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来茵:钱锺书与杜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0 次 更新时间:2015-01-08 22:3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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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来茵  

  

   在钱钟书先生数百万言著作中,谈得最多的作家是杜甫;在数以千计的中国作家中,钱先生评价最高的是杜甫;影响钱先生诗歌创作最大的也是杜甫。两年前我得知钱先生住院信息后,即着手《钱钟书与杜甫》的写作,并把这一信息向近二十年来一直支持、关心我的《杜甫研究学刊》编辑部及中国杜甫研究学会、四川杜甫研究学会有关专家、朋友作了交流,得到了他们极大的鼓励。如今,书稿尚未完成,钱先生已跨鹤仙逝,仅从书稿中抽出几节,敷演成此文,来表达我对杜甫、钱钟书两位历史人物深深的敬意,并提出一些学术问题供学者们思索。

     一、中国诗尊子美——钱钟书诗学观总纲

   钱先生对自己深思熟虑的一些观点,会在某些著作中反复强调。吾国“诗尊子美”,至少见于两部著作:《谈艺录》与《七缀集》。《谈艺录》(修订版)第106页:“余作《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 说吾国诗画标准相反;画推摩诘,而诗尊子美,子美之于诗,则吴道子之于画而已。”《七缀集》虽于1985年出版,其中《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其写作时间约于1948年(参《七缀集》附录《旧文四篇》原序),正是钱先生学术思想成熟,诗歌、小说以及《谈艺录》写作处于巅峰状态期内。《中国诗与中国画》认为,中国绘画的正宗、正统南宗画的创始人是大诗人王维,他“坐着第一把交椅。然而旧诗传统里排起坐位来,首席是轮不到王维的。中唐以后,众望所归的最大诗人一直是杜甫。借用克罗齐的名词,王维和杜甫相比,只能算‘小的大诗人’,而他的并肩者韦应物可以说是‘大的小诗人’。”接着钱先生举出下列论据,来证明杜甫代表中国诗的正统,为省篇幅,只提出处及论点:

   元稹《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称杜甫“能兼综古今之长”;

   宋祁《新唐书•杜甫传》与元稹一致;

   孙何《文箴》“杜统其众”论,“统”即“兼综”;

   秦观《韩愈论》比杜甫于“集大成”的儒宗孔子;

   晁说之《和陶引辩》比曹、刘、鲍、谢、李、杜之诗为“五经”,“天下之大中正”;

   吴可《藏海诗话》“以杜为正经”;

   朱熹《语类》称李、杜为学诗者的“本经”;

   陈善《扪虱新语》“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

   吴乔《围炉诗话》卷二有“杜《六经》”之称;

   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

   潘德舆《作诗本经序》“诗足绍《三百篇》者,莫若李、杜”;潘氏另一书《李杜诗话》,李、杜好比儒家孔、孟,一个“至圣”,一个“亚圣”“还是杜甫居上的。”

   最后,钱先生总结:“因此,旧诗的‘正宗’、‘正统’以杜甫为代表。神韵派当然有异议,但不敢公开抗议,而且还口不应心地附议。”全文结尾的总结是极为冷静的:

   总结起来,在中国文艺批评的传统里,相当于南宗画风的诗不是诗中高品或正宗,而相当于神韵派诗风的画却是画中高品或正宗。旧诗和旧画的标准分歧是批评史里的事实。我们首先得承认这个事实,然后寻找解释、鞭辟入里的解释,而不是举行授与空洞头衔的仪式。

   《中国诗与中国画》是钱先生一篇著名的论文,《谈艺录》又经历近半个世纪的考验,作了补订修正,钱先生一以贯之,始终认为杜甫代表了中国诗的传统。请注意结尾“我们首先得承认这个事实”,这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结晶,是五千年间民族文化发展自然而然形成的传统,这里没有任何个人的偏好的因素。请别把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又与八十年代一度聚讼纷纭的“李杜优劣论”混为一谈。学术研究本以理性为主,理性的精神就是应尊重客观存在的“事实”。一旦夹杂个人的主观偏爱,就易失去理性,偏离事实,坠入幻想梦境,至多只是个人的感受而已。至于何谓传统,《中国诗与中国画》开头就指出:“一时期的风气经过长时期而能持续,没有根本的变动,那就是传统。”传统形成文艺风气,“这个风气影响到他对题材、体裁、风格的去取,给予他以机会,同时也限制了他的范围。就是抗拒或背弃这个风气的人也受到它负面的支配。”可见传统几乎对所有的人有重大的影响力。我们从闻一多、钱钟书、冯至、老舍等受欧风美雨洗礼的人,无不受杜甫的巨大影响,便容易理解这一理论。当然,风气首先与时代大环境有关。闻一多、钱钟书、冯至等自国外返回中国,都恰逢抗日战争。多灾多难的国运民生,成为一股强劲的东风,使这些受过欧风美雨洗礼的文人自然而然地亲近杜甫,闻一多、冯至在杜甫研究上作出了重大贡献,老舍的创作也转向现实主义(详参《杜甫研究学刊》总第五十期廖仲安教授《记抗战时期三位热爱杜诗的现代作家和学者》一文,廖先生记及冯至、老舍、萧涤非;廖先生多次和我交谈中,还提及闻一多);至于钱钟书先生的诗学观念变化、诗歌创作变化,则更能证明杜甫作为中国诗歌正统代表的巨大影响。

     二、“涉少陵之庭”写忧患之诗

   钱钟书的诗学历程,《槐聚诗存•序》只说了启蒙阶段、自学清诗:“余童时从先伯父与先君读书,经、史、‘古文’而外,有《唐诗三百首》,心焉好之。独索冥行,渐解声律对偶,又发家藏清代名家诗集泛览焉。及毕业中学,居然自信成章,实则如鹦鹉猩猩之学人语,所谓‘不离鸟兽’者也。”其实,钱钟书先伯父、先君均不善诗甚至不会做诗,即使钱基博这样的大学者,也基本不做诗,以致送章士钊的应酬之作,要钱钟书捉刀。《唐诗三百首》原本是清代无锡人蘅塘退士编,辛亥之后,上海各类书局曾大量印行,无锡则是上海出版中心最核心的辐射圈内,市面上大量有各种版式的《唐诗三百首》。钱钟书天资聪颖,心好唐诗,苦读苦学,“渐解声律对偶”,无师自通。所以钱先生学诗,自唐切入,由唐入清,掌握了作诗诀窍,尤以近体为主。这篇《序》作于“大病”之后,写得过分简略。倒是钱先生中年一段话,说出了自己的诗学历程。

   十九岁始学为韵语,好义山、仲则风华绮丽之体,为才子诗,全恃才华为之,曾刻一小册子。其后游欧洲,涉少陵、遗山之庭,眷怀家国,所作亦往往似之。归国以来,一变旧格,炼意炼格,尤所经意。字字有出处而不尚运典,人遂以宋诗目我。实则予与古今诗家,初无偏嗜,所作亦与为同光体以入西江者迥异。倘于宋贤有几微之似,毋亦曰唯其有之耳。自谓于少陵、东野、柳州、东坡、荆公、山谷、简斋、遗山、仲则诸集,用力较劬(1984•《随笔》第4期, 吴忠匡《记钱钟书先生》)

   吴忠匡与钱钟书同事蓝田,搜集抄录过钱钟书的诗。吴是钱基博指导的助教,年龄与钱钟书相仿,常在一起聊天。他记录下这一段话,大体上与钱钟书创作、研究的经历都能合拍,可信度大。简而言之,在《唐诗三百首》启蒙后,他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才子诗,学习对象为李商隐、黄仲则。江南地区的老诗人——年龄略大于钱先生者,多数均知道钱钟书少年时代写过李商隐式的诗,如今这些少作均遗佚了。这一传说,大体上符合钱先生的自述。第二,学习杜甫,写忧国忧民之诗(详见下)。学习对象为杜甫、元好问。正好,其时之国,正受日本侵略者蹂躏,诗人在欧洲“眷怀家国,所作亦往往似之”。第三,写宋诗。学习对象以黄庭坚为主。钱钟书对《山谷内外集》下过苦功夫,《谈艺录》留下大量记录。由于黄庭坚是东坡门生,故这一阶段对东坡诗也钻研更深。第四,以宋诗为功底,泛览百家,自成一家。《谈艺录》云“唐诗多以半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从《槐聚诗存》总体风貌来看,钱先生诗作受宋诗影响更大些。“人遂以宋诗目我”,众人眼光没有看偏;钱先生自己也承认更像“宋贤”;后来郑振铎因此借调他到文学所编《宋诗选注》;等等,这些与此有关。当然,像钱先生这样的大才,他有极强的理解力、记忆力,能融汇百家,自成一家,也不难。只是由于种种原因,1949年后,他极少写诗。诗歌的成就远比不上学术、小说、散文。

   应该指出,在上述四个阶段中影响钱钟书诗学观的中国古典诗人中,李商隐、王安石、黄庭坚、元好问等都是深受杜甫影响的诗人。即如李商隐,虽是“风华绮丽”的艳情大家,但他是被王安石推许为学习杜甫登堂入室的人物。所以即便是学习李商隐,实际也与“涉少陵之庭”有关。

   钱钟书的照相机式的记忆力,帮助他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中国诗的正统代表是杜甫。没有纵观全局的眼光,没有客观公正的态度,就不敢作出这种结论。近些年来的学者,总爱把自己的研究对象用高倍放大镜放大,拔高,以显示自己研究的重要性。对具有这种胸襟的人而言,往往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无法接受客观存在的事实。或者在貌似辩证的幌子下,这也重要,那也重要,却实际上在否定主次。对这些学者而言,钱先生《中国诗与中国画》是尤为重要的论文。

   钱先生“涉少陵之庭”,写“眷怀家国”之诗,这在《槐聚诗存》中例证很多。诗人在英国的牛津公园,在法国的塞纳河畔,眼睛都注视着多灾多难的故国。现据《槐聚诗存》顺序,选录几例如下:

   1936•《新岁感怀适闻故都寇氛》:

   海国新年雾雨凄,茫茫愁绝失端倪。

   直须今昨分生死,自有悲欢异笑啼。

   无恙别来春似旧,其亡归去梦都迷。

   萦青积翠西山道,与汝何时得共携。

   海国雾雨,指雾中伦敦。“茫茫愁绝”者,钱钟书与杨绛;“西山”指无锡城西的风景区惠山;“汝”指杨绛。题中“寇”即日寇,全诗都因此字而发。

   1936•《牛津春事》之一:

   不见花须柳眼,未闻语燕啼莺。

   开户濛濛细雨,故园何日清明。

   牛津多雾,故乡无锡又不多雾,诗人为何盼“清明”,自然与面临战争有关。

   1937•《读杜诗》:

   何处南山许傍边,茫茫欲问亦无天。

   输渠托命长熸者,犹有桑麻杜曲田。

   漫将填壑怨儒冠,无事残年得饱餐。

   饿死万方今一概,杖藜何处过苏端!

    1938•《哀望》:

   白骨堆山满白城,败亡鬼哭亦吞声。

   熟知重死胜轻死,纵卜他生惜此生。

   身即化灰尚赍恨,天为积气本无情。

   艾芝玉石归同尽,哀望江南赋不成。

   此诗写日军残暴,遣词造句全从杜诗学来。

   此外,《游雪窦山》、《新岁见萤火》等均用五言,与杜甫避乱由秦入蜀中作五言一模一样。杜甫在安史乱中,做过俘虏,吟过“国破山河在”,麻鞋见天子,逃难避乱,都是亲身经历的悲痛遭遇,诗人写来格外真挚动人,有惊天地泣鬼神之魅力。钱先生毕竟身在欧洲,或只有湘西后方教书,没有像杜甫那样有入地狱般的经历,所以即使认真学杜,诗的感染力大不如杜甫。这类诗的艺术魅力是由生活而不是技巧决定的。

     三、七律杜样

   《谈艺录》第五一节,专论杜甫的七律,仅从七律一端,便能看出作为中国诗正统代表的杜甫在中国诗史上起着何等举足轻重、且无人可代替的影响。这一节,周振甫先生题名为“七律杜样”,概括性极强。这里仅提纲挈领地理出主要论点。

所谓“七律杜样”,钱先生认为:“少陵七律兼备众妙,衍其一绪,胥足名家。譬如中衢之尊,过者斟酌,多少不同,而各如所愿。……然世所谓‘杜样’者,乃指雄阔高浑,实大声弘,如:‘万里悲秋长作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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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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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杜甫研究学刊》(成都)199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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