜诗的影响，这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五、结尾：献上一瓣心香
1997. 9. 18我正在写作《钱钟书与杜甫》一书初稿， 曾作七律一首，仅以此诗来悼念钱钟书先生以及诗圣杜甫：
杜甫钟书阡陌连，伤时忧国共苍天。
少陵彩笔神仙助，槐聚华章珠玉圆。
国破山河诗赋泪，家亡兵罅艺文编。
中西打通虽新事，才识灵思锦里传。
颔联少陵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槐聚，钱先生自取之笔名。《谈艺录》序云：“予侍亲率眷，兵罅偷生，如危幕之燕巢，同枯槐之蚁聚”。先生《谈艺录》作于湘西抗战期，《管锥编》构思写作于文革期，均为忧患之作，与杜诗相通。又《谈艺录》有《说圆》一节，另释李义山《锦瑟》，深刻阐述中外艺文秘诀，珠圆玉润，实与“下笔有神”有异曲同工之妙。末联，杜公自云“锦里先生”，见《为农》、《南邻》、《追酬高蜀州》、《将赴成都寄严郑公》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