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汉超:史景迁谈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46 次 更新时间:2009-09-11 07:2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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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汉超  

  

  [摘要]本文是史景迁和作者在2004年4月的谈话记录,内容涉及文史的关系,史学理论和方法,社会史和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历史研究与国家政策,学术研究与通俗历史,费正清学派、旅美和华裔历史学家,中美文化的互相影响,中国的未来,等等。史景迁的见解对历史学者特别是中国史研究者具有普遍的参考意义。

  

  

  [作者简介]卢汉超,教授,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

  

  史景迁(JonathanD.Spence)是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的斯特林讲座教授,在西方中国史学界享有盛名数十年。他最近当选为2004一2005年度美国历史学会会长,是美国历史学会成立140年以来仅有的三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史研究学者之一(另两位是费正清和魏斐德),也是耶鲁大学最近30多年里第一位出任此职的教授。2004年4月,史景迁应邀到乔治亚理工学院演讲,我有机会和他在亚特兰大聚会了几天。美国的《中国历史评论》(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希望我正式采访他,并将谈话稿在该刊发表。我事先拟了几个问题请他评论。事实上后来我们的谈话属漫谈性质,大多在一起进餐或下午休息时进行。尽管是漫谈,史景迁确实很认真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并让我将谈话录音。我们谈话涉及的面很广,包括文史的关系,史学理论和叙事的关系,社会史和日常生活的研究,历史研究与政策,学术研究与通俗历史,费正清学派、旅美和华裔历史学家,中美文化的互相影响,中国的未来,等等。虽然所提的问题和谈话的题目大致出于我个人的兴趣,但史景迁的见解对历史学者,特别是中国史研究者,具有普遍参考意义。文章在2004年秋季《中国历史评论》刊出后,颇获好评。现将谈话稿的部分译成中文,以飨《史林》的读者。

  史景迁出生于英国,毕业于剑桥大学,1959年到耶鲁大学学习,1965年获博士学位后即在耶鲁任教至今。他曾任耶鲁大学历史系主任、东亚委员会主任等职,并获美国国家文理学院、麦卡瑟基金会、美国国会图书馆、洛杉矶时报等机构顾发的各种荣誉和奖章。2001年6月,英国女王授予他圣马可和圣乔治勋爵。史景迁著述丰硕,是当前西方史学界屈指可数的著作等身一类的学者。他的著述讲究文采,能做到雅俗共赏,在学术界外也有相当的读者群,是西方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研究学者之一。他为人谦和,洵洵然有儒者之风。由于史景迁这个名字可以释义为“景仰司马迁”,我们的谈话就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

  卢汉超:中国历来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譬知说,司马迁的《史记》就既是一部史学著作,也是一部文学作品;中国文学中丰富的笔记小说类作品,也往往是珍贵的史料。在我看来,你的作品也是两者兼而有之。《王妇之死》和《上帝的中国儿子》,读起来就分别像一部侦探小说和一出历史悲剧,而它们同时又是扎实的历史著作。在当前西方的中国史领域内,你的这种研究和写作风格似乎是独此一家,我倒觉得这有点像司马迁的中国式的“文史不分家”。能否请你对此略作评论?

  

  史景迁:我的感觉是说将历史和文学合而为一和说将历史和小说合而为一是大不相同的。当我们用“literature”一词时——无论是指“文”或“文学”——我们是用这个词来传递一种品质,一种评判,或者是如何遣词造句。当我们用“fiction”一词时,我们是意指一种方法,而这种方法除了广义上的通情合理外不必以事实为依据。

  

  卢:但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也包括小说。

  

  史:文学和小说往往不同。我想文学更是一种哲学传统。“literature”一词也与一种艺术传统相连。所以,如果说我把文学和历史相结合,这只是意味着我对史学的写作风格有着激情。你可以说在历史学者中我比较注意写作的效果,我试图把一本书建立在这样的架构上,使其既在一个层次上准确,又在另一个层次上表达感情和给所述故事以更丰富的背景。这就像运用艺术一样,使历史写作接近艺术以取得更深层的效果。我想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自觉,因为我热爱西方传统中的文学人物。

  

  卢:《史记》也创造了一种文学传统。中国许多成语和典故都来自《史记》。

  

  史:《史记》的故事是如此的丰富。司马迁并不太在乎写实,他是在作一种道德上的评判。他有意用他的语言来造成这种效果。

  

  卢:你是否也有意作道德上的判断?

  

  史:是的,我也有一些道德上的目的。但我没有司马迁那样的精力或学问去做这些判断。我无法像司马迁那样在道德的判断上坚持不懈。

  

  卢:昨天我们谈到了你的新作《以书谋叛》,雍正皇帝对那封谋叛信件的处理方法与毛主席所采用的“反面教材”的策略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史:我并没有作明显的对照。我将此留给读者去思考。如果读者不知道谁是毛,他们仍可阅读此书,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毛,尤其是在西方。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作明确的对照,因为这样会使书过时。我宁愿写一本不仅是属于大家都知道毛是谁的那个时代的书。

  

  卢:大部分的中国历史学者在他们自身领域以外影响有限。你在本领域内有很高的地位,在一般受过教育的大众中也有相当一批读者。你在学界以外的影响或许可以与费正清相提并论。在我看来,“象牙塔”里的学者能对外面大众历史作一些贡献是很重要的。但要做到这一点上,必须有将严肃的学术著作让一般大众能够接受这样的技巧和艺术。能否请你就此略作评论?

  

  史:首先,有影响和有冲击力可能不完全是一回事。有许多人读你的书,这固然是极好的事,但这不等于你有很大的影响或冲击力。有许多人读你的书或许是说明你使人对此感兴趣。对我来说,这就很令人满意了。我愿意引起人们的兴趣,但我不能确定我一直有一种强有力的道德上的目的去影响人们的观念。你提到了费正清。我很幸运能认识他,他是芮玛丽(Mary Wright)的老师,芮玛丽是我的老师,所以他是我老师的老师,我的“太老师”。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能和他相提并论。他是整个中国研究领域在美国的主要缔造者,而我并没有发展任何领域。这是很关键的差别。费正清的大部分著作都旨在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他那本《美国与中国》尤其如此。此书极为成功,其影响深远是因为费正清的目的就在于辅助美国的政策。费正清教授的目标是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而我写作的目标是鼓励人们了解中国。即使是一本看来有点像人们所说的通俗历史,我总是试图提供一些进一步的读物,告诉人们应该往那个方向走,希望他们能培养出自己的个人兴趣。

  

  卢:所以你的兴趣主要不在于影响美国时华政策。

  

  史:我的兴趣在于引起人们对中国的兴趣。如果说我有一个学派,那这个学派就是促使或鼓励读者去思考:“这真是一个复杂而有意思的社会。那里有些我们西方人闻所未闻、思所未思的事情。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中国,或者即使是与中国共事而不理解它,我们也应该对此有所思考。”我们需要努力去了解。我们需要让中国人告诉我们他们的故事,而不总是告诉他们应该对我们讲些什么。所以只要有可能,我总是试图让中国人用他们的话来陈述,例如在《天安门》一书里。在《王妇之死》一书里,我用地方志的材料,让地方志的编撰者讲他们的故事。

  

  卢:说起《王妇之死》,你在那书里也用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我当时读了有点诧异。你知道我是在中国受的史学训练。在中国,历史学家们一般不用《脚斋志异》或《红楼梦》之类的材料。

  

  史:因为我们知道它们是小说。但同时我们知道蒲松龄生活在与本书完全同一时期。尽管是小说,它代表了一种见解。我们在《聊斋志异》里看到了蒲松龄本人。蒲松龄还写了许多掌故笔记之类的东西。尽管这些不是确切的社会史,我们还是可以利用。我们不能说这些是确切的社会史,但我们却能说这些著作代表着当时的思想概念。蒲松龄写了他家乡和附近的地区,他写了流浪汉、小贩、街头变戏法的、以及在社会上毫无地位可以统称为游民的人们。我们还从他的著作中了解到他当时正在郯城(《王妇之死》一书发生的地点)。他的故事中有一个就确切地发生在郯城之南,在一个位于从郯城通往江北沛地区大路上的小镇上。所以我想蒲松龄是他那个时代一个中国人的声音,而《王妇之死》正是为了表达当时中国人的声音。而且,蒲松龄还对中国人怎样对待和使用暴力感兴趣。所以并不是我说:“我猜想这事发生了。”而是我说:“我们知道这里有一桩谋杀案,我们知道蒲松龄很关注这类暴力,所以我们也许可以将《福惠全书》中的真实纪录和蒲松龄的小说综合使用。”这种方法受到了不少批评。有人喜欢这本书,有人认为这种方法太过分了。

  

  卢:我们没有很多史料描写生活在这一层次的人们的生活。

  

  史:确实如此。所以这是我的想法:“这里有一个非常优秀的耆老之年的中国人,生活在同一地区,思索着同样的问题。让我们把他当作一个同盟吧,不要忽视了他。”蒲松龄是个很好的同盟。他和黄六鸿(郑城县官)一样对这些问题有兴趣。黄六鸿来自精英阶层,王妇则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毫无地位的小百姓,然而黄六鸿关心这个屈死的妇女。这实在是《王妇之死》一书的目的:有这样一个县官愿意通过恰当的验尸来破案,事后又不忘将事实公之于众并由此引出道德上的教训。黄六鸿实在是一个很好的社会批评家。所以再说一遍,蒲松龄是我的一个有用的同盟。

  

  卢:你在书中也用了地方志的材料。

  

  史:地方志是好材料,但是地方志是由精英们编撰的,他们往往赞美他们自己的家族。

  

  卢: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学家不容易研究普通百姓的生活。

  

  史:是的。

  

  卢:在中国研究领域内的大部分历史学家都倾向于写叙事性的作品,比较不关心理论的运用。然而近年来学者们在将社会科学理论应用中国历史研究方面作了不少工作,也引起了不少讨论,例如明清时期中国的发展和不发展问题,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后现代问题,等等。你怎样评价写作叙事性历史和看来是更合潮流的、将历史和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和模式相结合的做法?

  

  史:我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想法。在西方有许多很好的中国历史学家,他们比我对中国历史懂得多得多。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我甚至不把它灌输给我的学生。我个人的看法是对理论的一种过度的强调其实是有其局限性的。我们从过去的经验或历史中知道大部分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是相当短暂和过渡性的。它们往往有一时之重,但绝少有人能有马克思和韦伯那样的影响。大部分理论在流行时冲击很大,但通常不能行之久远。简单地用一种社会科学理论去解释历史是不妥当的——不管它是“非结构”派,后殖民学说,后现代学说,次文化研究或者“公共领域”。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理论大部分已过时了。

  我读过一些别人写的讨论理论的书籍,但我大概更愿意阅读原著。我不想读一整系列用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或其他任何理论来解释某个方面的中国历史的书。我会试图了解一点这些理论。如果我对某个理论有兴趣,我会用一种我称之为匿名的方法把它采用在我的书里。但我关注的重点是我以前没有研究过的中国社会的某个方面。有时我对某方面的历史有兴趣的时候,在这方面还并无多少理论可供参考。我对“王妇”之死有兴趣时,大部分人还没有开始研究中国妇女。

  

  卢:那时大部分人还没有开始研究社会史。

  

  史:社会史对我来说是一种自然。但我同时也注意到有许多关于社会史的应用、社会史的重要性、社会史和相关的女权论说等等的理论。我试图去消化一些,不过当我认为某种理论有价值时,我只是用它来影响我叙事的方法。现在我们看到后现代主义或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实际上是有关“观点者的观点”,是有关“一种事实在多种层次上的解释”,是有关“事实的不可能确定性”,如此等等。这些理论如今流传很广。但我想对张岱这样的人来说,这类冥思苦想在晚明和清初就出现了。历史上许多中国学者是在观察观察者。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我会对读者说,我不是准备跟你们讲一个理论,我是谁备讲一个张岱怎么讲别人的故事的故事。对我来说,这种方法要精彩得多。有人读了我的故事后或许会说“哦,这是在用后现代理论!”我说:“也许是,也许不是。也许这只是合情合理的、可以理解的人的价值。”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应用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理论。

  

  卢:由于大多数最近的理论发源于西方或者是得之于西方的经验,你是否觉得我们的研究领域里有时可能会有一种将中国的实际或中国历史牵强附会于西方模式的倾向?

  

  史:人们不必如此。一种理论也许来自某个西方哲学家或思想家,但这不等于这个哲学家或思想家对于真理就有了某种垄断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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