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杜甫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大诗人，对其作品的译注、研究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在此谨谈谈杜甫浪迹成都时所咏花卿人物诗，即七言绝句《赠花卿》与七言古诗《戏作花卿歌》。对这二首诗词的解释很早就有争议。特别是《赠花卿》诗，因明李攀龙编的《唐诗选•七言绝句》收录此诗为日本许多读者喜欢，而很有名气（注：《唐诗选》在日本的流行可参见平野彦次郎《唐诗选研究•论说篇》（明德出版社1974），村上哲见《汉诗与日本•关于唐诗选》（讲谈社1994），有详细介绍。），因此在日本很早就有许多人对杜诗进行注解和翻译（从明治时代算起恐怕已发行40余种单行本），从中可以看出围绕作者的创意明显分为两个极端的派别，而且战前与战后所表现的情况又有所不同，时代的推移好象是一个因素。笔者赞同现在在日本广泛流传的说法，即否定战后的注解及解译，坚持战前的说法。不过，战前之说也并不是占有充足的道理，而且有的史料还没有被充分引用，战前一派之间也还存在着争议。所以我想从两诗之间的关系、两诗与史实之间的联系，以及花卿这一人物的生平、事迹等为出发点，再次对杜诗的创意作些探索。
一、《赠花卿》《戏作花卿歌》及其问题点
《赠花卿》因被《唐诗选》收录而成为名诗，谨介绍日本对此诗具有代表性的译文。在日本，对该诗有二种译法，都受到日本读者的欢迎，现介绍岩波文库本的译文。前野直彬《唐诗选》（岩波书店1963年）的译文如下：锦官城管弦之声，日日喧闹，半乘江风舞，半升入云中，此曲应是天上才有，人间世界何时能闻此佳音。因专门研究杜甫诗词而闻名日本的铃木虎雄、黑川洋一在《杜诗•四》（岩波书店1965）（注：此书是铃木虎雄1931年所编译《续国译汉文大成•杜甫全诗集》（国民文库刊行会、昭和六年1931）中选的，内容基本相同，该诗收在《杜甫全诗集》第二册（P427页）。）中的译文如下：锦官城丝竹声每日暄，其音清亮半溶于江风，其音高吭半升入云端，此曲应是天上有，人间世上总未闻。虽说《杜诗》其语言表达有让人不易理解之处，但都是出于唐诗和杜甫的研究学者之手。日本的大部分读者还是以他们的译文作参考，对诗词进行鉴赏。我们暂且将声律、音韵搁置不提，此诗如向前面那样译成日语，给予读者是怎样一种艺术感染呢？高木正一在《唐诗选•下》（朝日新闻社1966年）中写到“为何要选录这些作品呢，即便是粗浅的理解也让人颇费苦心”（注：后收入朝日文库《唐诗选》（朝日新闻社1978年出版，P244）。）。众所周知《唐诗选》在诗词的选择上是有所偏向，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应该对此诗正确理解而展开争议。不该把问题都归于《唐诗选》编纂者的爱好或选择标准。
这首诗读后首先给人的感觉是朴实易懂。清仇兆鳌在《杜诗详注》（又称《杜少陵集详注》）高度评价说“此诗，风华流丽，顿挫抑扬，虽太白、少伯无以过之。其首句点题，而下作承转，乃绝句正法也”。七言这种长句的形式讲究“半入”的反复、平仄的规律，以及第一句与主题的呼应、起承转结，从这些手法来说，以上的评价确实是令人信服的。这首诗颇有散文的文采。目加田诚在《唐诗选》（明治书院1964）《赠花卿•余说》中写道“此绝句与《江南赠李龟年》的七绝一样，在杜甫的七绝诗里是非常平实、纯朴的”。它“平实易懂”的风格是作出这一判断的原因之一。可是从内容上来看，说它“平实纯朴”，还不如说它作为一首诗还稍显稚拙一些。如果从字面上直接去理解，可以看出这是一首赞美花卿的诗。而采用的是浅显朴实的表现方法，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稚拙。
前面《赠花卿》诗中的“花卿”，明胡应麟等人有一种说法，即“花卿”是妓女的名字，而《戏作花卿歌》所指的是“成都猛将”，这在今日是比较统一的定论。《…卿》应该是敬称。人们都会感觉杜甫在这首诗中极力赞誉花卿，而意味深长的是最后两句。这一点很早就有许多人提出相同看法，属于比较容易看明白的。比如，早在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十四就写道：“《戏作花卿歌》云：细考此诗，想花卿当时确实在蜀中，虽有一时平贼之功，然骄恣不法，人甚苦之。故子美不欲言之，但云‘人道我卿绝世无，既绝世无，天子何不唤取守东都’。语句之含蓄，盖可知矣”。日本的久保天随在《唐诗选新释•五》（明治四二年1909博文馆）中说“此诗最后一段颇有微词，虽说花卿有一时平贼之功，但仍然对他的骄恣不法行为予以指责”，假如微词的说法确立，而且又是此诗结论之句，其意义上极为重大的。也就是说这后一部分与前一部分的内容发生实变，意思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可以看出此诗的第一句和第二句点出了诗的题目，也为诗的内容进一步发展作了铺垫，第三句和第十句是展开、形象化描写部分，第十一句第十二句为结论，大体分为三段。但是《戏作花卿歌》的前中后之间关系怎样？《赠花卿》与《戏作花卿歌》又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二、《赠花卿》诗的三种解释及其变迁
《赠花卿》诗的解释很早以来就有各种争议，这就象森槐南在《唐诗选评释》（明治三十五年1892年）中所说“后来之说也只是在同意杨说中理赞同胡说，至今仍无定论”一样，即中国明代的杨慎、胡应麟两人对此诗就有不同看法，其最大的争议所在是诗里是否有讽刺之意。
1、《赠花卿》一诗的三种解释
首先来看一看杨慎在《升庵诗话》中的说法。“花卿名敬定，丹棱人，蜀中勇将，恃功而骄恣。杜公此诗，讥讽其僭用天子礼乐，而含蓄不露，有‘风人言之无罪，闻者足以戒’之旨。公之绝句，百余首，此为之冠”。“盖花卿在蜀颇僭用天子礼乐。子美作此《赠花卿》讽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诗人之旨”。杨慎对此十分称赞，认为光大了《诗经》的讥讽手法，实为绝句之冠。另外，在随后的明代焦竑也说“花卿恃功骄恣，杜公讥之，而含蓄不露，有‘诗人言之无罪，闻之者足戒’之旨。公之绝句，百余首，此为之冠。”这与杨慎的说法大体一致，可能这是焦竑引用继承杨说吧。另一方面针对这种诗中含有讥讽之意的说法，胡应麟在《诗薮》中提出异议，他说：“花卿盖歌妓。‘此曲只应天上有’，本自目前语，而杨（杨慎）复以措大之语释之。抑何杜之不幸”。
杨慎认为此诗中的花卿是武将，诗中对其进行了讥讽，而胡应麟认为诗中的花卿是妓女，诗中对她进行了赞美。因此杨、胡之说是对立的。围绕着《赠花卿》的创作意图，在后世的争议大多是如同杨、胡之说一样，相互对立。但是这种对立之说在很早以前就有了。比如说南宋的陈善在《扪虱新语•下》（收在津逮秘书）这样说道：“世人谓杜子美《赠花卿》诗有‘此曲祗应天上有，人间那（能）得几回闻’之句，因而误认为花卿为歌妓者多矣。按花卿盖四川牙将，尝与四川节度崔光远平段子璋，遂大掠东川。故子美复有《戏赠[作？]花卿歌》，其卒章云‘人道我卿绝代[世]无，天子何不唤取守东都’。当时花卿跋扈不法，有僭用礼乐之意，子美所赠，盖微妙而不显复者，不然，岂有‘天上有曲’‘人间不得闻乎’”。
因此，擅用之说就是杨说，歌妓之说就是胡说。这种相互对立的关系早在南宋时期就明朗化了。南宋是把两种对立之说一同记载，但是作为一个独立学说的存在应该更早一些。或许歌妓之说是一种通常之说，对通常之说予以否定，就形成了讥讽之说。最初的《花卿》为歌妓说，由于有《戏作花卿歌》为依据而通常被后世所否定，认为“花卿”是指武将花敬定是花惊定，这是由于此诗在蜀广为传唱相传下来的说法。杨慎也说“唐时的乐曲，多以当时名人之诗来谱唱，而且音调曲名也各异，杜公此诗在《乐府》入破第二叠”。唐人的乐曲，许多是歌唱诗人的绝句，以王少伯、李太白为多，杜子美七言绝句近百首，锦城的妓女独唱这一首《赠花卿》现收在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之七九•近代曲辞•水调》十一叠的入破第二。但在《乐府诗集》中“此曲祗应天上有”写成了“此曲只应天上去”，“祗”与“只”是可以通用的，“有”与“去”在意思上就有很大的区别。“有”或“去”对全诗的意思会产生相当大的变化。“去”是说乐曲融入江风乘云升上天空，表现一种幻想的美，因而讥讽之意较为淡薄，让人觉得与妓女歌唱的曲子有所不同。如果以上歌唱内涵能成立，那么应该是从唐代开始就有的。另一方面作为讥讽之说，在北宋就已经有了。胡仔的讽刺之说是对这种通常说法的否定，也就是说，不论《戏作花卿歌》或《赠花卿》，都是杜甫对花卿的指责。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杨慎与胡应麟造成的这种对立也许在北宋就已经存在。
站在第三种立场来评说此诗的学者不少。比如说在前面提到的铃木、黑川《杜诗•四》，以及在此基础上铃木所撰写的《杜甫全诗集》（国民文库刊行会(1931)《赠花卿》中作了如下解说：“花惊定倚仗武国而自傲擅用与天子音乐相同的乐曲，作者写下此诗对他予以讥讽，虽说这是过去就有的说法，然而若说是讥讽也应该说是《戏赠花卿》，为什么没作这样处理，是一个多疑之点，另一方面也不仅仅就是吟唱一时的喜悦吧”。这是说杜甫的《戏作花卿歌》是即褒又讽，作者的本意不愿明说因而用了“戏”这个词，基于这一理解，假如是一首讽刺诗，《赠花卿》的诗题应该叫作《戏赠花卿》为好。但是只拘限于诗名，或是过于相信传到至今的诗名，由此作出推断是危险的，因此作为论据是不充分的。关键是应该以诗的内容为第一根据。而且斎藤晌在《唐诗选•下》（集英社1965）《赠花卿》诗中的“天下有”注解中说“讽刺花卿擅用天子礼乐的说法从来就有（明之杨升庵）。或许是奢侈，但并没有过多的意思和隐喻”。不仅仅是诗名，就是从内容来看也没有让人有讥讽的感觉。此外目加田诚在《唐诗选》（明治书院1964）《赠花卿之解题》中说：“有一种说法是杜甫在蜀时，讽刺花敬定此人因平定地方叛乱有功，恃功自傲，擅用只能天子才能使用的音乐。作者又有《戏作花卿歌》的七言古诗，称赞他平定了绵州之乱，从这首诗来看，没有讥讽之意，只不过表达一时之喜悦罢了”。这是站在非讥讽之说的立场。这种说法与铃木在《杜诗》的言辞与表现很相象。可是对于《戏作花卿歌》的解释两者又不相同，目加田之说认为此诗是称赞花卿的武功，并不是在赞美的后面带有讥讽之意，这一点是有区别的。实际上较之更早时，前野直彬就在《唐诗选•下》也提出疑问说“作者又作了《戏作花卿歌》的五[七？]言古诗，因为是称颂花敬定的战功，毫无疑问是赠给敬定的，要说讥讽，敬定只不过是成都的一个部将，是否真有如此过分的犯上行为。在这里，只能解释为歌咏凯旋后敬定的欢乐”。对于杜甫的花卿之评价，后者是旗帜鲜明的，而前者没有肯定的论断，就显得不太自然。
2、《赠花卿》诗解释的变迁
在日本不赞成诗中带有讥讽，目前一般的说法是诗里吟唱的是一时的喜悦场面，但是事实上这种产生之前，赞同讥讽之说的人数是压倒多数的。只是当《唐诗选》在日本广为阅读的江户时代后期，服部南郭在《唐诗选国字解》（宽政三年1791？）中说“花卿可以看作是一个受到重用的大将，也可以说是一个妓女”，确实“在《唐诗训解》中解释为讽刺部将花惊定在蜀擅用天子礼乐，在《诗薮》中解为花卿是一个妓女的名字，诗中所吟唱的是一时的喜悦。《国字解》（注：见日野龙夫校注的《唐诗选国字解•赠花卿》（平凡社1982）日野氏的《补说》P177）。）是难下判断，只好各种解释都登用了”。《唐诗训解》的说法是采用了明唐汝询所赞同的杨慎之说（注：平野彦交郎在《唐诗选研究》（明德出版社1974）《论说篇》中说：“评论中很多是原文引用唐汝询的唐诗解，且常有补充之处”。(P77)。），另外，释大典在《唐诗集注》（安永三年1774）支持杨慎的讥刺说，他说“意必有所托，如果‘天上’一联以为目前语，有何意味耶”？启崎充明在《笺注唐诗选》（天明四年1784）题下注中引用胡元端的话“花卿盖是歌妓之姓名”，他是站在胡应麟的立场予以解释的，所以在江户时代对此诗的解释摇摆不定。可是从此以后，进入明治时代倾向于讽刺说，在大正和昭和初期已成定说。但到了昭和中期发生了转变，经过昭和后期直到今天大体又是一致。就是说战前与战后大不相同，从战前的讽刺之说演变到战后对其否定，而成为“一时之喜悦”的说法。战前的解释似乎是抓住了要点，更贴近原意。这一转折点似乎是源于前野直彬的《唐诗选》，他说《戏作花卿歌》果然是“称赞花敬定的战功”的诗吗？是否“只看此诗，就会感到别无讥刺之意”？还是因为战后支持与之相反的说法的人很多，所以战前的解释是有不贴切之处。
3、宫廷音乐流入社会
在中国是怎样来看待此诗的呢？是与日本战后占据主要地位的说法一样，即否定杨慎的讽刺说，同时也否定了胡应麟的“花卿＝妓女”之说。可是日本的说法又停留在此诗吟咏了“一时的喜悦”，而没有进一步发展。“一时的喜悦”说的是什么？这是很暖昧的。对这一点，中国尽量贴近于史实力求明确一些。清初黄生在《杜诗说》（康熙35年1696自序）中否定说：“‘花卿’以为妓女，固非也，以为花敬定，而其高刺僭用天子礼乐，亦煞附会也。……予谓：当时，梨园弟子流落人间者不少。如《寄郑李百韵诗》：‘南内开元曲，当时弟子传’自注云‘都督柏中丞筵闻梨园弟子李仙奴歌’。所云‘天上有’者亦即是此类也。盖赞其曲之妙，应是在当时供奉所遗，非人间所得常闻耳。顾况《李供奉箜篌歌》云：‘除地天上化下来，若向人间实难得’。以天乐比之，杜甫正类此。”当时因为安史之乱，宫中的乐团、歌女离散流浪，所以宫廷音乐外流，民间也可以听到，因而以此为焦点产生了新的说法，但是这种外流说也不能成为直接否定杨慎等人的讽刺说。根据《寄郑李百韵诗》为依据，知道“流落社会的不少”这一点是重要的。后来萧涤非在《杜甫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中说黄说接近于事实，表示支持说：当时，常常听到宫中乐曲流向民间的事，因此，不能说有“僭”之行为，而且邓魁英、聂石樵在《杜甫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也继承了黄生、萧涤非的说法，玄宗在成都蒙尘时宫中梨园、长安教坊的音乐就在那里流传了，杜甫在花卿的邸宅听到了这样的音乐。此外，在日本最有影响的当属最新出版的对唐诗全译的读本即中岛敏夫的《唐诗选•下》（学习研究社，1986），他赞同了萧涤非的说法。从这个角度对此诗进行理解似乎是最近的倾向。
然而，这一说法仍有探讨的余地。确实由于安禄山的入侵，玄宗所拥有的宫中乐工、歌妓四处离散。问题是当时的时间与地点，因为玄宗抵达成都时有“从宫以及六军至者一千三百人而已”（《通鉴》二一八至德之载•七月），所以很难想象乐团、宫女与其同行。她们行动起来碍手碍脚，光食行等的开支就是一笔很大的负担，确实当时很多人是流散在长安附近。比如有这样的说法“初，上皇每酺宴，先设太常雅乐坐部、立部、继以鼓吹、胡乐、教坊、府县、散乐、杂戏……又出宫人‘舞霓裳羽衣’。……安禄山见而悦之，既克长安，命搜捕乐工，运载乐器、舞衣，驱舞马、犀、象皆诣洛阳。……禄山宴其群臣于凝碧池，盛奏乐众乐。梨园弟子往往 欷泣下”（《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肃宗•至德元载）。因此难以想象如同黄生所说，玄宗蒙尘时“梨园弟子”会随行。但是可以推断，不是在蒙尘的当初，而是在数年后离散的梨园弟子最后流浪到了蜀。杜甫在《成都府》一诗中写到当时的成都音乐四起，是一个热闹的大城市。可是这里的“吹箫”“笙簧”是不是就是离散的梨园弟子所演奏的宫廷音乐呢？杜甫是看过和听过梨园弟子的舞乐的，因为那是在比较安全的地方，是位于南方的一个城市，并且杜甫曾接触过这种有共通性的乐曲，它体现一种特有的感情。比如《江南逢李龟年》这首诗，就是杜甫曾在长安见过的李龟年又在江南潭州重逢时所作，诗的结句“落花时节又逢君”表现的就是大家在流浪的过程中偶然相逢时的喜悦。李龟年是梨园弟子中著名的歌手。另外，黄生所举的《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诗中也说杜甫听过梨园弟子李仙奴传下玄宗《开元曲》，但是这首诗是在“夔府”，就是长江中游的夔州（今四川省东部奉节）时所作，而且杜甫听曲时不是没有“潺湲”之泪流下。此外，杜甫在有名的《观公孙大娘子弟舞剑器行》中咏了玄宗歌舞团“梨园弟子”的离散。这首诗仍然表达了其悲哀的感情。在这首诗的“序”中写有“大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州别驾，元持之宅，观临颍李十二娘舞剑器”，因此为在夔州所作。杜甫在听因安史之乱离散流浪宫人演奏的宫廷歌舞，常常是耳听乐曲，感伤因乱世而颠沛流离，自己的人生历尽沧桑，不觉流下哀伤的眼泪。这不仅仅限于杜甫一人，“满座……”就是说当时还有很多士大夫在座。但是《赠花卿》中只有“天下有”之词，既没有“梨园弟子”，又不会让人感到当时的那种悲哀。假如从黄生等人所举的顾况《李供奉（凭）弹箜（篌歌）》来看，李确实曾是梨园的乐工，虽然诗中最后两句与杜甫的诗句相似，可是顾况比杜甫的时代要晚，是中唐人，好象不曾去过蜀，所以这首歌大概不是在蜀，而是在常去游历，或是赴任的江南所作。因此，在《赠花卿》中所说的天上之曲，由于玄宗蒙尘歌舞团同行的可能性很少，再从杜甫诗中表达出来的感情来看，很难说是梨园弟子演奏的音乐的。暂且不问此诗是否在花卿凯旋所作。也可以说杜甫这首诗不是在蜀的花卿府中宴席上听到梨园弟子的歌舞时所作的。
三、花卿是英雄还是奸贼
花卿是怎样一个人物呢？杜甫诗中吟咏的是哪一桩历史事件呢？对花卿这一历史人物的评价总无定论，有的说他是武功高强的平乱英雄；有的说他是掠夺、杀戮，充满兽性的部将。这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从前面历代对杜诗的解释中就可以看出，也是分为称赞与讥刺两种说法，这些都受到杜诗的影响。
1、当地流传的花卿英雄之说
被诸多注解引用而出名的是南宋末期谢翱《花卿冢行》。这是一首歌颂花卿的事迹、哀掉花卿的逝世之诗。根据此说，位于蜀、眉州西边的丹棱（今四川省乐山市的西北、丹棱县）之东应有花卿墓。当时的花卿墓已埋在草中而荒芜，然而较之谢翱还早近200年的北宋黄庭坚，在贬谪黔州途中去当地访问，书写了杜甫在蜀的作用，他在《书花卿歌后》中说：“杜子美作《花卿歌》雄壮、激昂，读之想见其人也。杨明叙（名皓）为余言：花卿家[冢]在丹稜[棱]东馆镇，至今有英气，血食（子孙供养、祭祀）其乡云。涪翁（黄庭坚之号）题”。黄庭坚说的“杜子美作花卿歌”是指《戏作花卿歌》，而不是《赠花卿》。“雄壮激昂，读之想见其人”，仅从这点还不能判断黄庭坚是否对花卿有哀悼之念，但是可以说至少接受了杜诗中对花卿好意的描写。花卿在当地是被永远祭祀的。谢翱所说的“丹棱东”即指黄庭坚所说的“丹棱东馆镇”。
另外，不但在丹棱县有冢，在嘉州好象还有庙。南宋初邵伯温《邵氏闻见录》（绍兴二年1132）十七说传闻的丹棱东馆之庙当是黄庭坚、谢翱所说的“花卿冢”的祠庙。“伪蜀”是后唐的成都尹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在成都建立的王朝，后蜀后主孟昶曾到庙中哀悼，所以花卿很早就作为蜀的英雄祭祀。这一史料虽然鲜为人知，但是对花卿有许多介绍，就对唐史的补充这一点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史料。
此外，在《大明一统志》卷七一“眉州”有关祠庙一段的“花卿庙”里，也记载了当地流传的有关花惊定的很有趣的英雄故事。据说眉州东馆镇的花卿冢为无头冢。这是经常可见的对将军豪杰所作的英雄化的虚构。但是前半段所说的英雄传说与史实有几点相异。根据这些史料，知道花卿是作为家乡的英雄而祭祀，同时也知道在五代、宋、明就有对花卿的同情者。这里有几个原因：
(1)杜诗的影响。
(2)继承故乡的传说。
(3)当地英雄传说的根据。
仅从以上史料来看，没有花惊定的记载，所以可以推断，在宋代，花惊定只在当地有名，一般人基本不知。也许是经黄庭坚、邵伯温、谢翱等宋人广为介绍才让世人得知。
2、史书的记录
杜甫在《戏作花卿歌》中所说的是哪一桩历史事件呢？当时，安史之乱如星火燎原，引发了中国各地的反叛，全国时局不稳。杜甫所在的蜀也不外，常发生反叛，并建立独立政权。杜甫到成都是上元元年(760)春。他的《戏作花卿歌》确实是歌颂花惊定武功高强。“绵州副使著拓黄，我卿扫除即日平”说的是东川节度副使段子璋在绵州穿着与皇帝御衣同色的服装，交代了段子璋擅自为王，建立独立政权，后被花卿一扫而平的事，接下来写“子侯重有此节度，人道我卿绝世之”是述说李奂重任东川节度使，世人称赞花卿是天下无双的武将，杜诗所叙之事与史书记载完全一致。但是，杜诗中对有些实并没直接表述，花惊定等讨伐段军平定绵州政权后没有撤军。《旧唐书•崔光远传》里记载：“光远率将花惊定等讨平之，将士肆其剽劫，妇女有金银臂钏，兵士皆断其腕而取之，乱杀数千人，光远不能禁，肃宗遣监军按使其罪，光远忧恚成疾，上元二年十月卒”。另外《高适传》也说：“西川牙将花惊定者，恃勇，既诛子璋，大掠东蜀。天子怒光远不能戢军，乃罢之，以适代光远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但是《新唐书》稍许有些不同，在《崔光远传》中说：“光远进讨平之，然不能禁士卒剽掠士女，至断腕取金者夷杀数千人”。又在《高适传》中说：“光远兵不戢，遂大掠，天子怒，罢光远，以适代为西川节度使”。《新唐书》的记载是以崔光远事迹为中心，没见到“花惊定”姓名，仅将崔光远的“士卒”写成“兵”。这是受宋代古文运动的影响，以简洁为旨编撰改订的《新唐书》，要求在记同一事件笔法要简明。让人觉得在这一记事中并没有根据新的史料去改编。《旧唐书》虽冗长但详细，传播了一定的史实。花惊定等的确取得了战果，一扫逆贼段子璋及其军队，有了势力的花惊定等的军队如同出山的野兽多次模暴、掠夺、杀戮，崔光远已经无力对其进行制止。不能撤军，让监军断其罪，是因为无视朝命，并有谋反之疑。擅自行动，又有谋反之意的不是崔光远，而是部将花惊定及其军队，由于领命出军的最高指挥者崔光远无力让军撤回，崔光远就沾上嫌疑，并且要负责任。被派往当地并砍掉段子璋首级的讨伐军将领花惊定，实际上也许有取代段子璋并在那里建立独立政权的野心也未可知。另外不能约束军队擅自行动的崔光远，如果被断罪而致死，那么花惊定等的残余军队应该被监军追究。假如这样，《大明一统志》所说的埋葬花卿无头冢的传说，是在一定事实根据下，为将英雄传说神话而出现歪曲史实的现象。花惊定被斩首后还能单骑善战是不符合科学的说法。要是无首这一现象成为事实，花惊定也可能是作为谋反者而让监军像“子璋骷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那样斩杀了。可能当地后人在将花卿英雄化的过程中，为显示花卿的勇猛，而在语言上作了处理和美化。
3、史实与杜诗的关系
确实，可以看得出来，《戏作花卿歌》是“称赞花惊定的战功”。如果是这样，史家的否定记述与杜甫所描写的花惊定的形象，不仅多少有些不吻合，进而可以说是明显的对立，双方的表述是完全相反的。可能是由于主观上的差异、资料、信息的差异所造成，对立是因构思和意识所决定的。对于花卿的事迹，史书前半部的记述与杜诗是一致的，但在后半部就与杜诗有所不同。那么为什么杜诗与史书的记载竟完全一致的呢？或许因为杜诗是花卿凯旋时之作，所以颂扬战胜、讨伐的内容贯穿始终。不过，讨伐后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又去掠夺，掠夺是入城后开始的，可以想象花卿等的战胜与掠夺大概是同时发生的事。然后是段子璋五月中旬被诛杀，崔光远死于十月，此时有向长安的报告，朝命要对崔光远进行追究。因此知道花卿战胜的杜甫也应听到其擅自行动、掠夺的事。那么，杜诗为什么没言及呢？确实是没有言及吗？
杜诗的最后部分从文字上来看，天子并不是没有识别花惊定才能的眼识。杜甫是安史之乱的牺牲者，是反对安史之乱，忧国忧民，赞成肃宗新政权的人物。所以不会对天子稍有微词的。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挖苦。杜甫的真意不是让花惊定去做洛阳守备，相反应理解为，杜甫向天子告警，他就象夺了洛阳的史朝义一样的叛逆者。正如许多人已指出的那样，《戏作花卿歌》的末句并不是赞美花惊定的武功和才能，而是表面上赞誉，实质上批判了，也就是挖苦。杨慎所说：“花卿……蜀之勇将也，恃功骄恣”和“花卿在蜀，颇僭用天子礼乐”，不就是基于对《戏作花卿歌》的这种理解吗？“人道我卿绝世无”即然“绝世无”为何“天子何不唤取守东都”，所说的“人”可能是英勇夺回绵州的人，即军队的士兵们。这一句是对作为战争牺牲品的庶民，而且是饱受苦难的庶民予以同情的基础上所表达的讥讽与挖苦。花卿是“猛将”，这里的“猛”不是勇猛的猛，而是凶猛的猛。
四、《赠花卿》诗的讽意及其表现
1、对豪奢生活进行批判
比较容易感受，而从作为讽刺诗的立场上也容易过多指出的是花卿的豪奢生活。日本森槐南在《唐诗选评释》里说：“天子礼乐之说是一顶大帽子，错扣在反对天子礼乐之说的人们头上。花敬定恃一时的军功，极爱丝竹管弦的豪奢。其讥讽之意，显而易见”。以此为开端，久保天随在《唐诗选新释》中说：此绝句，当然是讽刺花敬定的骄奢，所以杨升庵说其擅用天子礼乐，稍稍有所夸张，但是，赏玩丝竹管弦，事实上是有所过分。他是继承了森槐南“豪奢”之说。持相同说法的还有昭和年间的小林、渡边、镰田，他们在《唐诗通解》中说：歌颂了花卿的豪奢生活。在称赞乐曲的美妙之中含有讽刺之意，可见其说在日本拥有广泛的支持。属战后持非讽刺说的学者斎藤晌在《唐诗选》中说：“讽刺花卿擅用天子礼乐之说从来就有。也许仅是奢侈吧，并没让我作更深层次的思考”。所以这里接受的是战前的解释。如果说“丝管纷纷”的前二句是带有讽意的描写，那么后面的二句是描写什么呢？一般说来，诗的后半部或结句是诗的结论，最能表达作者的意图。
2、对僭称天子的批判，
《赠花卿》诗的后半部分“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杨慎是批判花惊定擅用天子礼乐。不过，赞成杨慎讽刺说的人们之中也有不同看法的。比如说森槐南，他说：至于说其擅用天子礼乐，完全只凭此诗云丝管而附会，根本没有史料根据。……天子礼乐之说极为荒谬，仅是扣向反对天子礼乐之说的一顶大帽子。后半部的二句说，在地上不常听到的天上音乐，现在在“锦城”成都的花卿之处能听到“此曲只应天上有”，就是说花卿擅用天子专用的音乐，因此是批判花卿僭称天子。虽然这样，还难以因此而认为是讽意。因为没有认识到，应该如何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去责难其使用天子的音乐。杜甫的这个句子不单单是从音乐上对僭用“天子礼乐”进行批判。礼乐的规定是用来反映君臣等级制度的。古代儒教提倡的是要同正史的《礼乐志》所指出的那样，君臣的等级制度是由礼乐来具体表现的。大概人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过去也是由礼乐的数量，色彩，形态等在形式上的差异来具体表示的，让人感到整个社会是制度森严的体系。所以，乱了礼乐之人，就是赶走玄宗，自称为燕皇帝的安禄山。即然如此，就让人觉得，诗的前半部“半入江风半入云”这种单纯的表现后面仿佛存在着和种暗示。清仇光鳌的注解说：“江风，言音之清。入云，言声之高。天上，形容歌舞之妙。”这句是在“丝管日纷纷”的基础上再展开描写，让地上流动的风和天上飘浮的云融合在一起，真是一个响彻大自然的热闹非凡的大演奏会。虽说是在讲述花卿的“豪奢”，但是为什么让“风”和“云”混在其中呢？根据最近的研究，这个句子可以在《列子•汤问》中读到，暗中引用了“声振林木，响遏行云”的音乐家秦青的故事，也有的说是表现了音乐的妙音神韵，当然，让“风”和“云”同时出现，就是想引人注目。“风”和“云”在传统中常用来表现景物，“入风入云”这种表现让人想起《易•乾•文言传》里的名句“云从龙，风从虎”，杜诗的表现暗示了从威风凛凛的虎到龙这样一种迅猛发展的势头。“入云”的意思是将花卿和象龙一样的天子相题并论，进而引出“天上有”。既然有“入云”的表现，就是上了天，所以在下一句就从“天上”写开去。
天宝十五载，即至德元载七月至德二载(757)十月玄宗为避安禄山之乱来到蜀。杜诗里咏花卿是上元二年(761)的事。就是说蜀在三年半以前是皇帝（后为上皇）居住地，在这样一处还不熟悉之地，又是段子璋自称梁王建立了独立政权之地，说：“此曲只应天上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而且，当时的安史之乱如同星火燎原在各地以至整个中国引起大混乱。在蜀，至德二载正月“剑南兵贾秀等五千人谋反”，七月“蜀郡之兵郭千仞等反”。段子璋叛乱的第二年，宝应元年(762)七月“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反”（据《通鉴》记载）。这就是当时的情形。常常是叛乱刚平定，又出现不稳，这种状态大约持续了十年，全国局势紧迫，当时可以说是已经下了戒严令，那么“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这种鼓乐齐鸣，热闹非凡的情况是不寻常的。接着的下一句就是“此曲只应天上有”。如果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形，《赠花卿》就不是赞美诗，就象诗里写的“丝管日纷纷”以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说的是一回事，也就是具有杜甫特色的结论，将庶民生活做对比后所作的讽刺诗、社会批判诗。杜甫的《赠花卿》诗所写的花卿即是凶猛的将军花惊定，如能联想到《列子》和《论语》、《易》就很容易看出是含有讽意的。《论语》、《易》已成为士者的教养书，《列子》最普及的时代是玄宗时期。这首诗，对受花卿影响下的花柳界来说，那些没有经学修养的歌妓，以及花卿式的武人，也许由于诗词表面上体现出来的朴实易懂和使用了赞美的修饰，反而觉得是受到了称赞也未可知。
可是，作者杜甫的真意并不在此。可能如同在前面指出的那样，和南宋郭茂倩在《乐府诗集》将“此曲只应天上有”改作“此曲只应天上去”是有关系的。“天上有”与“天上去”意思是截然不同的，“天上去”已失去了批判的意思。可能在花柳界是以“……天上去”这一形式传播开去的。另外有一个事实是不能忘记的，那就是杜甫和花卿在地理上相距很近。杜甫对社会的批判历来有名，但是这首诗与所谓的“三吏”、“三别”不同，以《赠花卿》为诗名，而且《戏作花卿歌》、《赠花卿》都好象在表面上表达赞美之意，这或许是因为作者杜甫为逃避花卿等对他的责难迫害而采用的极为巧妙的表现手法。即让猛将花卿感到诗里是在颂扬自己，虽然实际上是对他进行奚落挖苦，所以说这是一首讽刺诗，进而言之，是诗人让人看到了花卿欲想做天子的野心，从而予以揭穿、警告而作的。
《赠花卿》诗中说的“锦城”有可能是“绵城”之误。“锦城”又称做锦官城，指益州成都城，“锦城”、“锦官城”都是杜甫爱用的，不过花惊定讨伐的是绵州的段子璋政权，而不是“锦城”。据史书记载，崔光远不能令花惊定撤退，因而为天子所怒而病死。因此花惊定军仍然留驻绵州。而且，从杜甫的其它诗中并没让人觉得在成都城中有如此血腥的杀戮和掠夺。“锦”与“绵”在字形上极为相似，现从所见的是杜甫所作《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中可知道，诗中的“绵”一作“锦”字。这一印象随着“丝管日纷纷”这种华丽美妙场面的连续下去，“绵”就被换成了“锦”，并且“天上有”也换成了“天上去”，从而在“锦城”成都的妓女之间传唱起来，我想这样一来就忘却了杜甫诗中所含的讽意，而把花卿当成了当地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