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杰 姜海龙:上演政治活剧的大舞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11 次 更新时间:2005-08-15 01: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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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杰   姜海龙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着,袁霞等译:《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天安门守卫着故宫的南面通道,在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灰飞烟灭之前,皇权的神圣与威仪多是穿越此门而向莫非王土的中华之疆播扬。1912年之后,尽管皇权已成昨昔之旧事,然而在它的前面,运动、示威、游行、集会、典礼夹杂着血腥和棍棒,以喜剧、悲剧的方式交替上演。像一个百年大舞台,天安门搬演着近代中国历史上一幕又一幕政治活剧。在这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跳动人群中,最具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为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奔走咆哮,而降临到他们身上的灾难也齐聚到这里。

  1998年被译成中文出版的美国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教授的名著《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正是借助「天安门」这一深蕴文化与政治含义的象征,通过选取一批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秋瑾、鲁迅、徐志摩、瞿秋白、丁玲、老舍、闻一多等,描述他们为寻求富强中国而做出的不懈努力,描述他们的追求、选择以及各自的人生百态。

  读一本书,是要品味它的独特之处。《天安门》与众不同之处当数视角的新颖、方法的精妙、见解的独到。在以往的知识分子史中,被研究者的文本是开展研究的不二法门。一切从文本出发,从最能体现研究对象思想意识、观点立场的文本入手,爬梳观点,透析主张,归纳派别,几乎成为知识分子史研究的窠臼。一二三四归纳得头头是道,甲乙丙丁评论得看似有理,文章就像是一块剪切板,随时可以复制拼贴观点、思想。然而,读者却很难看到比较深刻的东西,更看不到「人」。史景迁的《天安门》打破了这种旧有的范式与写法。书中不仅表现知识分子的前台生涯(那些已经累积为历史表现的,被传统研究反复评说的),更着力于刻画他们的「幕后轶事」,包括他们的柴米油盐的生活、爱恨混杂的情感、内心的困惑与无奈。这些被传统研究视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琐碎,恰恰成为作者着力使用笔墨的地方,那些看似芜杂的描写体现了作者的心思巧妙。写琐碎,绝非为琐碎而琐碎,琐碎是有意义的。一方面,这些经过精心选取的琐碎连接在一起,往往在不经意之间颠覆了以往宏大的惯常的总体认识,给人以震撼。另一方面,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描写,对于每一个被研究者而言,其形象更加血肉丰满,不再只是文本意义上的话语符号,不再只是某些僵化观点的表达者,而是活生生的人。康有为,不仅是「公车上书」的士人首领,戊戌变法的鼓吹者,而且也是一个孝子、慈父。他积极提倡维护妇女的权益,却又妻妾成群。他一心报国强种,却也有贪污之嫌。文本上的那个康圣人消失了,一个生活中的康有为呈现在读者面前。两相比较,不难发现后者更真实!历史学家常把对「真」的追求视为历史学最高的价值之一,甚么是真?在我们看来,起码要有两层含义,第一,不说假话,不引用假材料,即:客观。第二,不造假人,要把人放到历史中去,也就是要把人放在实际生活中去加以理解,一句话,以理解的眼光去观照人的历史。《天安门》是理解的,所以是深刻的真。

  方兴未艾的新文化史学一反传统历史学将时间作人为切割,不再采用将历史分割为古代、近代、现代等发展进程的整体划分法,而是关注研究主体具体涉及的时间。因此,这类作品经常打破总体的单一历史分期,而是揭示出每个叙述中心本身具有的独特的时间系列,众多不同的时间系列,构成了历史的多元性 。《天安门》一书就突出地体现了新文化史学研究中的这一特点。在这本书里,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没有被清晰地划分为几个阶段,宏大的历史分期或者被忽略,或者仅仅是作为一种大背景予以展现。从1895年康有为登上归国的轮船开始,到1978年北岛的诗作结束。前后近百年的时间跨度,康有为、鲁迅、丁玲成为贯穿全书的主线人物。他们的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作者时段划分的重要标志。在此框架下,多个叙述中心交替出现。

  当具体叙述某位知识分子时,为叙述的便利,时间、空间随之一转,处于叙述中心的人物决定着时间的跳跃与空间的转移,直接相关的场景成为研究的核心,无直接关系的内容则是外围。这里面包括着时代的大背景以及其它知识分子的观念与活动。譬如沈从文,当辛亥革命成为推翻清朝的正义之举时,对于生活在湘西的他而言,只是听到一场流血屠戮的传说,以及由此产生的恐慌。不同的知识分子之间的衬托、比较,每个人物独特的不同背景和经历,不仅家庭出身、所受教育、组成的婚姻家庭不尽相同,就是个人性格也是千差万别。因而在关于进行甚么样的革命、以何种方式进行革命、革命的目的是甚么等问题上,每个人物也有着不尽相同的认识和态度。这些不同与差异展现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知识分子选择的多元性与丰富性。

  《天安门》一书史料的最大特色在于大胆使用了众多文学作品,像小说、诗歌等。诸如:借助秋瑾「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著名诗句,来揭示一个刚健的女革命者内心的无奈与壮志未酬的不甘。鲁迅小说《药》的全文引用,白描出那个时代的阴郁、低沉和不能言说的复杂。优秀女作家丁玲的作品,则见证了其作为一个女权者和革命者艰难的选择和终其一生的内心冲突。此外,徐志摩轻灵的诗句,闻一多愤怒的吶喊,都大大丰富了作者的论证。因为许多至为复杂的历史现象和人物矛盾的内心状态,是理性的分析费尽口舌也未必能澄清的现象,但是一经感性的小说、动人的诗歌的概括与还原,立刻就释然了。使人膺服的不仅是准确的分析,还有模糊的意会也相当重要。历史学讲求精准的理解而忽视比如文学的意象性理解,其实是值得人们三思的。文学作品作为史料进入作者的视野,丰富了被研究者的形象,为接近最高境界──对历史主体──人的深刻理解创造了条件。诚如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所说:不悲,不笑,也不怨,只是为了理解。文学作品最能表露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精神与内心的状态,因此小说作为史料被征用,但并非滥用,前提是精妙的分析技术以及运用的恰如其分。这些,则是一个历史学家功力的体现。

  对于鲁迅的解说也颇为精彩。作者笔下的鲁迅是孤独的。他既与见证了由维新改良向革命过渡的康有为不同,又与集中体现了一个女权者和革命者双重困惑的丁玲相异,孤独与幻灭,不肯轻附别人的意见,似乎成为鲁迅一贯的性格。能够犀利而又入木三分地抨击他所生活的时代,却又与时代相去甚远。在举国称颂秋瑾之际,鲁迅的一句「她是被捧杀的」,清醒、不屈、敏感跃然纸上。而由看幻灯片而引发的对中国人麻木的愤怒,进而弃医从文时,他也是孤独的。孤独地夹杂在一群日本人中间,他是中国人;孤独地夹在一群麻木的看客之中,他是一个清醒者。鲁迅说,他置身于一个闷得要死的铁屋子之中,其它人都熟睡着,只有几个惊起的清醒者,这少数的清醒者将承受深深的苦楚。清醒者的身份定位,使鲁迅成为时代和社会的批判者。就像苏格拉底成为雅典的牛虻一样,鲁迅成为他那个年代匕首一样的牛虻,不让别人高兴,他自己也最不快活。

  读一本历史学著作,有时需要十二分的勇气。因为这类著作多数不是失之生涩,就是陷于深奥,要不就是索然无味。《天安门》是难得一见的反例,高深的见解与流畅的表达原来并非相悖。缓和而散漫的叙述语调,娓娓道来的故事节奏,还有蒙太奇式的章节转换,读来顺畅而舒适,就像是翻看一部历史画卷。当我们仍以「历史是否是科学」为历史哲学永恒命题之际,对于历史学家而言,不妨将历史视作艺术。历史有没有用的尴尬常常困扰历史研究者,对于那些以实用为最高价值的人来说,历史的确没有价值。因为真正的历史研究是无功利性的,是不能用于交换的。但是,对于那些执着于发现世界,热衷于阐释文明,并一心寻求终极价值的人来说,历史是有意义的,至少,它是人们摆脱当下生活枯燥、单调、千篇一律的一种选择,是人们思维的一种美丽的乡愁。艺术是甚么?简言之:不单调的美。历史学的确是一门产生美的艺术,想想古罗马,想想古希腊,想想秦汉唐宋,这些名词本身就够美。真正称职的历史学家必须具备艺术家的品质:他对自己从事的行当有美的理解,他有独特的发现和思考方式,他的作品凝聚着对人、社会、世界的深层思考。《天安门》是一本好书,也是一件艺术品。

  这番话说得晚了,总比不说要好。

  

  《二十一世纪》(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总第八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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