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清初诗坛对明代诗学的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3 次 更新时间:2014-12-23 22: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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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寅 (进入专栏)  

   一 诗学的反思时代

   尽管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史的研究与编撰不断对以王朝起讫划分文学史段落的分期模式提出质疑,但我认为这种看似依附于政治史的文学史分期仍是有其理由的。改朝换代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年代学问题,它往往伴随着复杂的文化认同、转型以及人们相应的政治立场与价值观的变迁。不难想见,在这场变迁中,文学作为记录和表达人们心灵活动的意识形态,是必定要产生全面的、不同层次的变革的。不同的是,明清易代带给士人的精神冲击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都要剧烈,所以明清之际的文学变革也比文学史上任何一次王朝更替所造成的文学变革更猛烈而深刻。亡国亡天下的悲哀激发了文化上兴灭继绝的紧迫感,也激发了思想上无比痛苦的历史反思。人们普遍认为,阳明学的空谈心性、不务实学,李贽等异端思想对儒学正统的颠覆,乃是明朝灭亡的祸根,而回顾经学,恭行实践,务为经世之学,修复儒学传统,就自然地成了清初思想、学术的主流。在这股传统重整和文化救亡的思想潮流中,诗学也部分地扮演了旗手的角色,打出呼应时代主潮的旗帜和口号。清初诗学对明代诗歌创作和诗学的反思,对诗歌传统的整合和重构,既是清初文化思潮的反映,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有力地参与了清初思想、文化和文学传统的重建。

   每一个文学时代面对前代的遗产,或多或少都会感到一些压力,从而产生“影响的焦虑”。摆在作家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考虑如何接受、扬弃前辈的遗产,如何利用和超越既有的文学经验的积累,创造一种新颖的文学样式。但文学史进入清代,对大部分作家而言,意外地没有感觉到这种传统的压力。原因是清初的文学语境,基本上不存在前辈取得巨大成就的感觉。明朝虽是个文化发达的时代,但相对通俗文学而言,传统文学或者说精英文学却无特别令人瞩目的建树,直到今天的文学史叙述,明代都不能摆脱传统文学创作中衰的形象,与之代兴的清代如何看它就更可想而知了。面对明代诗文的遗产,清初作家不仅略无“影响的焦虑”,反怀有破落户子弟式的强烈不满。在他们眼中,明代是文学盲目模仿而迷失自我的衰落时代,不争气的上辈作家因不能自树立而使文学传统枯竭中绝。于是当他们重新寻找文学传统之源时,首先就要反思明代文学创作的流弊,以弄清文学传统亡失在何处。

   正是在这样的诗学语境中,对明代诗学的反思成为清初诗坛最引人注目的焦点。强烈的反思意识,甚至使他们在学诗时一改传统的择善而从、不顾其他的习惯,要同时了解晚近诗歌的流弊。康熙八年(1669)八月,魏禧与孙枝蔚过访陈允衡,魏禧说:“学古人之文者,纵不得抗衡古人,亦当为其子孙,不当为奴婢,譬如豪仆,失主人则伥伥无所之。子孙虽历世久,必有真肖其祖父之处。”孙枝蔚却说:“学古人诗,当知古人祖父,又当知其子孙。知祖父,则我可与古人并为兄弟;不知子孙,则不识其流弊所至。”① 魏禧的意思是学古必自树立,不可寄人篱下;而孙枝蔚反过来强调知今,说不知今则不识末流之弊,两人之说合起来正好是推源溯流之法的两面。在这种意识主导下,清初诗家对明代诗学作了细致的研究,类似宋琬《周釜山诗序》这样的论述代表了当时对明代诗学流变的清楚认识:

   明诗一盛于弘治,而李空同、何大复为之冠;再盛于嘉靖,而李于鳞、王元美为之冠。余尝以为前七子,唐之陈、杜、沈、宋也;后七子,唐之高、岑、王、孟也。万历以降,学者纷然披靡,于是钟、谭二子起而承其弊。迹其本初,亦云救也,而海内之言诗者遂至以王、李为讳,譬如治河者不咎尾闾之泛滥,乃欲铲昆仑而堙星宿,不亦过乎?云间之学,始于几社,陈卧子、李舒章有廓清摧陷之功,于是北地、信阳、济南、娄东之言复为天下所信从。顾其持论过狭,泥于济南唐无古诗之说,自杜少陵《无家》、《垂老》、《北征》诸作,皆弃而不录,以为非汉魏之音也。②

   这段文字虽很简略,却梳理了从前后七子到云间派的整个明代诗学历程,对诗学的流变、阶段性特征及其得失都有深入的剖析。持更激烈的批判态度的,则可以王岱《张螺浮晨光诗序》为例:

   宋诗亡于理,元诗亡于词,明之何、李亡于笨,七子亡于冗,公安亡于谑,天池亡于率,竟陵亡于薄。石仓,竟陵之优孟;云间,七子之优孟。后生辈出,标榜云间,贡高自大,土饭尘羹,馁鱼败肉,合器煎烹,使人败肠而吐胃,并云间故步亦亡矣。③

   冷静的历史回顾加深了人们对明代诗歌创作与诗学流弊的认识,多侧面、多层次的反思和批评由此展开。这是个尚未见人讨论的问题,本文姑就己见作一点粗浅的论述。

   二 明代诗学的三大流弊

   纵观顺、康、雍三朝的各种文献,清初对明代诗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摹拟作风、门户之见和应酬习气。

   摹拟作风是明代诗文创作中最显著也是最为人诟病的特征,自李梦阳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说,举世风靡。嘉、隆以降,“王元美、李于鳞绍明北地、信阳之业而过之,天下学士大夫蕴义怀风,感慨波荡以从之”④,一代诗文创作遂笼罩在以摹仿剿袭为能事的拟古风气中。间有特立独行之士,不甘为风气所左右,也难以扭转举世同趋的潮流。实际上,对这一味拟古的倾向,明人自己已有所警觉,有所批判。早在正德年间,景旸与陈玉泉论诗就说:“辞取达意,若惟以摹拟为工,尺尺寸寸,按古人之迹,务求肖似,何以达吾意乎?”⑤ 到万历间,公鼐又就乐府中的摹拟之病,指出:“风雅之后有乐府,如唐诗之后有词曲。声听之变,有所必趋;情辞之迁,有所必至。古乐之不可复久矣,后人之不能汉、魏,犹汉、魏之不能风雅,势使然也。……近乃有拟古乐府者,遂颛以拟名,其说,但取汉、魏所传之词,句模而字合之,中间岂无陶阴之误、夏五之脱,悉所不较。或假借以附益,或因文而增损,跼蹐床屋之下,探胠滕箧之间,乃艺林之根蟊,学人之路阱矣。”⑥ 而到了启、祯之间,朱隗更旗帜鲜明地宣言:“诗贵渊源风旨,不取蹈袭形模。汉、魏未尝规摹《三百篇》,盛唐未尝规摹汉、魏。今且拘拘习其声音笑貌,何为者耶?”⑦ 至于公安派作家的反对分唐界宋更是人所周知的。这里所以只举出景旸等三人的议论,是因为它们都是被朱彝尊辑入《明诗综》的。朱彝尊对这些言论的刻意表彰,本身就表明一种反对摹拟的态度,一种批判明代复古思潮的立场。

   事实上,清初作家以各种形式对明代摹拟之风进行了批判。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有“文人模仿之病”一条,云:“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模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他由此发挥前人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说法,说效《楚辞》者必不如《楚辞》,效《七发》者必不如《七发》,“盖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笔力复不能自遂,此寿陵余子学步邯郸之说也”。他还从经典中搬出《曲礼》毋剿说、毋雷同之训,称“此古人立言之本”⑧ 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摹拟的合法性。薛所蕴《曹峨雪诗序》指出了前后七子于明人拟古的开风气作用:“明李、何、王、李倡为雄丽高华之什,后学转相摹效,如衣冠饰土偶,面貌具存,意味索然,于风雅一道何居?此袭之为痼疾也。”徐乾学《七颂堂集序》尖锐地抨击了明人写作中的摹拟之风,以为它导致诗歌生命力的枯竭:“近代之士,逐伪而炫真,肖貌而遗情。是故摹仿蹈袭,格之卑;应酬牵率,体之靡;傅会缘饰,境之离;错杂纷糅,辞之枝。其所以为诗者先亡,则其诗之存也几何矣。”⑩ 胡世安《来鹤堂诗集序》则猛烈抨击了明代诗学中的摹拟习气:“今之说诗吾惑矣,崇赝鼎而眯骊珠,忽醍醐而矜嚼蜡,题燕石以赵璧,班蚓窍于龙吟,于六义亦罔如也。”(11) 清初诗话中多有对明代拟古之弊的批评,对明诗的摹拟对象、摹拟方式及具体例证都有详尽的指摘,或谓之“瞎盛唐”(吕留良),或谓之“土偶蒙金”(吴乔),不胜枚举。叶燮《原诗》对明七子以降的袭唐直到清初对刘长卿、陆游、范成大、元好问的摹仿,一一都有批评,谈到明末的情形时说:

   惟有明末造,诸称诗者专以依傍临摹为事,不能得古人之兴会神理,句剽字窃,依样葫芦。如小儿学语,徒有喔咿,声音虽似,都无成说,令人哕而却走耳。乃妄自称许曰:“此得古人某某之法。”(12)

   明人的拟古在清初简直像过街老鼠,大有人人喊打之势。这股风气极大地影响了有清一代的诗学观念,不仅波及顺、康、雍三朝的诗歌创作,也左右了以后诗论家对历代诗歌的看法。牟愿相《小澥草堂杂论诗》论乐府,同清初人诗史观如出一辙,说:“汉乐府自为古奥冥幻之音,不受雅颂束缚,遂能与《三百篇》争胜。魏晋以下,步步摹仿汉人,不复能出脱矣。”(13) 这里完全抹杀了南北朝乐府的存在和价值,若非出于对摹仿的矫激态度,是不应作出这样的判断的。

   严格地说,摹拟乃是文学创作的一种手段,只要承认文学史是一个文本序列的延续,像艾略特揭示的,任何一个新的文本都处于与旧有文本和既往传统的联系中,摹拟就是不可避免的。前人因此也承认拟古是诗家的正当权利,尤其是在创作的初级阶段,摹拟是必不可少的步骤。尽管如此,在摹拟与剽窃之间毕竟有个度,超过了限度就成为剿袭剽窃,就沦丧了创作的品格,明诗最让人不能容忍的实际是摹拟过度以至到了剽窃的程度。同时,作为学习的摹拟还应该是个转益多师的过程,如果只摹拟有限的对象,像叶燮说的“其取资之数,皆如有分量以限之”(14),就显得取径狭隘。明前后七子的独宗盛唐,唯盛唐是拟,非但有剽窃之嫌,而且取径显然很狭隘。戴道默、范箕生《诗家选序》说:“诗至献吉而古,敝也袭;至于鳞而高,敝也狭。”(15) 可谓一语中的。更糟糕的是,

   这种袭而狭的作风不是源于一种艺术理想,而是出自门户之见,这是明人论诗的一大病。王先吉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明人论诗因持门户之见而普遍存在的狭隘之病:

   有明诸君闳阀过峻,第恢其一门,而凡三衢九术,纵横汗衍,千蹄万幅之不可纪极者,悉阏抑勿通,是使隘也。夫青黄殊色而齐晻于目,竽笙异音而同调于耳。河水多广流,不废支漯;邓林有奇材,不翳榛莽。必欲执一元之管以定中声,据二南之诗以概篇什,岂通人之事哉?(16)

   清初诗论家对明人门户之见的批判,决不只停留在“王、李、钟、谭分门别派,主奴出入,聚讼荒略,薄学近习,殊可憎厌”(17) 或“党同伐异,以排挤、标榜为事”(18) 这样简单的谴责上,其背后积淀着深长的历史反思。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总序曾断言:“大抵门户构争之见,莫甚于讲学,而论文次之。”讲学中的门户之争起于书院制度形成的宋代,书院讲学因有别于官学而自成统系,统系不一而有门户之争,至明代演成与政治势力相勾连的朋党之争。这种风气到清初犹然不熄,全祖望说黄宗羲生平有两点可议者,其一就是“党人之习气未尽,盖少年即入社会,门户之见深入而不可猝去”(19),又认为郑性“疑南雷门户之见未化,则最足中明季诸公之病者”(20)。而清初学者对门户之争的批判,首先是从反思晚明政治开始的。汪琬序王弘撰《砥斋集》,指明末朋党门户之争为亡国祸乱之根:“前明崇祯之季,中朝士大夫日夜分立门户,以相攻讦。至于国事之颠覆,盗贼之蔓延,中原秦楚之陆沉板荡,率弃置不复谁何。”(21) 郑日奎《与陈元公书》更进一步认为明代政治上的朋党之风起于文学中的门户之争:

   尝窃叹明之亡也,以朋党,以议论,而其兆则先于文字中见之。当时学士家评论诗文,护同伐异,于所是引为家派,于所非若击仇雠,盖门户之立、戈茅之争,衅已伏焉。(22)

周亮工《与林铁崖》也将文学中的门户之争与政治联系起来思考,说“居官而论门户已足笑,作诗文而亦论门户,岂不可骇。至父子作诗文而分别门户,岂不尤可骇”。他举王百谷的例子,说百谷以诗文名海内三十年,平生行谊为人称道,而其少子留附马仲良窃名于世,其诗集多种,无一语及其父,像是不屑为其子一样(23)。无论是党争起于文学门户之争也好,或党争为文学门户之争的蓝本也好,两者在清初人眼里是脱不开干系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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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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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京)2006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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